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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海蒙古族在朝代更迭、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中，艰辛而又坚韧地在青藏高原书写了一部辉煌而又惨烈的青蒙历史。然而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他们却由强盛的统治地位发展到人口锐减、濒临灭绝，这在世界民族人口发展史上实属罕见。
[关键词]青海;蒙古族;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24-0027-02
青海是一个汉、藏、蒙等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历史上朝代更迭、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中，一支生活在青海大地的蒙古族人民艰辛却又坚韧地在青藏高原书写了一部辉煌而又惨烈的青蒙历史。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他们由强盛的统治地位，衰弱到濒临灭绝。这在世界民族人口发展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情形。笔者认为对其文化、经济乃至人口的发展作一些探究，对我们了解该民族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最早进入青海的蒙古族，是公元1257年忽必烈进攻南宋时，蒙古土默特达尔吾部在黄河九曲地区设术赤、阿以伯两个驿站和马场，战后这部分蒙古人留居了下来;正德四年（1509）至万历初，因分封和镇守之需，先后有29支约10万蒙古人进入青海。17世纪前期，青藏高原政治风云迭起，藏传佛教内部教派纷争不宁，黄教受到敌视和打击，黄教首领罗桑却吉坚赞向卫拉特蒙古请求援助，卫拉特联盟讨论后决定由和硕特部固始汗和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担任统帅进军青海。崇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成为青藏高原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将青海分封给他的八个儿子，以维护其对青藏的统治。自此，蒙古人大规模进入青海，形成延续至今的青海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是整个蒙古的四大部之一。
从芈一之《青蒙历史》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元代陆续入青的蒙古族连同清代入青的固始汗八子，蒙古人口约20余万人以上;雍正三年（1725）正式对青海蒙古诸部编旗时，青蒙人口有17000余户，不到11万人;而嘉庆十五年（1810）统计时，青海蒙古族29旗只有16216户，28935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西宁办事大臣衙门所存各旗户丁册档：“河北23旗共蒙古4500百余户”，加上没有计入的台吉乃旗1200百户，河南四旗6000千户，总计为11000余户。 1938年调查时蒙古有3万多人。到1949年年末，青海蒙古仅余2.24万人。
从雍正年间到民国初年，这个掌控西藏王权、八子镇居青海的强悍民族，人口锐减几乎趋于灭亡，使我们不能不去分析一下人口迅速减少的根源。在对大量相关资料的查询和筛滤中笔者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罗卜藏丹津的反清战争直接导致人口减少;二是蒙古族推崇黄教，大量男丁出家不能生育，阻碍了人口繁殖;三是疾病影响，尤其是当地性病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生育能力;四是民族冲突、军阀压榨导致人口大量流失。
一、反清战争导致人口锐减
青海蒙古之祖固始汗将水草丰美、地域广袤的青海分封给八个儿子，他和他的子孙统领西藏80余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于政教斗争，被西藏宗教等多方势力消灭。清政府在平定西藏之乱后，并没有按照青海蒙古王公贵族所期待的，将王权分封于他们，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明显限蒙抑蒙的措施，全部启用藏族宗教、政教人士掌控西藏，相当于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王权统治。被消弱和限制了权利的青海蒙古诸台吉对此极为不满，尤其是当时的实力人物罗卜藏丹津等，为“恢复先人的霸业”，他们萌生了反清情绪。公元1722年，罗卜藏丹津借康熙帝病逝之机会盟反清，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正式举兵。战争持续了两年，于雍正二年（1724）被清政府剿灭。但是这场仅仅两年的战争却给青海蒙古族带来巨大灾难。
根据《青蒙历史》记载，清军在攻打郭隆寺时，“毁寺，诛其渠，计杀六千余人”;“十六日，以兵三千破贼万余，穷二日之力，歼灭无遗，师旋。攻加尔多寺，杀数百人”。年羹尧征青海有云：临阵斩获者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三人解京正罪，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十数万人。这场短暂的战争，使青海蒙古诸部人口大量死亡，牲畜损耗，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势力衰落。人口总数由清初的20余万人，减少到10万余人。
二、推崇黄教，出家建寺，阻碍人口繁衍
罗卜藏丹津事件平息之后，青海蒙古社会已经极其贫困，但青海蒙古从上层王公贵族到底层贫困民众，依然纷纷将劳动力和大量钱财甚至所有家产奉献给寺院。广大的苦难民众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神、佛身上。推行黄教的蒙古王公贵族无力改变自己及民族的命运，也同样将来生寄托于藏传佛教。青海蒙古社会，“一派喇嘛众多，寺庙日增”的景象。
仅以青海河南蒙古族为例，他们除在自己的辖区内兴建了拉卜楞寺、拉加寺、郎木寺、石藏寺等有影响的寺院，民国年间又修建了香扎寺，拉卡寺、达参寺、曲格寺、嘉科寺、德庆寺……数不胜数的寺庙建造、寺院开支令蒙古民众以极少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却开销极大的寺院集团，加剧了社会贫困的同时束缚了人口的再生产。皇太极曾说：“蒙古诸贝勒俱学喇嘛，致国势日衰，当以为戒。”“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昭庙日盛、种类日衰”。
除了财产的供奉，自明后期格鲁派黄教传入青海开始，蒙古上层放弃了原始的萨满教，全民推崇黄教，喇嘛便成了当时备受社会敬仰的人物，加之黄教僧侣的各种特权以及免除兵役，使蒙古男子都以出家为荣。当时的父母们把男孩子送入寺庙为僧的数字，自17世纪70年代开始，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例一直在增加。青海蒙古人在家系不致断绝的情况下，大部分男孩子都会被送入寺庙。青海蒙古男子出家入寺做喇嘛的年龄基本在10岁，而到了他们的生育年龄（十四岁后），这些已为僧侣的男孩依照喇嘛教教规是被禁止结婚的，这就意味着凡出家当喇嘛的人，都是没有后代的。 如果说战争是外因减员，那么推崇黄教并热衷出家当喇嘛，则是内因。外减内绝加之生计日趋窘迫，使得整个青海蒙古社会在赤贫之中苦苦挣扎，民族人口数量只降不升。
三、性病蔓延，生殖力弱，降低了人口出生率
在众多历史资料记载中，关于青海蒙古族人口问题，基本都集中在战争与宗教方面，然而深究当时蒙古社会包括青海蒙古社会生活实况，笔者从零星资料的搜集汇总中发现，还有一个影响青蒙人口增长繁衍的重要因素——性病。
虽然史料中提及甚少，但笔者通过多方查找核实后发现，当时的蒙古人中，性病蔓延。据《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调查历史》记载，当地“性病流行、妇女生殖力弱”。据《河南县志》（河南为青海蒙古族自治县）记载：青海蒙古在建政前性病发病率极高，一般在65.5%。此外《青海省志》194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青海地区性病感染，女性多于男性，育龄妇女患不孕症者高达40%～50%。
此外，据苏依拉《青海蒙古族妇女的生育习俗与生育观》一文记载，河南蒙古地区妇女盛行跪生式土法接生，产妇、婴儿死于产热褥、产后风、难产、胞衣不下、新生儿肺炎的很多，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极高。
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全改变了上述状况。但在近代医疗条件非常差的青海牧区蒙古族中，性病蔓延的情况的确相当严重，使青蒙地区成年男女不但减弱或丧失了劳动力，更主要的是影响了妇女的生育能力，使无数婴儿夭折。
四、民族冲突、军阀压榨，致使人口流失
清政府在管理青海地区时，交替使用“扶藏抑蒙”、“扶蒙抑藏”的民族政策，抑制蒙藏民族力量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团结，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不断加深，两族间的劫掠、械斗和仇杀愈演愈烈，畜牧业生产严重受阻，导致百姓日益贫困，迫使大量穷苦蒙古百姓成群结队四处逃荒。陕甘总督松筠于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初一日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惟相离较远之番寨，从不入城，亦不听往召，深居山谷，往来自由，其头人不能约束，有名无实。年久身故，不请更替，有无头人，地方官亦无从稽查。既不服蒙古，渐生欺凌，始而偷窃，继而抢劫。始不过一二人三五人，继遂数十人百余人，结队成群，日久为习，故蒙古深受其害。加之蒙古未能体恤属下，多方苦累。”
1939年哈萨克入青后，马步芳挑拨导致迁入青海的哈萨克人与蒙古、藏族发生仇杀，青海蒙古损失惨重。例如可里沟，原1000多户、3500人，20万头牲畜;械斗后，余600多户，1200余人，2万头牲畜。台吉乃，原600户，1200人，械斗后余153户。另外马步芳的各项捐税之重也令各旗牧民无法承受，牧业的简单再生产已难以维持，人口大量逃亡。19世纪初叶，“各旗蒙古，俱已贫穷”，竟然有数万人“散外边内，插帐驻牧及沿边乞食”。
[关键词]青海;蒙古族;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24-0027-02
青海是一个汉、藏、蒙等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在历史上朝代更迭、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中，一支生活在青海大地的蒙古族人民艰辛却又坚韧地在青藏高原书写了一部辉煌而又惨烈的青蒙历史。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他们由强盛的统治地位，衰弱到濒临灭绝。这在世界民族人口发展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情形。笔者认为对其文化、经济乃至人口的发展作一些探究，对我们了解该民族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最早进入青海的蒙古族，是公元1257年忽必烈进攻南宋时，蒙古土默特达尔吾部在黄河九曲地区设术赤、阿以伯两个驿站和马场，战后这部分蒙古人留居了下来;正德四年（1509）至万历初，因分封和镇守之需，先后有29支约10万蒙古人进入青海。17世纪前期，青藏高原政治风云迭起，藏传佛教内部教派纷争不宁，黄教受到敌视和打击，黄教首领罗桑却吉坚赞向卫拉特蒙古请求援助，卫拉特联盟讨论后决定由和硕特部固始汗和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担任统帅进军青海。崇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成为青藏高原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将青海分封给他的八个儿子，以维护其对青藏的统治。自此，蒙古人大规模进入青海，形成延续至今的青海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是整个蒙古的四大部之一。
从芈一之《青蒙历史》等资料中可以看到，元代陆续入青的蒙古族连同清代入青的固始汗八子，蒙古人口约20余万人以上;雍正三年（1725）正式对青海蒙古诸部编旗时，青蒙人口有17000余户，不到11万人;而嘉庆十五年（1810）统计时，青海蒙古族29旗只有16216户，28935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西宁办事大臣衙门所存各旗户丁册档：“河北23旗共蒙古4500百余户”，加上没有计入的台吉乃旗1200百户，河南四旗6000千户，总计为11000余户。 1938年调查时蒙古有3万多人。到1949年年末，青海蒙古仅余2.24万人。
从雍正年间到民国初年，这个掌控西藏王权、八子镇居青海的强悍民族，人口锐减几乎趋于灭亡，使我们不能不去分析一下人口迅速减少的根源。在对大量相关资料的查询和筛滤中笔者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罗卜藏丹津的反清战争直接导致人口减少;二是蒙古族推崇黄教，大量男丁出家不能生育，阻碍了人口繁殖;三是疾病影响，尤其是当地性病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生育能力;四是民族冲突、军阀压榨导致人口大量流失。
一、反清战争导致人口锐减
青海蒙古之祖固始汗将水草丰美、地域广袤的青海分封给八个儿子，他和他的子孙统领西藏80余年。康熙五十六年（1717），由于政教斗争，被西藏宗教等多方势力消灭。清政府在平定西藏之乱后，并没有按照青海蒙古王公贵族所期待的，将王权分封于他们，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明显限蒙抑蒙的措施，全部启用藏族宗教、政教人士掌控西藏，相当于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王权统治。被消弱和限制了权利的青海蒙古诸台吉对此极为不满，尤其是当时的实力人物罗卜藏丹津等，为“恢复先人的霸业”，他们萌生了反清情绪。公元1722年，罗卜藏丹津借康熙帝病逝之机会盟反清，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正式举兵。战争持续了两年，于雍正二年（1724）被清政府剿灭。但是这场仅仅两年的战争却给青海蒙古族带来巨大灾难。
根据《青蒙历史》记载，清军在攻打郭隆寺时，“毁寺，诛其渠，计杀六千余人”;“十六日，以兵三千破贼万余，穷二日之力，歼灭无遗，师旋。攻加尔多寺，杀数百人”。年羹尧征青海有云：临阵斩获者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三人解京正罪，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十数万人。这场短暂的战争，使青海蒙古诸部人口大量死亡，牲畜损耗，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势力衰落。人口总数由清初的20余万人，减少到10万余人。
二、推崇黄教，出家建寺，阻碍人口繁衍
罗卜藏丹津事件平息之后，青海蒙古社会已经极其贫困，但青海蒙古从上层王公贵族到底层贫困民众，依然纷纷将劳动力和大量钱财甚至所有家产奉献给寺院。广大的苦难民众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神、佛身上。推行黄教的蒙古王公贵族无力改变自己及民族的命运，也同样将来生寄托于藏传佛教。青海蒙古社会，“一派喇嘛众多，寺庙日增”的景象。
仅以青海河南蒙古族为例，他们除在自己的辖区内兴建了拉卜楞寺、拉加寺、郎木寺、石藏寺等有影响的寺院，民国年间又修建了香扎寺，拉卡寺、达参寺、曲格寺、嘉科寺、德庆寺……数不胜数的寺庙建造、寺院开支令蒙古民众以极少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供养大量不从事生产却开销极大的寺院集团，加剧了社会贫困的同时束缚了人口的再生产。皇太极曾说：“蒙古诸贝勒俱学喇嘛，致国势日衰，当以为戒。”“蒙古之弱，纪纲不立，惟佛是崇。于是喇嘛日多、人丁日减、昭庙日盛、种类日衰”。
除了财产的供奉，自明后期格鲁派黄教传入青海开始，蒙古上层放弃了原始的萨满教，全民推崇黄教，喇嘛便成了当时备受社会敬仰的人物，加之黄教僧侣的各种特权以及免除兵役，使蒙古男子都以出家为荣。当时的父母们把男孩子送入寺庙为僧的数字，自17世纪70年代开始，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例一直在增加。青海蒙古人在家系不致断绝的情况下，大部分男孩子都会被送入寺庙。青海蒙古男子出家入寺做喇嘛的年龄基本在10岁，而到了他们的生育年龄（十四岁后），这些已为僧侣的男孩依照喇嘛教教规是被禁止结婚的，这就意味着凡出家当喇嘛的人，都是没有后代的。 如果说战争是外因减员，那么推崇黄教并热衷出家当喇嘛，则是内因。外减内绝加之生计日趋窘迫，使得整个青海蒙古社会在赤贫之中苦苦挣扎，民族人口数量只降不升。
三、性病蔓延，生殖力弱，降低了人口出生率
在众多历史资料记载中，关于青海蒙古族人口问题，基本都集中在战争与宗教方面，然而深究当时蒙古社会包括青海蒙古社会生活实况，笔者从零星资料的搜集汇总中发现，还有一个影响青蒙人口增长繁衍的重要因素——性病。
虽然史料中提及甚少，但笔者通过多方查找核实后发现，当时的蒙古人中，性病蔓延。据《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调查历史》记载，当地“性病流行、妇女生殖力弱”。据《河南县志》（河南为青海蒙古族自治县）记载：青海蒙古在建政前性病发病率极高，一般在65.5%。此外《青海省志》194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青海地区性病感染，女性多于男性，育龄妇女患不孕症者高达40%～50%。
此外，据苏依拉《青海蒙古族妇女的生育习俗与生育观》一文记载，河南蒙古地区妇女盛行跪生式土法接生，产妇、婴儿死于产热褥、产后风、难产、胞衣不下、新生儿肺炎的很多，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极高。
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完全改变了上述状况。但在近代医疗条件非常差的青海牧区蒙古族中，性病蔓延的情况的确相当严重，使青蒙地区成年男女不但减弱或丧失了劳动力，更主要的是影响了妇女的生育能力，使无数婴儿夭折。
四、民族冲突、军阀压榨，致使人口流失
清政府在管理青海地区时，交替使用“扶藏抑蒙”、“扶蒙抑藏”的民族政策，抑制蒙藏民族力量的发展和相互间的团结，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不断加深，两族间的劫掠、械斗和仇杀愈演愈烈，畜牧业生产严重受阻，导致百姓日益贫困，迫使大量穷苦蒙古百姓成群结队四处逃荒。陕甘总督松筠于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初一日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惟相离较远之番寨，从不入城，亦不听往召，深居山谷，往来自由，其头人不能约束，有名无实。年久身故，不请更替，有无头人，地方官亦无从稽查。既不服蒙古，渐生欺凌，始而偷窃，继而抢劫。始不过一二人三五人，继遂数十人百余人，结队成群，日久为习，故蒙古深受其害。加之蒙古未能体恤属下，多方苦累。”
1939年哈萨克入青后，马步芳挑拨导致迁入青海的哈萨克人与蒙古、藏族发生仇杀，青海蒙古损失惨重。例如可里沟，原1000多户、3500人，20万头牲畜;械斗后，余600多户，1200余人，2万头牲畜。台吉乃，原600户，1200人，械斗后余153户。另外马步芳的各项捐税之重也令各旗牧民无法承受，牧业的简单再生产已难以维持，人口大量逃亡。19世纪初叶，“各旗蒙古，俱已贫穷”，竟然有数万人“散外边内，插帐驻牧及沿边乞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