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其子孝咸王即位，年纪尚幼，由其母赵威后执政。赵威后，人如其号，且看她面对齐国使臣的这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其威勢绝不逊于战国时代任何一位男性政治家。
　　先看一上来这三问：“收成好吗？百姓好吗？齐王好吗？”这三问显然是明知故问。从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赵国的情报工作是相当出色的，连几个隐士、孝女的情况都清清楚楚，国家收成、百姓日子、国君身体好不好这样的大事情能不了解？文中没有记载齐使的回答。赵威后也不需要他回答。而关键就在这三问的顺序上，先问“岁”，再问“民”，最后才问“王”，引得使者不悦而质问，再用一连串的反问还击：“没有收成如何养活人民？没有人民哪里还有国君？哪能舍根本而问末节呢？”不仅直接回答了前面三问排序的用意。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与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赵威后又把“岁”置于“民”前，可以视为一种朴素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其见识更是难能可贵。
　　紧接着，估计还没等齐使反应过来，赵威后又是一连串的乘胜追击式的“进而问之”，句句直击要害。从中我们不难看到齐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利于民、有功于国的人，比如为国家养活百姓的钟离子，比如为国家救助百姓的叶阳子，比如以高尚德行化育百姓的北宫氏，不能身居高位、成就功业，甚至得不到表彰;而一个不忠不孝、无所事事，搞不好把百姓都带坏的於陵子仲，却能逍遥快活。这样的国家。好得了吗？这一连串的问，不仅是问齐使的，更是问齐王的，不仅显示了自己明察秋毫的敏锐眼光和赏罚分明的决绝态度，更是在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教做人”。
　　在这短小的篇幅之中，赵威后发问达十五次之多，而几乎所有的问都是围绕“民”而发的。前六问，是“岁”在“民”前，在那样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虽然“岁”有时实在难以控制，但民心却是可以争取的，人民的治乱也是可以通过人力左右的，因此，能够养育、教化人民，就成了实施统治最关键的一环。而后九问一共问了四个人。前三人与后一人形成鲜明的正反对照，而划分的标准，恰恰就是他们是否能够起到帮助国家养育、教化人民的作用。有益于人民者为何不能功成名就？无益于人民甚至有害于人民者为何不能明正典刑？这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出的最强有力的质问，千古之下，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