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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宝元：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本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长期从事经济学、管理学专业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人本发展与管理。涉及主要学术领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和体制改革，教育经济与管理，国民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曾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十余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二十余部。
《中国电力教育》：近年来，绿色经济发展已成为全球化新趋势，在您看来，目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怎样的形势和焦点问题？
李宝元：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绿色经济”是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对工业化社会的“黑色经济”和前工业化社会的“白色经济”的否定之否定。我们是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虽然已经摆脱了前工业化社会“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正在着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作为“三农”人口大国，中国在总体上依然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能从“黑色经济”的残酷现实中快速走出又不至于陷于可怕的“白色经济”困境，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战略性挑战和重大难题。
其次，要知道“绿色经济”的概念是以西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和背景提出来的。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等发布《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时，特别强调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
可以这样讲，“绿色经济”近年来之所以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一个重要现实背景就是全球范围内遭遇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经济衰退以及能源危机、粮食短缺等多重发展困境，人们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应对危机的新策略、摆脱困境的新出路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将之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加以积极培育，加快建设低碳排放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例如，在2008年启动的4万亿元经济投资刺激计划中，至少有2100亿元直接用于生态环保方面；2008年4月到2009年4月期间，中央新增投资的10%、共计23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保项目。近年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困境、矛盾和问题都日益关注。现在应该聚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就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能否对于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呢？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客观审慎的分析。
《中国电力教育》：与绿色经济所对应的产业结构将会有怎样的变化或调整？
李宝元：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必须靠产业的推进，发展绿色经济首先必须发展绿色产业。这无外乎两个指向：一是“经济绿色化”，即对钢铁、化工、建材、造纸等传统产业及经济系统，通过推行清洁技术、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进行“绿色化”或“生态化”改造；二是“绿色经济化”，即利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自然、生态和环保资源，向“环保”要效益、向自然索取“绿金”，并积极发展对自然环境影响小、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或专门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新产业，例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食品、可再生能源开发、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植树造林、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绿色节能建筑、生态恢复工程建设、环卫和废品回收及其他各类绿色服务业等；一类属于需要依托专业化、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高科技产业，如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开发，往往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和高资本投入。
《中国电力教育》：正如您所说，我国目前是一个仍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非人力资源强国，基于此，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在宏观战略层面应注意哪些问题？
李宝元：从人力资源状况来看，中国最大国情及特色就是“人口多、素质低”，在短期内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绿色产业、将高科技绿色产业作为长期努力目标和方向，可以很好利用人力资源动态比较优势，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是长期来看，特别是未来10年，既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奠基时期。如何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本科学发展观，通过致力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特别是加大人力资源教育开发力度和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来为经济“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文环境和人力资源能力支撑，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
《中国电力教育》：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支撑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请您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宝元：发展绿色经济需要有高素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支撑，需要开发、培养和塑造出一大批绿色科学技术人才、绿色技术工人、绿色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队伍。按照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定义，绿色人才包括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废物管理、生物多样性、绿色建筑和可持续交通等领域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教育开发。中国教育面临的矛盾、问题和挑战，既有发展阻滞，更有制度掣肘。追根究底，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大环境，与大一统、一刀切传统体制下的标准化应试教育模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
未来中国人力资源强国之路，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大刀阔斧地开创教育新局面。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积极发展绿色教育，大力开发绿色专业技术人才，建立新型国民素质教育体系，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基本方向和长期目标。 《中国电力教育》：您认为绿色人才培养、绿色教育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需特别注意哪些方向性和策略性的问题？
李宝元：绿色人才培养应该着眼于绿色经济价值链、产业链的全过程，瞄准国家经济社会重点发展领域，着力加强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农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装备制造、工程管理等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起专业全面、基础扎实、梯度适当的人才储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绿色经济发展要依托绿色科技进步来支撑，科技创新是推进绿色经济高级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强力杠杆。但是，中国由于仍处于“发展中”状态，在绿色经济高端发展领域存在诸多科技瓶颈约束，从长远来看，国家要有计划地投资和培养绿色经济高端专业科技人才。但是，鉴于特殊国情一定要量力而行，不可过分倚重和强调专业技术人才，忽视低端绿色技术工人、绿色商业人才、绿色经营管理人才及其他各方面人才的基础支撑作用。发展绿色经济，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科研创新能力的领军科技人才，还需要具备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拥有较强管理能力的绿色产业运营人才。要注意发挥产、学、研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理工科、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综合互补优势，加强彼此间的流动和整合，努力培养一大批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丰富产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绿色人才。
此外，在绿色人才培养方面，要避免重高等教育、轻职业教育，重科技研究人才、轻职业技能人才的偏误，注意各类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开发和培养。与传统能源产业动辄百万千瓦级的规模相比，新能源自身分布不均衡、规模相对要小得多，最大量的人才需求还是在传统低端部门。因此，绿色人才教育培养体系，既要注意培养从事科技开发的领军研究人才，更要重视培养产业急需的实用技能人才。各级学校教育应有所侧重、做好分工，重点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要重点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创新能力突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普通高校、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则担负着培养生产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就近期来看，学校与企业双轨并行、彼此联手，尽快培养出一大批动手能力强、上手快的专业技能型绿色人才，对于增强绿色产业工艺制造基础，节约生产成本、发挥比较优势，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潜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当然，绿色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绿色专业技术培养的问题，还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承、精神素质修炼、生活习性修养和社会环境维护等一系列活动。从根本上看，绿色教育还要从娃娃抓起，要上升到应试教育制度变革层面乃至整个国民素质再造的战略层面来认识。要通过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彻底革除封闭、畸形的应试教育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努力建立健全一种新型绿色国民素质教育体系。概括地说，这种新型教育模式的基本指向是：坚定秉承“育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基于中国“天人合一”的优秀文化底蕴，顺应人的自然天性和多样化个性，注重人自身内在的多元化全面发展要求，使青少年能够在人与人、人与自然良好互动的和谐环境中，自由、自在、自主地健康成长，直面现实，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工作，学会与自己（身心）、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从而在心、德、智、体、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只有在这样一种“绿色”的教育土壤上，才可以塑造出具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绿色专业技术人才来。
《中国电力教育》：根据近几年的就业形势分析，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尤其2013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年”，发展绿色经济，是否会改变传统的就业形势，以及是否会带来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李宝元：对于未来的绿色就业来讲，可以说潜力遍布各行各业。长期以来，劳动就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目前，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大致是4∶3∶3，城乡就业比例大致是4∶6。按照温室气体排放量、自然资源要素密集度和经济增长拉动力，以及对就业和收入的贡献率等指标来衡量，绿色就业除了挖掘建筑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绿色”潜力之外，大规模人力资源支撑力主要来自传统环保产业、生态农林产业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产业三大领域。
首先，在所有绿色产业中，传统环保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最大。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环保产业就业人数从一千多万人激增到七千多万人，其中，垃圾回收、处理和再利用行业吸收就业人数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25%-30%。近年来，中国也加大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环保相关产业市场需求和就业规模快速扩大。据统计，2004-2008年，全国环保相关产业国有单位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三百多万人，但在非农就业总规模中，环保产业就业规模微乎其微（所占比例不到1%。可见，传统环保产业就业扩展潜力巨大。
其次，被认为是“最大储碳库”和“最经济吸碳器”的生态林业，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绿色产业，其就业潜力也很大。据有关研究估计，每增加一公顷森林面积就可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发展绿色生态林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据估计，2002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各种森林公园和林业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每年可安置五百多万人就业，加上其他相关产业，总计可安置林业就业三千万人左右。当然，在发展绿色林业的同时，以开发利用天然林资源为主的一百多家大型森工企业（国有林业局）、近五十万名富余职工需要转业安置，可以看出，传统林业向绿色林业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源再配置任务十分繁重。
此外，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新能源，是未来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其大规模发展必然会带动绿色就业增加。据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斥资上千亿美元大举开发新能源，由此将创造五百多万个绿色就业岗位，以引领绿色经济新潮流。目前，中国新能源行业就业规模已达一百多万人。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能源开发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不仅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支撑，而且需要远远高于传统产业的资金投入支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转型远未完成，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托以煤为主的一次性能源为动力来驱动，这样“高端”的绿色产业和绿色就业还是有些高不可攀。 当然，从长远发展方向来看，要实现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可持续动态转换，发展以新能源开发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大力开拓新能源产业领域的绿色就业，是不可避免的战略性选择。但由于经济对传统能源的惯性依赖，以及巨大的就业转换压力，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就业比例，也不太会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很快发生逆转。
《中国电力教育》：您曾多次提出，绿色人本战略，将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长期指向，请您对此深入解读一下。
李宝元：目前，中国政府绿色经济战略指向已经明确，国家相关发展战略规划（如《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也将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绿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重点发展，并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法规政策。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制订并推出“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颁布了教育、人才和科技发展等一系列中长期规划纲要。将二者整合在一起，我特别提出了个“绿色人本战略”概念，强调“绿色经济”是中国未来数十年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长期指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未来绿色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始终坚守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实施“绿色人本战略”，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这是我对中国未来绿色发展趋势及战略选择的一个基本判断。
发展绿色经济，必须以人为本，具有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而绿色人力资源能力的形成，必须要有前瞻性、战略性，更要立足现实、切合国情，有利于发挥动态比较优势。近年来，一些高校鉴于绿色经济、尤其是新能源的未来发展前景，纷纷整合学科力量开设相关绿色专业，这种前瞻性地把握经济发展脉搏、快速回应现实需要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绿色经济未来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即使一些发达国家也只是初现端倪，尤其是高端的绿色专业教育需要有雄厚的科研基础、扎实的学科功底和有力的经费支持，如果不自量力应景赶时髦为专业“上色”，其后果令人堪忧。要深刻汲取已有经验教训，绿色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一种历史累积过程，千万不可以作为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来搞。
《中国电力教育》：结合中国国情，请您谈谈如何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绿色人本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社会？
李宝元：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推行“四维度、全方位”策略。也就是说要从四个层次逐步推进。
首先，在经济增长维度上，应采取“以民间市场化绿色发展为基础，以绿色GDP宏观调控弹性驱动”的人本发展策略。经济增长要有“绿色”生命活力，必须“走群众路线”，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利”、民众的“自由互动空间”和市场的“自然扩展秩序”。简单地说就是八个字，即“相信群众，无为而治”。
其次，在结构调整维度上，应采取“立足工业化产业发展现实背景，疏通城镇化区域流动配置渠道”的人本发展策略。经济发展在“结构”上主要表现为产业与区域两大态势。在产业结构维度上，国际上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绿色”发展大趋势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存在多重错位、悖逆、矛盾和冲突；在区域结构维度上，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遭遇了左右为难、纠结不清的“三农”重大难题，即农业国非农化转变问题、农村经济转型问题和农民身份转换问题。这样两个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转型发展难题，也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和最严峻挑战。对此，我个人建言：把准方向，立足现实，双轨接续，走阶段性渐进之路。即一方面要以强力措施立刻关停并转导致严重污染的高耗能、拼人力的低端初级采掘及低端制造加工企业；一方面对于符合未来绿色发展方向又能够大力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技能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朝阳产业，在政策上要给予更加自主、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力争从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多方面大力度予以扶植和促动。
再次，在制度变迁维度上，应采取“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大刀阔斧突破旧体制既得利益集团路障，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人本发展策略。现在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拐点、但仍处于随时可能逆转的紧要关头，在新旧体制交错、僵持和碰撞的关键时期，新旧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可以说是“短兵相接”，各种矛盾、冲突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问题最严重、老百姓反应最强烈的领域，恰恰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甚至严重滞后的领域，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能否拥有方向明确、旗帜鲜明的民主化政治气魄和市场化政策导向，就显得无比关键、至关重要。
第四，在福利改善维度上，应该采取“社会公民人人有平等发展机会，发展成果人人有公平分享权利”的人本发展策略。对此需要政府从行动上切实做到：⑴彻底扬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户籍、身份歧视制度，尽快拆除各种限制人力资源教育开发和市场化自由流动的制度篱笆，最大限度营造公平宽松的社会制度环境；⑵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政府自身改革力度，采取有力举措大刀阔斧革除各种行政性垄断壁垒；⑶建立健全一整套统一完善的国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特别是尽快开征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和不动产税等财政政策，加大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调控力度。
最后我想做个总结。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必须立足“人口多、素质低”的基本国情和人力资源状况，巧妙利用人力资源的动态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必须将发展重心放在传统环保产业和生态农林产业等劳动密集型绿色产业领域，然后在此基础上才可以面向未来致力于新能源开放等高科技绿色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产业、开拓绿色就业，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转换和变革过程。在全球化新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由于自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就业结构长期处于低端、落后状态，中国经济发展深受发达国家高端的产业、能源和就业结构强力“压迫”乃至“胁迫”，其产业、能源和就业结构高度化转换始终面临着低成本优势与高附加值诱惑、黑色现实与绿色前景、下岗失业压力与新领域再就业潜力这样一系列两难困境，如何有方向感地、策略艺术地平衡处理好这些矛盾、冲突和问题，对于实现绿色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决定意义。
《中国电力教育》：近年来，绿色经济发展已成为全球化新趋势，在您看来，目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将面临怎样的形势和焦点问题？
李宝元：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绿色经济”是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对工业化社会的“黑色经济”和前工业化社会的“白色经济”的否定之否定。我们是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虽然已经摆脱了前工业化社会“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正在着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作为“三农”人口大国，中国在总体上依然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如何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既能从“黑色经济”的残酷现实中快速走出又不至于陷于可怕的“白色经济”困境，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战略性挑战和重大难题。
其次，要知道“绿色经济”的概念是以西方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和背景提出来的。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Pearce）等发布《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次提出“绿色经济”的概念时，特别强调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
可以这样讲，“绿色经济”近年来之所以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一个重要现实背景就是全球范围内遭遇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经济衰退以及能源危机、粮食短缺等多重发展困境，人们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应对危机的新策略、摆脱困境的新出路和推动经济复苏的新引擎。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也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将之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加以积极培育，加快建设低碳排放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例如，在2008年启动的4万亿元经济投资刺激计划中，至少有2100亿元直接用于生态环保方面；2008年4月到2009年4月期间，中央新增投资的10%、共计23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保项目。近年来，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困境、矛盾和问题都日益关注。现在应该聚焦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就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能否对于整个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呢？对此，我们需要做出客观审慎的分析。
《中国电力教育》：与绿色经济所对应的产业结构将会有怎样的变化或调整？
李宝元：毫无疑问，经济的发展必须靠产业的推进，发展绿色经济首先必须发展绿色产业。这无外乎两个指向：一是“经济绿色化”，即对钢铁、化工、建材、造纸等传统产业及经济系统，通过推行清洁技术、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的生产方式，进行“绿色化”或“生态化”改造；二是“绿色经济化”，即利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自然、生态和环保资源，向“环保”要效益、向自然索取“绿金”，并积极发展对自然环境影响小、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或专门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新产业，例如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食品、可再生能源开发、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植树造林、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绿色节能建筑、生态恢复工程建设、环卫和废品回收及其他各类绿色服务业等；一类属于需要依托专业化、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高科技产业，如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新能源开发，往往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和高资本投入。
《中国电力教育》：正如您所说，我国目前是一个仍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非人力资源强国，基于此，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在宏观战略层面应注意哪些问题？
李宝元：从人力资源状况来看，中国最大国情及特色就是“人口多、素质低”，在短期内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绿色产业、将高科技绿色产业作为长期努力目标和方向，可以很好利用人力资源动态比较优势，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是长期来看，特别是未来10年，既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奠基时期。如何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人本科学发展观，通过致力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特别是加大人力资源教育开发力度和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来为经济“绿色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文环境和人力资源能力支撑，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
《中国电力教育》：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支撑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请您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宝元：发展绿色经济需要有高素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支撑，需要开发、培养和塑造出一大批绿色科学技术人才、绿色技术工人、绿色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队伍。按照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定义，绿色人才包括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废物管理、生物多样性、绿色建筑和可持续交通等领域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教育开发。中国教育面临的矛盾、问题和挑战，既有发展阻滞，更有制度掣肘。追根究底，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大环境，与大一统、一刀切传统体制下的标准化应试教育模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
未来中国人力资源强国之路，必须以制度创新为先导，大刀阔斧地开创教育新局面。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积极发展绿色教育，大力开发绿色专业技术人才，建立新型国民素质教育体系，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基本方向和长期目标。 《中国电力教育》：您认为绿色人才培养、绿色教育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需特别注意哪些方向性和策略性的问题？
李宝元：绿色人才培养应该着眼于绿色经济价值链、产业链的全过程，瞄准国家经济社会重点发展领域，着力加强新能源、新材料、绿色农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装备制造、工程管理等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建立起专业全面、基础扎实、梯度适当的人才储备，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绿色经济发展要依托绿色科技进步来支撑，科技创新是推进绿色经济高级化发展必不可少的强力杠杆。但是，中国由于仍处于“发展中”状态，在绿色经济高端发展领域存在诸多科技瓶颈约束，从长远来看，国家要有计划地投资和培养绿色经济高端专业科技人才。但是，鉴于特殊国情一定要量力而行，不可过分倚重和强调专业技术人才，忽视低端绿色技术工人、绿色商业人才、绿色经营管理人才及其他各方面人才的基础支撑作用。发展绿色经济，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科研创新能力的领军科技人才，还需要具备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拥有较强管理能力的绿色产业运营人才。要注意发挥产、学、研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理工科、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综合互补优势，加强彼此间的流动和整合，努力培养一大批既有扎实理论功底又有丰富产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绿色人才。
此外，在绿色人才培养方面，要避免重高等教育、轻职业教育，重科技研究人才、轻职业技能人才的偏误，注意各类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开发和培养。与传统能源产业动辄百万千瓦级的规模相比，新能源自身分布不均衡、规模相对要小得多，最大量的人才需求还是在传统低端部门。因此，绿色人才教育培养体系，既要注意培养从事科技开发的领军研究人才，更要重视培养产业急需的实用技能人才。各级学校教育应有所侧重、做好分工，重点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要重点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创新能力突出、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而普通高校、中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则担负着培养生产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就近期来看，学校与企业双轨并行、彼此联手，尽快培养出一大批动手能力强、上手快的专业技能型绿色人才，对于增强绿色产业工艺制造基础，节约生产成本、发挥比较优势，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潜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当然，绿色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绿色专业技术培养的问题，还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承、精神素质修炼、生活习性修养和社会环境维护等一系列活动。从根本上看，绿色教育还要从娃娃抓起，要上升到应试教育制度变革层面乃至整个国民素质再造的战略层面来认识。要通过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彻底革除封闭、畸形的应试教育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努力建立健全一种新型绿色国民素质教育体系。概括地说，这种新型教育模式的基本指向是：坚定秉承“育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基于中国“天人合一”的优秀文化底蕴，顺应人的自然天性和多样化个性，注重人自身内在的多元化全面发展要求，使青少年能够在人与人、人与自然良好互动的和谐环境中，自由、自在、自主地健康成长，直面现实，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工作，学会与自己（身心）、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从而在心、德、智、体、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只有在这样一种“绿色”的教育土壤上，才可以塑造出具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高素质绿色专业技术人才来。
《中国电力教育》：根据近几年的就业形势分析，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尤其2013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年”，发展绿色经济，是否会改变传统的就业形势，以及是否会带来更多新的就业机会？
李宝元：对于未来的绿色就业来讲，可以说潜力遍布各行各业。长期以来，劳动就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目前，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大致是4∶3∶3，城乡就业比例大致是4∶6。按照温室气体排放量、自然资源要素密集度和经济增长拉动力，以及对就业和收入的贡献率等指标来衡量，绿色就业除了挖掘建筑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绿色”潜力之外，大规模人力资源支撑力主要来自传统环保产业、生态农林产业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产业三大领域。
首先，在所有绿色产业中，传统环保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最大。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环保产业就业人数从一千多万人激增到七千多万人，其中，垃圾回收、处理和再利用行业吸收就业人数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25%-30%。近年来，中国也加大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环保相关产业市场需求和就业规模快速扩大。据统计，2004-2008年，全国环保相关产业国有单位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三百多万人，但在非农就业总规模中，环保产业就业规模微乎其微（所占比例不到1%。可见，传统环保产业就业扩展潜力巨大。
其次，被认为是“最大储碳库”和“最经济吸碳器”的生态林业，也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绿色产业，其就业潜力也很大。据有关研究估计，每增加一公顷森林面积就可增加一个就业岗位，发展绿色生态林业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据估计，2002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各种森林公园和林业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每年可安置五百多万人就业，加上其他相关产业，总计可安置林业就业三千万人左右。当然，在发展绿色林业的同时，以开发利用天然林资源为主的一百多家大型森工企业（国有林业局）、近五十万名富余职工需要转业安置，可以看出，传统林业向绿色林业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源再配置任务十分繁重。
此外，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新能源，是未来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其大规模发展必然会带动绿色就业增加。据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斥资上千亿美元大举开发新能源，由此将创造五百多万个绿色就业岗位，以引领绿色经济新潮流。目前，中国新能源行业就业规模已达一百多万人。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能源开发属于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不仅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支撑，而且需要远远高于传统产业的资金投入支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转型远未完成，经济发展仍然主要依托以煤为主的一次性能源为动力来驱动，这样“高端”的绿色产业和绿色就业还是有些高不可攀。 当然，从长远发展方向来看，要实现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可持续动态转换，发展以新能源开发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大力开拓新能源产业领域的绿色就业，是不可避免的战略性选择。但由于经济对传统能源的惯性依赖，以及巨大的就业转换压力，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新能源与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就业比例，也不太会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很快发生逆转。
《中国电力教育》：您曾多次提出，绿色人本战略，将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长期指向，请您对此深入解读一下。
李宝元：目前，中国政府绿色经济战略指向已经明确，国家相关发展战略规划（如《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也将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和生物医药等绿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重点发展，并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法规政策。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制订并推出“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颁布了教育、人才和科技发展等一系列中长期规划纲要。将二者整合在一起，我特别提出了个“绿色人本战略”概念，强调“绿色经济”是中国未来数十年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长期指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未来绿色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始终坚守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实施“绿色人本战略”，是21世纪前半叶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这是我对中国未来绿色发展趋势及战略选择的一个基本判断。
发展绿色经济，必须以人为本，具有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而绿色人力资源能力的形成，必须要有前瞻性、战略性，更要立足现实、切合国情，有利于发挥动态比较优势。近年来，一些高校鉴于绿色经济、尤其是新能源的未来发展前景，纷纷整合学科力量开设相关绿色专业，这种前瞻性地把握经济发展脉搏、快速回应现实需要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绿色经济未来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目前即使一些发达国家也只是初现端倪，尤其是高端的绿色专业教育需要有雄厚的科研基础、扎实的学科功底和有力的经费支持，如果不自量力应景赶时髦为专业“上色”，其后果令人堪忧。要深刻汲取已有经验教训，绿色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一种历史累积过程，千万不可以作为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来搞。
《中国电力教育》：结合中国国情，请您谈谈如何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绿色人本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社会？
李宝元：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推行“四维度、全方位”策略。也就是说要从四个层次逐步推进。
首先，在经济增长维度上，应采取“以民间市场化绿色发展为基础，以绿色GDP宏观调控弹性驱动”的人本发展策略。经济增长要有“绿色”生命活力，必须“走群众路线”，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利”、民众的“自由互动空间”和市场的“自然扩展秩序”。简单地说就是八个字，即“相信群众，无为而治”。
其次，在结构调整维度上，应采取“立足工业化产业发展现实背景，疏通城镇化区域流动配置渠道”的人本发展策略。经济发展在“结构”上主要表现为产业与区域两大态势。在产业结构维度上，国际上后工业化背景下的“绿色”发展大趋势与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现实背景存在多重错位、悖逆、矛盾和冲突；在区域结构维度上，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遭遇了左右为难、纠结不清的“三农”重大难题，即农业国非农化转变问题、农村经济转型问题和农民身份转换问题。这样两个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转型发展难题，也是中国人本绿色发展面临的最直接、最紧迫和最严峻挑战。对此，我个人建言：把准方向，立足现实，双轨接续，走阶段性渐进之路。即一方面要以强力措施立刻关停并转导致严重污染的高耗能、拼人力的低端初级采掘及低端制造加工企业；一方面对于符合未来绿色发展方向又能够大力提升人力资源素质技能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朝阳产业，在政策上要给予更加自主、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力争从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多方面大力度予以扶植和促动。
再次，在制度变迁维度上，应采取“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改革大方向，大刀阔斧突破旧体制既得利益集团路障，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人本发展策略。现在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拐点、但仍处于随时可能逆转的紧要关头，在新旧体制交错、僵持和碰撞的关键时期，新旧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可以说是“短兵相接”，各种矛盾、冲突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民生问题最严重、老百姓反应最强烈的领域，恰恰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甚至严重滞后的领域，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能否拥有方向明确、旗帜鲜明的民主化政治气魄和市场化政策导向，就显得无比关键、至关重要。
第四，在福利改善维度上，应该采取“社会公民人人有平等发展机会，发展成果人人有公平分享权利”的人本发展策略。对此需要政府从行动上切实做到：⑴彻底扬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各种户籍、身份歧视制度，尽快拆除各种限制人力资源教育开发和市场化自由流动的制度篱笆，最大限度营造公平宽松的社会制度环境；⑵加大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特别是政府自身改革力度，采取有力举措大刀阔斧革除各种行政性垄断壁垒；⑶建立健全一整套统一完善的国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特别是尽快开征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和不动产税等财政政策，加大收入分配、贫富差距调控力度。
最后我想做个总结。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必须立足“人口多、素质低”的基本国情和人力资源状况，巧妙利用人力资源的动态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必须将发展重心放在传统环保产业和生态农林产业等劳动密集型绿色产业领域，然后在此基础上才可以面向未来致力于新能源开放等高科技绿色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产业、开拓绿色就业，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转换和变革过程。在全球化新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格局中，由于自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就业结构长期处于低端、落后状态，中国经济发展深受发达国家高端的产业、能源和就业结构强力“压迫”乃至“胁迫”，其产业、能源和就业结构高度化转换始终面临着低成本优势与高附加值诱惑、黑色现实与绿色前景、下岗失业压力与新领域再就业潜力这样一系列两难困境，如何有方向感地、策略艺术地平衡处理好这些矛盾、冲突和问题，对于实现绿色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决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