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老师走了，走得很从容。２月１３日上午九点，当我赶到医院，他已处弥留之际。医生说他已经没有意识，但当我凑近他，轻轻呼唤“王选老师，王选老师，我是启德”时，他的眼睛突然有了神色，显然想说什么，一瞬间，我们又有了一次心灵的交流。令我哀痛不已的是，这是最后的一次交流了。
　　我一直称王选同志为老师，这是习惯使然，我们同在北京大学工作，对前辈大家都尊称老师。但对王选老师，更是出于我对他发自内心的尊敬与钦佩。我直接聆听王选老师教诲的机会并不多，但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每一次讲话或文章，都引起我内心强烈的震憾与共鸣，都成为我思想与行动的指南。
　　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王选老师是我心中的楷模，我始终不忘他讲的，科学研究就要追求“顶天”或者“立地”，切忌既不“顶天”，又不“立地”的工作。王选老师曾经讲过，名誉也好，地位也好，都不能带来幸福，最难忘的是一个难题久久不能解决，突然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到了它的答案，这个时候所得到的愉悦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渐渐地，我也有了和他同样的体会。王选老师认为，一个科研工作者要学会适应中国的环境，要重视集体的力量。他曾精辟地指出，奥本哈姆不可能在中国取得像邓稼先那样的功绩。他还说过，如果将取得的科研成果归功于一个人，那一定是昏过头了。我按照他说的去做，结果拥有了一个团结、温暖的实验室团队。在北大为王选老师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励召开的嘉奖大会上，他作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讲话，中心的意思是，要做好科研，首先要做好人。那么什么是好人呢？“关心别人与关心自己一样的人就是好人”。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所受到的触动，从此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给大学生与研究生作报告时，我也几乎每一次都要把王选老师的这句话传达给大家，每次大家也都受到深深的感染。
　　１９９７年，我当选中科院院士，之后不久，读到王选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心意思是，院士只是对一个人过去科研成果的承认，并不说明他就是权威，更不说明他在各方面都懂得多。我记住了他的告诫，继续潜心于研究工作。近年来，我因担任非学术职务，在电视上出现多了，就时时想到王选老师说的“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在电视上出现多了，说明他的学术生涯快结束了”。既然我现在已无法避免电视镜头，就得承认自己学术上的落伍，因此我也学习王选老师作出决定，停招研究生，停止在研究所里指导具体研究，让位给年轻的同事。我还记得，２０００年北京大学与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王选老师对我说：“你现在什么行政工作都可以不担任，但有一件事一定不能放，那就是组织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我遵照他的建议去做了。在学校支持下，我负责组建与领导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大家齐心协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回顾这些年，我是在学着、跟着王选老师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并时时感受着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品行、他的勇气和智慧。王选老师走了。我不知道，他平时是否感受到我每次称他王选老师时内心蕴藏的这份深情；但当他弥留之际，在他听到我呼唤“王选老师”时所突然闪现出的眼神中，我分明感受到他对我的这份深情的理解。王选老师走了，但是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将继续鼓舞我前进，他是我永远的老师！
　　王选老师患癌症后，与病魔足足拼斗了五个年头。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深知他忍受着什么样的痛苦，也深知需要什么样顽强的意志才能坚持到这么长久。我卧室的窗口正对着他每天清晨打太极拳的那块绿地，我已习惯了每天在窗口默视他锻练的身影，每当此时，我就感受到一种生命的活力和意志的力量。这几天早晨我仍然习惯性地站到窗口，绿地仍在，但人已去，永远见不到他了，不禁潸然泪下。但转而一想，每个人迟早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只要每个人走后都能留下这么一块绿地，世界将变得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