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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882~954），自号“长乐老”，赢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他先后辅佐了5个朝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契丹）的11位君主，而且朝朝公卿，最后全身而退，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冯道是如何在乱世政坛中得以“长乐”的呢？
善变而不失职守
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因为冯道没有在王朝交替的时候“杀身成仁”而对他多加指责。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不过，我们不应该拘于这种传统的愚忠思想。作为一名职业官僚，冯道虽然多次随着朝代的更替改变效忠对象，但他却对每一任皇帝都尽到了人臣的责任。
正所谓“武死战、文死谏”，对于身为文官的冯道来说，既然进入官场，自然而然就要博取名声，这需要敢于说真话。敢说真话是有风险的，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面对那些尚武的“马上天子”，冯道不但了解其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要害，谋而后动，取得了很好的劝谏效果。
比如在后梁时期，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手下效力。晋王亲率大军攻打梁朝，与梁军隔黄河对峙。晋王帐下大将郭崇韬有一次惹恼晋王，晋王生气地说：“让三军另选统帅吧，我让贤回太原！”随即命当时负责文字工作的冯道起草文件公布于众。冯道拿起笔却迟迟不动。晋王不断地催促，冯道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起草文件是我的工作，你叫我做，我还能不做吗？但是，如今大王屡建大功，正待平定南方敌寇，崇韬所谏并不过分，顶多您不听他的就是了，何必大动肝火？若让敌人知道了，以为我们君臣不和，于我们不利。”李存勖听后醒悟过来。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一场内部矛盾就此平息，冯道也因此受到了普遍尊重。试想冯道劝谏时不是以情理动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是像别人那样斤斤于道德说教，甩大帽子压人，其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搞不好还自身难保。
再比如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进谏明宗说：“我以前追随先帝（李存勖）的时候曾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跌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他向明宗推荐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很受启发，让人将其诗抄下来时常吟诵。冯道正是以这种灵活的方式奉劝皇帝不要陶醉于眼下太平无事，而要居安思危，以百姓生计为念。
虽然圆滑，但同其他许多“清流”一样，冯道的政治生涯也是断送在诤谏之上。当时，后周世宗要御驾亲征北汉刘崇。冯道劝阻说人心未稳，不易轻动。周世宗自比唐太宗，认为后周击败北汉就像大山压卵。冯道竟然出言讥讽他比喻得不恰当。周世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相位，只命他负责修陵。陵修好不久，冯道就去世了，终年73岁。
可见，冯道已经尽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进谏”义务，只不过他更注重技巧。在冯道看来，进言直谏是风险投资，所以他致力于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那种以死犯谏的傻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位高而不失清廉
冯道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不过，纵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冯道依然不失清廉的本色。
冯道年少时家境贫寒，深知百姓艰辛，发达后依然非常俭朴。外出打仗的时候，冯道就在军中搭一茅庵，铺草而眠，所得俸禄与左右下属同享。有的士兵将掠来的美女送给冯道，他将其安置好，等找到她家人后再送回。
冯道的父亲去世了，已经官至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的他立刻解职回乡守孝，仅住在一间茅草屋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自己种地，自己砍柴，还经常悄悄地为劳动力不足的人家耕地；所得朝廷俸禄尚有剩余，全部拿来救济受灾的乡邻；当地官员知道他回来了，要馈赠给他礼物，他一律婉言谢绝。有一次，皇帝想送他一份生日钱财，冯道也以“父母早死，不记生日，坚让不受。”
所以，晚年冯道曾于心无愧地宣称：“在孝于家，在忠于国，日无小道之言，门无小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他希望死后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即便是对他持否定态度的“正史”也承认他居官“能自刻苦为俭约”《新五代史·冯道传》）。“在相位二十余年，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旧五代史·冯道传》）。仅这一点，就足以让那些“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们无地自容。
冯道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为官之道首要在于“正”，只有廉洁自律，冯道才能获得那么多帝王的信赖和同僚的尊重，才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正如他晚年所做的一首表明自己做官诀窍的诗中所说：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小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文弱而不失胆略
冯道乃一介书生，虽然文弱，但颇有胆略。后汉皇帝刘知远为了收集牛皮，制作胄甲，曾颁布了一道“牛皮法”。规定民间如果死了牛，牛皮必须交公。有一次，上党地区有20多人违犯了“牛皮法”，当地的判官认为这项法令不合理，反对执行死刑，还大胆地上书给刘知远。刘知远大怒，下令将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
冯道却据理力争，刘知远最终释放了与该案件有所牵连的所有人。
除了在内政上敢逆龙鳞，在外交上冯道也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后晋时，契丹皇帝得知冯道的名望，指名要求冯道出使，想把他留在契丹。面对有去无回的形势，所有的人都主张冯道不要出使，但冯道为了国家的安宁，坦然出使契丹。到契丹后，契丹皇帝多次用放他走来试探他，冯道却摆出一副长期停留的架势。他先将契丹皇帝赐给他的全部钱财，换成过冬取暖用的柴炭，当契丹皇帝准许他回归时，他又上表三次恳请留下，被拒后还滞留了一月余才上路。
一路上，冯道走走停停，磨磨蹭蹭，折腾了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边境。身边的人问他：“出使契丹仍能活着回来，犹如漏网之鱼，要是别人，只恨没长两只翅膀，走得越快越好。你怎么却这样慢慢腾腾的呢？”冯道解释说：“你走得再快，他们若真要将你追回去，你终归是逃脱不掉的。还不如走得慢点，他们反而不会来追了。”
尽管“正史”对冯道多有微词，但以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冯道可以说是一个完人。他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跟着别人一条道走到黑；他忠于职守，办事情既有原则也讲究技巧；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他有胆有识，谋略过人。置于五代十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为民请命后还能全身而退。对于投身于职场的现代人来说，冯道身上有着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善变而不失职守
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因为冯道没有在王朝交替的时候“杀身成仁”而对他多加指责。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不过，我们不应该拘于这种传统的愚忠思想。作为一名职业官僚，冯道虽然多次随着朝代的更替改变效忠对象，但他却对每一任皇帝都尽到了人臣的责任。
正所谓“武死战、文死谏”，对于身为文官的冯道来说，既然进入官场，自然而然就要博取名声，这需要敢于说真话。敢说真话是有风险的，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面对那些尚武的“马上天子”，冯道不但了解其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要害，谋而后动，取得了很好的劝谏效果。
比如在后梁时期，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手下效力。晋王亲率大军攻打梁朝，与梁军隔黄河对峙。晋王帐下大将郭崇韬有一次惹恼晋王，晋王生气地说：“让三军另选统帅吧，我让贤回太原！”随即命当时负责文字工作的冯道起草文件公布于众。冯道拿起笔却迟迟不动。晋王不断地催促，冯道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起草文件是我的工作，你叫我做，我还能不做吗？但是，如今大王屡建大功，正待平定南方敌寇，崇韬所谏并不过分，顶多您不听他的就是了，何必大动肝火？若让敌人知道了，以为我们君臣不和，于我们不利。”李存勖听后醒悟过来。一会儿，郭崇韬也来向李存勖谢罪。一场内部矛盾就此平息，冯道也因此受到了普遍尊重。试想冯道劝谏时不是以情理动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是像别人那样斤斤于道德说教，甩大帽子压人，其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搞不好还自身难保。
再比如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进谏明宗说：“我以前追随先帝（李存勖）的时候曾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跌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他向明宗推荐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很受启发，让人将其诗抄下来时常吟诵。冯道正是以这种灵活的方式奉劝皇帝不要陶醉于眼下太平无事，而要居安思危，以百姓生计为念。
虽然圆滑，但同其他许多“清流”一样，冯道的政治生涯也是断送在诤谏之上。当时，后周世宗要御驾亲征北汉刘崇。冯道劝阻说人心未稳，不易轻动。周世宗自比唐太宗，认为后周击败北汉就像大山压卵。冯道竟然出言讥讽他比喻得不恰当。周世宗一怒之下罢了他的相位，只命他负责修陵。陵修好不久，冯道就去世了，终年73岁。
可见，冯道已经尽到了一个臣子应尽的“进谏”义务，只不过他更注重技巧。在冯道看来，进言直谏是风险投资，所以他致力于将风险降到最小，把收益增到最大，身家性命、身后名节和不朽功业，哪个都不能少，那种以死犯谏的傻事，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位高而不失清廉
冯道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不过，纵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冯道依然不失清廉的本色。
冯道年少时家境贫寒，深知百姓艰辛，发达后依然非常俭朴。外出打仗的时候，冯道就在军中搭一茅庵，铺草而眠，所得俸禄与左右下属同享。有的士兵将掠来的美女送给冯道，他将其安置好，等找到她家人后再送回。
冯道的父亲去世了，已经官至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的他立刻解职回乡守孝，仅住在一间茅草屋里，过着清苦的生活，自己种地，自己砍柴，还经常悄悄地为劳动力不足的人家耕地；所得朝廷俸禄尚有剩余，全部拿来救济受灾的乡邻；当地官员知道他回来了，要馈赠给他礼物，他一律婉言谢绝。有一次，皇帝想送他一份生日钱财，冯道也以“父母早死，不记生日，坚让不受。”
所以，晚年冯道曾于心无愧地宣称：“在孝于家，在忠于国，日无小道之言，门无小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他希望死后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即便是对他持否定态度的“正史”也承认他居官“能自刻苦为俭约”《新五代史·冯道传》）。“在相位二十余年，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旧五代史·冯道传》）。仅这一点，就足以让那些“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们无地自容。
冯道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为官之道首要在于“正”，只有廉洁自律，冯道才能获得那么多帝王的信赖和同僚的尊重，才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正如他晚年所做的一首表明自己做官诀窍的诗中所说：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小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文弱而不失胆略
冯道乃一介书生，虽然文弱，但颇有胆略。后汉皇帝刘知远为了收集牛皮，制作胄甲，曾颁布了一道“牛皮法”。规定民间如果死了牛，牛皮必须交公。有一次，上党地区有20多人违犯了“牛皮法”，当地的判官认为这项法令不合理，反对执行死刑，还大胆地上书给刘知远。刘知远大怒，下令将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
冯道却据理力争，刘知远最终释放了与该案件有所牵连的所有人。
除了在内政上敢逆龙鳞，在外交上冯道也显示出过人的胆识。后晋时，契丹皇帝得知冯道的名望，指名要求冯道出使，想把他留在契丹。面对有去无回的形势，所有的人都主张冯道不要出使，但冯道为了国家的安宁，坦然出使契丹。到契丹后，契丹皇帝多次用放他走来试探他，冯道却摆出一副长期停留的架势。他先将契丹皇帝赐给他的全部钱财，换成过冬取暖用的柴炭，当契丹皇帝准许他回归时，他又上表三次恳请留下，被拒后还滞留了一月余才上路。
一路上，冯道走走停停，磨磨蹭蹭，折腾了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边境。身边的人问他：“出使契丹仍能活着回来，犹如漏网之鱼，要是别人，只恨没长两只翅膀，走得越快越好。你怎么却这样慢慢腾腾的呢？”冯道解释说：“你走得再快，他们若真要将你追回去，你终归是逃脱不掉的。还不如走得慢点，他们反而不会来追了。”
尽管“正史”对冯道多有微词，但以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冯道可以说是一个完人。他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跟着别人一条道走到黑；他忠于职守，办事情既有原则也讲究技巧；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他有胆有识，谋略过人。置于五代十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时空下，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为民请命后还能全身而退。对于投身于职场的现代人来说，冯道身上有着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