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0年，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在一封信中提到中国人喝一种“有益健康”的草药饮料，就是指茶。1583年，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w Ricci）以“番僧”身份到达肇庆，开启了耶稣会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历史。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帝国的富饶及其物产”中描写到：
　　“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即使经常饮用也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
　　葡萄牙人曾德昭（1585～1658年）也是一位传教士，他1613年后在南京、杭州、上海、西安等地传教，在中国生活了22年。这位中国通，留给世界的书籍是一部详细记录了中国各省情况的鸿篇巨制《大中国志》，其中就提到了中国茶。有意思的是，书里提到的产茶省并没有江浙闽，而是陕西。
　　“茶有好多种类，按质量，一磅的价钱从一克朗到四法丁，由若干差别。接待来客，即使生客，只说些客气话，太寒碜小气，至少必须请茶。”
　　传教士们的记录为西方传播了中国茶，葡萄牙商船随即前来贸易，茶于是进入了葡萄牙，进入皇室，成为凯瑟琳公主的一生最爱。并在1662年，随着嫁妆带到了英国。
　　1678年（康熙十七年），路易十四任命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年）等6名法国教士为“国王的数学家”，前往中国传播天主教。李明随后进入中国，访查民情地理，在1696年出版的《中国现状新志》中详细记录了福建茶。福建“茶之产不一，崇建延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在当时的欧洲人眼里，“福建”是茶叶的代名词，武夷茶（Bohea）开始享誉世界。
　　由于清朝闭关锁国，只准许在广帅I口岸进行对外贸易。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沿海一带茶区的探险活动就有3次，每次传教士都参与其中。第一次是1832年的“阿美士德号”，当时随行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记录了看到福州时的兴奋心情，“现在我们已可到达那个供给欧洲人消费的最大宗的茶叶出产地了”。由于阿美世德号不能北上到达武夷山区，1834年11月，郭士立再次与英国鸦片商人戈登（G.JGordon）前往福建，并进入武夷茶园。戈登还采集了标本，并带回了茶种。1835年5月，他们再度前往茶区，美部会传教士史蒂芬（Edwin Stevens）也加入了此次探险。这些记录成为了向英国外交部递交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起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842年，罗伯特福均（Robert Fortune）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派遣来到中国。1848年，他再度接受东印度公司派遣，深入中国内陆茶乡。植物盗猎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改变了中国茶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格局。
　　从某种角度来说，正因为传教士的记录，为西方列强的政治和贸易做了先期侦查，间接成为日后华茶在世界市场没落的“帮凶”。不过，传教士们对中国茶的认知还是全面的。茶，不仅是一种新奇的中国饮料，也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元素。正因茶的双重属性，华茶进入西方世界后，从药店开始发展到“茶杂货店”（Tea Grocer），并自上而下传导成为一种社会风潮，甚而引发社会大争论，众多宗教界人士卷入其中。一种异质文化的跨国传播，从来没有如茶一般这样激烈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