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大学。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一位朋友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總而言之你要小心，他几乎让所有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一下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吗？”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着。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清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过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着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阵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权利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酿就的难题的资格。”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对话课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您是否知道他们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们最迫切需要考虑的。”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下去：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也不会受到我今日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开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的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你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的。”然后，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走。好一会儿后，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