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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大召开前，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其目的是针对当时社会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他担心这些倾向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因而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虽然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因此，在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以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然而，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去。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并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该材料以林彪的言论与孔孟的言论相对照，编了8个部分，重点是第一部分：“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于是，江青集团便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疯狂地推波助澜，大造声势。他们利用指导运动之便，大肆进行反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
叶剑英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看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和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回想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言论，冷静地观察着江青等人的举动，他明白这场运动不是偶然的。叶剑英知道，九一三事件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他认为，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风正在全国上下悄然兴起，担忧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修正主义就会重新抬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使人们重新理解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批林批孔是一个好的出路和新的途径，可以把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推波助澜，特别是他们利用机会，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插手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的动向，值得警惕和认真对付。由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的决策，又不能急于反对。因此，叶剑英只能想尽办法保护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积极支持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坚守岗位，采取各种巧妙的形式与江青一伙斗争，维持军队和全国的稳定局面。
1月24日，江青竟然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她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一月十八日《批林批孔》的通知）。她（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江青随信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200份，《五四时期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1份，并说明“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江青俨然以“中央”自居，最后嘱道： “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4个人的，实际上却是针对叶剑英的。而张春桥也紧跟江青，竟然“批示”叶剑英：“剑英同志：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背着中央插手军队？张春桥又凭什么建议军委开会？这太不正常了！但是，他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暂时不便于进行公开抵制。
1月24日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正当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未经军委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同意，就突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不得不出席。
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并向全体到会同志宣读江青的信，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说：“江青同志亲自写信给空军、书面给海军的领导同志作了一系列有关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送去材料，还派谢静宜、迟群同志给海军干部作了报告。”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
叶剑英的简短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
按照会议程序，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参加会议的许多老同志感到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会，既听不下去又不能走，一个个如坐针毡。
据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回忆，他当时负责组织起草了会议通知和宣传要点，强调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要乱提口号，等等。不料，这两份材料被密送江青，惹来大祸。江青在讲话中对那份宣传要点，一句一句地批判，说总政宣传部的那个负责人的讲话是“大毒草”，“全是屁话”，并且说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也同意她的看法。坐在台下的栗光祥，顿时感到如重炮轰顶，一动也不敢动。挨着他坐着的副总长彭绍辉小声问道：“江青讲的那个负责人是谁啊！”栗光祥不语。栗光祥说：“那次大会上，江青大批‘走后门’，竟公然点叶帅的名，说叶帅的孩子也走后门，叶帅真是宽容大度，心胸如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对自己不在乎，却非常关心我。他对江青一伙一批再批的那个宣传部‘负责人’是谁，嘴里不说，心里明白，他担心这位‘负责人’会被江青扣起来，因而暗中加以保护。”不久，在另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关心又幽默地问：“宣传部的负责人到会了没有？”“到了，到了！”叶剑英听到回答，放心地说：“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江青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月25日，她又策划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的。
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这里所讲的“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两次大会之后，叶剑英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的小女儿被勒令停学，“下放劳动”。
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廖汉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正月初二，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我们临时接到通知：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干部、战士1万8千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宋时轮院长和我带领军事科学院师职以上干部参加了动员大会。事先，大家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以个人名义向军队一些机关和基层连队送‘材料’、写信，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这个动员大会就是江青要求军委召开的。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是江青派来的一男一女，男的叫迟群，女的叫谢静宜，他们原是八三四一部队派出的‘支左’人员，现在成了江青的代表。”
“叶副主席手里拿着一张纸，简单地念了几句，然后宣布散会。”
“江青又逼着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谢做报告训人，周总理做了检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公开煽动‘要放火烧荒’，‘要整一整军队’，并借着一些军队干部子女当兵的问题向叶副主席发难。‘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关押、迫害致死，其子女被当成‘黑帮子女’受到株连，扫地出门，被剥夺了当兵、招工、上大学的权利。随着一部分老干部的‘解放’，一些干部子女的境况有所改善，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军来到部队。叶副主席曾以多种方式关照过一些同志的亲属和子女，如陈毅同志逝世后，叶副主席指示宋时轮院长将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儿子陈昊苏安排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当兵的问题，反‘走后门’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倒叶剑英副主席和军队老干部。”
1月30日，叶剑英经过反复思考，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 信中根据江青等人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把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的情况，提出将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信写好后，叶剑英以非正常的“走后门”渠道，派自己的警卫参谋马西金连夜直接送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李连庆，由李将信转给毛泽东。
马西金在《深夜为叶帅送亲笔信》一文中写道：
“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帅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掌管了军队，他们（指“四人帮”——编者注）的目的更难实现，因而对叶帅恨之入骨，对叶帅的攻击和迫害日甚一日。”
“1974年初，‘四人帮’一伙借所谓‘走后门’问题向叶帅发起突然袭击。元月24日，他们既不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不和叶帅打招呼，就召开了驻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叶帅，十分嚣张，我们在现场听了这个报告都感到很气愤。元月25日，‘四人帮’反党集团又召开了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次他们的矛头不仅指向叶帅更指向周总理。会上，他们还当众点了郭沫若、耿飚（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名。他们阴谋打倒包括叶帅在内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野心暴露无遗。‘四人帮’要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走后门’是叶帅搞起来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记得在开那两次大会之前，‘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还召开过所谓中央首长会见‘联络员’会（‘联络员’是他们派到全国各省市和全军各大单位的记者，这些记者可以参加各级党委的会议，随时向‘四人帮’通报情况）。这次会上，江青就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矛头指向叶帅。江青说：‘我刚才和剑英谈过了，他带头把自己的子女下放劳动。’给人的印象，好像叶帅真的错了，并认了错似的。但我最清楚，她完全是在胡说。因为叶帅前去参加会时，是直接走进会场的，当时江青还在大会堂东大厅小房间吃饭，根本没有交谈的机会，天晓得她在什么时间和叶帅说的！这种骗人的花招也只有江青做得出来，为了打倒叶帅，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整孩子来整叶帅，可见他们的手法多么卑劣，也可见他们要搬开叶帅这块阻碍他们篡党夺权的‘拦路石’的心情多么迫切。”
“面对‘四人帮’的步步进逼，叶帅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他决定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他想了个很巧妙的方式：写‘检讨’。‘检讨’写好了，还有个问题，怎样才能把信直接送毛主席手里？要知道，当时‘四人帮’对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封锁得很厉害，弄不好不仅信到不了毛主席的手里，还要被‘四人帮’抓住把柄。”
“一天夜里，将近凌晨3点了，叶帅把我叫到办公室。见到我后他问道：‘马头，你对主席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吗？’（‘马头’是叶帅给我起的绰号）我说：‘有熟悉的。’因为我原来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我比较熟。叶帅就说：‘我有一封信，想不通过收发室和秘书局，直接送给毛主席。’我说：‘我联系一下。’于是，我立即给毛主席的随身警卫李连庆打了电话，把叶帅的意思告诉他。李连庆回答说：‘你送来吧！’我把联系的情况立即报告叶帅。叶帅说：‘好！你马上送去。’叶帅亲自把信封好，又在信封上写上‘呈毛主席’的字样，把信交给了我。我自己开着车，飞快地驶向中南海。夜深人静，马路上空空荡荡。不到15分钟，我就从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开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我把信交给了李连庆同志，并告诉他叶帅想尽快知道主席批示的情况。当我返回军科院二号楼时，已是凌晨4点30分。我发现，叶帅的房间灯光还亮着，就去向他汇报。直到我把经过向他报告后，他才去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大约在当天上午8点30分，李连庆同志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么批的。’等叶帅起床后，我又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叶帅。” “深夜开车，为叶帅给毛主席送亲笔信，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分。送信并不奇怪，但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位掌握军机要务的元帅，向自己的领袖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竟然还要‘走后门’，而且‘后门’走到了担任随身警卫的参谋身上，却是我不曾料到的。如果这也算‘走后门’的话，那对污蔑叶帅‘走后门’的人简直是莫大的讽刺！这个‘后门’，是我在叶帅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听到看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从―个侧面反映了叶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境的艰难，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等地步！”
第二天，叶剑英不动声色地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江青借口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再次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江青依然我行我素。“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
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毛泽东那些天一直在发高烧，但他仍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青看过批件后，哑口无言。
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在这之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使“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张春桥甚至公然模仿当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发明” 的“名言”来诬蔑叶剑英，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也从反面证明，叶剑英“走后门”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责任编辑：吴 玫）
然而，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去。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并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该材料以林彪的言论与孔孟的言论相对照，编了8个部分，重点是第一部分：“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于是，江青集团便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疯狂地推波助澜，大造声势。他们利用指导运动之便，大肆进行反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
叶剑英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看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和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回想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言论，冷静地观察着江青等人的举动，他明白这场运动不是偶然的。叶剑英知道，九一三事件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他认为，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风正在全国上下悄然兴起，担忧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修正主义就会重新抬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使人们重新理解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批林批孔是一个好的出路和新的途径，可以把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推波助澜，特别是他们利用机会，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插手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的动向，值得警惕和认真对付。由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的决策，又不能急于反对。因此，叶剑英只能想尽办法保护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积极支持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坚守岗位，采取各种巧妙的形式与江青一伙斗争，维持军队和全国的稳定局面。
1月24日，江青竟然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她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一月十八日《批林批孔》的通知）。她（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江青随信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200份，《五四时期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1份，并说明“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江青俨然以“中央”自居，最后嘱道： “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4个人的，实际上却是针对叶剑英的。而张春桥也紧跟江青，竟然“批示”叶剑英：“剑英同志：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背着中央插手军队？张春桥又凭什么建议军委开会？这太不正常了！但是，他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暂时不便于进行公开抵制。
1月24日这天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正当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未经军委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同意，就突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不得不出席。
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并向全体到会同志宣读江青的信，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说：“江青同志亲自写信给空军、书面给海军的领导同志作了一系列有关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送去材料，还派谢静宜、迟群同志给海军干部作了报告。”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
叶剑英的简短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
按照会议程序，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参加会议的许多老同志感到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会，既听不下去又不能走，一个个如坐针毡。
据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回忆，他当时负责组织起草了会议通知和宣传要点，强调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要乱提口号，等等。不料，这两份材料被密送江青，惹来大祸。江青在讲话中对那份宣传要点，一句一句地批判，说总政宣传部的那个负责人的讲话是“大毒草”，“全是屁话”，并且说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也同意她的看法。坐在台下的栗光祥，顿时感到如重炮轰顶，一动也不敢动。挨着他坐着的副总长彭绍辉小声问道：“江青讲的那个负责人是谁啊！”栗光祥不语。栗光祥说：“那次大会上，江青大批‘走后门’，竟公然点叶帅的名，说叶帅的孩子也走后门，叶帅真是宽容大度，心胸如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对自己不在乎，却非常关心我。他对江青一伙一批再批的那个宣传部‘负责人’是谁，嘴里不说，心里明白，他担心这位‘负责人’会被江青扣起来，因而暗中加以保护。”不久，在另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关心又幽默地问：“宣传部的负责人到会了没有？”“到了，到了！”叶剑英听到回答，放心地说：“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江青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月25日，她又策划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的。
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这里所讲的“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两次大会之后，叶剑英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的小女儿被勒令停学，“下放劳动”。
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廖汉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
“正月初二，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我们临时接到通知：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干部、战士1万8千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宋时轮院长和我带领军事科学院师职以上干部参加了动员大会。事先，大家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以个人名义向军队一些机关和基层连队送‘材料’、写信，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这个动员大会就是江青要求军委召开的。在大会上作报告的是江青派来的一男一女，男的叫迟群，女的叫谢静宜，他们原是八三四一部队派出的‘支左’人员，现在成了江青的代表。”
“叶副主席手里拿着一张纸，简单地念了几句，然后宣布散会。”
“江青又逼着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谢做报告训人，周总理做了检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公开煽动‘要放火烧荒’，‘要整一整军队’，并借着一些军队干部子女当兵的问题向叶副主席发难。‘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关押、迫害致死，其子女被当成‘黑帮子女’受到株连，扫地出门，被剥夺了当兵、招工、上大学的权利。随着一部分老干部的‘解放’，一些干部子女的境况有所改善，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军来到部队。叶副主席曾以多种方式关照过一些同志的亲属和子女，如陈毅同志逝世后，叶副主席指示宋时轮院长将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儿子陈昊苏安排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当兵的问题，反‘走后门’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倒叶剑英副主席和军队老干部。”
1月30日，叶剑英经过反复思考，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 信中根据江青等人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把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的情况，提出将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信写好后，叶剑英以非正常的“走后门”渠道，派自己的警卫参谋马西金连夜直接送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李连庆，由李将信转给毛泽东。
马西金在《深夜为叶帅送亲笔信》一文中写道：
“九一三事件之后，叶帅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掌管了军队，他们（指“四人帮”——编者注）的目的更难实现，因而对叶帅恨之入骨，对叶帅的攻击和迫害日甚一日。”
“1974年初，‘四人帮’一伙借所谓‘走后门’问题向叶帅发起突然袭击。元月24日，他们既不请示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不和叶帅打招呼，就召开了驻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他们把矛头直接指向叶帅，十分嚣张，我们在现场听了这个报告都感到很气愤。元月25日，‘四人帮’反党集团又召开了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次他们的矛头不仅指向叶帅更指向周总理。会上，他们还当众点了郭沫若、耿飚（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名。他们阴谋打倒包括叶帅在内的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野心暴露无遗。‘四人帮’要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走后门’是叶帅搞起来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记得在开那两次大会之前，‘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还召开过所谓中央首长会见‘联络员’会（‘联络员’是他们派到全国各省市和全军各大单位的记者，这些记者可以参加各级党委的会议，随时向‘四人帮’通报情况）。这次会上，江青就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矛头指向叶帅。江青说：‘我刚才和剑英谈过了，他带头把自己的子女下放劳动。’给人的印象，好像叶帅真的错了，并认了错似的。但我最清楚，她完全是在胡说。因为叶帅前去参加会时，是直接走进会场的，当时江青还在大会堂东大厅小房间吃饭，根本没有交谈的机会，天晓得她在什么时间和叶帅说的！这种骗人的花招也只有江青做得出来，为了打倒叶帅，他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整孩子来整叶帅，可见他们的手法多么卑劣，也可见他们要搬开叶帅这块阻碍他们篡党夺权的‘拦路石’的心情多么迫切。”
“面对‘四人帮’的步步进逼，叶帅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他决定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他想了个很巧妙的方式：写‘检讨’。‘检讨’写好了，还有个问题，怎样才能把信直接送毛主席手里？要知道，当时‘四人帮’对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封锁得很厉害，弄不好不仅信到不了毛主席的手里，还要被‘四人帮’抓住把柄。”
“一天夜里，将近凌晨3点了，叶帅把我叫到办公室。见到我后他问道：‘马头，你对主席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吗？’（‘马头’是叶帅给我起的绰号）我说：‘有熟悉的。’因为我原来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我比较熟。叶帅就说：‘我有一封信，想不通过收发室和秘书局，直接送给毛主席。’我说：‘我联系一下。’于是，我立即给毛主席的随身警卫李连庆打了电话，把叶帅的意思告诉他。李连庆回答说：‘你送来吧！’我把联系的情况立即报告叶帅。叶帅说：‘好！你马上送去。’叶帅亲自把信封好，又在信封上写上‘呈毛主席’的字样，把信交给了我。我自己开着车，飞快地驶向中南海。夜深人静，马路上空空荡荡。不到15分钟，我就从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开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我把信交给了李连庆同志，并告诉他叶帅想尽快知道主席批示的情况。当我返回军科院二号楼时，已是凌晨4点30分。我发现，叶帅的房间灯光还亮着，就去向他汇报。直到我把经过向他报告后，他才去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大约在当天上午8点30分，李连庆同志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么批的。’等叶帅起床后，我又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叶帅。” “深夜开车，为叶帅给毛主席送亲笔信，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分。送信并不奇怪，但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位掌握军机要务的元帅，向自己的领袖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竟然还要‘走后门’，而且‘后门’走到了担任随身警卫的参谋身上，却是我不曾料到的。如果这也算‘走后门’的话，那对污蔑叶帅‘走后门’的人简直是莫大的讽刺！这个‘后门’，是我在叶帅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听到看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从―个侧面反映了叶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境的艰难，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等地步！”
第二天，叶剑英不动声色地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江青借口联系实际“批林批孔”，再次点名批判叶剑英抓军队运动不力，并指责他“走后门”。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江青依然我行我素。“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
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毛泽东那些天一直在发高烧，但他仍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青看过批件后，哑口无言。
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在这之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使“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张春桥甚至公然模仿当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发明” 的“名言”来诬蔑叶剑英，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也从反面证明，叶剑英“走后门”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