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丝，女，现年81岁，住在纽约一处“租金管制”公寓里。“租金管制”是指由政府补贴的低收入者或老年人住房计划。不幸的是，特蕾丝去年因闯红灯过马路被自行车撞倒，造成多处骨折住进医院。医务人员通知了特蕾丝的房东———彼得管理公司。公司要求延迟向她收取房租，却以拖欠房租超过法定期限为由，将她告上法庭，要求驱逐特蕾丝。法庭宣判当日，特蕾丝又阴差阳错未能出庭，结果败诉，被逐出了公寓。
　　这下可糟了，怎么办？
　　弱势群体与其他阶层的最大区别是，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有限，他们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一念之差，顷刻之间，就可能失去所有生活资料，无家可归。特蕾丝的情况正是如此。她只身提着小小的行囊，开始在纽约街头徘徊。她没有丈夫和子女，甚至没有管用的亲属。纽约社会，甚至任何社会，都有这种真正孤独的人。她睡过车站和地铁，靠乞讨和捡拾度日。很可能她会于某日某时，倒下去再也起不来。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纽约市老年局的社工人员。纽约市老年局是专门负责老年人福利的政府机构，成立于1968年，开始是社会福利局下属的一个处室，随着社会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最终成为独立的局。社工人员先把特蕾丝安排进一家养老院暂住，用老年局紧急救援资金支付费用。然后，再通过老年局的法律援助部门，调查她究竟是怎样失去住房的。
　　在调查中，法律援助处的律师发现，彼得公司在向法庭申请驱逐特蕾丝的许可时，故意隐瞒了她被自行车撞倒受伤的事实。于是律师免费替特蕾丝上诉，要求法庭允许她回到原公寓居住。经过几个回合的审理，法庭最终判决，只要补齐所有房租欠款，特蕾丝有权重返原公寓居住，彼得公司不得阻拦。
　　可是欠款怎么办，钱呢？于是，老年局向多家非营利团体发出救助申请，请求社会帮助。同时，也通过社保部门，重估特蕾丝的社保金额，给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纽约市的政府机构与诸多社会团体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比如犹太人基金会、华策会、中华公所等。这些团体响应政府捐款要求的同时，也享有获得政府非盈利项目合同的优先权。他们在紧急关头，可向特蕾丝这样的弱者提供帮助，政府在外包老年服务中心项目时，也会优先考虑他们的要求，投标的评估不光是费用和质量，更有社会责任。就这样，特蕾丝终于得到足够的捐款，付清了所欠房租，回到原来的公寓中。她转了一圈，像做梦一样回到原处，继续她的生活。
　　这不是虚拟的故事，而是真事。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是特蕾丝转了一圈的机制？什么是这种机制的动力？和谐社会的关键到底是所谓自由，还是生存的安全感？什么才是社会稳定的核心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