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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4年，有一位青年给胡适写信投稿。可惜，胡适对他的小说不太欣赏，为此，还给他写了一封情词婉转的退稿信。这封信写得委婉动人，原信如下：
企霞兄：
谢谢你的信和文稿。
承你送一篇文章给《独立》，我很感激。我总觉得你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人读了起unreal（不真实）的感觉，这篇《莲花谷》也使我感觉你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
适之 廿三，九，十一〔1〕
胡适不太欣赏这位青年写的小说，他推崇的是像《新秀才》这样的文字，那么《新秀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这位没考上北大的贵州学生，就是申寿生。
作为《独立评论》杂志推出的小说家，申寿生似乎已被人遗忘，重新审视胡适与申寿生的人际交往，禁不住让人感慨历史的变幻莫测。
1934年，《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收到一篇来稿——《试谈专制问题》。这篇文章由胡适与蒋廷黻两人的争论展开，分别批评了蒋廷黻与胡适的观点。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胡适非常欣赏他的文笔，觉得他有文字的天才，很快就给他刊登在新一期的《独立评论》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申寿生，又名申尚贤。他当时是北大的一名旁听生，两次投考北大，皆因数学很差，与北大失之交臂。于是，就在北大附近的拉丁区租了房子做长久计。在《独立评论》上看到胡適与蒋廷黻就民主与独裁问题展开论战之后，申寿生自己也有些想法，于是写了篇文章投给了《独立评论》，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
发表之后，初获成功的申寿生很快又写了一篇《作好作歹连拖带打》的政论，此文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胡适很快又给他发表了。两次发表同一个青年人的文章之后，胡适对申寿生很感兴趣，他邀请这位青年人有空去他家坐坐。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家中。1934年4月1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申尚贤来谈，此人是一个廿三岁的少年，贵州人，在此预备进大学。他为《独立》作了几篇文字，我收了三篇，署名“寿生”。我看了他的第一篇文字，就知道他有文字的天才；上星期他又送一篇来，果大有进步。
今天我劝他写稿子要写的清楚，不可潦草。我对他说，程明道说：“吾作字时甚敬，非欲字好，即此是学。”此言甚有理。〔2〕
受到胡适鼓励的申寿生，频频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文章。他的《文化单位论》，主张中国要充分的世界化与现代化，是支持胡适“充分世界化”的一篇重要文章。当时，胡适正在跟主张“本位文化”的十教授论战，前者主张全盘西化，后者则主张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本位，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申寿生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出发，主张文化一体论，要充分吸收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在这一方面，他与胡适是高度一致的。
二
两人除了因政论结缘之外，还有许多共同点。胡适对中国民间歌谣比较感兴趣，曾组织北大歌谣研究会，而寿生也对民间歌谣有兴趣，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会员。
1935年，胡适去广西桂林等地演讲，写了一首山歌：“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上相思树。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使人瘦。”回到北平后，胡适特地将这首山歌给寿生看。因寿生成长的贵州乡村距广西较近，他对广西的山歌比较熟悉。寿生看了之后，觉得胡适写的这不太符合山歌的味道，遂提笔修改为：“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树儿靠崖栽，她三年不结子不嫌迟，我一夜相思也难挨。”修改之后，寿生还特地将这首山歌唱给胡适听，胡适听了之后，觉得“确是哀婉好听”。
歌谣之外，两人的文学主张也比较一致，都主张写实主义。寿生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小说《新秀才》、《黑主宰》等等，都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这些小说描写贵州地区的黑暗与人民生活的困苦，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对这样的写实小说，胡适非常称赏。照例，《独立评论》是不刊登小说的，但胡适却为寿生破了例。在《独立评论》编辑后记中胡适写道：“寿生先生的小说《新秀才》，写的是贵州的情形，据他说：‘这篇文章全是实情，只怕说的不够，断不会说过火。’”〔3〕
写实主义的小说，不仅可以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同时，这些小说也可以作为史料，为后世学者研究当时那个社会真实情形提供材料。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很多时候，都建立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一层面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的文学观。
三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中国国内形势严峻。对此，很多人非常悲观，觉得中国必败。针对这种情况，申寿生写了一篇《我们要有信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地方，与此同时，他认为日本文化善于模仿，但创造性不强，远逊色于中国。对宋明理学，他更是推崇备至。胡适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在1934年6月3日《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了《信心与反省》。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赞同寿生的“面对日本，我们要有信心”的观点，但却不赞成他的一些论据。针对寿生说日本文化善于模仿不善于创造的论调，胡适认为：日本善于模仿正是日本的大长处，所谓的创造，就是在全力以赴模仿过程中所产生的灵感，没有全心全意地模仿人家的长处，就没有所谓的创造。
此外，针对寿生对宋明理学的称赞，胡适批评说：
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4〕
批评归批评，对申寿生，胡适还是青睐有加的，虽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但他喜欢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可爱青年。1935年1月2日，胡适回顾自己的1934年时，其中就写道：“因编《独立》，时时发现中国民族的可爱方面。……从投稿里，我时时发现可爱的纯洁青年，这是三可爱。（去年发现一个萨小招，今年发现一个申寿生，都很可爱。）这也是我们这种‘无所为’的工作的报酬了。”〔5〕 这一时期，两人交往非常密切，寿生经常出入胡适家中，1935年5月12日，胡适日记写道：“上午来客有申寿生、蒋明缣、孙洵侯等，讨论到“文化”问题，争论甚烈，甚有趣。”〔6〕
四
胡适与申寿生还有一场关于抗战的争论。从年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似乎是理性的中年人跟感性的青年人的争论。从爱国这一角度出发，他们都是爱国者，但所采取的具体方式迥然不同。
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施压，华北地区的最高当局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人有了谋求脱离中央，造成华北自治的想法。当然，自治是假，日本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傀儡政权是真。华北一旦自治，恰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的局面，这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逐步蚕食中国的一种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国民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学生游行示威的要求，胡适充分理解。他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写道：“那一天的学生反对自治大请愿，虽然平、津各报都不许记载，却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天下人从此可以说，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丑戏的。”〔7〕
在肯定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正当性之后，对学生运动，胡适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希望学生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游行示威。在他看来，学生频频向国民政府游行示威，很可能更加激化中日矛盾，造成误国的不良后果。更何况，学生罢课，与敌无损，与己有害。文章最后，胡适写道：“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養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8〕
这里，胡适所提倡的，无疑还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你自己这块铸造成器”；唯有组成中国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强大了，国家才会强大。
申寿生看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非常悲愤，他非常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为此，他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
先生知道《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在社会上之影响吗？大学生多置而不看，中学生多看而心伤。……现在是有卖国的自由，无爱国的自由。“自治”可以请愿，可以登诸报章，而维护统一，却受刀斫，大刀飞舞谓之和平劝导，这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示吗？……先生须知，凡这次参加游行的青年，他们都是深知游行罢课是不够的。他们之一面罢课游行，一面进图书馆，是不得不如此的。难道可以牺牲一片国土，而不可牺牲几天课堂生活吗？这时罢课游行与战时去卖命或埋头实验室，殊无两样。先生奈何不详察事实，竟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呢？望先生此后言论有以慰国人！〔9〕
这一段话，最可以看出青年申寿生的爱国热情。但，爱国仅仅靠热情是靠不住的。战争，靠的绝不仅仅是热情，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器械与装备。而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更有赖于青年学生在学校实验室努力才行。当时，陈寅恪的观点跟胡适非常一致。吴宓在日记写道：“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
除此之外，由申寿生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当时有不少人因胡适在当时的一些文章，都将他视作是汉奸。1933年的时候，瞿秋白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写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生游行示威的目的是反对华北自治。而在此之前，帮助国民政府维持华北地区向心力的，恰恰就是以胡适为首的大学教授。当时，为反对华北自治，在面对二十九军将领时，胡适慷慨陈词：只要在北平一天，就要做二十年的打算。若是北平失陷了，我们在后方任何一个地方搭茅棚也可讲学。
胡适面对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华北地区最高行政首领时候的表现，马相伯在他的《一日一谈》中有形象生动地描述：
胡适之此次在北平，当该地长官邀集北平各大学教职员及地方教育界领袖商谈国事时，某长官说，某国（指日本）交了一个名单给他，要他立即照单逮捕，并说这个名单一共有二十几个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领袖，是反对该国的“嫌疑犯”。某长官的用意其实是在讨好此次来开会的人，他说：“你看！我们如何能做这桩事！”无非是对这些教育家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要小心些。这件事立即引起胡适的愤怒，他声色俱厉地答复道：“我们到你这来，就是准备使你们逮捕的，并且准备你们把我们送到某国司令部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国家的领土！”云云。〔10〕
对胡适的行为，马相伯击节赞叹，他写道：“就适之平时为人与其学养说，我也确实未尝十分注意，然而这次一鸣惊人，使我老人复感觉周身热血升腾，觉得中华民国前途还有希望。尚望适之本此精神努力奋斗，并希望平、津一班教育家均与适之戮力同心，共此艰苦，勿让适之独为君子！”〔11〕
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个怒发冲冠的胡适之。谦和雅量、笑语迎人是胡适的标志。但在历史的重大关口，他自有铁骨铮铮的硬。只是，他的硬骨头，面对的是宋哲元，面对的是背后的日本侵略者，绝不是青年学生。当申寿生等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将他视为汉奸时，胡适的角色是极其尴尬的。在青年眼中，他是汉奸，而在日本侵略者眼中，他又是反日的急先锋与嫌疑犯。
作为青年学生的代表申寿生，与胡适的这次论争，体现出胡适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青年学生时的尴尬角色。胡适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注释：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6页。
〔2〕〔5〕〔6〕《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61、203页。
〔3〕〔7〕〔8〕《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412、414页。
〔4〕《胡适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页。
〔9〕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372页。
〔10〕〔11〕马相伯口述：《一日一谈》，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168页。
1934年，有一位青年给胡适写信投稿。可惜，胡适对他的小说不太欣赏，为此，还给他写了一封情词婉转的退稿信。这封信写得委婉动人，原信如下：
企霞兄：
谢谢你的信和文稿。
承你送一篇文章给《独立》，我很感激。我总觉得你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人读了起unreal（不真实）的感觉，这篇《莲花谷》也使我感觉你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
适之 廿三，九，十一〔1〕
胡适不太欣赏这位青年写的小说，他推崇的是像《新秀才》这样的文字，那么《新秀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这位没考上北大的贵州学生，就是申寿生。
作为《独立评论》杂志推出的小说家，申寿生似乎已被人遗忘，重新审视胡适与申寿生的人际交往，禁不住让人感慨历史的变幻莫测。
1934年，《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收到一篇来稿——《试谈专制问题》。这篇文章由胡适与蒋廷黻两人的争论展开，分别批评了蒋廷黻与胡适的观点。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胡适非常欣赏他的文笔，觉得他有文字的天才，很快就给他刊登在新一期的《独立评论》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申寿生，又名申尚贤。他当时是北大的一名旁听生，两次投考北大，皆因数学很差，与北大失之交臂。于是，就在北大附近的拉丁区租了房子做长久计。在《独立评论》上看到胡適与蒋廷黻就民主与独裁问题展开论战之后，申寿生自己也有些想法，于是写了篇文章投给了《独立评论》，没想到很快就发表了。
发表之后，初获成功的申寿生很快又写了一篇《作好作歹连拖带打》的政论，此文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胡适很快又给他发表了。两次发表同一个青年人的文章之后，胡适对申寿生很感兴趣，他邀请这位青年人有空去他家坐坐。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适家中。1934年4月1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申尚贤来谈，此人是一个廿三岁的少年，贵州人，在此预备进大学。他为《独立》作了几篇文字，我收了三篇，署名“寿生”。我看了他的第一篇文字，就知道他有文字的天才；上星期他又送一篇来，果大有进步。
今天我劝他写稿子要写的清楚，不可潦草。我对他说，程明道说：“吾作字时甚敬，非欲字好，即此是学。”此言甚有理。〔2〕
受到胡适鼓励的申寿生，频频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政论文章。他的《文化单位论》，主张中国要充分的世界化与现代化，是支持胡适“充分世界化”的一篇重要文章。当时，胡适正在跟主张“本位文化”的十教授论战，前者主张全盘西化，后者则主张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本位，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申寿生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出发，主张文化一体论，要充分吸收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在这一方面，他与胡适是高度一致的。
二
两人除了因政论结缘之外，还有许多共同点。胡适对中国民间歌谣比较感兴趣，曾组织北大歌谣研究会，而寿生也对民间歌谣有兴趣，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会员。
1935年，胡适去广西桂林等地演讲，写了一首山歌：“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上相思树。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使人瘦。”回到北平后，胡适特地将这首山歌给寿生看。因寿生成长的贵州乡村距广西较近，他对广西的山歌比较熟悉。寿生看了之后，觉得胡适写的这不太符合山歌的味道，遂提笔修改为：“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树儿靠崖栽，她三年不结子不嫌迟，我一夜相思也难挨。”修改之后，寿生还特地将这首山歌唱给胡适听，胡适听了之后，觉得“确是哀婉好听”。
歌谣之外，两人的文学主张也比较一致，都主张写实主义。寿生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小说《新秀才》、《黑主宰》等等，都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的，这些小说描写贵州地区的黑暗与人民生活的困苦，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对这样的写实小说，胡适非常称赏。照例，《独立评论》是不刊登小说的，但胡适却为寿生破了例。在《独立评论》编辑后记中胡适写道：“寿生先生的小说《新秀才》，写的是贵州的情形，据他说：‘这篇文章全是实情，只怕说的不够，断不会说过火。’”〔3〕
写实主义的小说，不仅可以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同时，这些小说也可以作为史料，为后世学者研究当时那个社会真实情形提供材料。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很多时候，都建立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一层面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的文学观。
三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中国国内形势严峻。对此，很多人非常悲观，觉得中国必败。针对这种情况，申寿生写了一篇《我们要有信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地方，与此同时，他认为日本文化善于模仿，但创造性不强，远逊色于中国。对宋明理学，他更是推崇备至。胡适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在1934年6月3日《独立评论》第103号发表了《信心与反省》。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赞同寿生的“面对日本，我们要有信心”的观点，但却不赞成他的一些论据。针对寿生说日本文化善于模仿不善于创造的论调，胡适认为：日本善于模仿正是日本的大长处，所谓的创造，就是在全力以赴模仿过程中所产生的灵感，没有全心全意地模仿人家的长处，就没有所谓的创造。
此外，针对寿生对宋明理学的称赞，胡适批评说：
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哪里去了？〔4〕
批评归批评，对申寿生，胡适还是青睐有加的，虽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但他喜欢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可爱青年。1935年1月2日，胡适回顾自己的1934年时，其中就写道：“因编《独立》，时时发现中国民族的可爱方面。……从投稿里，我时时发现可爱的纯洁青年，这是三可爱。（去年发现一个萨小招，今年发现一个申寿生，都很可爱。）这也是我们这种‘无所为’的工作的报酬了。”〔5〕 这一时期，两人交往非常密切，寿生经常出入胡适家中，1935年5月12日，胡适日记写道：“上午来客有申寿生、蒋明缣、孙洵侯等，讨论到“文化”问题，争论甚烈，甚有趣。”〔6〕
四
胡适与申寿生还有一场关于抗战的争论。从年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似乎是理性的中年人跟感性的青年人的争论。从爱国这一角度出发，他们都是爱国者，但所采取的具体方式迥然不同。
1935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施压，华北地区的最高当局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人有了谋求脱离中央，造成华北自治的想法。当然，自治是假，日本帝国主义主导下的傀儡政权是真。华北一旦自治，恰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的局面，这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逐步蚕食中国的一种策略。
在这种情形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国民政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学生游行示威的要求，胡适充分理解。他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写道：“那一天的学生反对自治大请愿，虽然平、津各报都不许记载，却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天下人从此可以说，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丑戏的。”〔7〕
在肯定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正当性之后，对学生运动，胡适也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他希望学生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游行示威。在他看来，学生频频向国民政府游行示威，很可能更加激化中日矛盾，造成误国的不良后果。更何况，学生罢课，与敌无损，与己有害。文章最后，胡适写道：“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養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8〕
这里，胡适所提倡的，无疑还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你自己这块铸造成器”；唯有组成中国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强大了，国家才会强大。
申寿生看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非常悲愤，他非常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为此，他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
先生知道《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在社会上之影响吗？大学生多置而不看，中学生多看而心伤。……现在是有卖国的自由，无爱国的自由。“自治”可以请愿，可以登诸报章，而维护统一，却受刀斫，大刀飞舞谓之和平劝导，这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示吗？……先生须知，凡这次参加游行的青年，他们都是深知游行罢课是不够的。他们之一面罢课游行，一面进图书馆，是不得不如此的。难道可以牺牲一片国土，而不可牺牲几天课堂生活吗？这时罢课游行与战时去卖命或埋头实验室，殊无两样。先生奈何不详察事实，竟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呢？望先生此后言论有以慰国人！〔9〕
这一段话，最可以看出青年申寿生的爱国热情。但，爱国仅仅靠热情是靠不住的。战争，靠的绝不仅仅是热情，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器械与装备。而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更有赖于青年学生在学校实验室努力才行。当时，陈寅恪的观点跟胡适非常一致。吴宓在日记写道：“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
除此之外，由申寿生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当时有不少人因胡适在当时的一些文章，都将他视作是汉奸。1933年的时候，瞿秋白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写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学生游行示威的目的是反对华北自治。而在此之前，帮助国民政府维持华北地区向心力的，恰恰就是以胡适为首的大学教授。当时，为反对华北自治，在面对二十九军将领时，胡适慷慨陈词：只要在北平一天，就要做二十年的打算。若是北平失陷了，我们在后方任何一个地方搭茅棚也可讲学。
胡适面对宋哲元、秦德纯、萧振瀛等华北地区最高行政首领时候的表现，马相伯在他的《一日一谈》中有形象生动地描述：
胡适之此次在北平，当该地长官邀集北平各大学教职员及地方教育界领袖商谈国事时，某长官说，某国（指日本）交了一个名单给他，要他立即照单逮捕，并说这个名单一共有二十几个人，皆是平、津教育界领袖，是反对该国的“嫌疑犯”。某长官的用意其实是在讨好此次来开会的人，他说：“你看！我们如何能做这桩事！”无非是对这些教育家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要小心些。这件事立即引起胡适的愤怒，他声色俱厉地答复道：“我们到你这来，就是准备使你们逮捕的，并且准备你们把我们送到某国司令部去！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保国家的领土！”云云。〔10〕
对胡适的行为，马相伯击节赞叹，他写道：“就适之平时为人与其学养说，我也确实未尝十分注意，然而这次一鸣惊人，使我老人复感觉周身热血升腾，觉得中华民国前途还有希望。尚望适之本此精神努力奋斗，并希望平、津一班教育家均与适之戮力同心，共此艰苦，勿让适之独为君子！”〔11〕
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个怒发冲冠的胡适之。谦和雅量、笑语迎人是胡适的标志。但在历史的重大关口，他自有铁骨铮铮的硬。只是，他的硬骨头，面对的是宋哲元，面对的是背后的日本侵略者，绝不是青年学生。当申寿生等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将他视为汉奸时，胡适的角色是极其尴尬的。在青年眼中，他是汉奸，而在日本侵略者眼中，他又是反日的急先锋与嫌疑犯。
作为青年学生的代表申寿生，与胡适的这次论争，体现出胡适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青年学生时的尴尬角色。胡适就像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注释：
〔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6页。
〔2〕〔5〕〔6〕《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61、203页。
〔3〕〔7〕〔8〕《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412、414页。
〔4〕《胡适全集》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03页。
〔9〕白吉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372页。
〔10〕〔11〕马相伯口述：《一日一谈》，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