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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经济学者、作家，著有《我们怎样阅读中国》等。
问题一：企业家与开放社会的关系
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对中国企业家的观察，当然也能沿用上述分析方法。事实上，这些年几乎重大的企业家新闻，都能在开放社会与企业家关系的维度找到内因。我想提到的一个案例，是几年前风起云涌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案件。此事让很多媒体气愤。在我看来，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在公众知情权的层面，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演进。必须指出，这是企业管理层主导、公权力推动的行为，它使得开放社会形成一种醒目的倒退。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乎对开放社会有了不同看法。
1978年是中国企业家的启蒙之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身家过亿的已超过10万人了。而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催生了企业家的诞生。
没有自由，没有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丰富的生活呢？这是常识。由此，开放社会成为我反复思考的路径，尤其是当我们把中国当下的经济格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阅读时，开放社会成为我们必须守住的第一范式。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世界纵横捭阖。他总是反复提到自己的老师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索罗斯认为，正是老师的开放社会理念对他构成了毕生的影响，他才得以成功。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简直就是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50岁那一年，当自己的对冲基金增长到一亿美元之后，索罗斯开始思考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在漫长的思考之后，他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并为其确定了独特的宗旨：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
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呢？在新经济领域，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对信息封锁不仅不抵制，反而助纣为虐，幻想自己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后，自己可以独占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对开放社会的遮蔽；而任何对开放社会的抵制，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的式微。简言之，当企业家们都不促进开放，甚至甘愿与开放社会为敌，那些耀眼的财富、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与索罗斯有很大的距离。
问题二：当年的“游牧精神”哪里去了？
当然，我们的企业家中也有思考者，比如冯仑、任志强、王石 、柳传志。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们关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令人羡慕的财富，而是他们在财富背后不倦的思考，以及他们所思考的独特问题。比如冯仑看上去插科打诨，其实他一直在呼唤一个可以展开自由竞争的秩序。比如任志强，虽然口没遮拦，大话连篇，但他的趣味，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在于尊重那只“看不见的手”。而素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可以说他一辈子思考的，就是一家真正的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改革。为此，他想到了，也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柳传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企业家的思想体系通常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但中国的企业家不一样，大多数人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怎么绕开那些敏感词。当然，还有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思考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课题。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个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梦想。
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没有人能在朝鲜、伊朗或者尼日利亚找到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即使看上去宏大的俄罗斯，消费者也很难迅速说出一个俄罗斯企业家的大名。
不过，关于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并不像理论推导的那样单纯。米塞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
笔者坚定地认为，企业家问题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中国问题”。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进问题。按照米塞斯的分析框架，当眼下中国大量的官僚经理和大量的市场企业家并存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个企业家队伍之间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互为牵制的倒退。
黄光裕本可以沿着家电经销商的战略去发展，这个行业干净、透明、自由竞争，缺点是不好浑水摸鱼。所谓“水至清则无鱼”的庸俗哲理，终于害了黄光裕，他用了全部身家都要进入黑色地带，甚至跑到公海赌博，开山寨卷烟厂。黄光裕以为这样可以发横财，以为再也不用守着家电零售行业苦度时日了。
难道家电零售行业永远只能小打小闹吗？事实上这是非常短视的判断。沃尔玛就是靠着零售，多年来稳居全球500强的头把交椅。但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似乎不信这一套。多年前有个叫杨斌的人，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财富，因为巴结不到政府资源，匪夷所思地跑到朝鲜建经济特区，最后不仅身家尽失，还锒铛入狱。即使当年曾经靠着满世界闯荡起家的温州企业家们，如今也是挤破脑袋，要成为权力的座上宾。如此一来，既可以给自己捞一个主流的名分，还可以在一些新型商业资源里分一杯羹——在他们身上，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游牧精神”了。
问题三：经济学家不应把棍子打在企业家身上
需要提出一个事实——真正的企业家天生就是善于妥协的人。为了利润，企业家首先要与市场妥协，一个和市场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创新而是愚蠢；其次要与制度妥协，一个和政府管理方式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使命而是僭越。在政府和企业家分工的命题上，经济学家不应该把棍子打在企业家身上。这个国家显然才开始显得有点财富，但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这个时代刚对市场经济有一点懵懂的认识，但在市场上进行资源配置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要命的是，民众对这样的经济态势居然热烈欢呼。民粹主义和均贫富主义以一种道德的姿态出场，它们首先找到的敌人，竟然是市场和企业家，以及为市场和企业家说话的知识分子。人们似乎永远不会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企业家没落了，如果市场停滞了，民众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与友人聊天，谈到有些国企似乎越来越不考虑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它们关心的是怎样把海量的资金花出去；上峰考核的指标之一，竟然也是完成了多少投资，而不是实现了多少利润。这听上去有些黑色幽默，但的确是事实。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历史里看，可能并不那么美妙。因为有些历史已经显现它的结果，虽然今天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正视历史。
周其仁教授的著作《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轨迹有一个聪明的分析。他认为邓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方法，把企业家重新请回到经济生活中，以及重新认识那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这就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史。从1978年开始，政府管制开始大面积退出，让农民和企业家自主经营。应该说中国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方法，只是在节奏上采取了保守的渐进式思维模式。我们能否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方法？
2011年末，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加入世贸10周年的高层论坛上曾这样演说：“中国将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这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市场利好消息。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信心，也有理由因此而增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问题一：企业家与开放社会的关系
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对中国企业家的观察，当然也能沿用上述分析方法。事实上，这些年几乎重大的企业家新闻，都能在开放社会与企业家关系的维度找到内因。我想提到的一个案例，是几年前风起云涌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案件。此事让很多媒体气愤。在我看来，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在公众知情权的层面，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演进。必须指出，这是企业管理层主导、公权力推动的行为，它使得开放社会形成一种醒目的倒退。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乎对开放社会有了不同看法。
1978年是中国企业家的启蒙之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身家过亿的已超过10万人了。而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催生了企业家的诞生。
没有自由，没有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丰富的生活呢？这是常识。由此，开放社会成为我反复思考的路径，尤其是当我们把中国当下的经济格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阅读时，开放社会成为我们必须守住的第一范式。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世界纵横捭阖。他总是反复提到自己的老师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索罗斯认为，正是老师的开放社会理念对他构成了毕生的影响，他才得以成功。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简直就是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50岁那一年，当自己的对冲基金增长到一亿美元之后，索罗斯开始思考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在漫长的思考之后，他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并为其确定了独特的宗旨：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
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呢？在新经济领域，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对信息封锁不仅不抵制，反而助纣为虐，幻想自己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后，自己可以独占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对开放社会的遮蔽；而任何对开放社会的抵制，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的式微。简言之，当企业家们都不促进开放，甚至甘愿与开放社会为敌，那些耀眼的财富、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与索罗斯有很大的距离。
问题二：当年的“游牧精神”哪里去了？
当然，我们的企业家中也有思考者，比如冯仑、任志强、王石 、柳传志。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们关注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令人羡慕的财富，而是他们在财富背后不倦的思考，以及他们所思考的独特问题。比如冯仑看上去插科打诨，其实他一直在呼唤一个可以展开自由竞争的秩序。比如任志强，虽然口没遮拦，大话连篇，但他的趣味，在于法治的市场经济，在于尊重那只“看不见的手”。而素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可以说他一辈子思考的，就是一家真正的国有企业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改革。为此，他想到了，也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柳传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企业家的思想体系通常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尽管他们有着自己最为清晰的价值底线。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陈列在那里，为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提供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但中国的企业家不一样，大多数人会认真思考他拥有哪些看上去不错的政府资源，而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他的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一个做网络门户的企业家会思考怎么绕开那些敏感词。当然，还有一部分企业家在劳碌的管理之余，思考一些与价值理性有关的课题。比如孙大午，他甚至要在他那个不太大的企业里，独自实现他的梦想。
企业家既是市场分工的原动力，也是市场分工的结果。这种普适性的经济学价值观所带来的经济现象就是，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企业家越醒目；越是企业家辈出的国家，市场经济越发达。没有人能在朝鲜、伊朗或者尼日利亚找到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即使看上去宏大的俄罗斯，消费者也很难迅速说出一个俄罗斯企业家的大名。
不过，关于企业家的发生和发展，并不像理论推导的那样单纯。米塞斯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企业家，一类是市场体系中的“企业家”，一类是官僚体系中的“经理”——前者是市场的产物，后者则是政府的食客。
笔者坚定地认为，企业家问题才是今天最重要的“中国问题”。这既是一个复杂的分工命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制度改进问题。按照米塞斯的分析框架，当眼下中国大量的官僚经理和大量的市场企业家并存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两个企业家队伍之间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互为牵制的倒退。
黄光裕本可以沿着家电经销商的战略去发展，这个行业干净、透明、自由竞争，缺点是不好浑水摸鱼。所谓“水至清则无鱼”的庸俗哲理，终于害了黄光裕，他用了全部身家都要进入黑色地带，甚至跑到公海赌博，开山寨卷烟厂。黄光裕以为这样可以发横财，以为再也不用守着家电零售行业苦度时日了。
难道家电零售行业永远只能小打小闹吗？事实上这是非常短视的判断。沃尔玛就是靠着零售，多年来稳居全球500强的头把交椅。但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似乎不信这一套。多年前有个叫杨斌的人，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财富，因为巴结不到政府资源，匪夷所思地跑到朝鲜建经济特区，最后不仅身家尽失，还锒铛入狱。即使当年曾经靠着满世界闯荡起家的温州企业家们，如今也是挤破脑袋，要成为权力的座上宾。如此一来，既可以给自己捞一个主流的名分，还可以在一些新型商业资源里分一杯羹——在他们身上，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游牧精神”了。
问题三：经济学家不应把棍子打在企业家身上
需要提出一个事实——真正的企业家天生就是善于妥协的人。为了利润，企业家首先要与市场妥协，一个和市场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创新而是愚蠢；其次要与制度妥协，一个和政府管理方式过不去的企业家，不是使命而是僭越。在政府和企业家分工的命题上，经济学家不应该把棍子打在企业家身上。这个国家显然才开始显得有点财富，但是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这个时代刚对市场经济有一点懵懂的认识，但在市场上进行资源配置的企业家似乎不重要了。要命的是，民众对这样的经济态势居然热烈欢呼。民粹主义和均贫富主义以一种道德的姿态出场，它们首先找到的敌人，竟然是市场和企业家，以及为市场和企业家说话的知识分子。人们似乎永远不会懂得一个道理：如果企业家没落了，如果市场停滞了，民众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与友人聊天，谈到有些国企似乎越来越不考虑企业的投入产出比，它们关心的是怎样把海量的资金花出去；上峰考核的指标之一，竟然也是完成了多少投资，而不是实现了多少利润。这听上去有些黑色幽默，但的确是事实。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历史里看，可能并不那么美妙。因为有些历史已经显现它的结果，虽然今天依然有很多人不愿意正视历史。
周其仁教授的著作《中国做对了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轨迹有一个聪明的分析。他认为邓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方法，把企业家重新请回到经济生活中，以及重新认识那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这就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史。从1978年开始，政府管制开始大面积退出，让农民和企业家自主经营。应该说中国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方法，只是在节奏上采取了保守的渐进式思维模式。我们能否在今后的改革开放中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方法？
2011年末，胡锦涛主席在中国加入世贸10周年的高层论坛上曾这样演说：“中国将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这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市场利好消息。我们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信心，也有理由因此而增添。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