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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组织安排，我于2012年8月开始，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世界研究项目做短期访问学习。学习之外，我约见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世界银行、美国外交学会等机构的教授、学者和有关人士。
这些人士包括：
鲁宾（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学会主席）、萨莫斯（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费尔德斯坦（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和国民经济研究局教授）、库珀（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教授）、莱斯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制造》一书作者）、阿西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作者）、英卓华（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巴苏（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等人。
此外，我还参加了若干有关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讨会，如10月5-6日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召开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讨会，10月9-10日由肯尼迪政府学院召开的“中国走向世界”研讨会，10月23日在世行召开的关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研讨会等。
现将有关人士就美国经济走势、美国产业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态度等问题的观点和看法，简要归纳如下。
2013年美国经济难有强劲增长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看法较为相近，认为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后，现正经历着缓慢的复苏进程。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可能会长达10年左右，难度和曲折程度超过人们的预想。2013年经济走势依然是缓慢而脆弱地恢复，难有强劲增长。有人估计2013年的增长率会略低于2012年。鲁宾、萨莫斯等人估计在2%或略高一点。但向下走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总的趋势还是向上。库珀、帕金斯等人认为，现阶段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在2%-2.5%之间，也有人认为在3%左右。总的看，大致是在2%-3%之间。已公布的2012年9月和10月两个月美国失业率均低于8%，对此美国国内有的人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为奥巴马助选。尽管如此，我们或许能够看出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正在改善。对“财政悬崖（fiscal cliff） ”问题，萨莫斯的看法并不悲观，认为大选后到2013年年初，美国应该能找到一个适合的解决办法。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反映了现在美国政治结构的困境：两党热衷于对抗，难有合作；有时甚至演化成了“为反对而反对”，对政治决策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的“再工业化”和技术创新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2012年美国大选中，两位候选人都提出，要把工作岗位由中国转回美国来。交流中教授、学者大多对此持否定看法，觉得这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认为实际上美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是相当高的，有些技术创新，比如使用机器人，只能在工业部门减人而非增人。那些转出去的产业，主要是由于在美国国内生产成本过高。只要转出去的原因不做改变，将已经转出去的工作岗位再转回美国来就是不现实的。近年来由于页岩气开发加快，美国天然气价格下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其产业竞争力。但是，受益的主要是与石化产品直接相关的行业，并不能显著降低美国总体工业生产成本。
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莱斯特认为有些IT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相结合的新制造技术正在发展之中。此外，在生物医药、新能源、IT等领域也正酝酿着不少有潜力的重要的新技术，今后5-10年，或在产业化、商业化方面形成重大突破。波士顿地区已经形成了全美最大、最具创新活动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国际上大的制药公司都将研发中心转移到该地区。我们参观了几家生物制药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媒体实验室，许多新创意、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正在推进或接近成熟，让人印象深刻。
费尔德斯坦、库珀等人提到，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较强，创新潜力仍处在全球领先地位，未来一个时期，出现重大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美国的创新潜力，经济学和统计体系缺少相应的衡量指标，这部分潜力或能力并未得到足够反映。比如，一个工人砌一块砖盖楼房，可以统计为GDP，但一个教授在实验室里形成的一个创意，却不能形成当年的GDP。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增长潜力可能被低估了。
中国经济发展
多数人认可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较低增速阶段的判断。萨莫斯和费尔德斯坦很关心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出现“刘易斯拐点”，提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可转移人口等应有更多的实证研究。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方法也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在这个领域有很大的理论创新空间。珀金斯谈到，他在几年前就从劳动力供给、潜在需求变化等角度提出了中国经济将要放缓的看法。对近中期的经济走势，多数人认为中国仍有较大增长潜力，且政府调控能力较强，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对下一步的中国经济转型，几位学者认为继续推动城市化将提供很大一部分内需。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相当重要。他们很关心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今后可能取得的进展等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创新驱动也是讨论较多的话题。有的学者提出，美国一些创新资源密集的区域，如波士顿地区，不少美国的中小企业有前沿性项目。如果中国企业和研发机构能够直接和这些项目对接，或人员交流，或合作研究，或直接收购，将会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缩小差距，进入国际一流研发领域。关键问题是要找到行之有效的对接方法和机制。
对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一些学者表现出颇为矛盾的心态。由于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按照传统的西方发展理论，中国要取得如此的发展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包含了一些未解之谜，有一些重要但理论上未能得到解释的因素，需要有更多的深入研究。也有人认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特别是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经济研究局的讨论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格鲁作了专题演讲，运用其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的理论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政治转型前景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能否成功应对未来的巨大挑战难以预料。与美国老一代对中国有较多了解的经济学家相比，年轻一代学者（包括一些从中国出去留学后在美执教的学者）似乎对目前中国情况的了解，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距离较大。他们的分析大都是概念推导。这些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正处于上升期，有的学者的思想，将会影响到政治决策。像阿西莫格鲁，他对中国历史有不少研究，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年轻经济学家，但至今他尚未到过中国，实感还是差一些。建議今后应加强与这些年轻学者的交流，使之更多、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美国应包容开放
2012年美国大选中，两党候选人都经常拿中国“说事”。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中美关系讨论会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率直提出批评，指出美国政治中也有不少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应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多数研究者认为大选中指责中国是一种竞选策略，当选后还是会采取务实态度。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有人指出共和党相对重视经济，即使罗姆尼当选，也会回到现实中来。佐利克卸任世行行长职务后，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研究员（Fellow），大选时在共和党竞选班子中主管外交事务。有消息称，倘若罗姆尼当选美国总统，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或财政部长。
2012年10月2日，佐利克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演讲。在讲到中国的发展时，其评价总体上还是正面和积极的，他还提到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2030年的中国》的研究报告。佐利克称自己所担心的是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本文于2012年11月底完成于哈佛大学）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这些人士包括：
鲁宾（美国前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学会主席）、萨莫斯（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费尔德斯坦（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和国民经济研究局教授）、库珀（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珀金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教授）、莱斯特（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制造》一书作者）、阿西莫格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作者）、英卓华（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巴苏（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等人。
此外，我还参加了若干有关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讨会，如10月5-6日美国经济研究局（NBER）召开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讨会，10月9-10日由肯尼迪政府学院召开的“中国走向世界”研讨会，10月23日在世行召开的关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的研讨会等。
现将有关人士就美国经济走势、美国产业竞争力、中国经济发展和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态度等问题的观点和看法，简要归纳如下。
2013年美国经济难有强劲增长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看法较为相近，认为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在底部徘徊一段时间后，现正经历着缓慢的复苏进程。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可能会长达10年左右，难度和曲折程度超过人们的预想。2013年经济走势依然是缓慢而脆弱地恢复，难有强劲增长。有人估计2013年的增长率会略低于2012年。鲁宾、萨莫斯等人估计在2%或略高一点。但向下走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总的趋势还是向上。库珀、帕金斯等人认为，现阶段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在2%-2.5%之间，也有人认为在3%左右。总的看，大致是在2%-3%之间。已公布的2012年9月和10月两个月美国失业率均低于8%，对此美国国内有的人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为奥巴马助选。尽管如此，我们或许能够看出美国经济增长状况正在改善。对“财政悬崖（fiscal cliff） ”问题，萨莫斯的看法并不悲观，认为大选后到2013年年初，美国应该能找到一个适合的解决办法。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反映了现在美国政治结构的困境：两党热衷于对抗，难有合作；有时甚至演化成了“为反对而反对”，对政治决策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的“再工业化”和技术创新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2012年美国大选中，两位候选人都提出，要把工作岗位由中国转回美国来。交流中教授、学者大多对此持否定看法，觉得这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认为实际上美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是相当高的，有些技术创新，比如使用机器人，只能在工业部门减人而非增人。那些转出去的产业，主要是由于在美国国内生产成本过高。只要转出去的原因不做改变，将已经转出去的工作岗位再转回美国来就是不现实的。近年来由于页岩气开发加快，美国天然气价格下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其产业竞争力。但是，受益的主要是与石化产品直接相关的行业，并不能显著降低美国总体工业生产成本。
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莱斯特认为有些IT技术与传统制造技术相结合的新制造技术正在发展之中。此外，在生物医药、新能源、IT等领域也正酝酿着不少有潜力的重要的新技术，今后5-10年，或在产业化、商业化方面形成重大突破。波士顿地区已经形成了全美最大、最具创新活动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国际上大的制药公司都将研发中心转移到该地区。我们参观了几家生物制药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媒体实验室，许多新创意、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正在推进或接近成熟，让人印象深刻。
费尔德斯坦、库珀等人提到，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较强，创新潜力仍处在全球领先地位，未来一个时期，出现重大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美国的创新潜力，经济学和统计体系缺少相应的衡量指标，这部分潜力或能力并未得到足够反映。比如，一个工人砌一块砖盖楼房，可以统计为GDP，但一个教授在实验室里形成的一个创意，却不能形成当年的GDP。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增长潜力可能被低估了。
中国经济发展
多数人认可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较低增速阶段的判断。萨莫斯和费尔德斯坦很关心中国是否已经真正出现“刘易斯拐点”，提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可转移人口等应有更多的实证研究。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方法也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在这个领域有很大的理论创新空间。珀金斯谈到，他在几年前就从劳动力供给、潜在需求变化等角度提出了中国经济将要放缓的看法。对近中期的经济走势，多数人认为中国仍有较大增长潜力，且政府调控能力较强，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对下一步的中国经济转型，几位学者认为继续推动城市化将提供很大一部分内需。在这个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相当重要。他们很关心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今后可能取得的进展等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创新驱动也是讨论较多的话题。有的学者提出，美国一些创新资源密集的区域，如波士顿地区，不少美国的中小企业有前沿性项目。如果中国企业和研发机构能够直接和这些项目对接，或人员交流，或合作研究，或直接收购，将会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缩小差距，进入国际一流研发领域。关键问题是要找到行之有效的对接方法和机制。
对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和今后的发展前景，一些学者表现出颇为矛盾的心态。由于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按照传统的西方发展理论，中国要取得如此的发展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包含了一些未解之谜，有一些重要但理论上未能得到解释的因素，需要有更多的深入研究。也有人认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特别是能否实现创新驱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在美国经济研究局的讨论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格鲁作了专题演讲，运用其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的理论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政治转型前景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能否成功应对未来的巨大挑战难以预料。与美国老一代对中国有较多了解的经济学家相比，年轻一代学者（包括一些从中国出去留学后在美执教的学者）似乎对目前中国情况的了解，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距离较大。他们的分析大都是概念推导。这些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正处于上升期，有的学者的思想，将会影响到政治决策。像阿西莫格鲁，他对中国历史有不少研究，被认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年轻经济学家，但至今他尚未到过中国，实感还是差一些。建議今后应加强与这些年轻学者的交流，使之更多、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美国应包容开放
2012年美国大选中，两党候选人都经常拿中国“说事”。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中美关系讨论会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率直提出批评，指出美国政治中也有不少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选择应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多数研究者认为大选中指责中国是一种竞选策略，当选后还是会采取务实态度。美国总统大选已经结束。有人指出共和党相对重视经济，即使罗姆尼当选，也会回到现实中来。佐利克卸任世行行长职务后，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研究员（Fellow），大选时在共和党竞选班子中主管外交事务。有消息称，倘若罗姆尼当选美国总统，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或财政部长。
2012年10月2日，佐利克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作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的演讲。在讲到中国的发展时，其评价总体上还是正面和积极的，他还提到了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2030年的中国》的研究报告。佐利克称自己所担心的是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本文于2012年11月底完成于哈佛大学）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