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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岛内的官商勾结越来越严重。据台湾《联合报》日前披露,台湾高铁公司亏损严重,打算招揽当局卸任高官担任独立董事和监事,不料遭意外曝光,引来诸多批评——
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有20多名高官退休或离职后,凭借在官场中积累的人脉关系,摇身变成了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为企业“消灾解愁”,备受企业主礼遇。
身兼数职,6位“财长”全下海
前些年,台湾当局“金管会”为推动上市公司的治理,出台了多项“独立董监优惠条款”,独立董事和监事随之成了热门的新兴职位。据台湾证交所统计,约800家上市公司设置了独立董事和监事,当局不少高官下台后,马上弃政从商,成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热门人选。
据统计,台湾当局的卸任官员中,兼职独立董事和监事职位最多的,要数前“行政院”秘书长魏启林,一口气担任了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还兼任了另外两家公司的独立监察人。此外,魏启林还曾担任东森媒体、东森电视等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事业”范围很大。
前“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昌邦也毫不逊色,除了担任4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外,还兼任英华达公司的独立监察人,身兼5职,正好符合“不得兼任超过5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上限”规定。据报道,张昌邦担任台湾“证期会”副主委、主委共8年,一手主导了台湾“证交法”立法,还曾干过“财政部”、“经济部”次长等要职,是与工商界最贴近的“前朝官员”。
引人瞩目的是,陈水扁当局的多位前“财长”,个个都挂了企业董事长的头衔,着实羡煞其他部门的卸任官员。在过去的7年里,民进党当局共有6位前“财长”变成了地位显赫的“董事长”。
据知情人士披露,台湾“财政部”主管金融、证券、保险、赋税、海关等业务,尽管后来成立了“金管会”,取代了“财政部”的相关金融业务,但“卸任财长”还是颇受企业界青睐。企业除了希望借他们提升公司的形象外,主要还是希望能靠他们的“老关系”获得庇护。
主要功能,为企业“消灾解愁”
请卸任高官来给企业当“门神”,已成为岛内企业“借力使力”的新招数,他们希望借着这些“神”“消灾解愁”。企业的这些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有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门神型“。在政界和商界人脉关系深厚、深谙官场伦理的独立董事和監事,不但可充当企业的“门神”,吓阻各路“小鬼”,还可扮演企业与当局的“桥梁”角色,转达“民意”给决策层,甚至可以凭借“桃李满天下”,顺便化解企业和当局的分歧。
第二种类型是“酬庸型“。独立董事和监事,和一般的董事、监事的待遇相同,薪水、配车、司机一样都不少,还可确保在3年任期内不被撤换,被视为当局或企业主“还人情”的最佳方案。
第三种类型是“橡皮图章型”。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表面上看似“独立第三人”,实则是企业的“自己人”,不是与企业的大老板关系匪浅,就是大老板可以接受的人。其监督功能因此弱化,往往“照案通过”,就像董事会的一个“橡皮图章”。
能挣会花,每年报酬上千万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能耐”这么大,报酬自然也不能少。据岛内媒体披露,台湾当局卸任高官转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后,不仅可以支领董事的酬劳、车马费,还可享受配车、司机与秘书等高级经理人的诸多待遇。不过,目前各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的酬劳十分不透明,他们在支领薪酬时,甚至不必使用真实姓名。
当然,即使同样是独立董事和监事,在不同企业里,待遇也会相差10倍。据报道,科技、金融行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最吃香。金融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起薪至少150万元新台币(约合34万元人民币)。各家公司的标准不一样,这与该公司的盈利情况有关。当然,也有不少公司不赚钱,可独立董事和监事照样坐领高薪。
有资料显示,去年,国泰金、开发金两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薪酬堪称“钻石级”,年收入达1000多万元新台币。科技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薪酬比金融业企业稍差,但也很“阔绰”。跟金融业、科技业企业相比,传统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待遇相对较低。以台塑为例,最近才将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每月酬劳增至10万元新台币。
犬牙交错,独立董事不独立
就在台湾高铁公司招揽当局多位卸任高官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坐领高薪而遭到小股东“炮轰”的消息传出之际,又出了一件事——台湾“总统府”去年宣称,为“彰显改革决心”不再聘任的“总统府资政”,据传将恢复聘任,日前已安排了7200万元新台币的预算。
台湾《联合报》认为,这两则消息看似无关,实则脉络相通。陈水扁将当局职位当成“礼物”送来送去,早有“恶例”,已不待言。他在7年间六度改组产生的大量“剩余”高官,借机流动到企业,将官商之间的权责界限弄得“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陈水扁信誓旦旦的“廉洁高效政府”改革,也流为空言。
再说“高铁”。亏损累累的台湾高铁公司,24位副总以上的高层主管,平均年薪达637万元新台币,令人咋舌;3位各有来头的独立董事和监事,酬劳则在200万至500万元新台币之间。而曾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启林,身兼5职;扁当局卸任后的“财长”全数进入企业担任董事长。
陈水扁上台以来,口口声声喊着“爱台湾”,信誓旦旦地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却大行官商勾结,疯狂捞取政党利益和个人实惠。
台湾《联合报》指出,民进党靠玩弄选举把戏上台,选举造势活动多如牛毛,“四大天王”到处走场,一场活动起码要花费500万元新台币。标榜没有“党产”的民进党,如何“埋单”?怕是只能依靠企业财团,极力拉拢所谓的“金主”。于是,企业界的“大佬”们被邀请担任“国策顾问”,公共项目被毫无悬念地“内定”给特定企业,下台高官进入企业端起“金饭碗”。
难怪有岛内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执政7年,台湾当局无能了7年,失控了7年,不仅虚耗了公众的机会和时光,更以严重的政治干预,破坏了当局行政体系的自律,以及专业官僚的“中立”立场。陈水扁两任执政的破坏性后果,不知需要经过多久的修补,才能复元。
资料显示,台湾目前有20多名高官退休或离职后,凭借在官场中积累的人脉关系,摇身变成了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为企业“消灾解愁”,备受企业主礼遇。
身兼数职,6位“财长”全下海
前些年,台湾当局“金管会”为推动上市公司的治理,出台了多项“独立董监优惠条款”,独立董事和监事随之成了热门的新兴职位。据台湾证交所统计,约800家上市公司设置了独立董事和监事,当局不少高官下台后,马上弃政从商,成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热门人选。
据统计,台湾当局的卸任官员中,兼职独立董事和监事职位最多的,要数前“行政院”秘书长魏启林,一口气担任了3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还兼任了另外两家公司的独立监察人。此外,魏启林还曾担任东森媒体、东森电视等公司法人代表董事,“事业”范围很大。
前“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昌邦也毫不逊色,除了担任4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外,还兼任英华达公司的独立监察人,身兼5职,正好符合“不得兼任超过5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上限”规定。据报道,张昌邦担任台湾“证期会”副主委、主委共8年,一手主导了台湾“证交法”立法,还曾干过“财政部”、“经济部”次长等要职,是与工商界最贴近的“前朝官员”。
引人瞩目的是,陈水扁当局的多位前“财长”,个个都挂了企业董事长的头衔,着实羡煞其他部门的卸任官员。在过去的7年里,民进党当局共有6位前“财长”变成了地位显赫的“董事长”。
据知情人士披露,台湾“财政部”主管金融、证券、保险、赋税、海关等业务,尽管后来成立了“金管会”,取代了“财政部”的相关金融业务,但“卸任财长”还是颇受企业界青睐。企业除了希望借他们提升公司的形象外,主要还是希望能靠他们的“老关系”获得庇护。
主要功能,为企业“消灾解愁”
请卸任高官来给企业当“门神”,已成为岛内企业“借力使力”的新招数,他们希望借着这些“神”“消灾解愁”。企业的这些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有3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门神型“。在政界和商界人脉关系深厚、深谙官场伦理的独立董事和監事,不但可充当企业的“门神”,吓阻各路“小鬼”,还可扮演企业与当局的“桥梁”角色,转达“民意”给决策层,甚至可以凭借“桃李满天下”,顺便化解企业和当局的分歧。
第二种类型是“酬庸型“。独立董事和监事,和一般的董事、监事的待遇相同,薪水、配车、司机一样都不少,还可确保在3年任期内不被撤换,被视为当局或企业主“还人情”的最佳方案。
第三种类型是“橡皮图章型”。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表面上看似“独立第三人”,实则是企业的“自己人”,不是与企业的大老板关系匪浅,就是大老板可以接受的人。其监督功能因此弱化,往往“照案通过”,就像董事会的一个“橡皮图章”。
能挣会花,每年报酬上千万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能耐”这么大,报酬自然也不能少。据岛内媒体披露,台湾当局卸任高官转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后,不仅可以支领董事的酬劳、车马费,还可享受配车、司机与秘书等高级经理人的诸多待遇。不过,目前各企业独立董事和监事的酬劳十分不透明,他们在支领薪酬时,甚至不必使用真实姓名。
当然,即使同样是独立董事和监事,在不同企业里,待遇也会相差10倍。据报道,科技、金融行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最吃香。金融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起薪至少150万元新台币(约合34万元人民币)。各家公司的标准不一样,这与该公司的盈利情况有关。当然,也有不少公司不赚钱,可独立董事和监事照样坐领高薪。
有资料显示,去年,国泰金、开发金两家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的薪酬堪称“钻石级”,年收入达1000多万元新台币。科技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薪酬比金融业企业稍差,但也很“阔绰”。跟金融业、科技业企业相比,传统产业企业的独立董事和监事,待遇相对较低。以台塑为例,最近才将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每月酬劳增至10万元新台币。
犬牙交错,独立董事不独立
就在台湾高铁公司招揽当局多位卸任高官任独立董事和监事,坐领高薪而遭到小股东“炮轰”的消息传出之际,又出了一件事——台湾“总统府”去年宣称,为“彰显改革决心”不再聘任的“总统府资政”,据传将恢复聘任,日前已安排了7200万元新台币的预算。
台湾《联合报》认为,这两则消息看似无关,实则脉络相通。陈水扁将当局职位当成“礼物”送来送去,早有“恶例”,已不待言。他在7年间六度改组产生的大量“剩余”高官,借机流动到企业,将官商之间的权责界限弄得“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陈水扁信誓旦旦的“廉洁高效政府”改革,也流为空言。
再说“高铁”。亏损累累的台湾高铁公司,24位副总以上的高层主管,平均年薪达637万元新台币,令人咋舌;3位各有来头的独立董事和监事,酬劳则在200万至500万元新台币之间。而曾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魏启林,身兼5职;扁当局卸任后的“财长”全数进入企业担任董事长。
陈水扁上台以来,口口声声喊着“爱台湾”,信誓旦旦地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却大行官商勾结,疯狂捞取政党利益和个人实惠。
台湾《联合报》指出,民进党靠玩弄选举把戏上台,选举造势活动多如牛毛,“四大天王”到处走场,一场活动起码要花费500万元新台币。标榜没有“党产”的民进党,如何“埋单”?怕是只能依靠企业财团,极力拉拢所谓的“金主”。于是,企业界的“大佬”们被邀请担任“国策顾问”,公共项目被毫无悬念地“内定”给特定企业,下台高官进入企业端起“金饭碗”。
难怪有岛内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执政7年,台湾当局无能了7年,失控了7年,不仅虚耗了公众的机会和时光,更以严重的政治干预,破坏了当局行政体系的自律,以及专业官僚的“中立”立场。陈水扁两任执政的破坏性后果,不知需要经过多久的修补,才能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