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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百多年来衰贫积弱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伟大梦想，是当今国人共同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三大内涵之一。
民族复兴、文化先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复兴的目标、口号已经提出，梦想共识已趋形成。然而，复兴的战略方案、路径选择、体制机制、政策举措何在？迄今仍无系统研制。今天举办“纪念哥白尼日心说创立500周年暨复兴中华文化战略研讨会”，正是旨在率先探研这一当务之急的时代课题。本文侧重从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即路径选择）作一初探，简明提出复兴中华文明的系统战略及其配套举措，望能引玉。
一、东西方文明大道相通
——从中华浑天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先后共识便可佑证
哥白尼500年前冒着生命与人格摧毁的巨大风险，创立日心说，揭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宇宙运行客观规律，打破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威固守的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迷信与偏见，对于突破原教旨主义的专制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思想禁锢与科学文化垄断，对于促进人类认知宇宙世界、推动人类科学文明进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思想禁锢、打破文化垄断、改革体制机制乃至实现“中国梦”，具有跨时空的现实启迪。
不过，在哥白尼创立日心说的一千多年前，中国早有科学家认识到地球是圆的，转动着的月亮是绕着地球转并且月光来自太阳的反照，月食是由于地球绕着太阳转时遮蔽了日光对月亮的反射而产生的暗影，等等。譬如汉代发明浑天地动仪的张衡在《灵宪》一文中就已明确揭示：“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足令历史遗憾的是：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皇权专制对科学文化的垄断，使浑天说等这些早期的科学宇宙观受到了压抑和封锁，致使更适应“君权神授”、“皇权天授”、“朕即国家”、“圣意即天意”的皇权专制文化的“天圆地方”盖天说，成为了自汉至清两千多年中国宇宙观的垄断性主流。倘非如此，中华科学文化中的浑天说如能广传世间，昭示世界，哥白尼也许就不必为创立日心说那般呕心沥血，那般受尽折磨了。
从上述东西方科学史的个案比对中可以佐证：东西方文明大道相通，内涵相溶。
笔者认为：文明可分为四个层次：道、理、法、术。道，乃宇宙万事万物万灵生灭、运行、发展、转换、循环的总规律，属于宇宙科学、自然哲学的最高层面；理，即自然、社会、人生运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公理，属于一般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层次；法，即人类运用“道”与“理”层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人文科学的规律，为实现理想目标而探索创设的体制机制、制度规范、程序方法、文化理念、思维方式、逻辑范式等等，属于制度体系和哲学方法论层面；术，即人类运用“道”与“理”层面的科学规律，依托“法”层面的制度体系、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发明和创造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目标的技术、方法、政策、措施，属于技术方法和对策举措层面，这个层面本无意识形态色彩，没有姓“资”姓“社”以及姓“封”之分。
总体来看，在西方文明道和理相通，法和术有异。应当基于相通点，寻找互补点，化文明冲突为文明互动，化文化对立为文化共容。互动共进，互补共荣。
纵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共同点和相通点还有很多。即便是存在颇多争议的政治文化方面，也多有相通相合之处。譬如：我们不少主流媒体一直认为“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专利，而东方文化一贯认为“主权高于人权”。然而孰不知，2500年前的中华圣哲孟子便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格言，不正是明明白白指出民权（人权）高于国家（社稷）主权，更高于皇权、统治权吗？再如：三千多年前周平王时期代表社会各方利益的诸位大臣多元共治的“共和元年”，不正与西方兴盛并推而广之的“共和”文化相通吗？还有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分亲疏异同，一律相爱相容，不也正是西方兴盛并普及的“博爱”文化吗？墨子的“非攻”思想，不也与西方倡导的“和平”文化内涵相通吗？不过遗憾的是，这些与西方文明相通并且发源比西方文明更早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明，由于不符合皇权专制独霸天下的需要，因而被压抑、尘埋了两千多年！
由此还可发现：凡是东西方文明相通相融的共同点，恰恰多具有普世价值或合乎科学真理！
由此得出本文第二个分论点：
二、东西方文明应当互补共荣
——从萨顿关于“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获得明证
美国“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有句名言：“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含义是指：人类的科学文明和思想成果，其渊源启悟之光和灵感思路大多来自东方，具体解析、量化总结、实证检验、制度设计和工具方法则大多来自西方。这是符合人类科学和人类思想史发展脉络的。
从自然科学看，人类的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人体生命学等方面的重大科学发现和灵感启悟，东方比西方都早，但后来西方对这些发现和启悟启示进行了更多的论证检验，更实的应用推广，并从中总结提炼出一般规律和应用工具与方法。天文学方面如：东方最早发现了地球和太阳、月亮、星星之间的运转关系创立了浑天学说，后来西方由此探索、论证、总结出了宇宙星球的运行规律和探测方法。地理学方面如：东方更早发现了“地火”，后来西方则由此发明了石油提炼及其工具、方法。物理学方面如：东方最早发现磁场并发明了勘测磁场及其磁力运行方位的罗盘和指南针，后来西方由此建立了磁场学科，并将指南针运用到航海领航、钟表制造和物理勘测等领域；至于东方更早发明了火药应用于开山铺路改造自然，后来西方则运用火药制造了枪炮等杀人工具和方法，就不多说了。人体生命学方面，东方早就发现了人体生命组织中存在看不见、摸不着、至今科学仪器检测不到但决定人体健康命脉的经络及穴位系统，不过这方面西方至今尚未研究出检测和应用工具与方法，但是对东方发明的气功效应已经探研出检测工具和方法，这方面还有待东西方科学家共同努力，探索出应用经络穴位学说和气功、意念等造福人类生命健康的方法和工具。
事实上，这已经证明了人类的科学进步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优势互补基础上共进共荣的。
从人文社会科学看，东方文明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等学科上更早提出了许多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理念、哲理、启迪与目标，西方文明则更多地从实现这些普世价值与目标的路径选择、制度设计、体制机制、程序方法等社会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实施，并从中总结提炼出许多一般规律、法则和工具、方法。譬如：东方的中华先哲最早提出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民心至上、共和兼爱、阴阳和合、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众生平等、物与天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化目标和社会基本原则，然而这些目标、原则因与“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相矛盾而被压抑和尘埋。而西方千百年来则从实践中探索实现天下为公目标、大同和谐社会、共和博爱理念、以民为本体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制等等的制度设计、体制建构（比如民主、法治、权力制衡），并从中总结出许多一般规律（比如“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孟德斯鸠格言>、“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将成为泡影”<马克思格言>），发明了许多相应的工具和方法（比如一人一票+竞选演说的民主竞选法、证据至上+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公开审判+充分辩护的司法程序）。如今这些东方文明创立的政治文化理念目标等普世化价值，与西方文明探索实施上述理念目标的体制机制等制度化体系，已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
由此可见，人类的政治文明与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在东西方文明的互补、互鉴、互促进程中逐步发展的。
从科学方法论方面看，东方文明更长于灵性思维，西方文明更长于理性思维；东方文明更长于整体考察，西方文明更长于个体解析；东方文明更长于定性方法，西方文明更长于定量方法；东方文明更长于辩证逻辑，西方文明更长于形式逻辑。
无数事实证明，上述东西方各自擅长的多种思维方式、逻辑范式和科学方法论，只有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升级升华、共荣共进。
三、东西方文明互补共进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
——从太极阴阳和合文化获得启示
自中国十年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以来，笔者发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已经明确，和谐社会的内涵要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也已确立，但学术界和智囊们迄今未曾探研出和谐社会的哲学根基和实现和谐社会及其内涵要素的路径、方略和体制建构。本人工作之余，十年来一直在着力探研上述两大盲点，从而发现：追溯和谐社会的哲学根基，其源头正是在于中华文化的本原之根——近万年前中华始祖伏羲女娲创立、近万年来中华圣贤发展的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即太和文化，亦可谓天道文化之内核（关于天道规律系统密码，本人另有专著解密）。
如今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就必须从源头开始，从根上复兴，即应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哲学根基——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开始正本清源，回归本原，溯源复兴。而中华文化复兴的路径、方略，亦可从中华太和文化本身获得启示。
太极阴阳和合文化的原理之一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即：宇宙万事万物皆有对应互动的阴阳，阴阳对应互动，相需相生，互补互根，共生共和，和而不同，共进共荣。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阳（多为理性思维可见可闻可具象感知、逻辑推理的显学范畴），那么东方文明则属阴（多为灵性思维无形无象可抽象顿悟、辩证思辨的理学范畴），那么根据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原理，两者理当对应互动，相需相生，互补互根，共生共和，和而不同，共进共荣，才能在东西方文明互补共进中，复兴中华文化，在共和共荣中升华中华文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许多矢志弘扬复兴中华文明的学者，一味地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价值，片面地追求全盘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正如一味地要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中华文化的学者一样，都走向了事物的极端。他们殊途同归的共同误区，恰恰都悖逆了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原理，违背了阴阳对应相生互动和合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生灭运行的总规律。他们把阴阳对应误读为阴阳对立，把阴阳互补扭曲为阴阳互冲，把阴阳互动共生撕裂为你死我活，把阴阳共和共进、多元共荣误导为互斗互争、独霸天下。物极必反，欲极必衰，这两种极端思维和极端指向都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还应特别注意的常识性概念是：恢复并不等于复兴，文化复兴更不等于全盘复古。中华文化复兴的内涵是：与时俱进地复归中华文明兴盛的目标、态势和方法、原则、规律，振兴中华文化造福民族和人类的功能、作用、地位、价值和影响力。要实现中华文化文明复兴，必须遵循三项原则：
原则一：确立复归中华文明兴盛的目标；遵循文明兴盛的规律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譬如：太极和合、阴阳互动的天道文化即太和文化；天下为公、公推禅让的“公天下”文化，世界大同、协和万邦的邦交文化；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文化；兼容互补、多元共和的“龙文化”；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和文化”；兼爱非攻的“仁文化”；以信为本、无信不立的“信文化”；义为利先、舍身取义的“义文化”，克己复礼、恭为德首的“礼仪文化”；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孝悌文化”；众生平等、齐同万物、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化”；“三才相交”、“天人感应”、“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文化；当然还有勘测和调整天地人三重磁场感应关系造福人类的堪舆文化，以及阴阳五行系统辩证的中医文化和养生文化等等）。
原则二：揭示、批判并走出中华文明衰落的原因、误区尤其是体制与制度根源（譬如天下为私、腐朽没落、荒淫残暴的皇权专制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全面垄断等）；剔除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诸如：“朕即国家”、“朕意即法”的“家天下”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道文化；“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霸道文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匪道文化；“民可使之不可知之”的愚民文化；你死我活争权争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文化；“官分九品人分九等”的等级文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逐利文化；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奴才文化”；迎逢拍马、惟上是从的谄媚文化俗称“马屁文化”；以及玩弄权术、坑蒙拐骗的“厚黑文化”等等）。
原则三：对中华文化来一番全面清理，去伪存真，优取劣汰；对西方文化来一番全面认知，去粗取精，取长弃短；将中华文化的精华与西方文化的精髓优势互补、全面互鉴、双向互动、和平共进、多元共荣，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转型升级。
综上可见，化东西方文明冲突对立为互补共进，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推动人类文明升级的必由之路！
四、复兴中华文明的系统方略
——目标合道路径得当保障配套
由于本文的重心在于论述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路径，因而中华文明复兴的系统战略只能概要简述：
（一）战略目标：推进文明升级，创造人类幸福
要构建和实施一套战略，必须首先明确战略的目标定位。中华文明复兴战略也是如此，首先必须确立这套战略的总体目标。
当今世界，由于人类工业文明缺乏制衡、突飞猛进地发展到极限，加之人类自身的贪欲膨胀、物欲横流，导致整个地球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天灾频发，考古学家和生态学家惊呼：地球人类面临着第六次恐龙毁灭式大危机！
世界各国在三年前联合国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上早已达成共识：全球联手，拯救地球！然而迄今未曾推出拯救地球的总体战略、行动方案和系统举措。也许人类迄今的文明进化也已到了某个临界点，需要相应转型升级。这种文明转型升级必须适应当今地球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拯救地球的使命。而在中华本原文化中，最早包含了敬畏天地、尊重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呵护生态、善待众生（“众生平等”、“物与天齐”)的生态文明元素。因此笔者提出：人类文明转型升级，应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转型升级至新纪元大生态文明（包含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转型升级）；而人类文明要向大生态文明转型升级，必须从包含诸多生态文明和普世价值理念的中华文明寻根探源，即从复兴中华文明入手，与西方文明优势互补、多元共进；故复兴中华文明的战略目标，首先应定位于推进文明升级，即推动人类文明转型升级至大生态文明时代。
当今世界除了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还面临着局部战争危机、恐怖主义危机和社会动荡危机。因此笔者提出复兴中华文明的目标要素之二，是构建多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在当今“中国梦”的三大内涵中，“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都不是终极目标，只是实现宗旨即终极目标的方式与外在形式，而“人民幸福”才是“中国梦”的最高宗旨和终极目标，而且只有“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才能跟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相连相通、同构同心。拯救地球、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也正是为了人类幸福。因此笔者提出复兴中华文明的战略目标第三要素是“创造人类幸福”。
民族复兴、文化先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复兴的目标、口号已经提出，梦想共识已趋形成。然而，复兴的战略方案、路径选择、体制机制、政策举措何在？迄今仍无系统研制。今天举办“纪念哥白尼日心说创立500周年暨复兴中华文化战略研讨会”，正是旨在率先探研这一当务之急的时代课题。本文侧重从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即路径选择）作一初探，简明提出复兴中华文明的系统战略及其配套举措，望能引玉。
一、东西方文明大道相通
——从中华浑天说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先后共识便可佑证
哥白尼500年前冒着生命与人格摧毁的巨大风险，创立日心说，揭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宇宙运行客观规律，打破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威固守的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迷信与偏见，对于突破原教旨主义的专制体制和宗教裁判所的思想禁锢与科学文化垄断，对于促进人类认知宇宙世界、推动人类科学文明进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思想禁锢、打破文化垄断、改革体制机制乃至实现“中国梦”，具有跨时空的现实启迪。
不过，在哥白尼创立日心说的一千多年前，中国早有科学家认识到地球是圆的，转动着的月亮是绕着地球转并且月光来自太阳的反照，月食是由于地球绕着太阳转时遮蔽了日光对月亮的反射而产生的暗影，等等。譬如汉代发明浑天地动仪的张衡在《灵宪》一文中就已明确揭示：“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足令历史遗憾的是：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皇权专制对科学文化的垄断，使浑天说等这些早期的科学宇宙观受到了压抑和封锁，致使更适应“君权神授”、“皇权天授”、“朕即国家”、“圣意即天意”的皇权专制文化的“天圆地方”盖天说，成为了自汉至清两千多年中国宇宙观的垄断性主流。倘非如此，中华科学文化中的浑天说如能广传世间，昭示世界，哥白尼也许就不必为创立日心说那般呕心沥血，那般受尽折磨了。
从上述东西方科学史的个案比对中可以佐证：东西方文明大道相通，内涵相溶。
笔者认为：文明可分为四个层次：道、理、法、术。道，乃宇宙万事万物万灵生灭、运行、发展、转换、循环的总规律，属于宇宙科学、自然哲学的最高层面；理，即自然、社会、人生运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公理，属于一般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层次；法，即人类运用“道”与“理”层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人文科学的规律，为实现理想目标而探索创设的体制机制、制度规范、程序方法、文化理念、思维方式、逻辑范式等等，属于制度体系和哲学方法论层面；术，即人类运用“道”与“理”层面的科学规律，依托“法”层面的制度体系、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发明和创造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目标的技术、方法、政策、措施，属于技术方法和对策举措层面，这个层面本无意识形态色彩，没有姓“资”姓“社”以及姓“封”之分。
总体来看，在西方文明道和理相通，法和术有异。应当基于相通点，寻找互补点，化文明冲突为文明互动，化文化对立为文化共容。互动共进，互补共荣。
纵观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共同点和相通点还有很多。即便是存在颇多争议的政治文化方面，也多有相通相合之处。譬如：我们不少主流媒体一直认为“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专利，而东方文化一贯认为“主权高于人权”。然而孰不知，2500年前的中华圣哲孟子便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格言，不正是明明白白指出民权（人权）高于国家（社稷）主权，更高于皇权、统治权吗？再如：三千多年前周平王时期代表社会各方利益的诸位大臣多元共治的“共和元年”，不正与西方兴盛并推而广之的“共和”文化相通吗？还有墨子的“兼爱”思想，不分亲疏异同，一律相爱相容，不也正是西方兴盛并普及的“博爱”文化吗？墨子的“非攻”思想，不也与西方倡导的“和平”文化内涵相通吗？不过遗憾的是，这些与西方文明相通并且发源比西方文明更早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明，由于不符合皇权专制独霸天下的需要，因而被压抑、尘埋了两千多年！
由此还可发现：凡是东西方文明相通相融的共同点，恰恰多具有普世价值或合乎科学真理！
由此得出本文第二个分论点：
二、东西方文明应当互补共荣
——从萨顿关于“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获得明证
美国“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有句名言：“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含义是指：人类的科学文明和思想成果，其渊源启悟之光和灵感思路大多来自东方，具体解析、量化总结、实证检验、制度设计和工具方法则大多来自西方。这是符合人类科学和人类思想史发展脉络的。
从自然科学看，人类的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人体生命学等方面的重大科学发现和灵感启悟，东方比西方都早，但后来西方对这些发现和启悟启示进行了更多的论证检验，更实的应用推广，并从中总结提炼出一般规律和应用工具与方法。天文学方面如：东方最早发现了地球和太阳、月亮、星星之间的运转关系创立了浑天学说，后来西方由此探索、论证、总结出了宇宙星球的运行规律和探测方法。地理学方面如：东方更早发现了“地火”，后来西方则由此发明了石油提炼及其工具、方法。物理学方面如：东方最早发现磁场并发明了勘测磁场及其磁力运行方位的罗盘和指南针，后来西方由此建立了磁场学科，并将指南针运用到航海领航、钟表制造和物理勘测等领域；至于东方更早发明了火药应用于开山铺路改造自然，后来西方则运用火药制造了枪炮等杀人工具和方法，就不多说了。人体生命学方面，东方早就发现了人体生命组织中存在看不见、摸不着、至今科学仪器检测不到但决定人体健康命脉的经络及穴位系统，不过这方面西方至今尚未研究出检测和应用工具与方法，但是对东方发明的气功效应已经探研出检测工具和方法，这方面还有待东西方科学家共同努力，探索出应用经络穴位学说和气功、意念等造福人类生命健康的方法和工具。
事实上，这已经证明了人类的科学进步是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动、优势互补基础上共进共荣的。
从人文社会科学看，东方文明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态等学科上更早提出了许多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理念、哲理、启迪与目标，西方文明则更多地从实现这些普世价值与目标的路径选择、制度设计、体制机制、程序方法等社会实践中进行探索和实施，并从中总结提炼出许多一般规律、法则和工具、方法。譬如：东方的中华先哲最早提出了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以民为本、民心至上、共和兼爱、阴阳和合、和而不同、同则不继、众生平等、物与天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文化目标和社会基本原则，然而这些目标、原则因与“家天下”的皇权专制相矛盾而被压抑和尘埋。而西方千百年来则从实践中探索实现天下为公目标、大同和谐社会、共和博爱理念、以民为本体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制等等的制度设计、体制建构（比如民主、法治、权力制衡），并从中总结出许多一般规律（比如“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孟德斯鸠格言>、“没有言论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将成为泡影”<马克思格言>），发明了许多相应的工具和方法（比如一人一票+竞选演说的民主竞选法、证据至上+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公开审判+充分辩护的司法程序）。如今这些东方文明创立的政治文化理念目标等普世化价值，与西方文明探索实施上述理念目标的体制机制等制度化体系，已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公认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
由此可见，人类的政治文明与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在东西方文明的互补、互鉴、互促进程中逐步发展的。
从科学方法论方面看，东方文明更长于灵性思维，西方文明更长于理性思维；东方文明更长于整体考察，西方文明更长于个体解析；东方文明更长于定性方法，西方文明更长于定量方法；东方文明更长于辩证逻辑，西方文明更长于形式逻辑。
无数事实证明，上述东西方各自擅长的多种思维方式、逻辑范式和科学方法论，只有有机结合，优势互补，才能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升级升华、共荣共进。
三、东西方文明互补共进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
——从太极阴阳和合文化获得启示
自中国十年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以来，笔者发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已经明确，和谐社会的内涵要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也已确立，但学术界和智囊们迄今未曾探研出和谐社会的哲学根基和实现和谐社会及其内涵要素的路径、方略和体制建构。本人工作之余，十年来一直在着力探研上述两大盲点，从而发现：追溯和谐社会的哲学根基，其源头正是在于中华文化的本原之根——近万年前中华始祖伏羲女娲创立、近万年来中华圣贤发展的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即太和文化，亦可谓天道文化之内核（关于天道规律系统密码，本人另有专著解密）。
如今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就必须从源头开始，从根上复兴，即应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哲学根基——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开始正本清源，回归本原，溯源复兴。而中华文化复兴的路径、方略，亦可从中华太和文化本身获得启示。
太极阴阳和合文化的原理之一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即：宇宙万事万物皆有对应互动的阴阳，阴阳对应互动，相需相生，互补互根，共生共和，和而不同，共进共荣。
如果说西方文明是阳（多为理性思维可见可闻可具象感知、逻辑推理的显学范畴），那么东方文明则属阴（多为灵性思维无形无象可抽象顿悟、辩证思辨的理学范畴），那么根据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原理，两者理当对应互动，相需相生，互补互根，共生共和，和而不同，共进共荣，才能在东西方文明互补共进中，复兴中华文化，在共和共荣中升华中华文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许多矢志弘扬复兴中华文明的学者，一味地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历史功绩和现实价值，片面地追求全盘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正如一味地要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中华文化的学者一样，都走向了事物的极端。他们殊途同归的共同误区，恰恰都悖逆了太极阴阳和合文化原理，违背了阴阳对应相生互动和合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生灭运行的总规律。他们把阴阳对应误读为阴阳对立，把阴阳互补扭曲为阴阳互冲，把阴阳互动共生撕裂为你死我活，把阴阳共和共进、多元共荣误导为互斗互争、独霸天下。物极必反，欲极必衰，这两种极端思维和极端指向都不利于中华文化的复兴。
还应特别注意的常识性概念是：恢复并不等于复兴，文化复兴更不等于全盘复古。中华文化复兴的内涵是：与时俱进地复归中华文明兴盛的目标、态势和方法、原则、规律，振兴中华文化造福民族和人类的功能、作用、地位、价值和影响力。要实现中华文化文明复兴，必须遵循三项原则：
原则一：确立复归中华文明兴盛的目标；遵循文明兴盛的规律和方法；与时俱进地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譬如：太极和合、阴阳互动的天道文化即太和文化；天下为公、公推禅让的“公天下”文化，世界大同、协和万邦的邦交文化；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文化；兼容互补、多元共和的“龙文化”；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和文化”；兼爱非攻的“仁文化”；以信为本、无信不立的“信文化”；义为利先、舍身取义的“义文化”，克己复礼、恭为德首的“礼仪文化”；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孝悌文化”；众生平等、齐同万物、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化”；“三才相交”、“天人感应”、“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文化；当然还有勘测和调整天地人三重磁场感应关系造福人类的堪舆文化，以及阴阳五行系统辩证的中医文化和养生文化等等）。
原则二：揭示、批判并走出中华文明衰落的原因、误区尤其是体制与制度根源（譬如天下为私、腐朽没落、荒淫残暴的皇权专制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全面垄断等）；剔除中华传统文化的糟粕（诸如：“朕即国家”、“朕意即法”的“家天下”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道文化；“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霸道文化；“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匪道文化；“民可使之不可知之”的愚民文化；你死我活争权争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文化；“官分九品人分九等”的等级文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逐利文化；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奴才文化”；迎逢拍马、惟上是从的谄媚文化俗称“马屁文化”；以及玩弄权术、坑蒙拐骗的“厚黑文化”等等）。
原则三：对中华文化来一番全面清理，去伪存真，优取劣汰；对西方文化来一番全面认知，去粗取精，取长弃短；将中华文化的精华与西方文化的精髓优势互补、全面互鉴、双向互动、和平共进、多元共荣，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转型升级。
综上可见，化东西方文明冲突对立为互补共进，是实现中华文化复兴、推动人类文明升级的必由之路！
四、复兴中华文明的系统方略
——目标合道路径得当保障配套
由于本文的重心在于论述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路径，因而中华文明复兴的系统战略只能概要简述：
（一）战略目标：推进文明升级，创造人类幸福
要构建和实施一套战略，必须首先明确战略的目标定位。中华文明复兴战略也是如此，首先必须确立这套战略的总体目标。
当今世界，由于人类工业文明缺乏制衡、突飞猛进地发展到极限，加之人类自身的贪欲膨胀、物欲横流，导致整个地球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天灾频发，考古学家和生态学家惊呼：地球人类面临着第六次恐龙毁灭式大危机！
世界各国在三年前联合国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上早已达成共识：全球联手，拯救地球！然而迄今未曾推出拯救地球的总体战略、行动方案和系统举措。也许人类迄今的文明进化也已到了某个临界点，需要相应转型升级。这种文明转型升级必须适应当今地球面临的生态危机和拯救地球的使命。而在中华本原文化中，最早包含了敬畏天地、尊重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呵护生态、善待众生（“众生平等”、“物与天齐”)的生态文明元素。因此笔者提出：人类文明转型升级，应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转型升级至新纪元大生态文明（包含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转型升级）；而人类文明要向大生态文明转型升级，必须从包含诸多生态文明和普世价值理念的中华文明寻根探源，即从复兴中华文明入手，与西方文明优势互补、多元共进；故复兴中华文明的战略目标，首先应定位于推进文明升级，即推动人类文明转型升级至大生态文明时代。
当今世界除了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还面临着局部战争危机、恐怖主义危机和社会动荡危机。因此笔者提出复兴中华文明的目标要素之二，是构建多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在当今“中国梦”的三大内涵中，“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都不是终极目标，只是实现宗旨即终极目标的方式与外在形式，而“人民幸福”才是“中国梦”的最高宗旨和终极目标，而且只有“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才能跟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相连相通、同构同心。拯救地球、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也正是为了人类幸福。因此笔者提出复兴中华文明的战略目标第三要素是“创造人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