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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内的官商勾结越来越严重。据台湾《联合报》日前披露，台湾高铁公司亏损严重，打算招揽当局卸任高官担任独立董事和监事，不料遭意外曝光，引来诸多批评——
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有２０多名高官退休或离职后，凭借在官场中积累的人脉关系，摇身变成了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为企业“消灾解愁”，备受企业主礼遇。
身兼数职，6位“财长”全下海
前些年，台湾当局“金管会”为推动上市公司的治理，出台了多项“独立董监优惠条款”，独立董事和监事随之成了热门的新兴职位。据台湾证交所统计，约８００家上市公司设置了独立董事和监事，当局不少高官下台后，马上弃政从商，成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热门人选。
据统计，台湾当局的卸任官员中，兼职独立董事和监事职位最多的，要数前“行政院”秘书长魏启林，一口气担任了３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还兼任了另外两家公司的独立监察人。此外，魏启林还曾担任东森媒体、东森电视等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事业”范围很大。
前“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昌邦也毫不逊色，除了担任４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外，还兼任英华达公司的独立监察人，身兼５职，正好符合“不得兼任超过５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上限”规定。据报道，张昌邦担任台湾“证期会”副主委、主委共８年，一手主导了台湾“证交法”立法，还曾干过“财政部”、“经济部”次长等要职，是与工商界最贴近的“前朝官员”。
引人瞩目的是，陈水扁当局的多位前“财长”，个个都挂了企业董事长的头衔，着实羡煞其他部门的卸任官员。在过去的７年里，民进党当局共有６位前“财长”变成了地位显赫的“董事长”。
据知情人士披露，台湾“财政部”主管金融、证券、保险、赋税、海关等业务，尽管后来成立了“金管会”，取代了“财政部”的相关金融业务，但“卸任财长”还是颇受企业界青睐。企业除了希望借他们提升公司的形象外，主要还是希望能靠他们的“老关系”获得庇护。
主要功能，为企业“消灾解愁”
请卸任高官来给企业当“门神”，已成为岛内企业“借力使力”的新招数，他们希望借着这些“神”“消灾解愁”。企业的这些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有３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门神型“。在政界和商界人脉关系深厚、深谙官场伦理的独立董事和監事，不但可充当企业的“门神”，吓阻各路“小鬼”，还可扮演企业与当局的“桥梁”角色，转达“民意”给决策层，甚至可以凭借“桃李满天下”，顺便化解企业和当局的分歧。
第二种类型是“酬庸型“。独立董事和监事，和一般的董事、监事的待遇相同，薪水、配车、司机一样都不少，还可确保在３年任期内不被撤换，被视为当局或企业主“还人情”的最佳方案。
第三种类型是“橡皮图章型”。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表面上看似“独立第三人”，实则是企业的“自己人”，不是与企业的大老板关系匪浅，就是大老板可以接受的人。其监督功能因此弱化，往往“照案通过”，就像董事会的一个“橡皮图章”。
能挣会花，每年报酬上千万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能耐”这么大，报酬自然也不能少。据岛内媒体披露，台湾当局卸任高官转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后，不仅可以支领董事的酬劳、车马费，还可享受配车、司机与秘书等高级经理人的诸多待遇。不过，目前各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的酬劳十分不透明，他们在支领薪酬时，甚至不必使用真实姓名。
当然，即使同样是独立董事和监事，在不同企业里，待遇也会相差１０倍。据报道，科技、金融行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最吃香。金融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起薪至少１５０万元新台币（约合３４万元人民币）。各家公司的标准不一样，这与该公司的盈利情况有关。当然，也有不少公司不赚钱，可独立董事和监事照样坐领高薪。
有资料显示，去年，国泰金、开发金两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薪酬堪称“钻石级”，年收入达１０００多万元新台币。科技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薪酬比金融业企业稍差，但也很“阔绰”。跟金融业、科技业企业相比，传统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待遇相对较低。以台塑为例，最近才将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每月酬劳增至１０万元新台币。
犬牙交错，独立董事不独立
就在台湾高铁公司招揽当局多位卸任高官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坐领高薪而遭到小股东“炮轰”的消息传出之际，又出了一件事——台湾“总统府”去年宣称，为“彰显改革决心”不再聘任的“总统府资政”，据传将恢复聘任，日前已安排了７２００万元新台币的预算。
台湾《联合报》认为，这两则消息看似无关，实则脉络相通。陈水扁将当局职位当成“礼物”送来送去，早有“恶例”，已不待言。他在７年间六度改组产生的大量“剩余”高官，借机流动到企业，将官商之间的权责界限弄得“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陈水扁信誓旦旦的“廉洁高效政府”改革，也流为空言。
再说“高铁”。亏损累累的台湾高铁公司，２４位副总以上的高层主管，平均年薪达６３７万元新台币，令人咋舌；３位各有来头的独立董事和监事，酬劳则在２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元新台币之间。而曾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启林，身兼５职；扁当局卸任后的“财长”全数进入企业担任董事长。
陈水扁上台以来，口口声声喊着“爱台湾”，信誓旦旦地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却大行官商勾结，疯狂捞取政党利益和个人实惠。
台湾《联合报》指出，民进党靠玩弄选举把戏上台，选举造势活动多如牛毛，“四大天王”到处走场，一场活动起码要花费５００万元新台币。标榜没有“党产”的民进党，如何“埋单”？怕是只能依靠企业财团，极力拉拢所谓的“金主”。于是，企业界的“大佬”们被邀请担任“国策顾问”，公共项目被毫无悬念地“内定”给特定企业，下台高官进入企业端起“金饭碗”。
难怪有岛内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执政７年，台湾当局无能了７年，失控了７年，不仅虚耗了公众的机会和时光，更以严重的政治干预，破坏了当局行政体系的自律，以及专业官僚的“中立”立场。陈水扁两任执政的破坏性后果，不知需要经过多久的修补，才能复元。
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有２０多名高官退休或离职后，凭借在官场中积累的人脉关系，摇身变成了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为企业“消灾解愁”，备受企业主礼遇。
身兼数职，6位“财长”全下海
前些年，台湾当局“金管会”为推动上市公司的治理，出台了多项“独立董监优惠条款”，独立董事和监事随之成了热门的新兴职位。据台湾证交所统计，约８００家上市公司设置了独立董事和监事，当局不少高官下台后，马上弃政从商，成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热门人选。
据统计，台湾当局的卸任官员中，兼职独立董事和监事职位最多的，要数前“行政院”秘书长魏启林，一口气担任了３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还兼任了另外两家公司的独立监察人。此外，魏启林还曾担任东森媒体、东森电视等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事业”范围很大。
前“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昌邦也毫不逊色，除了担任４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外，还兼任英华达公司的独立监察人，身兼５职，正好符合“不得兼任超过５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上限”规定。据报道，张昌邦担任台湾“证期会”副主委、主委共８年，一手主导了台湾“证交法”立法，还曾干过“财政部”、“经济部”次长等要职，是与工商界最贴近的“前朝官员”。
引人瞩目的是，陈水扁当局的多位前“财长”，个个都挂了企业董事长的头衔，着实羡煞其他部门的卸任官员。在过去的７年里，民进党当局共有６位前“财长”变成了地位显赫的“董事长”。
据知情人士披露，台湾“财政部”主管金融、证券、保险、赋税、海关等业务，尽管后来成立了“金管会”，取代了“财政部”的相关金融业务，但“卸任财长”还是颇受企业界青睐。企业除了希望借他们提升公司的形象外，主要还是希望能靠他们的“老关系”获得庇护。
主要功能，为企业“消灾解愁”
请卸任高官来给企业当“门神”，已成为岛内企业“借力使力”的新招数，他们希望借着这些“神”“消灾解愁”。企业的这些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有３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门神型“。在政界和商界人脉关系深厚、深谙官场伦理的独立董事和監事，不但可充当企业的“门神”，吓阻各路“小鬼”，还可扮演企业与当局的“桥梁”角色，转达“民意”给决策层，甚至可以凭借“桃李满天下”，顺便化解企业和当局的分歧。
第二种类型是“酬庸型“。独立董事和监事，和一般的董事、监事的待遇相同，薪水、配车、司机一样都不少，还可确保在３年任期内不被撤换，被视为当局或企业主“还人情”的最佳方案。
第三种类型是“橡皮图章型”。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表面上看似“独立第三人”，实则是企业的“自己人”，不是与企业的大老板关系匪浅，就是大老板可以接受的人。其监督功能因此弱化，往往“照案通过”，就像董事会的一个“橡皮图章”。
能挣会花，每年报酬上千万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能耐”这么大，报酬自然也不能少。据岛内媒体披露，台湾当局卸任高官转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后，不仅可以支领董事的酬劳、车马费，还可享受配车、司机与秘书等高级经理人的诸多待遇。不过，目前各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的酬劳十分不透明，他们在支领薪酬时，甚至不必使用真实姓名。
当然，即使同样是独立董事和监事，在不同企业里，待遇也会相差１０倍。据报道，科技、金融行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最吃香。金融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起薪至少１５０万元新台币（约合３４万元人民币）。各家公司的标准不一样，这与该公司的盈利情况有关。当然，也有不少公司不赚钱，可独立董事和监事照样坐领高薪。
有资料显示，去年，国泰金、开发金两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薪酬堪称“钻石级”，年收入达１０００多万元新台币。科技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薪酬比金融业企业稍差，但也很“阔绰”。跟金融业、科技业企业相比，传统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待遇相对较低。以台塑为例，最近才将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每月酬劳增至１０万元新台币。
犬牙交错，独立董事不独立
就在台湾高铁公司招揽当局多位卸任高官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坐领高薪而遭到小股东“炮轰”的消息传出之际，又出了一件事——台湾“总统府”去年宣称，为“彰显改革决心”不再聘任的“总统府资政”，据传将恢复聘任，日前已安排了７２００万元新台币的预算。
台湾《联合报》认为，这两则消息看似无关，实则脉络相通。陈水扁将当局职位当成“礼物”送来送去，早有“恶例”，已不待言。他在７年间六度改组产生的大量“剩余”高官，借机流动到企业，将官商之间的权责界限弄得“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陈水扁信誓旦旦的“廉洁高效政府”改革，也流为空言。
再说“高铁”。亏损累累的台湾高铁公司，２４位副总以上的高层主管，平均年薪达６３７万元新台币，令人咋舌；３位各有来头的独立董事和监事，酬劳则在２００万至５００万元新台币之间。而曾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启林，身兼５职；扁当局卸任后的“财长”全数进入企业担任董事长。
陈水扁上台以来，口口声声喊着“爱台湾”，信誓旦旦地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却大行官商勾结，疯狂捞取政党利益和个人实惠。
台湾《联合报》指出，民进党靠玩弄选举把戏上台，选举造势活动多如牛毛，“四大天王”到处走场，一场活动起码要花费５００万元新台币。标榜没有“党产”的民进党，如何“埋单”？怕是只能依靠企业财团，极力拉拢所谓的“金主”。于是，企业界的“大佬”们被邀请担任“国策顾问”，公共项目被毫无悬念地“内定”给特定企业，下台高官进入企业端起“金饭碗”。
难怪有岛内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执政７年，台湾当局无能了７年，失控了７年，不仅虚耗了公众的机会和时光，更以严重的政治干预，破坏了当局行政体系的自律，以及专业官僚的“中立”立场。陈水扁两任执政的破坏性后果，不知需要经过多久的修补，才能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