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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公布，金融监管改革的靴子终于落地，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一委一行两会”新格局。
“将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市场的监管分开，可能是基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要把资本市场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次金融监管改革适应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趋势，对未来加强金融风险的监管有积极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目前中国金融的风险源是什么？
吴晓求：从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来看，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主要看四种风险形态的恶劣程度：一是货币危机，就是该国货币对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大幅度的贬值，而且贬值速度非常快，时间非常短，这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二是银行流动性危机，主要表现是储户出现严重的挤兑而银行不能及时兑付。
三是债务危机，以债务违约为特征和标志，重要表现就是发行的债券到期不能兑付，出现全面的违约。
四是股市危机，股市出现了短期的大幅波动和下跌，很多投资者出现巨大的损失。
一个国家因为发展模式的不同，金融结构的不同，经济开放度不同，四种金融风险形态的组合形式是不一样的，一般两两组合在一起，就可能出现金融危机。
在中国，同样可以从这四个形态来分析风险源。首先，货币危机。我认为人民币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概率非常低，主要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在按照预期目标进行。尽管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但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波动，不会出现危机。当然，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人民币可以自由交易，让中外所有的投资者对人民币抱有信心，是我们政策的重点。
其次，银行流动性危机。从中国银行的主体来看，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一般都不会出现流动性危机，至于一些小的商业银行，因为加强了监管，特别是加强了银行之间同业活动，加上这些小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不是很健全，资本来源相对不充分，所以出现某些风险，甚至出现流动性危机，都是难免的事。但作为普遍的银行流动性危机，在中国，我认为至少五到十年之内都不会出现。
再次，债务危机。中国的债务违约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中国的债券市场包括国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公司债），其中国债没有任何问题，到期可以兑付。金融债包括少量进行批发式融资的债券，整体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真正可能发生风险的，是地方政府债和部分的企业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风险存在。
最后，股市危机。2015年股市危机之后，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能够深刻理解监管者的职责是什么。以前，监管者参与市场，背离了监管的基本职责。要知道监管者主要监管市场透明度，监管信息披露，监管市场是否有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这些违法行为，监管者只负责监管，不参与市场的成长。至于市场指数涨多少，上市公司有多少家，本质上与监管者没关系。
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市场融资的逆周期原理。2015年，更多的是一种市场顺周期概念，所以杠杆推动了风险的爆发和危机的出现。现在我们在操作上的确是采取逆周期的操作。未来，股市或许会有波动，但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像2015年那样的危机，几率非常小。
所以，从总体上看，我对中国金融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并不是把它看成一片漆黑，有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大的问题，需要下重拳去治理。重拳是针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比如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行诈骗之实，或者搞庞氏骗局的融资游戏，对于这些方面要严厉打击，但是对于在金融创新，还是要容忍，要正确看待我们目前的金融现状。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目前“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架构，在你看来，相关监管主体职能将如何划分？
吴晓求：就中国的监管架构而言，“一行两会”直接面对市场，直接去规范市场、规范行为、防范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防范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都是他们的基本职责。
具体说来，由央行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包括制订稳定性规则，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两会”负责微观行为和微观风险的监管，银保会侧重于金融机构风险监管，证监会侧重于市场行为和市场风险的监管。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因为没有具体的工具，可能更多是协调“一行两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避免出现部门利益之争，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只是在监管机构上进行物理的合并，下一步，金融监管改革还将有哪些重点？
吴晓求：物理上的合并是容易的，划清楚各自的事情、监督管理的范围，以防范未来的金融风险，防止出现过大过多的监管真空。
真正难的是功能结构上的调整，从目前的监管范围来看，应该说划分得不科学。一方面，证监会和央行、银监会之间功能的调整，目前，证监会监管的范围有些狭小，比如债券市场是否应属于证监会监管范围，需要对证券市场从法的层面和微观功能上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央行和过去的银监会在宏观审慎和规则制订方面有些重叠，这需要做一些调整。过去这两家经常因为监管职能不清晰或者过度交叉，形成了干扰，也使得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未来五年，金融法律的修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金融还在变革之中，要把其中的道理、趋势弄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的金融监管立法大都是部门立法，虽然有时候会有全国人大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但参与的主体还是部门，这样就会有一些缺陷，时效非常短。中国金融变革往前推一步，法律就相对滞后。中国金融立法，比其他的法更加技术化，更加难，需要一批专家去思考这些问题。
因此，立法者一定要洞察未来，了解未来的变化，此法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洞察未来是前提，而不是简单地只为防止某个风险的出现。虽然规范某种行为规范也是立法的重要内容，但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金融监管的方向和度如何把握？
吴晓求：我认为，对金融的监管，其核心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要让风险的蔓延速度减缓，创造各种衰减机制，制订各种指标和规则，让单个的、微观的风险不那么容易变成系统性风险，也让系统性风险不那么容易地变成金融危机。在此基础上，必须要推动金融的创新。
对中国来说，要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金融的国际化。如果我们的监管只是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管，阻碍了金融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了金融的创新，阻碍了金融的国际化，那么这个监管是有重大缺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理解在金融监管中监管风险的本来含义，而不能将风险扩大化。
比如说科技金融在中国是一个新的金融业态，推动了中国金融的巨大进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然它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但这种新风险与它所带来的效率相比微不足道，而且它克服了传统金融风险，比如说第三方支付就极大地改进了中国金融的支付功能，使中国的金融支付发生革命性变化。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此前，金融监管要么抑制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要么试图想让它回归到一个相对传统的体系中，特别是对额度的限制，政策倾向还是很明显的。
我想，对于这种新的金融业态要加强研究，要知道它的风险源在哪里，构建一个和它相匹配的金融监管准则和金融監管体系，而不是说采取一些非常强硬的办法，让它回到传统金融体系中来。
“将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市场的监管分开，可能是基于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要把资本市场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考虑。”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次金融监管改革适应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趋势，对未来加强金融风险的监管有积极作用。
不必过度担忧金融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目前中国金融的风险源是什么？
吴晓求：从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来看，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主要看四种风险形态的恶劣程度：一是货币危机，就是该国货币对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大幅度的贬值，而且贬值速度非常快，时间非常短，这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二是银行流动性危机，主要表现是储户出现严重的挤兑而银行不能及时兑付。
三是债务危机，以债务违约为特征和标志，重要表现就是发行的债券到期不能兑付，出现全面的违约。
四是股市危机，股市出现了短期的大幅波动和下跌，很多投资者出现巨大的损失。
一个国家因为发展模式的不同，金融结构的不同，经济开放度不同，四种金融风险形态的组合形式是不一样的，一般两两组合在一起，就可能出现金融危机。
在中国，同样可以从这四个形态来分析风险源。首先，货币危机。我认为人民币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概率非常低，主要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在按照预期目标进行。尽管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但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波动，不会出现危机。当然，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人民币可以自由交易，让中外所有的投资者对人民币抱有信心，是我们政策的重点。
其次，银行流动性危机。从中国银行的主体来看，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一般都不会出现流动性危机，至于一些小的商业银行，因为加强了监管，特别是加强了银行之间同业活动，加上这些小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不是很健全，资本来源相对不充分，所以出现某些风险，甚至出现流动性危机，都是难免的事。但作为普遍的银行流动性危机，在中国，我认为至少五到十年之内都不会出现。
再次，债务危机。中国的债务违约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中国的债券市场包括国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公司债），其中国债没有任何问题，到期可以兑付。金融债包括少量进行批发式融资的债券，整体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真正可能发生风险的，是地方政府债和部分的企业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风险存在。
最后，股市危机。2015年股市危机之后，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能够深刻理解监管者的职责是什么。以前，监管者参与市场，背离了监管的基本职责。要知道监管者主要监管市场透明度，监管信息披露，监管市场是否有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这些违法行为，监管者只负责监管，不参与市场的成长。至于市场指数涨多少，上市公司有多少家，本质上与监管者没关系。
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市场融资的逆周期原理。2015年，更多的是一种市场顺周期概念，所以杠杆推动了风险的爆发和危机的出现。现在我们在操作上的确是采取逆周期的操作。未来，股市或许会有波动，但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像2015年那样的危机，几率非常小。
所以，从总体上看，我对中国金融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并不是把它看成一片漆黑，有那么大的风险，那么大的问题，需要下重拳去治理。重拳是针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比如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行诈骗之实，或者搞庞氏骗局的融资游戏，对于这些方面要严厉打击，但是对于在金融创新，还是要容忍，要正确看待我们目前的金融现状。
中国需要包容的金融监管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目前“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架构，在你看来，相关监管主体职能将如何划分？
吴晓求：就中国的监管架构而言，“一行两会”直接面对市场，直接去规范市场、规范行为、防范风险，保持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防范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都是他们的基本职责。
具体说来，由央行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包括制订稳定性规则，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两会”负责微观行为和微观风险的监管，银保会侧重于金融机构风险监管，证监会侧重于市场行为和市场风险的监管。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因为没有具体的工具，可能更多是协调“一行两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避免出现部门利益之争，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只是在监管机构上进行物理的合并，下一步，金融监管改革还将有哪些重点？
吴晓求：物理上的合并是容易的，划清楚各自的事情、监督管理的范围，以防范未来的金融风险，防止出现过大过多的监管真空。
真正难的是功能结构上的调整，从目前的监管范围来看，应该说划分得不科学。一方面，证监会和央行、银监会之间功能的调整，目前，证监会监管的范围有些狭小，比如债券市场是否应属于证监会监管范围，需要对证券市场从法的层面和微观功能上进行调整。
另一方面，央行和过去的银监会在宏观审慎和规则制订方面有些重叠，这需要做一些调整。过去这两家经常因为监管职能不清晰或者过度交叉，形成了干扰，也使得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大幅度增加。
在未来五年，金融法律的修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金融还在变革之中，要把其中的道理、趋势弄清楚，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的金融监管立法大都是部门立法，虽然有时候会有全国人大专门的委员会来负责，但参与的主体还是部门，这样就会有一些缺陷，时效非常短。中国金融变革往前推一步，法律就相对滞后。中国金融立法，比其他的法更加技术化，更加难，需要一批专家去思考这些问题。
因此，立法者一定要洞察未来，了解未来的变化，此法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洞察未来是前提，而不是简单地只为防止某个风险的出现。虽然规范某种行为规范也是立法的重要内容，但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社会的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金融监管的方向和度如何把握？
吴晓求：我认为，对金融的监管，其核心不是消灭风险，而是要让风险的蔓延速度减缓，创造各种衰减机制，制订各种指标和规则，让单个的、微观的风险不那么容易变成系统性风险，也让系统性风险不那么容易地变成金融危机。在此基础上，必须要推动金融的创新。
对中国来说，要推动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金融的国际化。如果我们的监管只是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管，阻碍了金融的市场化改革，阻碍了金融的创新，阻碍了金融的国际化，那么这个监管是有重大缺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理解在金融监管中监管风险的本来含义，而不能将风险扩大化。
比如说科技金融在中国是一个新的金融业态，推动了中国金融的巨大进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当然它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但这种新风险与它所带来的效率相比微不足道，而且它克服了传统金融风险，比如说第三方支付就极大地改进了中国金融的支付功能，使中国的金融支付发生革命性变化。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此前，金融监管要么抑制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要么试图想让它回归到一个相对传统的体系中，特别是对额度的限制，政策倾向还是很明显的。
我想，对于这种新的金融业态要加强研究，要知道它的风险源在哪里，构建一个和它相匹配的金融监管准则和金融監管体系，而不是说采取一些非常强硬的办法，让它回到传统金融体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