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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认知研究的大背景下，在大脑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重视中西文化差异，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中国传统文化共核对西方理论加以甄别，从而推动自己的研究向前发展，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也更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意义的意象论；语义；语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140-03
一、 意义的意义
1.物理环境的本源作用
西方语言研究者在对意义探究中，过于注重语言表达式的逻辑规则。Lakoff在对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的反动中强调了认知的存在。认为语言只是人类认知的冰山一角，认知来源于人类和环境的互动，意义起源于肌动（motor）等感知觉器官，有其神经生理基础。他将这种理论提炼为一种新的哲学，即体验哲学（包含三个要点：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其实，Lakoff并非这种哲学的首倡者，无论是在马赫，还是皮亚杰、梅洛-庞蒂等人的哲学中都可以追踪到这种体验哲学的早期痕迹。
诚然，Lakoff的这种观点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其体验哲学的三个要点中，无一不是围绕人的认知展开论述的。因为，在“人类中心论”的语境中，任何事物脱离了人的认知也就毫无意义可言。然而，在对客观主义意义观的反对中，Lakoff不免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虽然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但却忽略了物理环境在意义产生中的基础性的本源作用。首先，物理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人的生理结构和神经认知基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不同的地域（物理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认知思维模式，导致不同的意义。费古森的“文化分化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1］“多元智力”理论下的“智力本土化”也为此提供了一个相对主义的解释框架。再次，强调物理环境的本源作用具有中国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将天地所代表的自然界推崇到至高的地位，如“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表明天地化生万物，具有本源作用。而且不能否认的是，人的思维中的一切对象都来自客观世界。在休谟看来：“我们的思想虽然似乎有这种无限的自由……它实在是限于很狭窄的范围以内的，而且人心所有的全部创造力，只不过是把感官和经验供给我们的材料混合、调换、增加或减少罢了。”［2］休谟对于经验的强调，当然包含人与环境的互动，只不过这种互动同样是从认知主体的立场出发。而战国时期的墨子和荀子则在这种互动中更加强调物理环境的本源作用。如墨子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所染》）；荀子也认为“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所渐者然也”（《荀子·劝学》）；“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荀子的观点，既直接强调了人与环境互动中物理环境的基础性本源作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汉语表意文字不同于西方表音文字的意义观。表音文字的象形成分已经荡然无存，只能把语言当做本体，体现一种从语言到现实世界的逻辑顺序；而汉字则截然相反，汉字以象形文字为根基，强调对现实世界的摹拟，体现一种从现实世界到语言的逻辑顺序。表现在语言和认知上，表音文字侧重通过语言观察思维，而表意的汉字则强调通过思维来解释语言（心生而言立）。此外，特定时空中的认知主体对特定的认知客体会产生特定的意义（即使有变化也应该是围绕反应常模的变化）。毕竟，物理环境选择了人的生理基础，同时也产生了文化和意义，而任何认知都不能脱离文化语境在真空中进行，因此，认知的本质似乎应该是文化认知。中国文化对于现实的强调与我们对物理环境的强调是一致的。所以，强调意义产生中的物理环境的基础性本源作用，是东西两种不同意义观的根本差异所在。这种差异表现在意象意义中就是汉语对语境的依赖要大于拼音文字，是高语境的意义。
2.认知进化说：认知是动态连续进化的结果
解剖医学的研究表明，包含人类在内的动物的神经系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是不断进化的。“动物从没有神经系统进化到有神经系统，并从网状、链状发展到管状神经系统。……（人类的）脊髓和脑就是在低等脊索动物管状神经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如果对这种由“生物进化论”推衍而来的“认知进化说”还存有异议的话，皮亚杰引用的一个事实则能很好地说明认知和神经基础的直接关系，“我们必须注意罗森茨威格、克雷奇以及他们的同事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即由于后天获得的认识累积的结果，大脑皮层有了一种有效的生长（在个别的一些被试中）”。［4］而相对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如海马和杏仁核等组织）来说，大脑皮质中新皮质的出现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认知过程中神经基础的进化观，这种进化的认知生理基础反过来也会促进和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果。如工业化进程和文化传承链的断裂使中国人的认知不断偏离传统认知模式而转向以言语-语言智力模式中的逻辑化、形式化和符号化。认知神经进化说从一个侧面说明意义建构的动态性，为意义发生论预留了空间。从这一点说，意义的产生和形成不是特定时空中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累积的建构过程。意象意义中，认知进化说表明了意象的动态性特征。
二、意义的意象论
1.意象的定义及概说
在《说文解字》中：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段注：意，志也。志即识，心所识也，训为测度、记。由此可以推断，意是心之所识而未形诸于声的部分。对于“象”字，韩非子《解老》中：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臆想者皆谓之“象”也。《系辞》也说：“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而“意象”作为一词连用，当在王充的《论衡》：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
意象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对其定义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具体形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但又并非客观事物本身，是客观事物在思维意识中的再现。当然，用文学定义来解释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并不是很妥。所以，我们认为，意象是认知思维对客观事体加工后形成的形象，熔铸了认知主体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工具和手段，是中国化的意义观。
意象是寓意于象，是意之物化，象之意化。同时既是对意义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也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化和概念化。是意义和现实世界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处于从现实到意义的中途。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往往起于“意”而成于“象”，托于“象”而发于“言”（体现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意象是主客体结合的中介物，它一端联结“意义极”，一端联结“现实极”。“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可见，“意义”是具体而微的，具有圆润性和饱满性，是粗犷的语言表达所不能及的。“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极致）”。于是，认知主体只能通过具体之“象”对抽象之“意”进行体悟和观察，借以弥补“言不尽意”的缺憾。
2.意象的特征
意为心识，象为物宜。从认知的角度看，象源于客体（物理环境产生意义），成于意象，丰满于意。意象作为主客体结合的结果而存在，也就同时具有了主观和客观两种特征。第一，意象具有体悟性。意象之为物，乃心识之物，源于认知主体的感知觉或情感，是经过了认知主体思维加工的，因此具有体验性。而意致之精（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也绝非象所能及，不及之处，只能由“悟”来完成，《说文》：悟者，觉也（219上）。换句话说，“悟”就是要依靠推理而明白。《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是说语言只能表达意义（庄子所说的“道”）的十分之九。那么，不能表达的部分就只能“悟”了，因此，意象具有体悟性。庄子的“心斋”、“吾丧我”（《庄子·齐物论》）以及管子的“静因之道”和荀子的“虚壹而静”（《荀子·解蔽》）便是这种体悟的认知途径之一。而汉语中这样的词汇也不乏其例，如：风花雪月、元亨利贞、不折腾等等。第二，意象具有情感性。中国文化素来重视道德情感因素。段注《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情为性之动，与性相对，《中庸》认为包含喜怒哀乐，孟子认为情包含“恻隐、羞耻、辞让、是非”（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子则认为包含“好恶喜怒哀乐”诸端。情感在意象中具有诱发认知活动和引导认知方向以及参与形成认知结果的作用。如“非礼勿视”直接中断了视觉认知的进程，而对某物的偏爱则促使（诱发认知作用）主体进行深入的思考（方向引导作用），几乎每个句子都灌注了讲话者的某种道德情感和价值判断（参与形成认知结果）。第三，意象具有模糊性。人的认知并非一次完成，每次认知到对象的结果都不一样，多次意象的叠加使意象具有模糊性，它来源于认知思维对多次叠加意象的抽象和整体把握。同时，认知往往是“蔽于一曲暗于大理（道）”（《荀子·解蔽》），如“走”的肌动形象很难得到整体认知，对事体片面的感知也会导致意象的模糊性。模糊语言学很好地说明了语言中大量的存在着模糊性。第四，意象具有圆润性，或饱满性。既然“圣人立象以尽意”，并以象“见天下之赜”。可见，“意”之细微至精之处，还是要通过“象”来表达的。意象（意义）随着认知的不断建构而逐渐达致一种饱满和圆润。意象的饱满和圆润使不同的认知主体在情感因素引导下对同一客体产生不同的“聚焦”和“突显”形成不同的认知结果，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第五，意象具有生成性。“生生之谓易”，“（易）见乃谓之象”（《周易·系辞上》）。从“意”到“象”有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从根本上决定意象的动态性，动态性也只能存在于意象的生成过程之中，也正是在这种动态中才产生了模糊性，才能通过不断的体悟（即不断的认知建构）达致意象最后的圆润和饱满。第六，意象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有边界的。“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我们无法追踪到意义起源的起点，只有可以“意致者”，才有意义（意象）的产生；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虽极尽思维想象之能力，也终有“无形之形”的边界存在。
［参考文献］［1］费多益. 寓身认知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109；107-111.
［2］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
［3］刘方. 人体解剖学（第二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31.
［4］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6.
关键词：意义的意象论；语义；语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3-0140-03
一、 意义的意义
1.物理环境的本源作用
西方语言研究者在对意义探究中，过于注重语言表达式的逻辑规则。Lakoff在对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的反动中强调了认知的存在。认为语言只是人类认知的冰山一角，认知来源于人类和环境的互动，意义起源于肌动（motor）等感知觉器官，有其神经生理基础。他将这种理论提炼为一种新的哲学，即体验哲学（包含三个要点：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其实，Lakoff并非这种哲学的首倡者，无论是在马赫，还是皮亚杰、梅洛-庞蒂等人的哲学中都可以追踪到这种体验哲学的早期痕迹。
诚然，Lakoff的这种观点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在其体验哲学的三个要点中，无一不是围绕人的认知展开论述的。因为，在“人类中心论”的语境中，任何事物脱离了人的认知也就毫无意义可言。然而，在对客观主义意义观的反对中，Lakoff不免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虽然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但却忽略了物理环境在意义产生中的基础性的本源作用。首先，物理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人的生理结构和神经认知基础，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其次，不同的地域（物理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认知思维模式，导致不同的意义。费古森的“文化分化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1］“多元智力”理论下的“智力本土化”也为此提供了一个相对主义的解释框架。再次，强调物理环境的本源作用具有中国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将天地所代表的自然界推崇到至高的地位，如“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表明天地化生万物，具有本源作用。而且不能否认的是，人的思维中的一切对象都来自客观世界。在休谟看来：“我们的思想虽然似乎有这种无限的自由……它实在是限于很狭窄的范围以内的，而且人心所有的全部创造力，只不过是把感官和经验供给我们的材料混合、调换、增加或减少罢了。”［2］休谟对于经验的强调，当然包含人与环境的互动，只不过这种互动同样是从认知主体的立场出发。而战国时期的墨子和荀子则在这种互动中更加强调物理环境的本源作用。如墨子认为：“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墨子·所染》）；荀子也认为“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所渐者然也”（《荀子·劝学》）；“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荀子的观点，既直接强调了人与环境互动中物理环境的基础性本源作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汉语表意文字不同于西方表音文字的意义观。表音文字的象形成分已经荡然无存，只能把语言当做本体，体现一种从语言到现实世界的逻辑顺序；而汉字则截然相反，汉字以象形文字为根基，强调对现实世界的摹拟，体现一种从现实世界到语言的逻辑顺序。表现在语言和认知上，表音文字侧重通过语言观察思维，而表意的汉字则强调通过思维来解释语言（心生而言立）。此外，特定时空中的认知主体对特定的认知客体会产生特定的意义（即使有变化也应该是围绕反应常模的变化）。毕竟，物理环境选择了人的生理基础，同时也产生了文化和意义，而任何认知都不能脱离文化语境在真空中进行，因此，认知的本质似乎应该是文化认知。中国文化对于现实的强调与我们对物理环境的强调是一致的。所以，强调意义产生中的物理环境的基础性本源作用，是东西两种不同意义观的根本差异所在。这种差异表现在意象意义中就是汉语对语境的依赖要大于拼音文字，是高语境的意义。
2.认知进化说：认知是动态连续进化的结果
解剖医学的研究表明，包含人类在内的动物的神经系统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是不断进化的。“动物从没有神经系统进化到有神经系统，并从网状、链状发展到管状神经系统。……（人类的）脊髓和脑就是在低等脊索动物管状神经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如果对这种由“生物进化论”推衍而来的“认知进化说”还存有异议的话，皮亚杰引用的一个事实则能很好地说明认知和神经基础的直接关系，“我们必须注意罗森茨威格、克雷奇以及他们的同事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即由于后天获得的认识累积的结果，大脑皮层有了一种有效的生长（在个别的一些被试中）”。［4］而相对于大脑的边缘系统（如海马和杏仁核等组织）来说，大脑皮质中新皮质的出现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认知过程中神经基础的进化观，这种进化的认知生理基础反过来也会促进和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果。如工业化进程和文化传承链的断裂使中国人的认知不断偏离传统认知模式而转向以言语-语言智力模式中的逻辑化、形式化和符号化。认知神经进化说从一个侧面说明意义建构的动态性，为意义发生论预留了空间。从这一点说，意义的产生和形成不是特定时空中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累积的建构过程。意象意义中，认知进化说表明了意象的动态性特征。
二、意义的意象论
1.意象的定义及概说
在《说文解字》中：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段注：意，志也。志即识，心所识也，训为测度、记。由此可以推断，意是心之所识而未形诸于声的部分。对于“象”字，韩非子《解老》中：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臆想者皆谓之“象”也。《系辞》也说：“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而“意象”作为一词连用，当在王充的《论衡》：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
意象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对其定义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意象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具体形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但又并非客观事物本身，是客观事物在思维意识中的再现。当然，用文学定义来解释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并不是很妥。所以，我们认为，意象是认知思维对客观事体加工后形成的形象，熔铸了认知主体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工具和手段，是中国化的意义观。
意象是寓意于象，是意之物化，象之意化。同时既是对意义的具体化和形象化，也是对客观世界的抽象化和概念化。是意义和现实世界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处于从现实到意义的中途。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在对世界的观察中往往起于“意”而成于“象”，托于“象”而发于“言”（体现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意象是主客体结合的中介物，它一端联结“意义极”，一端联结“现实极”。“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可见，“意义”是具体而微的，具有圆润性和饱满性，是粗犷的语言表达所不能及的。“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极致）”。于是，认知主体只能通过具体之“象”对抽象之“意”进行体悟和观察，借以弥补“言不尽意”的缺憾。
2.意象的特征
意为心识，象为物宜。从认知的角度看，象源于客体（物理环境产生意义），成于意象，丰满于意。意象作为主客体结合的结果而存在，也就同时具有了主观和客观两种特征。第一，意象具有体悟性。意象之为物，乃心识之物，源于认知主体的感知觉或情感，是经过了认知主体思维加工的，因此具有体验性。而意致之精（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也绝非象所能及，不及之处，只能由“悟”来完成，《说文》：悟者，觉也（219上）。换句话说，“悟”就是要依靠推理而明白。《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是说语言只能表达意义（庄子所说的“道”）的十分之九。那么，不能表达的部分就只能“悟”了，因此，意象具有体悟性。庄子的“心斋”、“吾丧我”（《庄子·齐物论》）以及管子的“静因之道”和荀子的“虚壹而静”（《荀子·解蔽》）便是这种体悟的认知途径之一。而汉语中这样的词汇也不乏其例，如：风花雪月、元亨利贞、不折腾等等。第二，意象具有情感性。中国文化素来重视道德情感因素。段注《说文》：“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情为性之动，与性相对，《中庸》认为包含喜怒哀乐，孟子认为情包含“恻隐、羞耻、辞让、是非”（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子则认为包含“好恶喜怒哀乐”诸端。情感在意象中具有诱发认知活动和引导认知方向以及参与形成认知结果的作用。如“非礼勿视”直接中断了视觉认知的进程，而对某物的偏爱则促使（诱发认知作用）主体进行深入的思考（方向引导作用），几乎每个句子都灌注了讲话者的某种道德情感和价值判断（参与形成认知结果）。第三，意象具有模糊性。人的认知并非一次完成，每次认知到对象的结果都不一样，多次意象的叠加使意象具有模糊性，它来源于认知思维对多次叠加意象的抽象和整体把握。同时，认知往往是“蔽于一曲暗于大理（道）”（《荀子·解蔽》），如“走”的肌动形象很难得到整体认知，对事体片面的感知也会导致意象的模糊性。模糊语言学很好地说明了语言中大量的存在着模糊性。第四，意象具有圆润性，或饱满性。既然“圣人立象以尽意”，并以象“见天下之赜”。可见，“意”之细微至精之处，还是要通过“象”来表达的。意象（意义）随着认知的不断建构而逐渐达致一种饱满和圆润。意象的饱满和圆润使不同的认知主体在情感因素引导下对同一客体产生不同的“聚焦”和“突显”形成不同的认知结果，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第五，意象具有生成性。“生生之谓易”，“（易）见乃谓之象”（《周易·系辞上》）。从“意”到“象”有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从根本上决定意象的动态性，动态性也只能存在于意象的生成过程之中，也正是在这种动态中才产生了模糊性，才能通过不断的体悟（即不断的认知建构）达致意象最后的圆润和饱满。第六，意象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有边界的。“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我们无法追踪到意义起源的起点，只有可以“意致者”，才有意义（意象）的产生；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虽极尽思维想象之能力，也终有“无形之形”的边界存在。
［参考文献］［1］费多益. 寓身认知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109；107-111.
［2］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
［3］刘方. 人体解剖学（第二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31.
［4］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