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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小伙子，有虚荣心，爱去能亮证件的场所。鲜红的小本子一晃，人们的目光立刻肃然。还爱说一个词：导师，并常加重语气说，“我的”导师如何如何。在中国内地，敢这样说话的人并不很多。先前，人人都称毛泽东为导师，但只能说他是“我们的”导师。老人家光芒万丈，一个人教导着亿万百姓，连学龄前小孩都有份。老人家过世后，风气渐变，偌大的中国，唯独研究生才有资格拥有导师。本人即是研究生中的一员。
我的导师冉欲达先生，辽宁大学中文系主任，辽宁开原人，抗战时从沦陷区跋山涉水，到大后方的四川东北大学求学，后参加新四军、八路军。1957年与人合著《文艺学概论》，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文艺理论专著之一。
导师这个称号，特殊而隆重，一般并不当面使用，当面，还是叫老师。
我第一次见冉老师的时候，非常拘谨，聊了一会儿，他看似随意地问，可知道《神灭论》是哪个朝代的典籍，作者是谁？我意识到，这是老师在考察学生的知识范围，就更加紧张。老实说，该问题比较偏，若不是赶巧了，打死我也说不出来。幼时，我看过一本小人书，画的恰是相关故事，记忆储备还不算“空仓”，于是，尽可能“学术地”回答了南北朝无神论者范稹的这段历史。由于信息来源比较久远，比较“小儿科”，内心不是很托底，说完，后背都湿透了。
老师点头，表示满意，圆润的脸上，现出一种今后数年我将不断见到的智慧长者的微笑。
老师的穿着稀松平常，不考究，吸的香烟也不高级，使我在敬畏之余，感到几分轻松，又感到几分疑惑，觉得面前这位老人，与心目中的导师形象，似乎有某种距离。
中文系人才济济，教授们上课都很见功力，冉老师讲的课格外有特点，格外受欢迎。不论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夜校生，听他的课都像参加重大活动，早早就去教室占座。听完果然觉得博大精深，活泼灵动，便心悦诚服，迭声叫好。
也有悄悄议论的，说那么大的教授，而且是在三五九旅待过的老前辈，穿得也太那个了。
我替导师分辩说，你们不懂，这叫不修边幅，名士派头。
说是这么说，内心也挺遗憾。冉老师六十来岁，双目有神，相貌不俗，穿什么不好，偏穿一件陈旧的人民装，外面，套一件更加陈旧的黑布连帽大衣——东北话叫“棉猴儿”。猴儿无皮，无毛，是棉花的，无气势，连校门口卖烤地瓜的老翁、看自行车的老妪都不待见，不修边幅可也，名士派头未必。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客居美国，学者教授见多了。头发乱蓬蓬的，裤脚破纷纷的，不打领带的，有意无意之间，似乎都想体现点什么。我不知道，假如冉老师也在美国，仍然穿那件古老的“棉猴儿”上课，洋学生会有什么反响。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老师不是那种喜欢作秀——东北话叫“弄景儿”，刻意追求外在效果的人。事实上，他相当简朴，他当时穿戴的，不过是他所拥有的罢了。
毕业前一年的春天，是学校规定的访学阶段。我，还有一名同学，在先生带领下，出了趟远门，先后到京、豫、陕、川、鄂、赣、苏、沪等省市的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访学者，查资料，为毕业论文做准备（另一位研究生导师高成栋教授曾与我们同行，后因事提前返校）。数周时间，朝夕相处，学术混着生活，琐碎伴着宏观，心中预设的导师形象更遭到不断的修正。
第一站是北京。
抵达的次日是个星期天，一早，冉老师领我们去天安门。国人心中，天安门广场意义极为特殊，喜也有它，悲也有它，横竖绕不过去。时值“四五”运动五周年，广场上人很多，有不少花圈和标语。金水桥畔，冉老师抚摸着华表的雕花栏杆，叹说，他已有二十多年没来过这里了。先生的手背略微浮肿，老年斑星星点点。
早就听说，先生因为刚正不阿的性格，离经叛道的言论和著述，多次横遭批判，并被放逐到荒村野岭，长期劳改。其中的辛酸悲凉，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但先生从未对弟子说起这些。我所见到的导师，一向是谈吐诙谐、蔼然微笑的学者。像今天这样的神色凝重，感慨沧桑，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在庐山，我曾再次见到先生的这种神情。他站在青苔斑驳的庐山会议旧址前，目光深邃，冷峻，久久不愿离去。那个著名的会议之后，随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共产党的大功臣一夜间成了“坏人”，远在万里之外，与彭黄张周素无往来的冉老师，也被打成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记得老师在会址附近的小店，还买了一只竹笔筒，上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还说天安门。广场郁结的巨大历史意味，让我也沉重起来，又担心老师的心绪于健康不利，便建议去公园转转。老师让我们去，说他想面对广场，一人独坐。又嘱按时归来，晚上，同去他的老友徐放先生家便饭。徐放，诗人，前“胡风分子”，也是命运多舛，与冉老师分手已数十载。
我在北京城里认识两个女孩，便约了她们，一道骑车去圆明园，停停走走，不觉日已西斜，猛然想起晚上的约会，慌了，急急忙忙往回赶。旅馆昏暗的灯光下，冉老师腰板挺直，默默读书。让白发苍苍的师长枯等贪玩的晚辈，我心里很不安，可又不能说出真相。我和我的“同案犯”自知理亏，事先订立了“攻守同盟”。此时，只能硬着头皮，按照统一口径，抱怨无辜的公交系统，和同样无辜的下班人流，而绝口不提女孩。
老师宽宏大量，没有责备学生，反而在徐放先生家里，和学生一道感叹北京这个特大都市的种种不便。
窃以为，此事就算平安翻篇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一见面，老师劈头就说：刘齐，昨天你和女孩子玩得不错啊！
我一愣，知道出了叛徒，秘密泄漏，无从抵赖，只好低头认错。此错非同一般，怎么检讨，都不自在。
偷眼一瞧，老师并无一丝愠色，相反，却笑眯眯地说，跟女孩子玩非但没错，反而是美好纯洁的人间快事，不必偷偷摸摸，更不该瞒着老师，好像老师是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其实，老师也喜欢女孩子。
又笑对与我同行的那位同学：你呀，出卖朋友也不妥，应该拎着刘齐，一起招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大吃一惊，喜出望外，得寸进尺，试探说，正好当晚，女孩准备在其中一家请客，还特意邀请了您，老师如和我们同去，主人准得乐疯。
想不到，老师，我尊敬而亲爱的老师，居然答应了。
我一高兴，又犯了个错误——研究赴宴路线时，我说了个成语，没说好，按图索骥，被我说成，按图索“翼”。先生大笑，马上指出，并郑重申明，此次游学，三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倘若有谁说了白字，旁人都要纠正，无须客气。
那一天，大家玩得超级愉快，冉老师的笑脸红盈盈的，与庭院里初绽的海棠花交相辉映。两个女孩惊喜地说，我们压根儿没想到，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会是如此可爱！
我说，我也没想到。
那时，“可爱”这个词，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含金量和真诚度都很高的赞语，轻易舍不得用。不像现在，满世界的流行歌曲，商业广告，恨不得一口一个“可爱”。
还有一个插曲：交谈中，冉老师见女孩甲有一定的文学基础，便鼓励她报考辽大的中文函授学院。回沈后，老师几次督促我，给她邮寄教材和复习资料。几年后，女孩甲当上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每每跟我谈起冉老师，充满由衷的敬爱和感激之意。
冉老师不但喜欢女孩，也喜欢男孩，喜欢中年人、老年人，他具有真挚善良的人性和浓厚的平民意识，对底层百姓，尤其充满同情和尊重。一路上，从老师对列车员、资料员、门卫、清洁工、商贩、餐厅服务员、盲艺人、守林人、教徒、乞丐等“小人物”的点滴接触和诚恳态度上，我不断学习、领悟做人的道理。老师对我说，他非常赞同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他一直想不通，为何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念，这应该是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在意识形态还很僵化的年代，老师的这番话语，对我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
但老师绝非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老好人，老师痛恨专制，蔑视权贵，与人压迫人、人陷害人的鬼蜮行径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老师既是逻辑严谨的理论家，又写小说诗歌，有诗人气质，情感丰沛，爱激动，爱打抱不平。一次，师母张俊峰老师提及冉老师对某事的处理过程时，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冉老师啊，有勇无谋。当时我一听一过，没太往心里去。事隔多年，我对这话体会越来越深，渐渐有了新的理解。有勇无谋，那是对老师的一个独特写照，老师的确有勇，老师的勇，就是汹涌澎湃的激情，疾恶如仇的正义感。老师的确无谋，老师的无谋，就是心地坦然，不设防，无城府，无心计。
某二人曾在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不实文章，给老师的工作和学生造成很大伤害。老师多次要求更正，该报充聋作哑，置之不理。此次在京期间，老师亲自前往该报，几经周折，终于见到报社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对方居高临下，强词夺理，打官腔，敷衍，推诿。冉老师有理有据，有棱有角，义正辞严，势不可当，全无往日的谦恭和蔼，俨然一个冲锋陷阵、机智锐利的勇士。
确凿的事实面前，对方不得不道歉，并表示要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补救。当然，该报最终还是食言了，直到我写本文的今天，也未见他们和那两个作者，释放什么诚意。做了错事而不认错，以为拖一段就会过去，多么愚蠢的哲学和为官之道！这是后话不提。当时，看着慷慨激昂的老师，我突然产生一个怪念头：早年老师的罹祸，大约也是“罪有应得”，合该如此。国有大难，民有重灾，他那种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不下地狱，哪个下地狱？我甚至悄悄设想，当年实施迫害的人，构陷的人，敢不敢正视老师无畏的、洞烛其奸的目光？
对于特权和腐败，老师尤其深恶痛绝。腐败，这一如今已被亿万次使用，以致让人都有点麻木了的高频词汇，当年却是个难得一用的狠词。我周围，除了冉老师，别人顶多拿它形容西门庆，形容慈禧和资本主义。遇到某些令人发指的现象，媒体一般用“不正之风”“前进中的不足”一类词语加以概括。对此，冉老师很不以为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哪里是什么缺点毛病，这是腐败。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一些官员的腐败程度，已经超过了1949年时的国民党。
此次游学，我年纪轻，体力好，安排食宿等杂务由我负责。一天傍晚，在南方一个城市，旅店介绍所前一溜长龙，我让同学陪老师在一旁休息，自己站到排尾。当时虽已提出改革，但仍处于经济短缺时代，或曰“排队时代”。外出住店，更要排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轻易不盖房子。僧多庙少，执掌住宿分配大权的“旅店介绍所”分外吃香。
轮到我时，窗口里说，对不起，各家旅店和招待所均已满员。
我不甘心，指着近处一个院落说，那楼里的灯还没全亮呢，肯定有空房。
窗口里冷笑——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牌子上不是写着嘛：××宾馆。
窗口里又冷笑——你什么级别？
我镇静地说，我是学生，没级，但我的老师，是省一级的文联副主席！
行前去校办开介绍信，我曾自作主张，填了老师在省文联的这一社会兼职，其他场合并未张扬，今天实属无奈，才搬出来救急。
拜千年官本位的传统所赐，我一报号，果然奏效。不一会儿，就有一辆小车开来，车里钻出一人，不由分说，将师徒三人让进车内，一阵风驰进入一座豪华饭店。开了房间，沏了茶水，临走时说，条件不好多多包涵，明天市里领导还要宴请。
我累得连床都不愿上，索性仰卧在柔软的纯毛地毯上，奔波一天的四肢无比舒展。这时，却听老师吩咐说，去把房间退了，再到附近，找一家旅馆。
为什么？我很不情愿地坐起来。
我是教书匠，哪能叨虚衔的光？这一宿得多少钱哪！
没事，他们兴许让咱们白住呢。
别想着占便宜，赶紧退房。老师板脸，毫无商量余地。
当晚，东跌西撞，总算在市郊找到一家鸡毛小店，一间屋子三张床，无桌，无椅，墙上一条标语，记得大意是：不准猜拳行令，不准非法同居，携带危险品入住，等于杀人放火。
环境如此简陋，我心难受，老师却说，好。 的确好，这是生平第一次，与导师同屋共眠。
草草洗漱完毕，我和同学脱了衣服，躺下看书。
冉老师那么大年纪，不顾旅途劳顿，盘着腿，端坐床上，拿出一个本子，沙沙沙，写字。
老师用功，学生羞惭，躺也不是，不躺也不是，想劝老师注意身体，又不敢张口，怕打搅他。
那一夜非常怪异，睡梦里，忽听砰砰的敲门声，（电影）印象中，只有宪兵队查夜，特高课抓人，才会如此凶猛。我骇然惊醒，战战兢兢，将门打开。
门外，有两个女人，中年妇女，腰粗，胳膊亦粗，戴大号红袖章，不管不顾，往男人世界硬闯。
我慌忙钻进被窝，高喊：深更半夜，你们想干什么？
妇女拉亮电灯，径直走到窗前，转一圈，若无其事地说，她们正在交接班，查一查各房间，丢没丢东西。
我松了一口气，又憋了一口气，岂有此理，天下竟有这种事！讲不讲隐私权了？我忿忿不平，恨不得骂两句粗话。
我们就这规矩，有意见，到派出所提去！妇女嗓音更高。
老师将被单遮于颌下，淡淡说，别还嘴，让她们走吧。
门重新关严，老师坐起身：我还以为，红卫兵又来抄家了。又笑说，跟红卫兵讲隐私权，有意思。
次日清晨，临出旅馆，老师突然操起一条枕巾：不是怕丢东西吗，那好，就送给你点小麻烦。说完，将枕巾出人意料地掖进棕绳床屉，脸上现出顽童恶作剧般的微笑。
那一刻，我哈哈大笑，境界大升华，丝毫不觉得老师的做法有损导师形象，反而，更加钦佩这个可爱的老头，就像士兵景仰将军，沙弥信服高僧，起码，像街区儿童拥戴大王，淘气大王。
于是觉得，自己应该予以配合，顺手将一条床单团巴团巴，塞入行囊，准备带出房间，随便扔到什么地方。
老师忙劝阻说，点到为止，点到为止，过犹不及。
沉吟片刻，又说，其实，也不能怪她们。说完，将枕巾从床下拽出，重新铺好。
老师的宽容让我若有所失，走在街上，想起昨夜怪事，仍感恼火，看往来行人，便觉得凶神恶煞，獐头鼠目，禁不住指责此地民风刁蛮。老师笑说，空口无凭，我们做个实地调查。话音刚落，手里那把黑绸雨伞就擎了起来，高呼：谁的东西丢了？快来认领！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
我和同学拍手称颂，替老师举过雨伞，帮着吆喝，并想了一肚子损人的话，准备奉送敢来冒领的家伙。
呼喊声吸引来一些围观者，却无一人贪意外之财。
我有些失望，老师望着我：看来，还是好人多啊。
火车呼啸，回程遥遥。师生三人只能买一张软卧两张硬座。当时的财会制度，并不在意学生在火车上的睡眠质量。冉老师在意，他自掏腰包给学生补卧铺，怎么拦都不行。幸而卧铺票已告罄，弟子才安心。
老师不罢休，要大家轮流去睡卧铺。这一路，我们两个年轻人，没少“蹭”老师的卧铺，非常过意不去，这次再也不能答应了，于是推说我们要下棋，不睡觉。
老师的拧劲上来，你们不去，我就待在这里，让卧铺闲着。
无奈，只得服从，排好班，由同学先睡傍晚，我接着睡几小时，剩下的时间最难熬，正好让老师美美睡一觉。
该我睡时，我特别浑，一觉醒来，天都麻麻亮了。老师已从硬座车厢返回，却没叫我起来，而是以臂为枕，伏在卧铺对面的小桌上打盹，宽厚的脊背下方，横亘着三两道衬衫皱褶。
一股强烈的自责涌上心头，一边埋怨老师没有喊醒我，一边扶持他躺在卧铺上。老师，饱经磨难却也笑对磨难的老师，此时，伴着列车的颠簸，依然微笑，熬夜过后的面庞依然红润。当时的我，全然不懂这是心脑血管的一种症状，反以为，他是经得起折腾的健康老者，于是昏头昏脑说，老师，您真不简单。
我的声音可能太弱，老师合上眼，不答话，过一会儿，我听到了鼾声。
我不提老师的重要事迹，不提老师的治学成就，单提一些流年琐事，有些事可能还违背为尊者讳的古今惯例。但我知道，老师不会怪我。老师不喜欢学生循规蹈矩，陈陈相因，尤其反对学生说空话，说假话。我多么希望，老师笑吟吟地说：刘齐你这篇悼念文章，写得还不算落套。
冉欲达老师1991年冬天病逝。当时，我已在北美，刚刚将新春贺卡邮回国内。贺卡上工工整整写道：
祝冉老师健康长寿。
我的导师冉欲达先生，辽宁大学中文系主任，辽宁开原人，抗战时从沦陷区跋山涉水，到大后方的四川东北大学求学，后参加新四军、八路军。1957年与人合著《文艺学概论》，是国内最早出版的文艺理论专著之一。
导师这个称号，特殊而隆重，一般并不当面使用，当面，还是叫老师。
我第一次见冉老师的时候，非常拘谨，聊了一会儿，他看似随意地问，可知道《神灭论》是哪个朝代的典籍，作者是谁？我意识到，这是老师在考察学生的知识范围，就更加紧张。老实说，该问题比较偏，若不是赶巧了，打死我也说不出来。幼时，我看过一本小人书，画的恰是相关故事，记忆储备还不算“空仓”，于是，尽可能“学术地”回答了南北朝无神论者范稹的这段历史。由于信息来源比较久远，比较“小儿科”，内心不是很托底，说完，后背都湿透了。
老师点头，表示满意，圆润的脸上，现出一种今后数年我将不断见到的智慧长者的微笑。
老师的穿着稀松平常，不考究，吸的香烟也不高级，使我在敬畏之余，感到几分轻松，又感到几分疑惑，觉得面前这位老人，与心目中的导师形象，似乎有某种距离。
中文系人才济济，教授们上课都很见功力，冉老师讲的课格外有特点，格外受欢迎。不论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夜校生，听他的课都像参加重大活动，早早就去教室占座。听完果然觉得博大精深，活泼灵动，便心悦诚服，迭声叫好。
也有悄悄议论的，说那么大的教授，而且是在三五九旅待过的老前辈，穿得也太那个了。
我替导师分辩说，你们不懂，这叫不修边幅，名士派头。
说是这么说，内心也挺遗憾。冉老师六十来岁，双目有神，相貌不俗，穿什么不好，偏穿一件陈旧的人民装，外面，套一件更加陈旧的黑布连帽大衣——东北话叫“棉猴儿”。猴儿无皮，无毛，是棉花的，无气势，连校门口卖烤地瓜的老翁、看自行车的老妪都不待见，不修边幅可也，名士派头未必。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客居美国，学者教授见多了。头发乱蓬蓬的，裤脚破纷纷的，不打领带的，有意无意之间，似乎都想体现点什么。我不知道，假如冉老师也在美国，仍然穿那件古老的“棉猴儿”上课，洋学生会有什么反响。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老师不是那种喜欢作秀——东北话叫“弄景儿”，刻意追求外在效果的人。事实上，他相当简朴，他当时穿戴的，不过是他所拥有的罢了。
毕业前一年的春天，是学校规定的访学阶段。我，还有一名同学，在先生带领下，出了趟远门，先后到京、豫、陕、川、鄂、赣、苏、沪等省市的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访学者，查资料，为毕业论文做准备（另一位研究生导师高成栋教授曾与我们同行，后因事提前返校）。数周时间，朝夕相处，学术混着生活，琐碎伴着宏观，心中预设的导师形象更遭到不断的修正。
第一站是北京。
抵达的次日是个星期天，一早，冉老师领我们去天安门。国人心中，天安门广场意义极为特殊，喜也有它，悲也有它，横竖绕不过去。时值“四五”运动五周年，广场上人很多，有不少花圈和标语。金水桥畔，冉老师抚摸着华表的雕花栏杆，叹说，他已有二十多年没来过这里了。先生的手背略微浮肿，老年斑星星点点。
早就听说，先生因为刚正不阿的性格，离经叛道的言论和著述，多次横遭批判，并被放逐到荒村野岭，长期劳改。其中的辛酸悲凉，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但先生从未对弟子说起这些。我所见到的导师，一向是谈吐诙谐、蔼然微笑的学者。像今天这样的神色凝重，感慨沧桑，还是第一次见到。后来，在庐山，我曾再次见到先生的这种神情。他站在青苔斑驳的庐山会议旧址前，目光深邃，冷峻，久久不愿离去。那个著名的会议之后，随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这些共产党的大功臣一夜间成了“坏人”，远在万里之外，与彭黄张周素无往来的冉老师，也被打成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记得老师在会址附近的小店，还买了一只竹笔筒，上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还说天安门。广场郁结的巨大历史意味，让我也沉重起来，又担心老师的心绪于健康不利，便建议去公园转转。老师让我们去，说他想面对广场，一人独坐。又嘱按时归来，晚上，同去他的老友徐放先生家便饭。徐放，诗人，前“胡风分子”，也是命运多舛，与冉老师分手已数十载。
我在北京城里认识两个女孩，便约了她们，一道骑车去圆明园，停停走走，不觉日已西斜，猛然想起晚上的约会，慌了，急急忙忙往回赶。旅馆昏暗的灯光下，冉老师腰板挺直，默默读书。让白发苍苍的师长枯等贪玩的晚辈，我心里很不安，可又不能说出真相。我和我的“同案犯”自知理亏，事先订立了“攻守同盟”。此时，只能硬着头皮，按照统一口径，抱怨无辜的公交系统，和同样无辜的下班人流，而绝口不提女孩。
老师宽宏大量，没有责备学生，反而在徐放先生家里，和学生一道感叹北京这个特大都市的种种不便。
窃以为，此事就算平安翻篇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一见面，老师劈头就说：刘齐，昨天你和女孩子玩得不错啊！
我一愣，知道出了叛徒，秘密泄漏，无从抵赖，只好低头认错。此错非同一般，怎么检讨，都不自在。
偷眼一瞧，老师并无一丝愠色，相反，却笑眯眯地说，跟女孩子玩非但没错，反而是美好纯洁的人间快事，不必偷偷摸摸，更不该瞒着老师，好像老师是不近人情的道学先生。其实，老师也喜欢女孩子。
又笑对与我同行的那位同学：你呀，出卖朋友也不妥，应该拎着刘齐，一起招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我大吃一惊，喜出望外，得寸进尺，试探说，正好当晚，女孩准备在其中一家请客，还特意邀请了您，老师如和我们同去，主人准得乐疯。
想不到，老师，我尊敬而亲爱的老师，居然答应了。
我一高兴，又犯了个错误——研究赴宴路线时，我说了个成语，没说好，按图索骥，被我说成，按图索“翼”。先生大笑，马上指出，并郑重申明，此次游学，三人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倘若有谁说了白字，旁人都要纠正，无须客气。
那一天，大家玩得超级愉快，冉老师的笑脸红盈盈的，与庭院里初绽的海棠花交相辉映。两个女孩惊喜地说，我们压根儿没想到，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会是如此可爱！
我说，我也没想到。
那时，“可爱”这个词，在年轻人心目中，还是一个含金量和真诚度都很高的赞语，轻易舍不得用。不像现在，满世界的流行歌曲，商业广告，恨不得一口一个“可爱”。
还有一个插曲：交谈中，冉老师见女孩甲有一定的文学基础，便鼓励她报考辽大的中文函授学院。回沈后，老师几次督促我，给她邮寄教材和复习资料。几年后，女孩甲当上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每每跟我谈起冉老师，充满由衷的敬爱和感激之意。
冉老师不但喜欢女孩，也喜欢男孩，喜欢中年人、老年人，他具有真挚善良的人性和浓厚的平民意识，对底层百姓，尤其充满同情和尊重。一路上，从老师对列车员、资料员、门卫、清洁工、商贩、餐厅服务员、盲艺人、守林人、教徒、乞丐等“小人物”的点滴接触和诚恳态度上，我不断学习、领悟做人的道理。老师对我说，他非常赞同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他一直想不通，为何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念，这应该是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在意识形态还很僵化的年代，老师的这番话语，对我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
但老师绝非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老好人，老师痛恨专制，蔑视权贵，与人压迫人、人陷害人的鬼蜮行径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老师既是逻辑严谨的理论家，又写小说诗歌，有诗人气质，情感丰沛，爱激动，爱打抱不平。一次，师母张俊峰老师提及冉老师对某事的处理过程时，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冉老师啊，有勇无谋。当时我一听一过，没太往心里去。事隔多年，我对这话体会越来越深，渐渐有了新的理解。有勇无谋，那是对老师的一个独特写照，老师的确有勇，老师的勇，就是汹涌澎湃的激情，疾恶如仇的正义感。老师的确无谋，老师的无谋，就是心地坦然，不设防，无城府，无心计。
某二人曾在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不实文章，给老师的工作和学生造成很大伤害。老师多次要求更正，该报充聋作哑，置之不理。此次在京期间，老师亲自前往该报，几经周折，终于见到报社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对方居高临下，强词夺理，打官腔，敷衍，推诿。冉老师有理有据，有棱有角，义正辞严，势不可当，全无往日的谦恭和蔼，俨然一个冲锋陷阵、机智锐利的勇士。
确凿的事实面前，对方不得不道歉，并表示要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补救。当然，该报最终还是食言了，直到我写本文的今天，也未见他们和那两个作者，释放什么诚意。做了错事而不认错，以为拖一段就会过去，多么愚蠢的哲学和为官之道！这是后话不提。当时，看着慷慨激昂的老师，我突然产生一个怪念头：早年老师的罹祸，大约也是“罪有应得”，合该如此。国有大难，民有重灾，他那种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不下地狱，哪个下地狱？我甚至悄悄设想，当年实施迫害的人，构陷的人，敢不敢正视老师无畏的、洞烛其奸的目光？
对于特权和腐败，老师尤其深恶痛绝。腐败，这一如今已被亿万次使用，以致让人都有点麻木了的高频词汇，当年却是个难得一用的狠词。我周围，除了冉老师，别人顶多拿它形容西门庆，形容慈禧和资本主义。遇到某些令人发指的现象，媒体一般用“不正之风”“前进中的不足”一类词语加以概括。对此，冉老师很不以为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哪里是什么缺点毛病，这是腐败。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一些官员的腐败程度，已经超过了1949年时的国民党。
此次游学，我年纪轻，体力好，安排食宿等杂务由我负责。一天傍晚，在南方一个城市，旅店介绍所前一溜长龙，我让同学陪老师在一旁休息，自己站到排尾。当时虽已提出改革，但仍处于经济短缺时代，或曰“排队时代”。外出住店，更要排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轻易不盖房子。僧多庙少，执掌住宿分配大权的“旅店介绍所”分外吃香。
轮到我时，窗口里说，对不起，各家旅店和招待所均已满员。
我不甘心，指着近处一个院落说，那楼里的灯还没全亮呢，肯定有空房。
窗口里冷笑——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我说牌子上不是写着嘛：××宾馆。
窗口里又冷笑——你什么级别？
我镇静地说，我是学生，没级，但我的老师，是省一级的文联副主席！
行前去校办开介绍信，我曾自作主张，填了老师在省文联的这一社会兼职，其他场合并未张扬，今天实属无奈，才搬出来救急。
拜千年官本位的传统所赐，我一报号，果然奏效。不一会儿，就有一辆小车开来，车里钻出一人，不由分说，将师徒三人让进车内，一阵风驰进入一座豪华饭店。开了房间，沏了茶水，临走时说，条件不好多多包涵，明天市里领导还要宴请。
我累得连床都不愿上，索性仰卧在柔软的纯毛地毯上，奔波一天的四肢无比舒展。这时，却听老师吩咐说，去把房间退了，再到附近，找一家旅馆。
为什么？我很不情愿地坐起来。
我是教书匠，哪能叨虚衔的光？这一宿得多少钱哪！
没事，他们兴许让咱们白住呢。
别想着占便宜，赶紧退房。老师板脸，毫无商量余地。
当晚，东跌西撞，总算在市郊找到一家鸡毛小店，一间屋子三张床，无桌，无椅，墙上一条标语，记得大意是：不准猜拳行令，不准非法同居，携带危险品入住，等于杀人放火。
环境如此简陋，我心难受，老师却说，好。 的确好，这是生平第一次，与导师同屋共眠。
草草洗漱完毕，我和同学脱了衣服，躺下看书。
冉老师那么大年纪，不顾旅途劳顿，盘着腿，端坐床上，拿出一个本子，沙沙沙，写字。
老师用功，学生羞惭，躺也不是，不躺也不是，想劝老师注意身体，又不敢张口，怕打搅他。
那一夜非常怪异，睡梦里，忽听砰砰的敲门声，（电影）印象中，只有宪兵队查夜，特高课抓人，才会如此凶猛。我骇然惊醒，战战兢兢，将门打开。
门外，有两个女人，中年妇女，腰粗，胳膊亦粗，戴大号红袖章，不管不顾，往男人世界硬闯。
我慌忙钻进被窝，高喊：深更半夜，你们想干什么？
妇女拉亮电灯，径直走到窗前，转一圈，若无其事地说，她们正在交接班，查一查各房间，丢没丢东西。
我松了一口气，又憋了一口气，岂有此理，天下竟有这种事！讲不讲隐私权了？我忿忿不平，恨不得骂两句粗话。
我们就这规矩，有意见，到派出所提去！妇女嗓音更高。
老师将被单遮于颌下，淡淡说，别还嘴，让她们走吧。
门重新关严，老师坐起身：我还以为，红卫兵又来抄家了。又笑说，跟红卫兵讲隐私权，有意思。
次日清晨，临出旅馆，老师突然操起一条枕巾：不是怕丢东西吗，那好，就送给你点小麻烦。说完，将枕巾出人意料地掖进棕绳床屉，脸上现出顽童恶作剧般的微笑。
那一刻，我哈哈大笑，境界大升华，丝毫不觉得老师的做法有损导师形象，反而，更加钦佩这个可爱的老头，就像士兵景仰将军，沙弥信服高僧，起码，像街区儿童拥戴大王，淘气大王。
于是觉得，自己应该予以配合，顺手将一条床单团巴团巴，塞入行囊，准备带出房间，随便扔到什么地方。
老师忙劝阻说，点到为止，点到为止，过犹不及。
沉吟片刻，又说，其实，也不能怪她们。说完，将枕巾从床下拽出，重新铺好。
老师的宽容让我若有所失，走在街上，想起昨夜怪事，仍感恼火，看往来行人，便觉得凶神恶煞，獐头鼠目，禁不住指责此地民风刁蛮。老师笑说，空口无凭，我们做个实地调查。话音刚落，手里那把黑绸雨伞就擎了起来，高呼：谁的东西丢了？快来认领！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
我和同学拍手称颂，替老师举过雨伞，帮着吆喝，并想了一肚子损人的话，准备奉送敢来冒领的家伙。
呼喊声吸引来一些围观者，却无一人贪意外之财。
我有些失望，老师望着我：看来，还是好人多啊。
火车呼啸，回程遥遥。师生三人只能买一张软卧两张硬座。当时的财会制度，并不在意学生在火车上的睡眠质量。冉老师在意，他自掏腰包给学生补卧铺，怎么拦都不行。幸而卧铺票已告罄，弟子才安心。
老师不罢休，要大家轮流去睡卧铺。这一路，我们两个年轻人，没少“蹭”老师的卧铺，非常过意不去，这次再也不能答应了，于是推说我们要下棋，不睡觉。
老师的拧劲上来，你们不去，我就待在这里，让卧铺闲着。
无奈，只得服从，排好班，由同学先睡傍晚，我接着睡几小时，剩下的时间最难熬，正好让老师美美睡一觉。
该我睡时，我特别浑，一觉醒来，天都麻麻亮了。老师已从硬座车厢返回，却没叫我起来，而是以臂为枕，伏在卧铺对面的小桌上打盹，宽厚的脊背下方，横亘着三两道衬衫皱褶。
一股强烈的自责涌上心头，一边埋怨老师没有喊醒我，一边扶持他躺在卧铺上。老师，饱经磨难却也笑对磨难的老师，此时，伴着列车的颠簸，依然微笑，熬夜过后的面庞依然红润。当时的我，全然不懂这是心脑血管的一种症状，反以为，他是经得起折腾的健康老者，于是昏头昏脑说，老师，您真不简单。
我的声音可能太弱，老师合上眼，不答话，过一会儿，我听到了鼾声。
我不提老师的重要事迹，不提老师的治学成就，单提一些流年琐事，有些事可能还违背为尊者讳的古今惯例。但我知道，老师不会怪我。老师不喜欢学生循规蹈矩，陈陈相因，尤其反对学生说空话，说假话。我多么希望，老师笑吟吟地说：刘齐你这篇悼念文章，写得还不算落套。
冉欲达老师1991年冬天病逝。当时，我已在北美，刚刚将新春贺卡邮回国内。贺卡上工工整整写道：
祝冉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