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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长江以南。
长江以南，蜿蜒广袤，盘过一座山，到达一座城，遇见一方人，那里姿态百生，各有其秀。可唯独这江水平缓之地，被冠以“江南”之名。
长江，流淌了数不清的年头，如方外之人，按着既定的轨迹，优哉游哉，自得其乐。与她齐名的黄河，在历史上几经改道，每次改道无不轰轰烈烈，朝野震动。作为国之命脉，民之命脉，她被迫承载、背负着太多的政治使命，因而经常是紧张严肃的姿态，不如此，不威严。而长江则自在得多，只是地图上轻描淡写的一道曲线。当水流冲出了高峡，由急转缓，在这里就流淌成了江南，平稳度日，波澜不惊。这天生的不纷争的安逸闲适，浸润到了江边的一草一木，浸润到了江上生活的人家，也就成了江南的基调。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里也是热闹过的。那是春秋时期，很久远的年代了，当时的楚地庄王曾经雄心勃勃，围绕着长江之水开疆辟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甚至纵马北渡，问鼎中原，直犯黄河之水。当楚王的兵马意气风华地抵达洛阳城下时，整个周王朝都为之惴惴。周定王战战栗栗，那时再看这位天下共主，恐怕也已不似人君了。好在有以辩才见长的王孙满，气定神闲，不急不躁，一句“在德不在鼎”，就将这远道而来的楚人遣送了回去。想想那时候的楚人也是淳朴得可爱，被一套一套的礼乐之道唬得一愣一愣的。可也难怪，彼时的中原之地，礼乐尚未完全崩坏，威仪犹在，依旧堪为天下引绳墨；而那时的楚国，再兵强马壮，再有称霸天下之雄心，心底依然逃不开教化未开的不自信。一如暴发户之向往贵族，岂是朝夕之间可堆砌而就的？彼时的江南，不过是一片蛮夷之地而已，中原人这么说，他们自己也难免这么想。当中原搬出那套自己羡慕而又不可及的礼仪之学时，楚人唯有心生敬畏而口言诺诺了。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难得的、绝无仅有的勇敢尝试，后来的这片土地，再也没有对中央政权如此勇猛英武、积极主动地进击过，最多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小打小闹，自娱自乐。大部分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昏睡在鼾声中，做着清梦。
直到某一天，中原人士主动前来寻求她的庇护，才搅醒了这江水。从此，江南的命运与中原再次连接起来，比如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衣冠，是士人身份的象征。南渡而来的，是一个朝堂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跨过这道江，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就发生了倾斜。江南平地起波澜，被动地接纳了来自中原的气味，在与北方的对话中完成了一次一次的蜕变。虽然每一次，长江幾乎都是半推半就地接手历史扔过来的船桨，让社稷之舟不至于倾覆；但也正是那些故事，造就了今天的江南。
这些故事的源头，起因都在中原。
第一次南渡，源于永嘉之乱。西晋（265年—317）从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到为外族所灭，前后不过51年。一个王朝最初建立的时候，总是奋发向上的，西晋也不例外。280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终于一统全国；其后，励精图治，“天下无穷人”的太康之治就此诞生。可惜好景不长，江山难固。西晋原本基础就薄弱。很快就限于内忧外患之中，于内当权者昏庸奢靡，于外外族虎视眈眈，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在半个世纪的统治中，有十六年上演着八王争权夺位的内乱，这个王朝的精力就在一场场的内乱中耗尽了。而后匈奴、羯、氐、羌及鲜卑乘虚而入，又将此地搅得天翻地覆。“永嘉之乱”便是指永嘉年间，匈奴攻陷洛阳，直接导致西晋灭亡的祸乱。怀帝被掳，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被杀，陵墓被挖掘，宫殿被焚毁，中原一片焦土，哀鸿遍野。北方是凶悍的异族，唯一的希望只在南岸。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廷，史称东晋，与被异族所建五胡十六国对峙着。第一次，国家的政治文化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向南方偏移。
第二次南渡，源于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首《长恨歌》，让这个惨烈动荡的政局风云披上了凄美的色彩，也让这个历史事件的知名度远比“永嘉之乱”要高很多。此后，大唐一蹶不振。哪怕勉为其难一度中兴，最终还是积重难返，在战乱中分裂成了五代十国。历史何其相似，同样是北方的战乱，同样带来了人口的南逃，温和的长江流域再次接纳了来自北方的风尘。只是这一次，五代与十国隔江相望，各自在破碎的夹缝中生存着。江南，也只是众多碎片中的一部分，在频繁的碰撞中磨砺着自己的脾性，吸取、借鉴着各处的优势，等待着时机。
第三次南渡，源于靖康之难。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虏，赵氏皇族、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北宋就此覆灭。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定都南京继承皇位，后又迁都临安府，即杭州，史称南宋。此次南渡，令一个王朝偏安江南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中原，是外族的轮番上阵，兵荒马乱；而江南，是汉人的歌舞升平，安逸自得。
每一次南渡，上演着的是北方的仓促逃离，是羞辱与不甘，是苟且与无奈。此时的绝望，远不是“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渺茫无依所能概括的。于当时的士人与百姓而言，江边上演的每一幕，都是生离作死别的哀痛，是背井离乡的落魄，是再也无法回首的决裂。其实最初的时候，渡江而来的，多少还有来自北方的悲歌余响。东晋的大司马桓温一次次北伐，见年轻时所植柳树已然皆长成十围，手攀柳条，泫然泪下：“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南宋更甚。岳帅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名将宗泽不甘，死前高呼“渡河！渡河！渡河！”陆游悲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一个未得大名的诗人林升也讥诮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只有五代十国，板块破碎，自顾不暇，唯有自求多福。可是无论如何，一切都已尘埃落定，远渡而来的人，倦怠了北方的杀伐，甘愿在这温柔乡里过平安的小日子。江南，伴随着这样的疼痛记忆而来的是初生的新鲜与绵延的繁华。大风刮起了落叶，吹起了积雪，种下了种子，伏脉千里。而今天的我们，正是循着这一脉络，溯洄那时候的江南文气。
东晋时的江南，亦大体习惯上可称为江左。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古人以左右指代东西，江南实则是江左。这时候的江南，终于从三国时的混沌状态中跳脱了出来，似乎可以独立的身份展现在历史之中。虽然依旧带着模糊的面纱，但是那面纱似乎更增添了她的风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若非这第一次的衣冠南渡，江南的土地上，不会播下王谢大族的盛名。南渡之后的王谢，无论是在政坛或是文坛，都是绝对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共同为江南谋划布局，更把江北的文气注入了这片土地中，让江南褪去了粗鄙的泥沙，展现出了清丽的面貌。“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太白举杯高歌追慕先贤，笔下既有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也有令他“一生低首”的谢宣城谢朓。建安风骨是北地的刚劲苍茫，江左文气则是南方的清丽玄妙。能与建安风骨并提，对当时的江南而言是一次极大的肯定与褒扬。每看《世说新语》，里面的人物施施然而来，相对而坐，机锋四溢，言辞之中张扬着人物的个性锋芒。令人心醉。这些人物自身，他们的卧谈言行，就是江南气质最好的代言。不必去读阳春白雪式的玄言诗或是山水诗，但见其行踪，也能体会到那宽袍大袖下淡然玄妙的独特韵味。他们率性任情。雪夜访戴安道的王子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尽显名士风流。他们清谈妙赏。“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谢玄的对答令谢安刮目相看。他们不粉饰造作，阮籍的青白眼喜者自喜，畏者自避。如此任情任性，远非后代所能及。因为他们的存在，魏晋风流才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的存在，江南的呼吸之间有了风流的味道。江南，可以如此洒脱。 第二次南渡之后，一统的天下再次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幸运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后主李煜。让这个乱世看起来并非那么污浊不堪，反而带上了风雨飘摇之中荧光点点的浪漫色彩。他的敏感与真挚、柔软与细腻，一览无余地坦白在了诗词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国家不幸诗家幸。若非经历了从纸醉金迷到国破家亡的大起大落，这位心怀赤子之情的国君，纵然再有天赋恐怕也只能写些绮靡艳丽之作，他的伤春悲秋被拘束在宫墙之内。难以潜入柔软的内心获得更广泛的共鸣。当命运把他抛入无常之中，他的诗词也拥有了堪与宿命对抗的力量。以温柔对抗残暴。以质问对抗强权，以“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伤痛对抗“流水落花春去也”的人间。他的足迹难以自由，可是文字却携带着他的心灵飞出了高墙。字字泣血，写的是自己的生命，可落在纸上的，何尝不是江南？当人们说起江南的时候，谁能忍心将这位李后主抛下？这样的江南，拂不去笼罩千年的哀愁。
而第三次南渡，让我在意的是一个女子。易安居士李清照。乱世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堪的，何况是孤苦无依的女子。对于这段历史，李清照是不无愤恨的：“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哪怕同时乱世，也有不幸和更不幸吧。永嘉之乱后。至少还有刘琨与王导或渡江北征，或安定江左，可是回看今朝，朝中却无人可以于飘摇之中主持大局。当她写下这一诗句时，不知是否想起了五代时的花蕊夫人，面对破城而人的敌军不卑不亢，婉转悲愤，落笔硬朗：“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一样的无奈与绝望。只是她更多顾念的还是自己这一路的颠沛流离。踏上江南这块土地的李清照，已过不惑之年。“浓睡不消残酒”的昨日已经远去，只留下“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晚年。如此这般哀痛至极反转淡的诗词。词牌名竟是“永遇乐”。心中该如何百转回肠？“暖风吹得游人醉”，江南的温柔与风情是给权贵的，是给当地的百姓的，一个漂泊无依的外乡老妇，能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连她爱的美酒，也只能在梦里纵情豪饮了。繁华梦谢，杯盘狼藉。江南，原来也有这般悲苦。
历史浩瀚波折，大浪淘沙，在它的简单粗暴前，个体的生命总是显得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然而打动人心的、拥有隽永生命力的，不正是在这些脆弱中依然固执地坚持绽放的光芒吗？再微弱，但是只要闪耀着，总能够照见一些什么，指引着后人拨开千年的迷雾去找寻，去铭记：这里并非一片空白，这里不是一无所有。那些人世浮沉中的悲欢离合，也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动人的故事，而是真实地生长于这片土地上，并且一直蔓延至今日的江南的一部分。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况且，即便不熟悉那一段又一段的历史，江南的特质也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毫不费力地为人解读。
这里有美景，有美人，有美酒。连哀愁也是美丽的。很少有人能拒绝喜欢江南的美景。柳三变在钱塘写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传言曾让金主完颜亮起投鞭渡江之志。光启四年，長安人士韦庄来到江南写下了三首《菩萨蛮》，道尽江南之美，我尤为喜欢。
让人心动的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让人心伤的是“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肠”。
前者是关于江南女子的理想。脱下玉簪，系上襦裙，落落大方，可素手斟酒，笑语相劝。这样的市井美人图，谁不心醉？后者是游子的心酸，在那美景之中，纵然流连忘返也终究只能是个异乡客。因为江南这样的美，才带给人这样的伤啊！多年后我读到余英时的诗句：“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便顿觉悲从中来。韦庄在江南而思长安，而余英时却是欲回江南而不得。千载前后，一般惆怅在江南。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自然是美的。但江南拥有的远不止这些。这里还有群妓合金葬柳七的故事，这些风尘女子，感念这白衣卿相的厚爱，不仅出资安葬了他，甚至每年清明节，她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了习俗。称为“吊柳会”。这般相知互爱，与爱情无关，只关乎情义。当歌姬们娉婷袅袅地立在柳七墓前。香软的红尘也多了份刚劲之气。
有了这些人物，因其风流，因其哀愁与悲苦。江南这个轻盈的地名便变得丰润而厚重起来。所有的一切，所有苍茫的历史语境，所有的似锦繁华，一起在脚下悠游从容地延续着，沉淀下来，成就了江南的美丽。而我们，大概也曾经跨过一条又一条的河流，才来到了这里。
你去哪里？
江南。
长江以南，蜿蜒广袤，盘过一座山，到达一座城，遇见一方人，那里姿态百生，各有其秀。可唯独这江水平缓之地，被冠以“江南”之名。
长江，流淌了数不清的年头，如方外之人，按着既定的轨迹，优哉游哉，自得其乐。与她齐名的黄河，在历史上几经改道，每次改道无不轰轰烈烈，朝野震动。作为国之命脉，民之命脉，她被迫承载、背负着太多的政治使命，因而经常是紧张严肃的姿态，不如此，不威严。而长江则自在得多，只是地图上轻描淡写的一道曲线。当水流冲出了高峡，由急转缓，在这里就流淌成了江南，平稳度日，波澜不惊。这天生的不纷争的安逸闲适，浸润到了江边的一草一木，浸润到了江上生活的人家，也就成了江南的基调。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这里也是热闹过的。那是春秋时期，很久远的年代了，当时的楚地庄王曾经雄心勃勃，围绕着长江之水开疆辟土，“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甚至纵马北渡，问鼎中原，直犯黄河之水。当楚王的兵马意气风华地抵达洛阳城下时，整个周王朝都为之惴惴。周定王战战栗栗，那时再看这位天下共主，恐怕也已不似人君了。好在有以辩才见长的王孙满，气定神闲，不急不躁，一句“在德不在鼎”，就将这远道而来的楚人遣送了回去。想想那时候的楚人也是淳朴得可爱，被一套一套的礼乐之道唬得一愣一愣的。可也难怪，彼时的中原之地，礼乐尚未完全崩坏，威仪犹在，依旧堪为天下引绳墨；而那时的楚国，再兵强马壮，再有称霸天下之雄心，心底依然逃不开教化未开的不自信。一如暴发户之向往贵族，岂是朝夕之间可堆砌而就的？彼时的江南，不过是一片蛮夷之地而已，中原人这么说，他们自己也难免这么想。当中原搬出那套自己羡慕而又不可及的礼仪之学时，楚人唯有心生敬畏而口言诺诺了。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难得的、绝无仅有的勇敢尝试，后来的这片土地，再也没有对中央政权如此勇猛英武、积极主动地进击过，最多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小打小闹，自娱自乐。大部分时候，这片土地上的人昏睡在鼾声中，做着清梦。
直到某一天，中原人士主动前来寻求她的庇护，才搅醒了这江水。从此，江南的命运与中原再次连接起来，比如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衣冠，是士人身份的象征。南渡而来的，是一个朝堂的精英阶层。当他们跨过这道江，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就发生了倾斜。江南平地起波澜，被动地接纳了来自中原的气味，在与北方的对话中完成了一次一次的蜕变。虽然每一次，长江幾乎都是半推半就地接手历史扔过来的船桨，让社稷之舟不至于倾覆；但也正是那些故事，造就了今天的江南。
这些故事的源头，起因都在中原。
第一次南渡，源于永嘉之乱。西晋（265年—317）从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到为外族所灭，前后不过51年。一个王朝最初建立的时候，总是奋发向上的，西晋也不例外。280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终于一统全国；其后，励精图治，“天下无穷人”的太康之治就此诞生。可惜好景不长，江山难固。西晋原本基础就薄弱。很快就限于内忧外患之中，于内当权者昏庸奢靡，于外外族虎视眈眈，整个国家风雨飘摇。在半个世纪的统治中，有十六年上演着八王争权夺位的内乱，这个王朝的精力就在一场场的内乱中耗尽了。而后匈奴、羯、氐、羌及鲜卑乘虚而入，又将此地搅得天翻地覆。“永嘉之乱”便是指永嘉年间，匈奴攻陷洛阳，直接导致西晋灭亡的祸乱。怀帝被掳，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被杀，陵墓被挖掘，宫殿被焚毁，中原一片焦土，哀鸿遍野。北方是凶悍的异族，唯一的希望只在南岸。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重建晋廷，史称东晋，与被异族所建五胡十六国对峙着。第一次，国家的政治文化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向南方偏移。
第二次南渡，源于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首《长恨歌》，让这个惨烈动荡的政局风云披上了凄美的色彩，也让这个历史事件的知名度远比“永嘉之乱”要高很多。此后，大唐一蹶不振。哪怕勉为其难一度中兴，最终还是积重难返，在战乱中分裂成了五代十国。历史何其相似，同样是北方的战乱，同样带来了人口的南逃，温和的长江流域再次接纳了来自北方的风尘。只是这一次，五代与十国隔江相望，各自在破碎的夹缝中生存着。江南，也只是众多碎片中的一部分，在频繁的碰撞中磨砺着自己的脾性，吸取、借鉴着各处的优势，等待着时机。
第三次南渡，源于靖康之难。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虏，赵氏皇族、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北宋就此覆灭。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定都南京继承皇位，后又迁都临安府，即杭州，史称南宋。此次南渡，令一个王朝偏安江南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中原，是外族的轮番上阵，兵荒马乱；而江南，是汉人的歌舞升平，安逸自得。
每一次南渡，上演着的是北方的仓促逃离，是羞辱与不甘，是苟且与无奈。此时的绝望，远不是“长安不见使人愁”的渺茫无依所能概括的。于当时的士人与百姓而言，江边上演的每一幕，都是生离作死别的哀痛，是背井离乡的落魄，是再也无法回首的决裂。其实最初的时候，渡江而来的，多少还有来自北方的悲歌余响。东晋的大司马桓温一次次北伐，见年轻时所植柳树已然皆长成十围，手攀柳条，泫然泪下：“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南宋更甚。岳帅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名将宗泽不甘，死前高呼“渡河！渡河！渡河！”陆游悲愤：“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一个未得大名的诗人林升也讥诮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只有五代十国，板块破碎，自顾不暇，唯有自求多福。可是无论如何，一切都已尘埃落定，远渡而来的人，倦怠了北方的杀伐，甘愿在这温柔乡里过平安的小日子。江南，伴随着这样的疼痛记忆而来的是初生的新鲜与绵延的繁华。大风刮起了落叶，吹起了积雪，种下了种子，伏脉千里。而今天的我们，正是循着这一脉络，溯洄那时候的江南文气。
东晋时的江南，亦大体习惯上可称为江左。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古人以左右指代东西，江南实则是江左。这时候的江南，终于从三国时的混沌状态中跳脱了出来，似乎可以独立的身份展现在历史之中。虽然依旧带着模糊的面纱，但是那面纱似乎更增添了她的风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若非这第一次的衣冠南渡，江南的土地上，不会播下王谢大族的盛名。南渡之后的王谢，无论是在政坛或是文坛，都是绝对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共同为江南谋划布局，更把江北的文气注入了这片土地中，让江南褪去了粗鄙的泥沙，展现出了清丽的面貌。“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太白举杯高歌追慕先贤，笔下既有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也有令他“一生低首”的谢宣城谢朓。建安风骨是北地的刚劲苍茫，江左文气则是南方的清丽玄妙。能与建安风骨并提，对当时的江南而言是一次极大的肯定与褒扬。每看《世说新语》，里面的人物施施然而来，相对而坐，机锋四溢，言辞之中张扬着人物的个性锋芒。令人心醉。这些人物自身，他们的卧谈言行，就是江南气质最好的代言。不必去读阳春白雪式的玄言诗或是山水诗，但见其行踪，也能体会到那宽袍大袖下淡然玄妙的独特韵味。他们率性任情。雪夜访戴安道的王子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尽显名士风流。他们清谈妙赏。“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谢玄的对答令谢安刮目相看。他们不粉饰造作，阮籍的青白眼喜者自喜，畏者自避。如此任情任性，远非后代所能及。因为他们的存在，魏晋风流才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的存在，江南的呼吸之间有了风流的味道。江南，可以如此洒脱。 第二次南渡之后，一统的天下再次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幸运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后主李煜。让这个乱世看起来并非那么污浊不堪，反而带上了风雨飘摇之中荧光点点的浪漫色彩。他的敏感与真挚、柔软与细腻，一览无余地坦白在了诗词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国家不幸诗家幸。若非经历了从纸醉金迷到国破家亡的大起大落，这位心怀赤子之情的国君，纵然再有天赋恐怕也只能写些绮靡艳丽之作，他的伤春悲秋被拘束在宫墙之内。难以潜入柔软的内心获得更广泛的共鸣。当命运把他抛入无常之中，他的诗词也拥有了堪与宿命对抗的力量。以温柔对抗残暴。以质问对抗强权，以“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伤痛对抗“流水落花春去也”的人间。他的足迹难以自由，可是文字却携带着他的心灵飞出了高墙。字字泣血，写的是自己的生命，可落在纸上的，何尝不是江南？当人们说起江南的时候，谁能忍心将这位李后主抛下？这样的江南，拂不去笼罩千年的哀愁。
而第三次南渡，让我在意的是一个女子。易安居士李清照。乱世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堪的，何况是孤苦无依的女子。对于这段历史，李清照是不无愤恨的：“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哪怕同时乱世，也有不幸和更不幸吧。永嘉之乱后。至少还有刘琨与王导或渡江北征，或安定江左，可是回看今朝，朝中却无人可以于飘摇之中主持大局。当她写下这一诗句时，不知是否想起了五代时的花蕊夫人，面对破城而人的敌军不卑不亢，婉转悲愤，落笔硬朗：“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一样的无奈与绝望。只是她更多顾念的还是自己这一路的颠沛流离。踏上江南这块土地的李清照，已过不惑之年。“浓睡不消残酒”的昨日已经远去，只留下“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晚年。如此这般哀痛至极反转淡的诗词。词牌名竟是“永遇乐”。心中该如何百转回肠？“暖风吹得游人醉”，江南的温柔与风情是给权贵的，是给当地的百姓的，一个漂泊无依的外乡老妇，能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连她爱的美酒，也只能在梦里纵情豪饮了。繁华梦谢，杯盘狼藉。江南，原来也有这般悲苦。
历史浩瀚波折，大浪淘沙，在它的简单粗暴前，个体的生命总是显得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然而打动人心的、拥有隽永生命力的，不正是在这些脆弱中依然固执地坚持绽放的光芒吗？再微弱，但是只要闪耀着，总能够照见一些什么，指引着后人拨开千年的迷雾去找寻，去铭记：这里并非一片空白，这里不是一无所有。那些人世浮沉中的悲欢离合，也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动人的故事，而是真实地生长于这片土地上，并且一直蔓延至今日的江南的一部分。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况且，即便不熟悉那一段又一段的历史，江南的特质也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毫不费力地为人解读。
这里有美景，有美人，有美酒。连哀愁也是美丽的。很少有人能拒绝喜欢江南的美景。柳三变在钱塘写下“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传言曾让金主完颜亮起投鞭渡江之志。光启四年，長安人士韦庄来到江南写下了三首《菩萨蛮》，道尽江南之美，我尤为喜欢。
让人心动的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让人心伤的是“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肠”。
前者是关于江南女子的理想。脱下玉簪，系上襦裙，落落大方，可素手斟酒，笑语相劝。这样的市井美人图，谁不心醉？后者是游子的心酸，在那美景之中，纵然流连忘返也终究只能是个异乡客。因为江南这样的美，才带给人这样的伤啊！多年后我读到余英时的诗句：“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便顿觉悲从中来。韦庄在江南而思长安，而余英时却是欲回江南而不得。千载前后，一般惆怅在江南。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自然是美的。但江南拥有的远不止这些。这里还有群妓合金葬柳七的故事，这些风尘女子，感念这白衣卿相的厚爱，不仅出资安葬了他，甚至每年清明节，她们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了习俗。称为“吊柳会”。这般相知互爱，与爱情无关，只关乎情义。当歌姬们娉婷袅袅地立在柳七墓前。香软的红尘也多了份刚劲之气。
有了这些人物，因其风流，因其哀愁与悲苦。江南这个轻盈的地名便变得丰润而厚重起来。所有的一切，所有苍茫的历史语境，所有的似锦繁华，一起在脚下悠游从容地延续着，沉淀下来，成就了江南的美丽。而我们，大概也曾经跨过一条又一条的河流，才来到了这里。
你去哪里？
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