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老病号自己也没有想到，还能够上阿里。”
　　2012年8月2日，在西藏阿里军分区，记者见到了刚从普兰边防考察归来的袁国祥将军。
　　袁国祥将军已经整整80岁。1954年，他第一次跟着骆驼队从新疆桑株出发，登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高原。此后58年，他一直与喀喇昆仑、冈底斯和喜马拉雅山脉打交道，直至l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袁国祥一生数十次到达阿里，最难忘的一次，正是1962年参加中印边界上的那场自卫反击作战。
　　就让高山考验我吧
　　1962年10月，袁国祥扒上一辆医疗队的车，奔赴前线。
　　中印之战箭在弦上，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黎斌一声令下：袁国祥，你会照相，跟着上战场！
　　可是，部队的老医生却一把拉住袁国祥，说：“别人可以，你不行。”当时的袁国祥刚从病魔手中死里逃生，他得了空洞性肺结核（这种病在当年是判了死刑的），在与疾病顽强的斗争中存活下来。
　　“就让高山考验我吧。”袁国祥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撂下一句这样的话，就上了前线。
　　“我当兵以后还没有打过仗，好不容易要上山打仗，不去能行吗？”袁国祥笑着对记者说。
　　1949年9月21日，张掖解放第三天，l7岁的袁国祥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他和同学到二军政治部报名参了军，跟随大军西进喀什。此后几十年，他不仅成长为一位卫国戍边的将军，还被誉为“将军摄影家”。
　　在一张摄于当年的照片上，袁国祥的表情停留在那个不谙世事的年代，单纯地难以捉摸。照片中的他，还无法预知此后波澜壮阔的人生，只有对未知军旅生涯的憧憬，和一种略带刺激的新鲜感。
　　中印边界西段属新疆军区管辖，西线参战部队除原有的边防团和阿里支队外，多从阿克苏、喀什、莎车、叶城、皮山等驻地上山。
　　10月的喀喇昆仑山，已是冰封雪裹。当袁国祥从喀什坐车到达海拔5100多米的西线指挥中心—康西瓦时，强烈的高原反应，让他一下就躺倒了。
　　第二天，参战部队召开誓师大会，作为政治部干事兼摄影记者，袁国祥从病床上爬起来，开始工作。一周之后，战斗打响，他就跟随部队上了前线。
　　在炮火中记录战争
　　“炮击敌人的炮兵，打敌人的飞机，缴获敌人的汽车……这些我都拍下来了。”参战的袁国祥目睹了中印边界西线战斗的整个过程，用相机拍下了大量珍贵的战争照片。
　　1962年10月20日凌晨8时，天蒙蒙亮，三发红色信号弹冲天而起，乘夜进入阵地的各种火炮一齐打响。当太阳升起，一面鲜艳的红旗已飘上红山头顶。
　　袁国祥在战场上参加了抢救伤员、清点俘虏的工作。他看到在碉堡、帐篷和堑壕中，到处都是印军的尸体。由于天冷，敌我双方未爆炸的炮弹、手榴弹随处可见。几辆英式大卡车和美国小吉普停在那里，有的还突突作响，看来是敌人发动了汽车，但未来得及逃走。
　　
　　“9点多钟，一架敌机从头顶飞过，我军所有的长枪、短枪一起对空射击，我也拿着手枪打。”袁国祥回忆道。
　　哪料想，这不是敌人的战斗机，而是空投物资的飞机。在我方火力集中扫射下，这架苏制伊尔14型飞机多处负伤，惊慌逃出境外，紧急降落在附近山沟中，其残骸至今还能被我边防巡逻队看到。
　　两天后，袁国祥又接到新的任务，到已收复的印军哨所寻找电报密码和机要文件。他和两名士兵一起，爬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在5个印军据点中翻箱倒柜，找着了大量的地图和文件。有的英文地图，因有印境详细情况，成为重要参考资料。
　　“照相机的镜头威力巨大，小机子也能干大事！”袁国祥得意地说道。他当时拿了两台相机，其中一台是小莱卡相机。山上太冷了，一出气，镜头就结冰，照不出相，这是最大的危险。而且快门有时还“失灵”，袁国祥自始至终都把两台相机揣在怀里。
　　
　　给前沿部队送物资
　　从10月20日到29日，10天的时间，我边防部队转战千里，历尽艰险，经大小十余次战斗，拔除了印军37个据点，收复了我国大片领士，重创印军。
　　碟木绰克1900平方公里土地和6个印军入侵据点被收复之后，作为前指工作组成员的袁国祥和李含英接到命令，要为前沿部队送吃的。他們到碟木绰克印军后方仓库中装了满满一汽车主副食品，沿印军公路和路旁的钢管电话线杆一直向前开去。
　　行车途中，驾驶员心情紧张，开得很慢。袁国祥对他说：“印军仓促逃跑，在拉多据点前都未埋雷，怎会在他们要跑的路上埋雷呢？你放心大胆地开吧！”驾驶员这才踩足油门，很快开到卡日果。
　　到了卡日果印军据点，只见已烧毁的房屋、物资还在冒烟。十团的一些战士在狮泉河中抓鱼，用红柳枝生火烤着吃。袁国祥和李含英给每个连队送去了食品，官兵们高兴极了，赶紧拿回去做饭吃。
　　他们还沿着印军笔直的公路直达那喀栋通道山口，为在那里担任守防任务的侦察连送去食品。这个侦察连是这次战斗中走得最远的一个连队，他们的哨兵在山头瞭望，监视着境外印军的动向。搬拿物资时，战士们高兴地说：“这一下好了，有吃的了，叫我们在这里守多久都行！”
　　返回时，袁国祥在拉干赫尔高高的一个山包上看到前指首长在观察敌情，山下停着他们的小车。他也爬上山，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1963年后，这个地方又被印军占领了。
　　 5200高地的神炮排
　　11月16日，由于印度“忿怒地拒绝”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并在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备战狂潮，中印边界战争继续升级。
　　临战前夕，前指派骑兵三团的炮排到11团9连支援作战，9连指导员穆洪千对袁国祥说：民族部队是你们南疆军区管的，你熟悉，请你带着这个排跟我们一起行军战斗。
　　骑兵三团是一支以维吾尔族为主、由新疆7个民族组成的部队。炮排排长艾买提·托乎提认识袁国祥，请他坐到驾驶室里，部队就出发了。
　　为了避免被印军的观察哨发现，部队在山弯中等到天黑，才鱼贯而进，但不准开车灯，也不准打手电。驾驶员们注视着前面车上战士挥动的白毛巾，摸黑开进。
　　一边是斯潘古尔湖，一边是盘山道。当时前指要求：如果哪台车出现故障，就把人员、物资卸下，将车推下湖中。那天晚上，几十台汽车顺利爬过了十几公里的高山险路，没有一台抛锚。下车后，部队还要从两侧山谷中向山上爬。
　　“那天晚上，风雪交加，坡陡得爬不上去，我们就把重型火炮都丢在了半山腰，只将较轻的57无后座力炮扛了上去，战士们一个扶一个、一个拉一个，爬了六、七个小时。”袁国祥说。
　　快爬到5200米高地时，高山反应开始折磨每一个战士。维吾尔族战士米吉提一头栽倒在山坡上，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袁国祥扶起他，他望了一下山顶说：“要路把西约克！”意思是山路高得没有尽头。说着又背起4发炮弹，咬紧牙关向上爬。
　　部队终于在天亮前隐蔽地进入集结位置。就在团长高焕昌下达开炮命令的时候，袁国祥拍下了又一张珍贵的照片：“天刚亮，他的头发上、眉毛上，脸上都是雪，他拿着电话，下令开火。”
　　9连战士首先发起冲击，骑三团的维吾尔族战士看到汉族战士一个个倒下，怒火中烧。在步兵掩护下，排长艾买提·托乎提指挥战士将两门炮推近到离敌50米处，用炮筒直接瞄准敌堡射击。
　　“一开始，火炮结霜，炮弹推不进膛，排长急了，一脚蹬了进去，结果一炮打响。”袁国祥笑着说。
　　炮筒打热了，装填就顺当了。一口气发射了28发炮弹，25发命中目标。步兵乘势突击，终于拿下这个设防强固的印军据点。
　　战后，9连为炮排请功，称他们为“神炮排”。
　　
　　老将军的最好纪念
　　战斗结束，袁国祥带着日土县的支前队到9连阵地上抢救伤员。他和指导员穆洪千组织担架把伤员抬下去，又找了一些印军的帐篷杆和黑色的军毯，扎成简易担架，把几个烈士抬下山。
　　当天晚上，后面部队上来换防，准备防御印军的反击。一阵暴风雪袭来，袁国祥和李含英去给新来的营长传达前指指示：就地掩埋印军尸体。
　　次日清晨，风雪停息，哨兵发现一个暗碉中有动静，叫喊起来。袁国祥带几个战士前去，抓出了两个隐藏在那里的印军，其中一个断了腿。袁国祥让一个支前的藏族老大爷用马匹把这两名俘虏驮下去，没想到老大爷却生气地说：“我是来驮金珠玛米（解放军）的，不驮印度兵！”经过日土县副县长的一番动员，两名俘虏才被驮下山去。
　　为了抵抗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前指做出指示，所有印军用来防寒的物资，都可以让部队使用防寒。但是，守卫在5200米山顶上的9连一排，因无印军碉堡、物资可利用，结果25人有21人被严重冻伤，大部分下山后被截去脚趾或手指，教训沉痛。
　　“西线虽然不是主战场，但在极为恶劣的气候环境中，我军横扫入侵印军，全部拔除了设在我国领土上的43个侵略据点，有力地配合了东线主战场。”袁国祥说。
　　1986年夏天，袁国祥任阿里军分区政委时，曾和战士们巡逻到这个旧战场。“我们在这个阵地上，发现不少印军胶鞋刚踩过不久的脚印，可见印度在25年后还惦记着这片属于中国的土地。”袁国祥感叹道。
　　离休后，袁国祥将军一口气写了十余本回忆往事的书。在《雪山凯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西线战斗纪实》一书前言中，袁国祥写道：回忆那次在世界屋脊上进行的卫国戍边战斗，英勇激烈，艰苦卓绝，历历在目，如同昨日。
　　“这是我军解放新疆后打的惟一一次较大规模战争，而且是在高寒边远山区打的一场特殊战争。可是现在好像却没人提及，也没有人很好的纪念，这不对！”这位17岁踏上革命道路、用镜头当做武器的老将军，回首50年前的那场守卫战，仍难以释怀。
　　袁国祥常常想起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不然，总觉得有愧于他们！”
　　（本策划专题部分资料图片由袁国祥将军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