一
　　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印度学家、当今国际学坛语文学祭酒谢尔登 ·波洛克（Sheldon Pollock）对语文学（philology）做了一个最新的定义，提出语文学不是在文本中确定信息的一种能力，而是能够让文本产生意义，即解释文本的一门学问（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或者说，语文学作为人文科学研究之必要手段的一门 “软科学”，它是教人如何正确地阅读、理解和解释文本的一门学问。
　　以往人们习惯于将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甚至将 “审音勘同 ”，即对文本的语言研究，与语文学相提并论，而前者实只为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文本放回到其原初的历史和语言环境之中，从而对它做出与其本来语境最切合的理解和解释，这是传统语文学基本的学术宗旨。然而，语文学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学术方法，其手段和内容绝不仅局限于此，从方法到概念，它都应该是多元的。如果说数学是自然这部大书的语言的话，那么语文学就是人类这部大书的语言，它是对语言的一种批评性的自我反省，是一种普遍的知识形式。作为一种现代的学术方法，语文学指的是用一切科学的、合理的手段，广泛地发现、厘定文本，然后正确地读解文本，对其意义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可以说，它是人文学科的最基本的和最普通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
　　波洛克还进而提出了 “三个维度中的语文学 ”（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这样的说法，指出语文学自身当定位于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即这个文本的起源、它的被接受（认知）的传统和它对眼下语文学家之主观性的参与。此即是说，一个文本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意义层面，或者说有三种不同的意义和三种不同的 “文本真实 ”（textual truth）。第一种是这个文本产生时的意义，或者说是其作者赋予它的意义，第二种是此前的阅读者们赋予它的意义，而第三种则是语文学家此时此地从这个文本中所读出来的意义。语文学家若要真正读懂一个文本，并能说明白它的意义，就必须同时兼顾这个文本于这三个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所有意义。波洛克认为这种文本解释的多元化视野是实证上最丰富的、认知上最有益的、伦理上最公平的一种语文学。
　　波洛克提出的三维语文学无疑是对通常只关注第一个意义层面的传统语文学的一大发展，它对于我们用语文学的方法来理解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它告诉我们每一个文本都有不同的意义层面，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来。与此相应，通过对相同的文本的阅读，不同的人可以构建出完全不同的历史真实。由此看来，语文学不只是一种处理文本的工具，而且也是一种认识历史的哲学。
　　三维语文学的出发点是文本，但它在如何解释文本这一点上，甚至与后现代的史学观念也有契合的地方。后者认为史料（文本）是不能作为历史书写的基础的，因为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建构成的文本，受到其特定语境的影响，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表达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它所描述的对象。所以，以文本为形式的史料本身就是历史书写的结果，历代史家在书写历史时不断地引证前人的文本，说到底不过是通过旧的文本而形成新的文本。而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因此，史料即历史，后人很难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它们不过是不同的文本而已。
　　既然作者书写的文本并不一定能够很好地表述其本意，每个文本于其生成、流传的过程中又都会经历很多完全不同的读解，具有很多不同层面的意义，所以史料与史实之间不存在区别，由此便解构掉了历史学的科学意义。这种后现代的历史观当然有点矫枉过正，但它揭露文本具有不同层面的意义，提醒人们作为史料的文本不过是前人之历史书写的结果，这对于我们借助语文学的方法，通过对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重构西藏和藏传佛教历史，具有很深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
　　显而易见，自来被视为史料的藏文文本，绝大多数并非原始史料，而是前人之历史书写的结果。除了少量留存至今的吐蕃金石、简牍，以及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塔波寺文书以外，今天我们所能利用的藏文文献都是十二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文本，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于西藏社会、文化被彻底地佛教化以后的作品。那些被视为历史文献的文本，实际上都是严格按照佛教史观设计、书写的准历史著作，而并非原始史料。正是由于受了这些文本的影响，我们常常忽视了这类准历史著作与史实之间的差别，不加甄别地把藏族佛教史家精心构建出来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s）和大胆创造出来的历史传统，统统当成了历史的真实，以至于完全陷入佛教主义史学的泥潭，对西藏和藏传佛教史形成了一整套陈词滥调，其中充满了想象和误解。
　　当我们带着对 “史料即史实 ”的这份后现代的警觉，再来检视西藏和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种种定论时，则很容易发现它们当中有很多是后人精心构建出来的历史叙事，是一种创造出来的历史传统，它们离历史的真实都很遥远。后世藏族史家所描绘的藏传佛教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吐蕃（桑耶）僧诤 ”、“佛苯之争 ”、“朗达玛灭佛”、“黑暗期 ”、“新译密咒和旧译密咒（萨玛和宁玛之争）”等等，与其说它们是历史事实，倒不如说它们是历史想象，是一个又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历史传统。
　　这些历史叙事的形成自然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它往往要经历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除了佛教史观对西藏历史的形塑所施加的无处不在影响之外，还有现实政治、家族利益、教派之争等其他外在的因素，也都在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历史记忆、想象，以及西藏历史传统的创造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此外，文本的翻译、传播和创造，不但对西藏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而且也对西藏的历史书写，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与西藏历史传统的创建同生共长，相辅相成。总之，若要对迄今人们信以为真的有关西藏和藏传佛教历史的种种陈词滥调进行解构，将历史的真实从前人建构和创造出来的历史叙事和历史传统中解放出来，我们就必须重新检讨藏传佛教文本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探讨文本与历史叙事之间紧密而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