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基于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构建包含大气、土壤、水体3个要素的环境质量研究体系,选取国务院按照新标准监测划定的74个城市2005—2018年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及效果,进一步识别其在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与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之间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既加剧了环境污染排放又抑制了环境吸收能力;居民消费水平、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途径;城镇化推动模式及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主导型城市、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环境质量提升。本研究为政府在环境约束下如何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关键词:城镇化;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环境吸收;高质量发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1(03)0094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国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名义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2%增至2018年的59.58%,城镇常驻人口数量和建成区总面积在2018年底分别达到了8.1亿和5.6万平方千米[1]。城镇化快速推进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城镇化进程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却在持续加剧,环境承载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多地“十面霾伏”、垃圾“围城”、土壤性质恶化、水体污染物含量超标、地下水水位下降、资源枯竭、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问题频发[2]。这些问题在城镇化建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是屡见不鲜,严重背离了高质量发展要求,已成为新时期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绊脚石”。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依托,打造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双赢”的模式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可见,全面、准确地认识环境质量,厘清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理,明确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真实结论是当前亟待攻克的重大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准确把握中国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基本规律,为各级政府能够有的放矢地推进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正确决策和精准施策的可靠结论,为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环境质量恶化是否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必然后果?围绕这个问题,以往学者以思辨性讨论为主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研究[3],也有部分学者针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总的来说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城镇化对环境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这类观点认为城镇化进程导致城镇人口、土地和工业化规模扩张,由此产生的规模效应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增加[4-6];
第二种观点是城镇化能够促进环境质量提升。这类观点主要考虑了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带来的积极影响,认为随着城镇经济效率提升和收入增加,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诉求也随之上升,倒逼政府不断加强对环境集中治理的力度[7-8];
第三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并非线性关系,总体呈现倒U型。即在城镇化进程的初期环境污染程度不断加剧,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环境质量开始逐步改善[9-11]。上述文献在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衡量指标、理论基础和实证方法等方面的选取存在较大差异,未能展现出中国现阶段的明确结论,但不可否认这些成果都为本文即将开展的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
在以往涉及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关系的文献中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学者们通常把环境质量等同于环境污染进行研究,大多着眼于城镇化对空气污染产生的影响,在衡量污染程度时一般采用CO2、PM2.5、PM10、SO2、NO2、AQI、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等指标中的一项或几项来表示,未能将大气、土壤和水体3大环境要素统一纳入衡量范畴,特别是忽略了环境系统自身的吸收能力,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大幅降低。事实上,自然界中的森林、绿地、草地、湿地、河流、湖泊、地下水等本身可以截留、吸附、分解、稀释、沉淀各种污染物,这是环境自身具备的吸收能力[12]。Fang等[13]研究发现,2001—2010年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固碳约2亿吨,相当于7.37亿吨CO2,抵消了同期化石燃料碳排放的14%,印证了环境自身是具备吸收能力的。基于此,本文认为环境质量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制造的污染排放有关,还与环境系统自身的吸收能力有关,污染排放越少、吸收能力越強的地区环境质量越高。然而,现有研究未能提供城镇化影响环境吸收能力的机制解释和经验证据。其次,学者们在研究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通常以城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局限在市辖区范围。事实上,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县级市和建制镇分别有387个和2.1万个,一半以上的城镇人口工作生活在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
数据参考《2020年中国公共服务行业分析报告——行业深度研究与市场商机研究》。,县域建成区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城镇化进程引发的环境问题城乡范围内也没有哪个角落可以独善其身[14]。因此,在研究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不能忽视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的城镇化进程,同时还要考虑到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所有地域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第三,现有针对二者关系异质性的研究多是围绕城市地域、规模、行政级别等差异来讨论,鲜有文献从城镇化推进的动力机制模式、经济发展水平等较深层次的视角探讨差异化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相关研究:
(1)从环境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出发,构建融合大气、土壤和水体3个要素的环境质量测算体系,力求为分析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更加完整可靠的研究结论; (2)以城镇化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典型表象为切入点,剖析包含城市主城区、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范围在内的城镇化进程影响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运用中国市级层面数据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当前城镇化推进对环境质量产生的效应,力求为城镇化如何影响环境质量提供清晰的理论解释和中国现阶段的实证结论;(3)进一步识别在城镇化推进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存在差别的城市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结果差异,力求为不同类型地区“对症下药”推进环境治理工作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镇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镇建成区聚集以及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其内涵是由农业发展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人口、土地、产业、空间等要素的转变和转移[15]。环境质量一般是指自然界中大气、土壤和水体等要素的优劣对人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16]。依据上述概念,本文定义的城鎮化包含了城市主城区、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等范围,环境质量包含了污染程度和吸收能力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结果,并从居民消费水平、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3个城镇化发展本质和内涵所衍生出来的典型问题入手分析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机制与途径。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一)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分析
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借助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和城市环境转变理论(Urban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 theory)进行解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经历“两难”到“双赢”的阶段性跨越[17]。即在城镇化建设初期,为了迅速扩大城镇经济发展规模,要素普遍被配置到见效快和不确定性小的粗放型项目中,随着城镇化及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更加注重物质层面的提升,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此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较为突出。当城镇化水平进入较高阶段时,城镇化进程可以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等方式缓解发展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此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社会也有更充足的资本用于环境治理,环境质量开始不断提升[18]。城市环境转变理论认为城镇化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始终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城镇化推进产生的规模效应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和资源、能源的消耗数量,从而加大了污染物排放基数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另一方面,城镇化产生的集聚效应促使发展方式更加集约,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知识技能传播,推动了公共资源共享,增强了公民环保意识,从而提升了环境集中治理的效果[19]。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这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作用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且作用机制较为复杂。
已有研究表明,当城镇化率达到60%~70%的水平时,经济增长由依靠传统工业驱动转变为依靠知识、技术、创新等要素驱动,环境污染程度就会下降[20]。Ehrhardt-Martines等[21]以城镇化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发现城镇化的初级阶段毁林率不断上升,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城镇化对林地等自然资源的毁坏率和消耗量降低,这个转折点在城镇化率达到55%~65%之间。一般来说,城镇化率达到50%就初步进入了城市社会,城镇化率高于65%认定为成熟的城镇化阶段[22]。可见,当城镇化进入到成熟阶段时,城镇化发展才可能促进环境质量提升,而中国当前的名义城镇化率接近60%,实际城镇化率只有50%左右,人均收入低于城镇化应有水平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不够成熟,具有起步晚、水平低、发展快等特点,盲目的快进模式缺乏前瞻性、长远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2017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有9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平均每年有57%的城市地下水“较差”或“极差”、30%的主要河流受到“污染”或“严重污染”、100多个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
参见国务院生态环境部和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统计资料。。面对这一现实,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及“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相继提出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动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建设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城镇化,反映出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的矛盾突出。结合上述理论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分析,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尚未步入成熟阶段,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尚处于“两难”阶段,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从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抑制了环境质量提升。
具体来说,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聚集或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聚集,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化规模扩大,建成区空间蔓延,住房和基础设施需求上升[23]。从环境污染视角来看,这一系列改变直接导致工业“三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烟(粉)尘、交通尾气等污染物大幅增加,还会进一步带动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加剧了环境污染[24];从环境吸收视角来看,工业化规模扩大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水、矿产、木材等自然资源,建成区空间蔓延和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会严重挤压周边地区的生态空间[25],湿地、森林、湖泊、河流等自然地貌会被以钢筋水泥为主的现代建筑物取代,原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导致环境吸收能力下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a:城镇化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
假设1b:城镇化抑制了环境吸收能力。
(二)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传导途径分析
1.居民消费途径
城镇化产生的集聚效应促进了经济发展,不仅增加了城镇居民收入,还会间接增加农村剩余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农产品需求量,进而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异,推动城乡消费水平提升[26]。从环境污染视角来看,居民消费增加使得食品、生活用品、家电等购买数量大幅增加,生活垃圾、洗涤污水、有害遗弃物、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等随之增加[27]。除基本消费外,消费多元化促使居民对住房、交通工具、文娱休闲等享受型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导致机动车尾气排放、装修烟尘和废料增多[28]。从环境吸收视角来看,居民消费增加不仅会拉动生活用品以及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商品的消耗,导致自然资源紧张,还会进一步推动工业生产、房地产等规模扩张,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抑制了环境吸收能力。此外,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居民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会产生同群效应,攀比现象促使居民消费出现累计增加的情况,从而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反之,如果城乡居民的“绿色”消费比例增加,消费结构提升,环境污染排放也会随之减少,生态系统也会得到相应保护,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城镇化(urban)
城镇化是核心解释变量。人口在空间层面的流动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力和根本特征,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主导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从此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36]。然而,中国长期实行二元户籍制度,众多生活在城镇的居民仍然持有农村户口或外地户口,直到2005年才实行常住人口统计口径,以往文献中常用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比、非农人口数量占比、人口密度、城市建成区面积等指标则难以反映出一个地区城镇化的真实水平。因此,本文采用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与全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衡量。
3.中介变量(M)
本文分别通过以下3个变量衡量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的传导路径。
(1)居民消费水平(hcl),选取人均消费支出额(2005年不变价格)表征;
(2)土地利用方式(cls),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面积之比表征;
(3)产业结构(i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征。
4.控制变量(X)
本文还考虑了与环境质量密切相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分别选取经济增长(eg)、技术创新(tp)、环境规制(ep)、能源结构(es)、外商投资(fdi)、金融发展(fd)、人均受教育程度(edu)等7项指标分别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能源消费倾向、对外开放程度、金融业发展程度和居民环保意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选用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不变价格)表征;技术创新采用财政科技费用支出表征;环境规制强度选用环境治理投资额表征;能源结构采用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表征;外商投资选取实际利用外资额表征;金融发展选取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表征;人均受教育程度采用6岁(含)以上受教育年限表征,按照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及以上16年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
(三)数据说明
研究选取国务院划定的按新标准监测并发布环境空气质量的74个城市2005—2018年数据为样本。环境质量测算的基础指标、城镇化指标、中介变量指标和控制变量指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图书馆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市)统计局网站、CSMAR数据库、CEIC数据库、Wind数据库等。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利用插值法补齐,CO2排放量选用各城市能源消费数据按照每种能源消费数据的标准量转换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到。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相差不大,不存在显著偏态分布。环境污染指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数分别为486.03、3.74和95.78,环境吸收指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数分别为628.98、6.37和119.19,反映出所选城市样本之间环境质量差距较大,且整体处于高污染和低吸收的现状。城镇化水平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值相差较大,反映出不同城市城镇化发展程度差别明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在对样本进行OLS回归之前,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其次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VIF)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结果均小于10,这表明模型整体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同时,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结果均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应当选取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
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证明假设1是成立的。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路径,并且在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过程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证明假设2、假设3和假设4成立。
从环境污染视角来看,列(1)中城镇化对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343,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每推进1%,环境污染程度就会增加0.343%,证明假设1a是成立的。此结论与不少学者研究得到的负相关关系或倒U型关系不一致,这与本文考虑的污染物范围更加全面有很大关系,说明当前中国大多数地区仍处在城镇化推进加剧环境污染的阶段,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加剧效应大于促降效应,粗放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导致环境污染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进程与环境污染还未实现“脱钩”。从列(3)-(5)城镇化对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大了建设用地面积,提高了第二产业比例。列(6)-(8)是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影响路径的检验结果,结果说明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会通过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加剧环境污染。其中,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占比每提高1%污染程度就会增加0.381%。这说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目前仍然处在工业化中期,传统工业是各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工业生产带来的“三废”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
从环境吸收视角来看,列(2)中城镇化对环境吸收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30,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城镇化每推进1%就会直接导致环境吸收能力下降0.03%,证明假设1b成立。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处于高投入、高消耗的阶段,对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列(9)—(11)为城镇化进程对环境吸收能力的作用路径检验,从结果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和第二产业占比提升对环境吸收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土地利用方式对环境吸收的影响程度最大,暴露出中国大多数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因地制宜的合理规划,存在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建设规模过大等问题,导致大范围的空间蔓延破坏了生态系统固有的调节能力。产业结构对环境吸收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严重,说明工业化随着城镇化发展对木材、水、矿产、油气等资源的消耗增多,大量的资源开采极大损害了生态系统。虽然近年来城市发展理念不断进步,主城区规划建设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景观公园、公路绿化带、海绵城市等工程能夠增强环境吸收能力,但人工化和同质化的修复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阶段城镇化给环境吸收带来的负面效应仍然大于正面效应。 控制变量中,居民环保意识对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而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和能源结构抑制了环境质量提升,反映出中国现阶段发展模式较为粗放。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程度,说明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同时,近年来“绿色”外资的比例逐步升高,国内市场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现阶段环境治理对于降低污染程度还未起到显著成效,但多年来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工程有效加强了环境吸收能力。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同时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计量回归模型两种方法对上文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用以控制可能存在的计量结果偏差。城市空间的扩张蔓延也是城镇化进程最直接和明显的特征,本小节选取建成区面积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urbanRT)替代上文城镇常驻人口数量与全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并采用SYS-GMM方法重新对上文研究内容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从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系数方向没有变化,仅存在个别变量显著性程度的细微差异,这表明城镇化对环境质量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与原模型一致,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具体分析不再赘述。
(三)内生性处理
如前文所述,城镇化进程会通过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等途径影响地区环境质量,反过来,环境质量的好坏也可能影响城市资本投入、人才吸引等进而作用于城镇化进程。为了克服城镇化进程与环境质量间潜在双向相关性造成的计量误差,本文选取城市地形起伏度(ur)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使用2SLS方法重新对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实证分析。地形起伏度是综合表征区域海拔高度、地表破碎程度以及进行地貌区划的重要度量指标,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的拟合度高达0.91,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建设具有显著影响,地形起伏度低的地区往往人口密集、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地形起伏度的高低与环境质量并无直接关联[37]。在具体测算地形起伏度时参照封志明等[38]的研究,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利用ARC/INFO软件的GRID和TABLE模块提取全国10 km×10 km栅格大小的地形起伏度。加入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见表5,其中的F值为G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用来检验工具变量的强弱,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地形起伏度是强工具变量。加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相比仅是解释变量的系数值略有改变,显著性水平略有提升,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
(四)差异化研究
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种[39]。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推动,即国内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人口向城市聚集,小城市迅速发展为大城市。中国城镇化发展受政府因素的影响明显,各级党政机关对城镇化发展的所有事项具有严格的审批和决定权力,但东南沿海等地区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经济活力强劲,市场对城镇化进程的驱动力量相比其它地区较强,城镇化“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较为突出[40]。此外,中国各地城市在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处在不同发展等级的城市城镇化与环境的关系势必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分别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两类
参照王晓鲁等所著《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分类。计算全国及各省份2005—2018年的指数平均值,按照城市所在省份进行分类,高于全国水平的城市认定为市场主导型模式,低于全国水平的城市认定为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及一线及新一线、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三类
按照《第一财经周刊》2018版城市分类将74个城市归纳为一线及新一线、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三类。,探究在不同城镇化推进模式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差异化结果。
由表6结果可以看出,现阶段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推动模式对环境质量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巨大的先发优势已经促使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入到成熟阶段,城镇化发展对环境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市场在推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能够识别劳动力市场需求、居民消费倾向、交易成本等问题,进而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促进了居民收入、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率提高,让城镇的发展更加集约高效,发挥了积极的聚集效应,对环境保护起到了正面作用。当然,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合理的公共政策作为保障。现阶段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推进模式未能对环境质量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这可能与过去一段时间政府行政效率偏低、政策实施不灵活以及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理念有一定关系。此外,政府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主要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新城、旧城改造搬迁等工作为主,可能出现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产业结构规划不合理等问题,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从表7结果可以看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对环境污染起到了促降作用,从而有力提升了环境质量,反映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已经初步进入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阶段,但环境吸收能力并没有随着城镇化推进而提高。这些城市大多发展基础较好,当前正逐步转型至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道路,消费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绿色”程度更深,土地利用模式相对合理,居民环保意识普遍较强,环境治理力度较大且投入较高,但是资源需求和消耗量依然较大。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现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抑制了环境质量提升。二线城市大多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期,扩张建设的规模较大,钢铁、水泥、化纤、造纸、皮革、采掘、冶炼、机械制造等行业是其主要经济命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大多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但是为了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承接了较多被淘汰的中低端價值链生产环节,而这些环节大多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并且很多企业还是以“小作坊”的形态存在,对环境损害较大。 五、结论及建议
上述研究围绕城镇化如何影响环境质量进行了理论机制分析,选取国务院按照新标准监测划定的74个城市200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识别了影响结果在不同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之间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环境污染程度增加,环境吸收能力下降,说明中国整体的城镇化进程与环境质量还未进入协调发展的阶段。
(2)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路径,在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过程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城镇化进程带来的规模扩张效应、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同群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导致现阶段居民消费数量增多、土地利用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对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3)通过对城镇化推动模式及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城市、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环境质量提升。这说明国内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已经初步进入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阶段,同时市场能够自动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就如何有效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环境质量,促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树立“低污染-高吸收”的环境理念,城市环境治理需要尽快打破传统思维,把减少污染排放的“硬治理”和增强吸收能力的“软治理”结合起来,促使环境污染和环境吸收形成良性循环。
(2)推动建设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构建城市内涵式和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努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摒弃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方式,合理控制城区人口集聚,做大做强技术创新,倡导健康合理的投资方向,促进“绿色”能源产品的多样化,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城乡环境协同治理力度。
(3)以城鎮化影响环境质量的路径为突破口,打造城镇化发展促进环境质量提升的绿色机制。一是要制定并实施绿色消费激励制度、消费者责任制度和消费“自律”制度,引导消费者适度、绿色消费,使人们自愿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境的产品。二是要维护土地管理健康秩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节约集约用地,增强土地开发与自然环境间的合理性和匹配性,形成“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格局。三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知识资本密集的新兴产业。
(4)更大程度上发挥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和集约高效的优势,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政策灵活度,加强政府政策对市场运行的监管效果及保障力度,强化政府与市场的融合。同时,努力解决不同类型城市环境治理手段千篇一律的现状,相对发达且规模较大的城市首要任务是缓解人口大量聚集对资源产生的消耗。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大多处在城镇化的初始期和上升期,应当尽快实行“招商选资”的方式,提高产城融合度,合理规划城市建设。
(5)国家层面需统筹建立和完善以城市群为主体、中心城市为依托、各类城市均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城市间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杜绝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以邻为壑”或“搭便车”等行为。
参考文献:
[1] 苏红键, 魏后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历程、启示与展望 [J]. 改革, 2018(11): 49-59.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 中国: 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 [J]. 管理世界, 2014(4): 5-41.
[3] 周宏春, 李新. 中国的城市化及其环境可持续性研究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0(4): 66-75.
[4] LUO K, LI G D, FANG C L, et al. PM2.5 mitigation in China: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concentrations and differential control polici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13: 47-55.
[5] 邵帅, 李欣, 曹建华.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 [J]. 经济研究, 2019(2): 148-165.
[6] 章泉. 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级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J]. 教学与研究, 2009(3): 32-38.
[7] 刘晓红, 江可申. 基于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城镇化对雾霾的影响 [J]. 农业工程学报, 2017(20): 218-225.
[8] 林伯强, 刘希颖. 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 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 [J]. 经济研究, 2010(8): 66-78.
[9] XU B, LIN B Q. How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impacts on CO2 emiss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nonparametric additive regression models? [J]. Energy Economics, 2015, 48: 188-202.
[10]马磊. 中国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2): 73-81+112.
[11]杜江, 刘渝.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 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8(6): 825-830. [12]COSTANZA R,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 Nature, 1997, 387: 253-260.
[13]FANG J Y, YU G R, LIU L L, et al. Climate change, human impacts,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China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16): 4015-4020.
[14]王垚, 王春华, 洪俊杰, 等. 自然条件、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发展 [J]. 管理世界, 2015(1): 41-50.
[15]DAVIS J C, HENDERSON J V. 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1): 98-125.
[16]方淑荣. 环境科学概论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7]HUBER J. Towards industrial ec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concep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2000(4): 269-285.
[18]SADORSKY P.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 Energy Economics, 2014(1): 147-153.
[19]MCGRANAHAN G, SONGSOR J, SURJADI C, et al. The citizens at risk: from urban sanitation to sustainable ci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01(2): 455-456.
[20]張腾飞, 杨俊, 盛鹏飞. 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2): 47-57.
[21]EHRHARDT-MARTINEZ K, CRENSHAW E M, JENKINS J C. Deforest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intervening mechanisms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2, 83: 226-243.
[22]孙久文, 叶裕民. 区域经济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3]童玉芬, 王莹莹. 中国城市人口与雾霾: 相互作用机制路径分析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5): 4-10.
[24]刘晨跃, 徐盈之. 城镇化如何影响雾霾污染治理?: 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管理, 2017(8): 8-25.
[25]陈杰, 陈晶中, 檀满枝. 城市化对周边土壤资源与环境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2): 70-74.
[26]雷潇雨, 龚六堂. 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4(6): 44-57.
[27]朱勤, 魏涛远. 居民消费视角下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11): 21-29.
[28]于淑波, 巩鲁宁. 基于外部性理论框架下的城镇居民消费污染探析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5(3): 134-142.
[29]郑思齐, 孙伟增, 吴璟, 等. “以地生财, 以财养地”: 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4(8): 14-27.
[30]贺斌, 袁晓玲, 房玲. 中国城市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的协同发展 [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1): 120-134.
[31]王镝, 唐茂钢. 土地城市化如何影响生态环境质量: 基于动态最优化和空间自适应半参数模型的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9(3): 74-85.
[32]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2009(10): 4-21.
[33]李姝. 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污染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1(6): 38-43.
[34]LIN B Q, OUYANG X L. Energy demand in China: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rapid urbanization stage [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4, 79: 128-139. [35]杨万平, 赵金凯.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吗? [J]. 经济管理, 2018(8): 7-24.
[36]刘秉镰, 朱俊丰. 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 历程、问题与展望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11): 3-14.
[37]张静静, 朱文博, 朱连奇. 基于栅格的豫西山区地形起伏特征及其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 [J]. 地理学报, 2018(6): 1093-1106.
[38]封志明, 唐焰, 杨艳昭, 等.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 [J]. 地理学报, 2007(10): 1073-1082.
[39]李强, 陈宇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7): 82-100.
[40]辜胜阻, 李正友.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2): 60-70.
責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Study on Typical Mechanism and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ization Influenc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DI Qing1,2,3, YUAN Xiaoling1,2,3, WANG Shubei1,2,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3. Shaanxi Province Economic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oft Science Research Base,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pollution and absorb to build a system of containing air, soil, water, three elem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esearch system,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74 cities monitored and design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ccording to the new standard from 2005 to 2018 as samples, empirically uses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further identifies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its leading th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propulsion of urbanization, and betwee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of among the different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 but also inhibits the environmental absorption capacity;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land use patter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he main ways that urbanization affects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urbanization promotion mo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icate tha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cities, first-tier cities and new first-tier cities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Keywords: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absorp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关键词:城镇化;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环境吸收;高质量发展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21(03)009413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各国实现社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名义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2%增至2018年的59.58%,城镇常驻人口数量和建成区总面积在2018年底分别达到了8.1亿和5.6万平方千米[1]。城镇化快速推进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城镇化进程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环境污染程度却在持续加剧,环境承载能力不断下降,全国多地“十面霾伏”、垃圾“围城”、土壤性质恶化、水体污染物含量超标、地下水水位下降、资源枯竭、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问题频发[2]。这些问题在城镇化建设程度较高的地区更是屡见不鲜,严重背离了高质量发展要求,已成为新时期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绊脚石”。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依托,打造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提升“双赢”的模式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可见,全面、准确地认识环境质量,厘清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理,明确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真实结论是当前亟待攻克的重大课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准确把握中国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基本规律,为各级政府能够有的放矢地推进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正确决策和精准施策的可靠结论,为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环境质量恶化是否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必然后果?围绕这个问题,以往学者以思辨性讨论为主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研究[3],也有部分学者针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总的来说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城镇化对环境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这类观点认为城镇化进程导致城镇人口、土地和工业化规模扩张,由此产生的规模效应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增加[4-6];
第二种观点是城镇化能够促进环境质量提升。这类观点主要考虑了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带来的积极影响,认为随着城镇经济效率提升和收入增加,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诉求也随之上升,倒逼政府不断加强对环境集中治理的力度[7-8];
第三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并非线性关系,总体呈现倒U型。即在城镇化进程的初期环境污染程度不断加剧,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环境质量开始逐步改善[9-11]。上述文献在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衡量指标、理论基础和实证方法等方面的选取存在较大差异,未能展现出中国现阶段的明确结论,但不可否认这些成果都为本文即将开展的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路。
在以往涉及城镇化与环境质量关系的文献中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学者们通常把环境质量等同于环境污染进行研究,大多着眼于城镇化对空气污染产生的影响,在衡量污染程度时一般采用CO2、PM2.5、PM10、SO2、NO2、AQI、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等指标中的一项或几项来表示,未能将大气、土壤和水体3大环境要素统一纳入衡量范畴,特别是忽略了环境系统自身的吸收能力,使得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大幅降低。事实上,自然界中的森林、绿地、草地、湿地、河流、湖泊、地下水等本身可以截留、吸附、分解、稀释、沉淀各种污染物,这是环境自身具备的吸收能力[12]。Fang等[13]研究发现,2001—2010年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固碳约2亿吨,相当于7.37亿吨CO2,抵消了同期化石燃料碳排放的14%,印证了环境自身是具备吸收能力的。基于此,本文认为环境质量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制造的污染排放有关,还与环境系统自身的吸收能力有关,污染排放越少、吸收能力越強的地区环境质量越高。然而,现有研究未能提供城镇化影响环境吸收能力的机制解释和经验证据。其次,学者们在研究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通常以城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局限在市辖区范围。事实上,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县级市和建制镇分别有387个和2.1万个,一半以上的城镇人口工作生活在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
数据参考《2020年中国公共服务行业分析报告——行业深度研究与市场商机研究》。,县域建成区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城镇化进程引发的环境问题城乡范围内也没有哪个角落可以独善其身[14]。因此,在研究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不能忽视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的城镇化进程,同时还要考虑到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所有地域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第三,现有针对二者关系异质性的研究多是围绕城市地域、规模、行政级别等差异来讨论,鲜有文献从城镇化推进的动力机制模式、经济发展水平等较深层次的视角探讨差异化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相关研究:
(1)从环境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出发,构建融合大气、土壤和水体3个要素的环境质量测算体系,力求为分析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更加完整可靠的研究结论; (2)以城镇化发展的本质内涵和典型表象为切入点,剖析包含城市主城区、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范围在内的城镇化进程影响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运用中国市级层面数据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当前城镇化推进对环境质量产生的效应,力求为城镇化如何影响环境质量提供清晰的理论解释和中国现阶段的实证结论;(3)进一步识别在城镇化推进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方面存在差别的城市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结果差异,力求为不同类型地区“对症下药”推进环境治理工作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镇化一般是指人口向城镇建成区聚集以及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其内涵是由农业发展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人口、土地、产业、空间等要素的转变和转移[15]。环境质量一般是指自然界中大气、土壤和水体等要素的优劣对人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16]。依据上述概念,本文定义的城鎮化包含了城市主城区、县城建成区和建制镇镇区等范围,环境质量包含了污染程度和吸收能力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结果,并从居民消费水平、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3个城镇化发展本质和内涵所衍生出来的典型问题入手分析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机制与途径。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一)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分析
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借助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和城市环境转变理论(Urban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 theory)进行解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城镇化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经历“两难”到“双赢”的阶段性跨越[17]。即在城镇化建设初期,为了迅速扩大城镇经济发展规模,要素普遍被配置到见效快和不确定性小的粗放型项目中,随着城镇化及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们更加注重物质层面的提升,自然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此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较为突出。当城镇化水平进入较高阶段时,城镇化进程可以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等方式缓解发展对环境的损害程度,此时人们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社会也有更充足的资本用于环境治理,环境质量开始不断提升[18]。城市环境转变理论认为城镇化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始终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城镇化推进产生的规模效应会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和资源、能源的消耗数量,从而加大了污染物排放基数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度;另一方面,城镇化产生的集聚效应促使发展方式更加集约,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知识技能传播,推动了公共资源共享,增强了公民环保意识,从而提升了环境集中治理的效果[19]。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这两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作用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且作用机制较为复杂。
已有研究表明,当城镇化率达到60%~70%的水平时,经济增长由依靠传统工业驱动转变为依靠知识、技术、创新等要素驱动,环境污染程度就会下降[20]。Ehrhardt-Martines等[21]以城镇化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发现城镇化的初级阶段毁林率不断上升,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城镇化对林地等自然资源的毁坏率和消耗量降低,这个转折点在城镇化率达到55%~65%之间。一般来说,城镇化率达到50%就初步进入了城市社会,城镇化率高于65%认定为成熟的城镇化阶段[22]。可见,当城镇化进入到成熟阶段时,城镇化发展才可能促进环境质量提升,而中国当前的名义城镇化率接近60%,实际城镇化率只有50%左右,人均收入低于城镇化应有水平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不够成熟,具有起步晚、水平低、发展快等特点,盲目的快进模式缺乏前瞻性、长远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2017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有9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平均每年有57%的城市地下水“较差”或“极差”、30%的主要河流受到“污染”或“严重污染”、100多个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
参见国务院生态环境部和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统计资料。。面对这一现实,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及“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相继提出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动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建设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城镇化,反映出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的矛盾突出。结合上述理论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分析,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尚未步入成熟阶段,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尚处于“两难”阶段,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从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抑制了环境质量提升。
具体来说,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聚集或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聚集,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化规模扩大,建成区空间蔓延,住房和基础设施需求上升[23]。从环境污染视角来看,这一系列改变直接导致工业“三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烟(粉)尘、交通尾气等污染物大幅增加,还会进一步带动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加剧了环境污染[24];从环境吸收视角来看,工业化规模扩大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水、矿产、木材等自然资源,建成区空间蔓延和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会严重挤压周边地区的生态空间[25],湿地、森林、湖泊、河流等自然地貌会被以钢筋水泥为主的现代建筑物取代,原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导致环境吸收能力下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a:城镇化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
假设1b:城镇化抑制了环境吸收能力。
(二)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传导途径分析
1.居民消费途径
城镇化产生的集聚效应促进了经济发展,不仅增加了城镇居民收入,还会间接增加农村剩余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农产品需求量,进而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异,推动城乡消费水平提升[26]。从环境污染视角来看,居民消费增加使得食品、生活用品、家电等购买数量大幅增加,生活垃圾、洗涤污水、有害遗弃物、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等随之增加[27]。除基本消费外,消费多元化促使居民对住房、交通工具、文娱休闲等享受型消费需求增加,从而导致机动车尾气排放、装修烟尘和废料增多[28]。从环境吸收视角来看,居民消费增加不仅会拉动生活用品以及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商品的消耗,导致自然资源紧张,还会进一步推动工业生产、房地产等规模扩张,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抑制了环境吸收能力。此外,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居民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会产生同群效应,攀比现象促使居民消费出现累计增加的情况,从而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反之,如果城乡居民的“绿色”消费比例增加,消费结构提升,环境污染排放也会随之减少,生态系统也会得到相应保护,从而促进环境质量提升。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城镇化(urban)
城镇化是核心解释变量。人口在空间层面的流动是城镇化的主要推力和根本特征,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主导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从此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36]。然而,中国长期实行二元户籍制度,众多生活在城镇的居民仍然持有农村户口或外地户口,直到2005年才实行常住人口统计口径,以往文献中常用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比、非农人口数量占比、人口密度、城市建成区面积等指标则难以反映出一个地区城镇化的真实水平。因此,本文采用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与全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衡量。
3.中介变量(M)
本文分别通过以下3个变量衡量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的传导路径。
(1)居民消费水平(hcl),选取人均消费支出额(2005年不变价格)表征;
(2)土地利用方式(cls),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面积之比表征;
(3)产业结构(is),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征。
4.控制变量(X)
本文还考虑了与环境质量密切相关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察。分别选取经济增长(eg)、技术创新(tp)、环境规制(ep)、能源结构(es)、外商投资(fdi)、金融发展(fd)、人均受教育程度(edu)等7项指标分别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发展水平、政府环境治理力度、能源消费倾向、对外开放程度、金融业发展程度和居民环保意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选用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不变价格)表征;技术创新采用财政科技费用支出表征;环境规制强度选用环境治理投资额表征;能源结构采用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表征;外商投资选取实际利用外资额表征;金融发展选取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表征;人均受教育程度采用6岁(含)以上受教育年限表征,按照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学及以上16年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
(三)数据说明
研究选取国务院划定的按新标准监测并发布环境空气质量的74个城市2005—2018年数据为样本。环境质量测算的基础指标、城镇化指标、中介变量指标和控制变量指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国图书馆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省(市)统计局网站、CSMAR数据库、CEIC数据库、Wind数据库等。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利用插值法补齐,CO2排放量选用各城市能源消费数据按照每种能源消费数据的标准量转换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到。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均值与中位数相差不大,不存在显著偏态分布。环境污染指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数分别为486.03、3.74和95.78,环境吸收指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数分别为628.98、6.37和119.19,反映出所选城市样本之间环境质量差距较大,且整体处于高污染和低吸收的现状。城镇化水平的平均值与标准差值相差较大,反映出不同城市城镇化发展程度差别明显。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
在对样本进行OLS回归之前,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其次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法(VIF)对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结果均小于10,这表明模型整体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同时,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发现结果均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应当选取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
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证明假设1是成立的。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路径,并且在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过程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证明假设2、假设3和假设4成立。
从环境污染视角来看,列(1)中城镇化对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343,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化每推进1%,环境污染程度就会增加0.343%,证明假设1a是成立的。此结论与不少学者研究得到的负相关关系或倒U型关系不一致,这与本文考虑的污染物范围更加全面有很大关系,说明当前中国大多数地区仍处在城镇化推进加剧环境污染的阶段,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加剧效应大于促降效应,粗放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导致环境污染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进程与环境污染还未实现“脱钩”。从列(3)-(5)城镇化对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来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居民消费,扩大了建设用地面积,提高了第二产业比例。列(6)-(8)是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影响路径的检验结果,结果说明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会通过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加剧环境污染。其中,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第二产业占比每提高1%污染程度就会增加0.381%。这说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目前仍然处在工业化中期,传统工业是各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工业生产带来的“三废”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
从环境吸收视角来看,列(2)中城镇化对环境吸收指数的影响系数为-0.030,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城镇化每推进1%就会直接导致环境吸收能力下降0.03%,证明假设1b成立。这说明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依然处于高投入、高消耗的阶段,对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列(9)—(11)为城镇化进程对环境吸收能力的作用路径检验,从结果可以看出,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和第二产业占比提升对环境吸收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土地利用方式对环境吸收的影响程度最大,暴露出中国大多数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缺乏因地制宜的合理规划,存在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建设规模过大等问题,导致大范围的空间蔓延破坏了生态系统固有的调节能力。产业结构对环境吸收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严重,说明工业化随着城镇化发展对木材、水、矿产、油气等资源的消耗增多,大量的资源开采极大损害了生态系统。虽然近年来城市发展理念不断进步,主城区规划建设了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景观公园、公路绿化带、海绵城市等工程能夠增强环境吸收能力,但人工化和同质化的修复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阶段城镇化给环境吸收带来的负面效应仍然大于正面效应。 控制变量中,居民环保意识对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而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和能源结构抑制了环境质量提升,反映出中国现阶段发展模式较为粗放。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程度,说明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同时,近年来“绿色”外资的比例逐步升高,国内市场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现阶段环境治理对于降低污染程度还未起到显著成效,但多年来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生态修复工程有效加强了环境吸收能力。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同时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计量回归模型两种方法对上文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用以控制可能存在的计量结果偏差。城市空间的扩张蔓延也是城镇化进程最直接和明显的特征,本小节选取建成区面积与行政区域面积之比(urbanRT)替代上文城镇常驻人口数量与全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并采用SYS-GMM方法重新对上文研究内容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从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系数方向没有变化,仅存在个别变量显著性程度的细微差异,这表明城镇化对环境质量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与原模型一致,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具体分析不再赘述。
(三)内生性处理
如前文所述,城镇化进程会通过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等途径影响地区环境质量,反过来,环境质量的好坏也可能影响城市资本投入、人才吸引等进而作用于城镇化进程。为了克服城镇化进程与环境质量间潜在双向相关性造成的计量误差,本文选取城市地形起伏度(ur)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使用2SLS方法重新对上述研究内容进行实证分析。地形起伏度是综合表征区域海拔高度、地表破碎程度以及进行地貌区划的重要度量指标,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的拟合度高达0.91,地形起伏度对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建设具有显著影响,地形起伏度低的地区往往人口密集、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地形起伏度的高低与环境质量并无直接关联[37]。在具体测算地形起伏度时参照封志明等[38]的研究,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利用ARC/INFO软件的GRID和TABLE模块提取全国10 km×10 km栅格大小的地形起伏度。加入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见表5,其中的F值为G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用来检验工具变量的强弱,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地形起伏度是强工具变量。加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相比仅是解释变量的系数值略有改变,显著性水平略有提升,研究结论与前文一致。
(四)差异化研究
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种[39]。西方国家的城镇化发展主要依靠市场推动,即国内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人口向城市聚集,小城市迅速发展为大城市。中国城镇化发展受政府因素的影响明显,各级党政机关对城镇化发展的所有事项具有严格的审批和决定权力,但东南沿海等地区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经济活力强劲,市场对城镇化进程的驱动力量相比其它地区较强,城镇化“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较为突出[40]。此外,中国各地城市在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处在不同发展等级的城市城镇化与环境的关系势必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文分别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和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推进模式两类
参照王晓鲁等所著《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中的市场化进程指数分类。计算全国及各省份2005—2018年的指数平均值,按照城市所在省份进行分类,高于全国水平的城市认定为市场主导型模式,低于全国水平的城市认定为政府主导型模式。以及一线及新一线、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三类
按照《第一财经周刊》2018版城市分类将74个城市归纳为一线及新一线、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三类。,探究在不同城镇化推进模式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差异化结果。
由表6结果可以看出,现阶段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推动模式对环境质量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当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巨大的先发优势已经促使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入到成熟阶段,城镇化发展对环境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市场在推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能够识别劳动力市场需求、居民消费倾向、交易成本等问题,进而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促进了居民收入、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率提高,让城镇的发展更加集约高效,发挥了积极的聚集效应,对环境保护起到了正面作用。当然,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合理的公共政策作为保障。现阶段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推进模式未能对环境质量提升起到积极作用,这可能与过去一段时间政府行政效率偏低、政策实施不灵活以及单纯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理念有一定关系。此外,政府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主要以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新城、旧城改造搬迁等工作为主,可能出现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产业结构规划不合理等问题,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从表7结果可以看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对环境污染起到了促降作用,从而有力提升了环境质量,反映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已经初步进入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阶段,但环境吸收能力并没有随着城镇化推进而提高。这些城市大多发展基础较好,当前正逐步转型至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道路,消费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绿色”程度更深,土地利用模式相对合理,居民环保意识普遍较强,环境治理力度较大且投入较高,但是资源需求和消耗量依然较大。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现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抑制了环境质量提升。二线城市大多处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期,扩张建设的规模较大,钢铁、水泥、化纤、造纸、皮革、采掘、冶炼、机械制造等行业是其主要经济命脉,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较为显著。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大多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但是为了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承接了较多被淘汰的中低端價值链生产环节,而这些环节大多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并且很多企业还是以“小作坊”的形态存在,对环境损害较大。 五、结论及建议
上述研究围绕城镇化如何影响环境质量进行了理论机制分析,选取国务院按照新标准监测划定的74个城市200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现阶段中国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识别了影响结果在不同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之间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进程对环境质量总体上造成了负面影响。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环境污染程度增加,环境吸收能力下降,说明中国整体的城镇化进程与环境质量还未进入协调发展的阶段。
(2)居民消费、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结构是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路径,在城镇化影响环境质量的过程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城镇化进程带来的规模扩张效应、集聚效应、收入效应、同群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导致现阶段居民消费数量增多、土地利用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对环境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3)通过对城镇化推动模式及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市场主导型城市、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了环境质量提升。这说明国内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已经初步进入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阶段,同时市场能够自动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就如何有效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环境质量,促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树立“低污染-高吸收”的环境理念,城市环境治理需要尽快打破传统思维,把减少污染排放的“硬治理”和增强吸收能力的“软治理”结合起来,促使环境污染和环境吸收形成良性循环。
(2)推动建设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构建城市内涵式和可持续发展新格局,努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就需要摒弃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发展方式,合理控制城区人口集聚,做大做强技术创新,倡导健康合理的投资方向,促进“绿色”能源产品的多样化,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加强城乡环境协同治理力度。
(3)以城鎮化影响环境质量的路径为突破口,打造城镇化发展促进环境质量提升的绿色机制。一是要制定并实施绿色消费激励制度、消费者责任制度和消费“自律”制度,引导消费者适度、绿色消费,使人们自愿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境的产品。二是要维护土地管理健康秩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节约集约用地,增强土地开发与自然环境间的合理性和匹配性,形成“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格局。三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知识资本密集的新兴产业。
(4)更大程度上发挥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市场合理配置资源和集约高效的优势,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政策灵活度,加强政府政策对市场运行的监管效果及保障力度,强化政府与市场的融合。同时,努力解决不同类型城市环境治理手段千篇一律的现状,相对发达且规模较大的城市首要任务是缓解人口大量聚集对资源产生的消耗。二线、三线及三线以下城市大多处在城镇化的初始期和上升期,应当尽快实行“招商选资”的方式,提高产城融合度,合理规划城市建设。
(5)国家层面需统筹建立和完善以城市群为主体、中心城市为依托、各类城市均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城市间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杜绝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以邻为壑”或“搭便车”等行为。
参考文献:
[1] 苏红键, 魏后凯.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历程、启示与展望 [J]. 改革, 2018(11): 49-59.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 中国: 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 [J]. 管理世界, 2014(4): 5-41.
[3] 周宏春, 李新. 中国的城市化及其环境可持续性研究 [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0(4): 66-75.
[4] LUO K, LI G D, FANG C L, et al. PM2.5 mitigation in China: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concentrations and differential control polici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8, 213: 47-55.
[5] 邵帅, 李欣, 曹建华. 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与雾霾治理 [J]. 经济研究, 2019(2): 148-165.
[6] 章泉. 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地级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 [J]. 教学与研究, 2009(3): 32-38.
[7] 刘晓红, 江可申. 基于静态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城镇化对雾霾的影响 [J]. 农业工程学报, 2017(20): 218-225.
[8] 林伯强, 刘希颖. 中国城市化阶段的碳排放: 影响因素和减排策略 [J]. 经济研究, 2010(8): 66-78.
[9] XU B, LIN B Q. How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impacts on CO2 emission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nonparametric additive regression models? [J]. Energy Economics, 2015, 48: 188-202.
[10]马磊. 中国城市化与环境质量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2): 73-81+112.
[11]杜江, 刘渝.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 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8(6): 825-830. [12]COSTANZA R, D’ARGE R, DE GROOT R,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 [J]. Nature, 1997, 387: 253-260.
[13]FANG J Y, YU G R, LIU L L, et al. Climate change, human impacts,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China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16): 4015-4020.
[14]王垚, 王春华, 洪俊杰, 等. 自然条件、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发展 [J]. 管理世界, 2015(1): 41-50.
[15]DAVIS J C, HENDERSON J V. 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1): 98-125.
[16]方淑荣. 环境科学概论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17]HUBER J. Towards industrial ec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concep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 Planning, 2000(4): 269-285.
[18]SADORSKY P. The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n CO2 emission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 Energy Economics, 2014(1): 147-153.
[19]MCGRANAHAN G, SONGSOR J, SURJADI C, et al. The citizens at risk: from urban sanitation to sustainable ci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01(2): 455-456.
[20]張腾飞, 杨俊, 盛鹏飞. 城镇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渠道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2): 47-57.
[21]EHRHARDT-MARTINEZ K, CRENSHAW E M, JENKINS J C. Deforest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 of intervening mechanisms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2, 83: 226-243.
[22]孙久文, 叶裕民. 区域经济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3]童玉芬, 王莹莹. 中国城市人口与雾霾: 相互作用机制路径分析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5): 4-10.
[24]刘晨跃, 徐盈之. 城镇化如何影响雾霾污染治理?: 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管理, 2017(8): 8-25.
[25]陈杰, 陈晶中, 檀满枝. 城市化对周边土壤资源与环境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2(2): 70-74.
[26]雷潇雨, 龚六堂. 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4(6): 44-57.
[27]朱勤, 魏涛远. 居民消费视角下人口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11): 21-29.
[28]于淑波, 巩鲁宁. 基于外部性理论框架下的城镇居民消费污染探析 [J]. 宏观经济研究, 2015(3): 134-142.
[29]郑思齐, 孙伟增, 吴璟, 等. “以地生财, 以财养地”: 中国特色城市建设投融资模式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4(8): 14-27.
[30]贺斌, 袁晓玲, 房玲. 中国城市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的协同发展 [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1): 120-134.
[31]王镝, 唐茂钢. 土地城市化如何影响生态环境质量: 基于动态最优化和空间自适应半参数模型的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9(3): 74-85.
[32]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 [J]. 经济研究, 2009(10): 4-21.
[33]李姝. 城市化、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污染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1(6): 38-43.
[34]LIN B Q, OUYANG X L. Energy demand in China: Comparison of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rapid urbanization stage [J].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2014, 79: 128-139. [35]杨万平, 赵金凯.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吗? [J]. 经济管理, 2018(8): 7-24.
[36]刘秉镰, 朱俊丰. 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 历程、问题与展望 [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11): 3-14.
[37]张静静, 朱文博, 朱连奇. 基于栅格的豫西山区地形起伏特征及其对人口和经济的影响 [J]. 地理学报, 2018(6): 1093-1106.
[38]封志明, 唐焰, 杨艳昭, 等.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 [J]. 地理学报, 2007(10): 1073-1082.
[39]李强, 陈宇琳, 刘精明.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7): 82-100.
[40]辜胜阻, 李正友. 中国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制度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2): 60-70.
責任编辑、校对: 郑雅妮
Study on Typical Mechanism and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ization Influenc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DI Qing1,2,3, YUAN Xiaoling1,2,3, WANG Shubei1,2,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3. Shaanxi Province Economic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Soft Science Research Base,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pollution and absorb to build a system of containing air, soil, water, three elem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research system, 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74 cities monitored and designa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ccording to the new standard from 2005 to 2018 as samples, empirically uses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further identifies 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its leading the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s leading propulsion of urbanization, and betwee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of among the different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 but also inhibits the environmental absorption capacity;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 land use patter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he main ways that urbanization affects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urbanization promotion mo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dicate that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market-oriented cities, first-tier cities and new first-tier cities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Keywords: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absorp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