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文同志：由于《沫若文集》的出版，版税积累不少。我现捐赠科技大学两万元，作为同志们的福利金，特为帮助衣被不足的同学。附上兑票乙纸，请查收并予处理，为荷。
　　顺致敬礼！郭沫若”
　　全信字数虽然不多，但字里行间流淌的是满满的爱心，是校长对于全校师生员工，尤其是清贫学子的大爱之心。时过不久，正值1960年春节，中国科大有许多家庭困难的同学没有回家，在学校集体过年，郭沫若校长赶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吃大年团圆饭。饭后，学校举行晚会欢庆春节。演出前，郭沫若笑容满面地走上舞台，双手作揖向大家拜年。接着校党委书记郁文宣布：“郭老把他刚收到的《沫若文集》稿费两万元捐赠给学校，其中大部分用于补助生活困难的学生。为使同学们过好年，郭老提议发给在校的同学每人两元，一元入春节伙食费，一元作为‘压岁钱’。”在那极其艰苦的年月，校长的爱心使远离亲人的同学们倍感温暖。岁月流逝，爱心永续。如今，校长在春节团圆饭后给留校同学发压岁钱已经成为中国科大的春节礼。
　　1931年12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讲中提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这一论断经过时间的冲刷和实践的检验，愈发熠熠生辉，已经成为梅贻琦教育家身份的经典标志。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学院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在北京成立，首任校长郭沫若。根据中国科学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中科院下属各研究所负责对口建设中国科大的相关系科，在当时的新兴、边缘、交叉科技领域设立了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近代力学、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等13个系。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纷纷走上中国科大的讲堂，如郭沫若、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等，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
　　在中国科大档案馆里珍藏着这样一份档案，是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给学校党委书记郁文写的一封亲笔信，内容如下：
　　捐赠爱心，关爱中国科大同学的大师并非只有郭沫若，我们再来看一份档案，这是中国科大党委于1961年12月致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中国科大力学与力学工程系系主任钱学森教授的一封感谢信。信件内容如下：
　　“钱学森同志：科大开始筹建时，您就热情地帮助予以大力支持，几年来您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学生作报告，并常莅校指导，对大学的教学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近，您又慷慨赠款壹万壹千五百元，我们给同学买了计算尺，不仅帮助许多同学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问题，并给同学精神上以很大的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成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来报答您的关怀，我们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您健康！中国科技大学党委”
　　这份档案经历过岁月的洗礼，由于当时工作人员对于文书制作材料耐久性的认识不足，油墨打印的脆弱使得其中很多文字几乎湮灭，而且语言表达上浓重的时代印记也許不为今天的读者所喜爱，但是其所陈述的基本事实却无比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大师的大爱化作计算尺，化作经济上的帮助浸润着中国科大同学们的心田，同时也为这所学校的人文风貌描绘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某个时代背景下才发生的故事。其实，对于中国科大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1995年，中国科大首任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主任赵忠尧教授，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部奖金十万港元捐赠给中国科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五所高校作为物理系同学的奖学金，激励莘莘学子潜心向学。
　　赵忠尧教授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期间，通过实验在世界上首次观测到正电子现象，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与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失之交臂，当年的奖项颁给了稍晚时候用另一种实验途径观测到正电子的安德逊教授。杨振宁曾这样评价赵忠尧的工作：“赵老师用最简单的实验做出了最精确的结果，他的工作具有诺贝尔奖的水平。”1950年，赵忠尧毅然归国，随后用他费尽周折从美国带回来的部件，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特质子静电加速器，并于上个世纪60年代捐赠给中国科大供教学使用。
　　在中国科大，科学家捐赠助学的例子还有很多。著名力学家郭永怀教授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的夫人李佩教授秉承他的遗志，将他获得的由515克纯金特制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给中国科大，成为中国科大校史馆的镇馆之宝。李佩教授生活俭朴，却捐款30万元人民币在中国科大设立奖学金。还有何多慧院士、陈国良院士等也纷纷捐资设立奖学金，如此不一而足。
　　大师之于大学，是灵魂，是力量，是传统。大师之于大学的重要性，不仅因为他们精深渊博的学识，更因为他们博大宽厚的胸怀和仁者爱人的精神。大师们对寓身于此的大学倾注了自己的大爱之心，他们的大爱之行熏染了中国科大的校风与学风。于是，才有了淮河以南第一所为学生宿舍安装暖气的中国科大，才有了最早承诺不让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中国科大，才有了第一所顾全贫困生自尊、实行无需申请隐性资助的中国科大，才有了中国科大关爱学子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