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前，乡下的亲戚给我家背来了半编织袋他自己种的红薯。
　　亲戚离开后，我把那浑圆、饱满、粉嘟嘟的红薯晾晒于阳台一角，而后，就没上心当回事。时光匆匆，两个星期一晃而过，居然一直未碰它。
　　假日，颇爱下厨的我自告奋勇，围裙一系，从容上阵。煮饭前，我从红薯堆里信手捡了只红薯，去根，洗净，削掉皮，对开切成四瓣，放在电饭煲里的大米上烀。
　　揭开饭锅盛饭时，黄澄澄的红薯，香气随着袅袅蒸汽吸入鼻翼，人倏地为之一振：那是熟稔的气息，那是久违的滋味。
　　我小时候，家里常吃红薯，每年几乎从深秋开始吃起，一整个冬季都不会停歇，甚至还要延续吃至開春。物资匮乏的年代，什么都需凭证凭票，计划供应的那点儿口粮，简直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吃。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于是，家乡宜兴的丘陵山区，肥沃的山丘上、田埂边、沟渠旁，乃至房前屋后的空地里，到处都栽满了一垄垄、一畦畦绿叶婆娑的红薯。霜降过后，熟透的红薯纷纷滚上了餐桌，滚进了我们的肚子。父母总习惯在做饭前，准备好几只红薯，去根须，汰洗清爽，小的就整个儿，大的则剖开，放到饭锅内烀了给我们吃。偶尔也会在饭烧得即将快好时，在灶膛的余火内埋人数个中等的红薯，待火熄灭时，红薯也烀熟了。
　　我读初二时，说话像野鸭叫，饭量陡增。那时，每年都得去广阔天地接受大自然的洗礼。暮秋时节，柿子火红，稻谷金黄，满眼丰收景象。按分工，我们那天的任务是割稻。尽管稚嫩的手素未握过割镰，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弓背弯腰，摆开架势，挥镰收割。几个回合下来，我顿感喉冒青烟，眼闪金星，浑身乏力。原本就缺乏营养，还需孩子干大人活儿，如何能吃得消？很快，虚脱的我瘫坐在稻田里，近乎晕厥。班主任赵老师见状，如阵风一样奔了过来，一把将我揽在怀里，取出军用水壶，喂我喝水。少顷，赵老师见我慢慢恢复了神志，从随身携带的军用书包里掏出一只烀红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你是饿成这样的，赶紧吃了。”我接过那只温热的红薯，两行液体不禁从眼眶中奔泻而出。
　　而今的我们，早已不用为生存而担忧，因温饱而发愁，红薯也逐渐被其他食物所取代，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偶尔想吃时，或去超市购上几斤，或到路边的烤红薯摊，买一两个解馋。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