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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国家。
1964年9月16日，为保证核试验的严格保密，周恩来要求相关人员规定出一些暗语，用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于是，在原子弹爆炸前夕，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暗语信息以电话的形式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传达到北京，而这些电话记录被整理好后，都必须经由一个人之手，才能上报到中央。
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得到原子弹爆炸所有第一手资讯。而他已经于2018年9月23日在深圳逝世，享年104岁。这位百岁老人，就是原国家二机部部长、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杰。
劉杰：临危受命开发核武器
1915年，刘杰出生在河北威县，在成长历程中，他目睹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下积贫积弱的中国，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残蹂躏，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1932年，刘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中国的崛起而奉献一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杰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等职务。1960年，他担任二机部部长一职。“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的主管范围是核工业和核武器，因此在原子弹爆炸前夕，总理办公室与试验现场的保密联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49岁的刘杰身上。
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一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刘杰与一众科研工作者的贡献将载入史册。但回望历史，刘杰在接受这项任务时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动辄便以原子弹施行核讹诈、核威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核武器的重要性，中国研制拥有核武器、捍卫国防迫在眉睫。
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努力争取下，赫鲁晓夫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培训技术人员。这对当时仍然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可即便得到了苏联的助力，制造原子弹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是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毛泽东不惧辐射把玩铀矿石
1954年10月下旬，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带着一位“贵宾”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见面。但当毛泽东起身想靠近“贵宾”时，刘杰却慌忙上前阻止。
原来，这位“客人”是装在盒子里带进来的一个物件——一块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呈黄褐色的小石头。刘杰所带给毛主席的，是一块铀矿石。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元素，想要制造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它。
毛泽东看到铀矿，马上兴奋地上前一步，想把石头拿起来，刘杰赶忙阻止道：“主席，它有辐射。”但毛泽东却毫不在意，他笑容满面地将其拿在手里仔细端详，反复查看，随即问刘杰： “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石呢？”
刘杰听罢，当场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探测器对石头进行探测，当仪器经过石头时，立即发出了“嘎嘎”的响声。毛泽东见状，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刘杰的手，高兴地说道：“刘杰，这是决定命运的，要好好抓哟！”
多年后，当刘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依『日会感慨地说： “现在想来， ‘决定命运’一点也不为过，核武器和核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有了原子弹，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在欢呼。”
看着毛主席的欣慰，刘杰笑了。但没有人能够想到，在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隐含着多少汗水与辛劳。
1954年二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和副部长刘杰一起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地质勘查工作。他们成立了三支勘探队伍，对广袤的中国大地进行着地毯式的搜索。由于地形复杂崎岖，勘探队员们只能靠骑马前行，甚至有大半山路，要靠脚来走。勘探初期，技术落后、物资匮乏，进展十分困难;勘探队走到哪，就在现场支起帐篷就地住下;饿了，就拔草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几口溪水;在寻找铀矿的过程中，甚至有十几名队员付出了生命。面对一个个倒下的年轻生命，刘杰的心情无疑是痛苦的。但是，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退路，若是不设法找到铀矿，中国人民也许会付出更惨烈的代价。
勘探队的付出没有白费，1954年10月，他们终于在广西一个叫杉木冲的地方，找到了一片铀矿富集地。
矿石有了，核工业的进程终于可以推进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任常务副部长，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二机部”。
不料，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了，而且还是一件让人猝不及防、犹如晴天霹雳的坏事……
苏联突然撤出，一切从头开始
1959年6月底，刘杰突然接到周恩来传来的消息：苏联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援助。回到部里，刘杰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宋任穷部长，党组马上开会研究，做出一个估计：看来苏联在原子弹方面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随后，得知这个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庐山会议上做出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的陈毅也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一个月后，我国就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项目命名为“596工程”。
“596”这个工程代号家喻户晓，但这个代号对于中国核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
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这是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协定的第一步。为了记住1959年6月这一催人奋发的年月，刘杰将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确定为“596”，别名也叫“争气弹”，表明他和科研人员们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坚强决心。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带领大家造出原子弹，为自己的国家争一口气！于是，在刘杰的组织下，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海外归来的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行列。1960年7月，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下令撤走苏联专家。截止到8月，苏联专家已全部撤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和机器说明书。至此，苏联中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一切材料的供应，中国的经济建设、科研、国防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更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国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严重的困难时期。 正是在这个危难时刻，毛泽东认为刘杰踏实、认真、专业性强，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决定任命他为二机部部长。对刘杰来说，这无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这项艰巨的任务，若是接受，必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但他没有丝毫犹豫，沉着冷静地接下了这份任务。虽然技术资料短缺，但刘杰带领着一众人马，从零开始，重组科研队伍，调整科研方向，建立全国协作网攻克技术难关，走上了原子弹的独立研发之路。当时，一切从头开始，厂房里的装备实在太简陋了，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
1962年9月11日，刘杰以二机部党组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全称是《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武器工业状况的报告》。报告中除了明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外，还提出了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相信，给出这份报告是需要勇气的，刘杰如果没有把握，是不会做到这个地步的。因此，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很快，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共中央组建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鲜为人知的部门——中央专门委员会，刘杰担任专委办公室副主任。
这段日子，是刘杰压力最大，但也是最难忘、最快乐的日子。由于刘杰本身并不是技术人员出身，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为了做到了对核工业通晓全局、统筹谋划，他每天超量地工作，大量阅读有关核工业的书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同时，刘杰还热衷于一项频繁的活动——拜师，他请教过的老师包括钱三强、赵忠尧等这样的“大家”，也包括邓佐卿、朱培基这样的年轻人。而在向年轻人请教时，劉杰从没有“长辈”的架子，他总是微微欠身，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老师”。
关键的时刻终于临近了。1964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1964年9月1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上午，北京二机部办公大楼二楼一间秘密办公室里，不断地接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电话。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20号办公室”，而位于二机部大楼的这间密室，则被命名为“177”。这间办公室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二层5号房间，紧挨着刘杰办公室，用于原子弹爆炸前夕与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20号办公室”进行密切联系。在这里，刘杰和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正在随时跟踪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动态。关于秘密通讯等一切工作，都在这间177办公室紧锣密鼓地展开。
1964年9月29日14时，押运“老邱”的专列火车，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驶出，于10月4日安全到达罗布泊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的装配间。至此，距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的确定还剩下最后一关：必须等待适合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佳天气。可到了10月9日，罗布泊的天空依然阴晴不定。突然肆虐的大风、沙暴，成了让核试验指挥部最揪心的事情，面对这个状猊，身在177办公室的刘杰更是坐立难安。
1964年10月14日晚上，刘杰等人忽然接到试验场的消息：“初步确定16日为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原来就在不久以前，气象预报显示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刘杰欣喜若狂，他立即作出纸质报告，派人乘专车前往周总理办公室呈送。
20点30分，总理作了如下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同意正点减四作为零日，请以暗语立复张、刘两同志。零时定后，望即告。”“零日”是原子弹爆炸日子的意思，正点减四，是10月16日的密语，而“零时”就是精确到具体几点的爆炸日期。
时间慢慢靠近，刘杰期盼着，他好似此时身临罗布泊，和专家们一起等待着好天气的到来。但就在总理作出批示时的当晚间，狂风大作，黄沙滚滚，指挥部专家和将军们不禁望天长叹。而到了15日上午10点后，风力忽然转小，专家们赶忙又安排了数次天气会商。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确定在10月16日15点。很快，12点半，周总理审阅完报告，当即另纸亲笔批示，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15点）。三点刚过，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电话机再次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毛主席让周总理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面对巨大的成就，刘杰一直表现得极为沉着、淡定，他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1966年5月17日，在刘杰的带领下，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10月27日，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2月28日的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此次试验证明我国自己独创的氢弹新原理完全可行。1967年6月17日，按照新原理制造的氢弹空投试验成功。从世界氢弹发展史考察，中国从首次原子弹试验到氢弹空投试验成功，只花了2年8个月的时间，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2018年9月23日，刘杰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4岁。刘杰生前每每提起这段岁月，总会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压力最大。那时，我有一种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守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一定能做出成就。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的责任，鼓舞着大家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现在想来，很怀念那段岁月！”
1964年9月16日，为保证核试验的严格保密，周恩来要求相关人员规定出一些暗语，用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于是，在原子弹爆炸前夕，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暗语信息以电话的形式从罗布泊核试验现场传达到北京，而这些电话记录被整理好后，都必须经由一个人之手，才能上报到中央。
也就是说，这个人能得到原子弹爆炸所有第一手资讯。而他已经于2018年9月23日在深圳逝世，享年104岁。这位百岁老人，就是原国家二机部部长、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杰。
劉杰：临危受命开发核武器
1915年，刘杰出生在河北威县，在成长历程中，他目睹了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下积贫积弱的中国，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摧残蹂躏，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1932年，刘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中国的崛起而奉献一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杰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等职务。1960年，他担任二机部部长一职。“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的主管范围是核工业和核武器，因此在原子弹爆炸前夕，总理办公室与试验现场的保密联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49岁的刘杰身上。
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一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刘杰与一众科研工作者的贡献将载入史册。但回望历史，刘杰在接受这项任务时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依仗手里掌握的核武器，动辄便以原子弹施行核讹诈、核威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早已意识到核武器的重要性，中国研制拥有核武器、捍卫国防迫在眉睫。
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活动，在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努力争取下，赫鲁晓夫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培训技术人员。这对当时仍然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可即便得到了苏联的助力，制造原子弹对于中国来说，依然是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毛泽东不惧辐射把玩铀矿石
1954年10月下旬，时任地质部副部长的刘杰带着一位“贵宾”来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见面。但当毛泽东起身想靠近“贵宾”时，刘杰却慌忙上前阻止。
原来，这位“客人”是装在盒子里带进来的一个物件——一块比拳头大不了多少、呈黄褐色的小石头。刘杰所带给毛主席的，是一块铀矿石。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元素，想要制造原子弹，就必须拥有它。
毛泽东看到铀矿，马上兴奋地上前一步，想把石头拿起来，刘杰赶忙阻止道：“主席，它有辐射。”但毛泽东却毫不在意，他笑容满面地将其拿在手里仔细端详，反复查看，随即问刘杰： “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石呢？”
刘杰听罢，当场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探测器对石头进行探测，当仪器经过石头时，立即发出了“嘎嘎”的响声。毛泽东见状，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刘杰的手，高兴地说道：“刘杰，这是决定命运的，要好好抓哟！”
多年后，当刘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依『日会感慨地说： “现在想来， ‘决定命运’一点也不为过，核武器和核事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有了原子弹，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在欢呼。”
看着毛主席的欣慰，刘杰笑了。但没有人能够想到，在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隐含着多少汗水与辛劳。
1954年二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和副部长刘杰一起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地质勘查工作。他们成立了三支勘探队伍，对广袤的中国大地进行着地毯式的搜索。由于地形复杂崎岖，勘探队员们只能靠骑马前行，甚至有大半山路，要靠脚来走。勘探初期，技术落后、物资匮乏，进展十分困难;勘探队走到哪，就在现场支起帐篷就地住下;饿了，就拔草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几口溪水;在寻找铀矿的过程中，甚至有十几名队员付出了生命。面对一个个倒下的年轻生命，刘杰的心情无疑是痛苦的。但是，此时的他们已经没有退路，若是不设法找到铀矿，中国人民也许会付出更惨烈的代价。
勘探队的付出没有白费，1954年10月，他们终于在广西一个叫杉木冲的地方，找到了一片铀矿富集地。
矿石有了，核工业的进程终于可以推进了。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刘杰任常务副部长，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为“二机部”。
不料，一件大事突然发生了，而且还是一件让人猝不及防、犹如晴天霹雳的坏事……
苏联突然撤出，一切从头开始
1959年6月底，刘杰突然接到周恩来传来的消息：苏联无限期推迟给中国的援助。回到部里，刘杰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宋任穷部长，党组马上开会研究，做出一个估计：看来苏联在原子弹方面对我国援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随后，得知这个消息的周恩来立即在庐山会议上做出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的陈毅也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一个月后，我国就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项目命名为“596工程”。
“596”这个工程代号家喻户晓，但这个代号对于中国核工业，国防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
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这是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协定的第一步。为了记住1959年6月这一催人奋发的年月，刘杰将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确定为“596”，别名也叫“争气弹”，表明他和科研人员们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坚强决心。他在心里暗暗发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一定要带领大家造出原子弹，为自己的国家争一口气！于是，在刘杰的组织下，一批立志报效祖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从海外归来的学子，甚至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纷纷踏进了铸造民族核盾牌的行列。1960年7月，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和合同，下令撤走苏联专家。截止到8月，苏联专家已全部撤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和机器说明书。至此，苏联中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一切材料的供应，中国的经济建设、科研、国防都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更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中国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进入严重的困难时期。 正是在这个危难时刻，毛泽东认为刘杰踏实、认真、专业性强，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决定任命他为二机部部长。对刘杰来说，这无疑是受命于危难之中，这项艰巨的任务，若是接受，必将承担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但他没有丝毫犹豫，沉着冷静地接下了这份任务。虽然技术资料短缺，但刘杰带领着一众人马，从零开始，重组科研队伍，调整科研方向，建立全国协作网攻克技术难关，走上了原子弹的独立研发之路。当时，一切从头开始，厂房里的装备实在太简陋了，除了一些桌椅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
1962年9月11日，刘杰以二机部党组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全称是《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武器工业状况的报告》。报告中除了明确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外，还提出了请求中央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相信，给出这份报告是需要勇气的，刘杰如果没有把握，是不会做到这个地步的。因此，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很快，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共中央组建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鲜为人知的部门——中央专门委员会，刘杰担任专委办公室副主任。
这段日子，是刘杰压力最大，但也是最难忘、最快乐的日子。由于刘杰本身并不是技术人员出身，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为了做到了对核工业通晓全局、统筹谋划，他每天超量地工作，大量阅读有关核工业的书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同时，刘杰还热衷于一项频繁的活动——拜师，他请教过的老师包括钱三强、赵忠尧等这样的“大家”，也包括邓佐卿、朱培基这样的年轻人。而在向年轻人请教时，劉杰从没有“长辈”的架子，他总是微微欠身，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小老师”。
关键的时刻终于临近了。1964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工作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采取塔爆方式，要求1964年9月10日以前，做好试验前的一切准备。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上午，北京二机部办公大楼二楼一间秘密办公室里，不断地接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电话。这些电话来自新疆罗布泊“20号办公室”，而位于二机部大楼的这间密室，则被命名为“177”。这间办公室设在二机部办公大楼二层5号房间，紧挨着刘杰办公室，用于原子弹爆炸前夕与核试验现场的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20号办公室”进行密切联系。在这里，刘杰和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正在随时跟踪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动态。关于秘密通讯等一切工作，都在这间177办公室紧锣密鼓地展开。
1964年9月29日14时，押运“老邱”的专列火车，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驶出，于10月4日安全到达罗布泊核试验场区铁塔下的装配间。至此，距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的确定还剩下最后一关：必须等待适合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最佳天气。可到了10月9日，罗布泊的天空依然阴晴不定。突然肆虐的大风、沙暴，成了让核试验指挥部最揪心的事情，面对这个状猊，身在177办公室的刘杰更是坐立难安。
1964年10月14日晚上，刘杰等人忽然接到试验场的消息：“初步确定16日为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原来就在不久以前，气象预报显示10月16日到20日之间将有一次符合试验条件要求的好天气。刘杰欣喜若狂，他立即作出纸质报告，派人乘专车前往周总理办公室呈送。
20点30分，总理作了如下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同意正点减四作为零日，请以暗语立复张、刘两同志。零时定后，望即告。”“零日”是原子弹爆炸日子的意思，正点减四，是10月16日的密语，而“零时”就是精确到具体几点的爆炸日期。
时间慢慢靠近，刘杰期盼着，他好似此时身临罗布泊，和专家们一起等待着好天气的到来。但就在总理作出批示时的当晚间，狂风大作，黄沙滚滚，指挥部专家和将军们不禁望天长叹。而到了15日上午10点后，风力忽然转小，专家们赶忙又安排了数次天气会商。10月16日凌晨3点30分，最后一次天气会商时总指挥张爱萍最终拍板：首次核试验“零时”确定在10月16日15点。很快，12点半，周总理审阅完报告，当即另纸亲笔批示，同意零时定为正点减四，十五丈（15点）。三点刚过，177办公室里那台黑色电话机再次响起，消息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毛主席让周总理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面对巨大的成就，刘杰一直表现得极为沉着、淡定，他默默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工作。1966年5月17日，在刘杰的带领下，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10月27日，原子弹与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2月28日的氢弹原理试验圆满成功，此次试验证明我国自己独创的氢弹新原理完全可行。1967年6月17日，按照新原理制造的氢弹空投试验成功。从世界氢弹发展史考察，中国从首次原子弹试验到氢弹空投试验成功，只花了2年8个月的时间，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2018年9月23日，刘杰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104岁。刘杰生前每每提起这段岁月，总会说：“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压力最大。那时，我有一种信念，就是相信中国人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守在中国的大地上，就一定能做出成就。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信任、对人民的责任，鼓舞着大家没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现在想来，很怀念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