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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条人的《石牌村》出街前，音乐人王磊的同名歌曲是广州石牌村在音乐界的唯一亮相，那首歌里“鸡狗合啼着：欢迎来到石牌村庄。太阳落西了，大家起床了”。
　　入夜后，石牌村活了起来。湖南话、四川话、东北话、粤语、潮汕话混杂入耳，远胜白天的喧嚷。杂货店的老板娘一手拿着手机放电视剧，一手拽着未学会走路还在桌上爬的女儿的裙摆。人群结伴而过，脸上交织着倦怠与醉意。两个喝醉的小哥搀扶着趔趄，对旁边吹了个口哨，两位姑娘嘤咛一声快步走远，笑声和香水味在巷子里回荡。12点半，川菜馆里的几桌美团骑手终于在碰杯中吃到了满意的一餐。所有的闲散与慌忙在这里聚拢，在时间的截面中，是世情百态。
　　从董氏基祖董裔隆从南雄迁徙至此算起，石牌村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村域几经增减，村民数代往来，宗祠越修越多，村志越累越厚。至今它仍是广州最大、历史最长的城中村，0.7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斜着170条古巷。楼群低矮，间隔不足一米，开窗即可贴面。也多亏了密密麻麻的3200多栋出租屋，硬是容纳下六万多外来人口。
　　与其说这里是不夜城，倒不如说是不日城。在村子的深处，灯牌24小时开着。支棱横斜的小道并未将这里的居民难倒，晴日里，他们能用熟练的步法躲过房檐落下的水滴，跃过地上的滩涂。但在雨天，这并不能派上用场，水比光更容易穿透紧挨的房墙，流过楼里伸出的拧成蜘蛛网般的电线和网线，淌满大道小路。光影在水的倒影中交叠，又映照在人脸上。深夜，他们脸上泛着油光，走过一个个灯牌，时不时侧身躲过穿街过巷的外卖骑手和三轮车，脸上变换着水果店的昏红、成人用品店的灰蓝、日用品店的敞亮、夜宵档的火黄，直到拐角转身，褪下路灯的惨白，只剩反射不出光线的油面，这一天才宣告结束。有经验的人能通过嗅觉判断所处的位置，几口黄桃香、几次鲈鱼酸、几下油烟闷、几回葱姜蒜轮番C位后，就算到了家。

　　从各种程度而言，名字总昭示着希望。就像石牌村里的大街，凤凰、朝阳、龙跃、青云、逢源……凤凰大街的人都等着涅槃，朝阳大街尽管朝着东边，却永远晒不到太阳。
　　除了翻涨的物价和日渐干净的地面，时间几乎没有从这个村子走过，尽管周围已经万丈高楼平地起，数座电脑城挨个排开，数百米外，文华东方和太古汇让这块土地成为财富的象征，村口的BRT站台和地铁展示着城市的现代化速度。于是，在几个地方可能会看见石牌村再一次亮相，他们包括但不限于娄烨的电影和五条人的歌。
　　2005年，24岁的茂涛和19岁的仁科一起搬进石牌村，这里成为他们在广州的重要据点，也是他们出道前闲散时光的终点。石牌村住着各种各样的民工、走鬼、艺术家、IT人、音乐人，准音乐人茂涛和仁科在这里见识过抢劫、站街女，吃过3块钱一份的炒河粉。
　　暨南大学就在石牌村旁边，茂涛记得，一到晚上石牌附近就会冒出很多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其中还有不少留学生。蹲在路边吃烧烤的人见到他们会突然收声，等这群光鲜的肉体离开后再讲话。仁科觉得，石牌周围漂亮姑娘身上活力四射的生命感，给人留下真切的记忆。
　　这里的居住记忆要等到多年以后的专辑《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才以音乐的形式具象化，但这里的烙印至今仍埋在两个人的生活中。搬去大学城后，茂涛仍常回到石牌村买卷烟抽的烟丝。不久前，他们还回了趟石牌，吃潮汕砂锅粥，配上麻叶和番薯。还在那家，老板没变。
　　茂涛2001年到了广州，投奔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的哥哥大茂。为了省钱，他住在哥哥的宿舍里，靠卖打口碟为生，也去蹭学校的电影课。
　　2004年，仁科在朋友“区区五百元”的介绍下投奔茂涛，和朋友合租一套只刷了墙的房子。里面有把旧吉他，谁都能拿着弹上几曲。仁科认识茂涛时，有四个人在玩音乐，戏称“四条人”，加上他就五个人。“但我们从来没有五个人一起玩过一首歌。要是有第六个人加入，就六条。所以，这从来不是什么确切的数字，只是随便就定名为了五条人。”在日后的多次采访中，依据当天的心情，仁科和茂涛会给出乐队名由来的不同解答。最文艺的一个是当时看了杜可风的导演处女作《三条人》，蓝色充盈着整部电影。建队12年，他们有了相对固定的四名成员，但第五条人仍“可遇不可求”。
　　茂涛建议仁科卖盗版书，可以避免直接竞争。仁科因此认识了卖盗版书的赵云，被带去进货点，进了第一批货。他的摊子摆在茂涛旁边，第一天卖了一百多块。糊口之余，他和茂涛开始听自家的打口碟，既有欧美流行音乐，也有葡萄牙的法朵、巴西的巴萨诺瓦。2019年，五条人去国外巡演，他们第一次去了巴西圣保罗的保利斯达大道，感受了桑巴的夜场;在葡萄牙，则一心想着去法朵音乐的发源地。
　　华师大和暨大西门的街上有许多小贩，他们与仁科和茂涛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仁科和茂涛需要平衡种种关系，也要和城管斗智斗勇。“我们说的城管是概念化的东西，他们说的城管是有血有肉的。”与五条人合作多年、也是同乡的设计师胡镇超说。有时仁科打电话给他，开头两三句就是“你吃了吗，最近怎么样”，他总结：“一开口就是小商贩那一套语言，东扯西扯，特别江湖。”
　　仁科设计过一个很大的书包，城管来了他镇定地在原地收书，有一天他的书和书包都被收走了。不卖盗版书后，仁科试过在过街隧道里卖唱，一天赚几十块钱，能解决温饱问题。有一天，一个客人给了一百块，他很开心，请朋友们吃宵夜，结账的时候发现钱是假的。 　　胡镇超认为，这是五条人歌曲视角的来处。 “如果是一个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很难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叫观察生活，可对五条人来说这就是生活。精英主义总是俯瞰的，需要输出人文关怀，那时候五条人是被关怀的对象。这样一个身份错位很有意思。他们在节目上的撒泼打滚可不是装出来的。他是一个叙述者也是一个观察者，是当事人，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们用很江湖的一套输出价值。”
　　在石牌村，他们换了好几份工作，卖盗版书、卖打口碟、在校园里贴商业海报、在琴行卖钢琴，还当过吉他老师。为了给客人介绍钢琴的结构和发声原理，需要弹几个音给他们听。“这几个音很关键，卖不卖得掉就靠这几个音了。”仁科说。
　　仁科有时候会拿着吉他，去六楼天台唱歌。他小学就会弹吉他，后来又自学了手风琴和电吉他。仁科爱看书，会画画，也写小说，这曾是他的谋生方式。他发表过小说《疯马村永恒的一天》。在小说里，来自捷胜镇的王子进入了疯马村。疯马村的村民只有一种感觉就是高兴、快乐，村规规定一旦发现有人失落、悲伤、忧郁、绝望、忘恩负义、厚颜无耻、自相矛盾、借钱不还、装、智力忽高忽低、无所事事，他们就会被关进跑马场。人们坚信一条定律，就是：快乐的母亲不会生出悲伤的孩子，正常的母牛也不会生出一只王八。疯马村啊，它需要人简单点，不要太复杂，否则就太复杂了。人一旦被关进跑马场就不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跟动物一样被迫辛勤劳动、吃喝拉撒，他们像动物一样赤裸身体、长出尾巴，头上开始长角。
　　疯马村是石牌村，跑马场是石牌村旁边的跑马场。广州马场位于珠江新城东北角、黄埔大道与华南快速干线两条市中心主干道交会处，被广州最昂贵的AAA级写字楼和住宅包围。在占地660万平方米的珠江新城，空置用地仅有它。历经广州二十多年城市发展变迁，见证了CBD从无到有，这块地一直被多方利益觊觎、博弈，一度可能成为大学校园、专业足球场或高级商住楼。但到目前，除了正在兴建的地铁站外，仍只是广大市民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对仁科来说，这里除了是小说场景原址，还是手风琴练习场地。
　　这篇小说是仁科为数不多的直白反讽与批判。大多数时候，五条人的作品暧昧中立，“白描”是出现最多的形式。胡镇超认为，五条人的用词带有趣味性，而且一直处在中间的状态。在叙事的同时让它艺术化，但不会矫情，而是带来浪漫和幻想。“他们从来不跟你讲道理，特别俗。宁愿土到掉渣也不可以俗不可耐。他们从来不会也没有特意去抨击，也没有特意去赞扬，那种中间状态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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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广州筹办亚运会，严打“走鬼”，消失于市面的“走鬼”们多年后出现在五条人的歌曲《很多很多》中，里面有卖打口碟的黑哥、卖盗版碟的阿兄、卖唱的小赵、卖盗版书的老赵、炸臭豆腐的老良、设计签名的老陈和卖地图的小东。他们聊着家里的孩子、棠下的小姐和世界明星的签名。一同颁布的还有“禁摩令”。往后，摩托车载着姑娘兜风的景象只能在五条人的歌曲《石牌桥》中找到踪迹。“那时的广州还可以开摩托车，我们喜欢出去兜风，你紧紧搂着我的腰，摩托车飞过石牌桥。”
　　前五张专辑里，五条人歌词中最常出现的一个字是“爱”，与爱相伴的是谎言。这些歌曲的故事从海丰挪到石牌，框架总逃不出一个男人骗了女人，或是一个女人骗了男人。这些人常与纯情相伴：《阿虎》中的阿虎，头发梳得像周润发，戴着墨镜骑着摩托车去找初恋跟自己走;《梦幻丽莎发廊》的姑娘，年轻时被人骗，卖去一个地方，忧伤写在脸上，但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歌特别生活化，甚至有点上不了台面，没有规则，但这种东西反而特别有生命力。”胡镇超说。他认为这也是五条人的诗意所在。他回忆，仁科虽然写了那么多情歌，但对传统的结婚生子买房等世俗规则不屑一顾。如果谁在他面前提到这些，会被他猛烈“嘲讽”。

　　为专辑《昨夜我又梦见自己去流浪》设计再版封面时，仁科提出原版的一匹马不符合现在五条人的状态。胡镇超在一个好友群里发动朋友投稿，一位在海丰看地下停车场的朋友发来照片，照片中陈列着电视机、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朋友在地图下面的下水道上摆了一株塑料桃花，另搬来几块砖头和石头，造出一幅简易风景。他和仁科一眼相中。明明在见不到多少阳光的地下车库，看到的却是中国和世界。桃花象征着浪漫，却又是塑料的。“一个地下停车场看门的小伙子，天天对着这个场景，还自己弄了个桃花，太酷了。桃花又是假的，在那樣的语境里，荒诞感出来了，生命力也出来了。这是反传统的诗意。”胡镇超说。这张照片曾是五条人单曲《世情》的封面照。他将原有电视机上显示的“世情”换成五条人在葡萄牙的照片，做成了新专辑的封面。仁科看了很满意，觉得还可以再丑一点。他们计划把照片弄歪，再盖个戳。仁科看了效果图，开心地说：“太丑了，看一眼我都不想再看了。”
　　同样的诗意出现在五条人的巡演海报中，2017年巡演时，五条人希望有更现实主义的海报，并定下了《初恋》中的歌词“明天的太阳依旧为你升起”作主标题。胡镇超最后拍了一张在高楼大厦留白的蓝天中飘起的红色塑料袋作为太阳。“这就是五条人所说的那种诗意，有他们想要的那种自由自在，又特别的廉价。在城市这种高楼林立的地方，塑料袋就是一个不守规则的东西，它是随意飘动的，跟那种很严谨的高楼大厦不一样。他们不会直接反叛，而是很暧昧，那种暧昧就会跟现实场景的力量形成拉扯，产生了他们想要的诗意。”
　　在情歌中，这种诗意有了更多的含义。
　　《阿虎》与五条人的一个朋友有关。十五六岁那年，这位朋友为了追求心爱的女孩子跑去棠下，在对方住宅楼下大喊她的名字表白，现实中的“阿虎”很喜欢那首歌，觉得把他写得特别痴情——而十五六岁的茂涛正在县城读高中，听大茂带回家的唱片：崔健、左小祖咒、枪花……完成了对国内外音乐的认知启蒙;同样年龄的仁科还在贝雕厂画贝壳，头半年只有几个工人，后半年他走了，前往广州投靠茂涛——但是，无论在现实还是在歌里，阿娇都不会跟阿虎走，生活会让他们心肝痛。五条人加入了大量的吉他、钢琴噪音，想营造一种悲壮的感觉。

　　《梦幻丽莎发廊》取自广州石牌村里一个叫“蒙娜丽莎”的发廊，艺术家陈侗为这个专辑拍了宣传片。他将自己在大学城租的村民楼改造成“梦幻丽莎发廊”，制作了霓虹灯牌，请美术学院的学生扮演发廊妹，又将上一个专辑中在购书中心活动的老“走鬼”们加进了叙事中，形成了前后专辑之间的内在联系。仁科和茂涛在里面扮演两个失恋者，一个刚刚分手，另一个找不到爱。片子的结局，两个人互相搀扶着往远处走去，身影在透亮的灯里渐渐模糊。
　　“他们写爱情写得特别浪漫，但不会是关于爱情的那些终极结果，或者是普遍的伤感。他们写爱情只写具体的故事和画面，而主题则涉及相爱的人所属的阶级。不仅是经济的阶级，还有文化的阶级，一切社会地位的阶级。打工的男孩、打工的女孩，男孩每天都去工厂门口等女孩，这是非常浪漫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哪天要是去工厂门口等一个女孩，我们会说我这个大学是不是白念了？他们的歌通过叙事把这种草根的、我们不要的东西变美了。”陈侗说，“有一些结局，比如我要带你去海边吹风，这样一些爱情生活中看上去很廉价的许诺，但有异国情调式的空间调动在里面。五条人很能抓住这个东西，给你一个画面，不是讲爱情绝对的价值体系，互相信任啊给予啊，或者爱的伤感，而是讲社会现实里培养的东西，爱不爱得成都无所谓，既无希望又无绝望。这儿爱情可能说变就变，但没有破坏整个感情的基础——社会阶级关系，还有很重的浪漫情怀。”
　　陈侗担任导演和编剧，拍摄了《石牌桥》的MV。画面中，打扮成阿拉伯人的仁科载着姑娘，在斑驳的光影里又唱又跳：“你头戴面纱像个皇后，你在我的耳边唱着歌，那时的歌声美妙动人。”
　　“《石牌桥》里出现一对阿拉伯人，这就是异国情调。这是广州的现实，也是世界的缩影。工厂上班的辛苦跟浪漫情怀、跟异国情调这种不和谐的搭配形成强烈对比，同时又回指到‘世界工厂’这个经济现实。五条人能捕捉到人类心里面那样一种浪漫的追求……把你逼到一个地方，让你觉得这样的爱情才是真正的，也想去找个工厂妹，想约着见个面，想扮演这个人。
　　“五条人的歌阶级性太强了，写的是生活底层的人，却把最美好、最浪漫的东西给了他们，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就是说，爱情生活里面、感情生活里面的阶级意识，它进入到艺术作品里面，产生一种特有的效果，会让人觉得很猛，然后五条人不满足于这个，它又给你画个浪漫的饼，说我要带你去海边，是不是？就跟那个《热带》一样的，他把那个女人捅死，在她身上找了点钱，买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就没有钱了，对不对？但是突然间他又发达了。这样一种跌宕起伏，一般乐队是做不到的，一般乐队在把玩什么？就是在找那种精神的趣味，捕捉现实和生活的大感觉，但是五条人是直接把这个东西生吃，就生吃直接拿上来。这东西一摆就这样，我觉得这个跟他们没有读大学有关，同时他们也读了一些好的东西，当代的、开放式的东西。他们比较干净，不像那些大学毕业生有很多文化负担。”陈侗说。
　　胡镇超和五条人见面时，如果大家都不说话或开始休息，仁科一定会从包里拿出一本书。他对书有着很深的痴迷，十几岁在看叔本华和笛卡尔，得出了面对世界的答案：幸福是不存在的，幸福就是减少麻烦。抛开道德层面，如果愿意，可以重塑世界。“其实它是一种悲观。但我看到了积极的一面，积极是在于就很简单。叔本华分析的方方面面的生活，都在现代生活里能找到不断的重复，历史不断地重复，他已经把这些生活问题思考了一遍，让我怎么积极地面对我，看到人间百态，这个东西就这么简单的事。”
　　他看存在主义，从海德格尔到康德，最近买了黑格尔的《小逻辑》。也看张爱玲、莫言、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看了好几遍。疫情期间没法出门，他买了本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我看了生存、存在，现在到我们社会的建立对吧？那你要去追溯的还是马克思吧。再理一下，我们是在一个社会哲学家的框架内，设计出来一些社会规则对吧？当然它后面是根据地域性的社会的不同，产生不一样的方式。要溯到马克思，所以我就看了马克思，看的张志伟教授讲马克思的课程，他最近几节课都在讲《巴黎手稿》，我就买来看看。”
　　茂涛喜欢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作者流亡在巴黎贫民窟的三等旅馆，存款被偷，丢了工作，穷困潦倒，最后成了一名洗碗工。从巴黎回伦敦后，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沦落成流浪汉，结交了几位流浪汉朋友，在不同收容所颠沛流离。“他也很底层的，我知道他的那种底層生活流浪打工的状态，能感觉到（他的状况），当然跟我不一样，我没有去洗过碗，我没有在厨房打过工。”但茂涛最爱的还是音乐，音乐人小河记得，刚认识茂涛的时候，一谈到音乐，他眼睛就放大了，说什么都睁大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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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科和茂涛现在只在过年或清明时回海丰，好友“区区五百元”称他们“没有乡愁”。有一年五条人办“回到海丰”演唱会，初二演出完，仁科初三就回广州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东西、对整个故乡没有感情。五条人其实是什么，很多人觉得我的故乡我很喜欢，我含着眼泪，他们没有的。特别是仁科，他不是这种人，他巴不得回来两天就走。他们写的海丰不是写故乡，只不过说我生活在这个地方了，我就写这些东西，我知道这些东西。我不觉得他们跟海丰的关系是乡愁的关系，一点都没有。他们只会说母亲河30年前已经残废了，真的已经臭了。”
　　但不能否认，这里是五条人走出来的地方。比起1988年成立的汕尾市，“海陆丰”更经常被当地居民挂在嘴边。这两个在秦汉时期就流传的名字囊括了超越千年的沧海桑田。海丰因“临海物丰”而得名，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与邻市不同的、更贴近闽南话的海丰话，海产、擂茶与潮汕肉丸亦带着千年的味道。和名字一样绵延多年的还有这里的白字、正字、西秦戏，从南宋形成，演出至今。五条人多年的好友、广州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副院长刘庆元跟着他们去海丰，看了当地的正字戏，发现讲的都是古代侠义故事。“各个村都有看戏的传统，可以看可以不看，但就在身边发生，会受影响。潜移默化，让你在某个时刻产生能量转换。” 　　这种转换最浩荡的一次发生在八九十年前，大地主家的儿子彭湃从日本留学归来，烧了田契闹革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他们占领明代学宫、社仓旧址，改名红宫，以此为基地进行革命活动。也是那段时间，粤系军事将领陈炯明，中华民国时期军政代表人物之一，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大一统”的政治纲领不合，被国共讨伐后避居香港。他生于海丰，死于香港，葬于惠州。
　　海陆丰流传最广的一句俗语是“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海陆丰人认为雷公是惩恶扬善的正义之神，地上海陆丰讲的也是他们嫉恶如仇的性格。这样便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海陆丰人会跟着彭湃闹革命，也能讲得通为什么至今市镇的墙上还会贴着“还我耕地”的诉求。
　　仁科生于捷胜镇，这是一个海边的镇子，空气中常年飘荡着咸淡交织的腥味。这里保留着古代的格局，祠堂、廟宇、戏台挨个排开，祠堂的对联昭示着这里的文化遗存：高阳日暖，泰岳春荣。巨榕错落其间，它们高过镇上大部分建筑，多人才能合抱。
　　据《海丰县志》记载，捷胜所临海域海盗倭寇横行，当地人在此艰难求生。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曾在捷胜剿灭倭寇、海匪数千人，史称“广东平倭之役”。由于捷胜战乱频繁，又是海防重地，时有倭寇、海匪侵犯，当地居民亦有兴武御寇、抗击番夷的风尚。

　　新中国成立后，捷胜仍是海防重镇。虽然海盗几乎绝迹，可当地人依旧好斗。仁科在叔本华中看到了“骑士精神”海丰化。当地人会为了小事拿着西瓜刀互劈。“这不是重量的问题，这是荣耀的问题，大面子问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仁科提到过他仅有的一次打斗经验，对方一木板拍下，他被送进医院。
　　仁科的爷爷曾在国营食品单位工作，父亲是个厨师，在爷爷的帮助下开餐厅、开酒楼、开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仁科那时上三年级，在那里听到了风行全国的港台歌曲。他站在舞台旁边，一大堆镭射唱片边上，偶尔报幕，有时也会上去唱。
　　茂涛生于陶河镇，陶河实在偏僻，不仅不靠海，还交通不便。现在的陶河镇被一条大街贯穿始终，最高的房屋不过三层。田埂荒草丛生，房子大多空着。90年代起，这里的居民大多搬去了海丰县城。茂涛曾带媒体回过陶河镇，那时全镇只有一口井可以饮用。塑料袋飘落在土地上，农药味飘散在空气里，远处的山峦因清明祭祖烧秃，连山头都黑了。
　　90年代初，镇上开了个宝石加工场，为不少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茂涛的父亲是一个泥瓦工，90年代中期靠着承包镇上的楼房赚了钱，买了三菱越野车，常带着他去县城大超市采购。仁科报幕的时候，茂涛正在抄流行歌词，和同学们交换。中学老师在课堂上教他们唱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
　　仁科父亲做生意赔了，为了躲债连夜搬到了海丰县城。茂涛家也在搬到海丰县城两年后破了产。在跌宕的生活和新的环境中，他们尝试写歌。茂涛第一首歌就是写他对海丰的各种看不惯。“听了摇滚乐就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层次，总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一个城市搞得乱七八糟，那么多贪官，什么都不好。”茂涛说。初三那年，仁科写了第一首歌，歌词是：“我几乎是真这个样子了，永远是这个样子，就算什么也不会改变。”这与他当时在看存在主义有关。“这是一种流行歌，我听了很多流行歌，当时写过流行歌的架构，主副歌的变化、和弦的走向，我这个词曲都具备流行的特征，挺好。”
　　2007年，仁科和茂涛不得不放弃摆摊生意。他们搬去大学城，在一栋租来的老房子里开了唱片店，也开始整理自己的创作。2008年，周云蓬来广州领取《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仁科和茂涛经人介绍认识了周及其当时的经纪人佟妍。一场演出中，仁科和茂涛作为周云蓬的暖场嘉宾，唱了《阿炳耀》、《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和《绿苍苍》。佟妍表示要帮他们出唱片。
　　2009年，一张名为《县城记》的海丰话专辑面世，赢得了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五条人因此获评当年《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致敬音乐大奖。2012年，他们推出《一些风景》，延续了《县城记》中的海丰故事，陶河镇的阿炳耀、倒港币的表叔公、学校守门的酒鬼猪哥伯、卖蚊香的梦想化工厂、清明烧山、农村看戏，甚至村民打群架都被写进了歌里。
　　茂涛和仁科跟哥们喝酒时，聊起农村里搭台唱戏，演员在前台演，戏台后就有人在分番薯粥。曹操扮演者闻到一股番薯味分了神，后台的人对他喊：“曹操，你别怕。番薯粥一人一碗。”曹操立时怒了：“一人一碗，你们把番薯肉分完了，剩下一碗番薯水，那还算一碗吗？”“啊呀呀——”台上台下打骂作一团。曲子开头是农村最常见的吵架场景作引子：“伶敢行啊瓦阿乡里踏瓦阿田，扑母啊！（你敢来我们村践踏我们的田！找死啊！）”
　　小河兴奋于这个刚冒头的组合，“大部分民谣场景都千篇一律，慢慢就不落地了，走上特别个人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风花雪月的多，城市里的男女情爱多。最生动的理应有一些真实透着泥土气息、人味和生命乐趣的东西，有时不一定美好，可能是很尴尬的生命状态，但很真实。当五条人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又重新燃起了一个希望，年轻的孩子用方言母语去唱自己身边的小生活小人物，就特别美，非常的大气。”
　　前两张专辑中，五条人写了《彭啊湃》和《陈先生》。
　　陈侗喜欢《彭啊湃》和《陈先生》中透露的暧昧气息。在《彭啊湃》中，农民被国民党军官抓住，对后者唱了一段关于彭湃的歌，后者回了一段在上海抓住彭湃的歌，农民说，我们的旋律好像，一起唱歌吧。双方一起唱了第三段歌。“国民党突然就变成和农民一起唱歌的了，身份出现变化，曲子变得一样，其实这个也是暗示着国共关系的曲折历史。当然，五条人不一定意识到这个，他们只是因为顽皮自动把叙述转过去了。”陈侗说，“《陈先生》更有意思。三句歌词，三种方言，生于哪儿，死于哪儿，葬于哪儿。唱一遍，再唱一遍。也是客观地讲述陈炯明，不存在说给他一定历史地位还是否定他。我觉得应该多多出这样的歌。”
　　“他们把一切描述给你看，交给你去做判断。很少有虚无缥缈的词汇，拒绝煽情。”胡镇超说。
　　小河认为，“音乐来自于心气，音乐是我们内心涌动的图像和痕迹，有什么样的精气神就会做什么样的音乐。五条人虽然从小地方来，但内心挺卖力的。这种拼劲在他们的音乐里有，会感染其他人，这个力量感挺棒的。”
　　现在，五条人会有意无意避开媒体问的与海丰相关的问题，还不忘加一句“我们不仅是海丰方言乐队”。他们希望公众将视角落在他们近些年的进步上，而非已经阐述过多次的原乡情结。
　　刘庆元认同这种说法，“你可以想象当你老了之后，你发现你很多东西来自于故乡，而不是现在天天去提前去消费，它会默默地给你输送一些东西。他们一直在创作，一直在学习。搞创作的人就得有这股劲，这股劲没有了，你不就变成行尸走肉了？”
　　（参考资料：《海丰县志》《五条人 问题出现时我再告诉大家》《你敢来踏我们的田？——五条人和海丰县城记》《2011，和五条人一起回乡》，感谢朱晓佳在采访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