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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道静和白灵是不同时期的长篇小说中的女性革命者，她们的出身、经历、革命道路均有不同，然而，她们的爱情却都与革命生涯紧紧联系在一起，都处于同样的革命家恋爱的叙述模式之下。简单探讨这种模式在她们身上的共同体现，以及由于革命和爱情的固有矛盾所造成的缺陷。
关键词：林道静；白灵；女性；革命家恋爱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大批左翼作家如蒋光慈、胡也频等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家恋爱”模式小说的创作。虽然这种模式曾一度遭到批判与摒弃，可是建国初的《青春之歌》与九十年代的《白鹿原》都不约而同地在描写其中的女性角色革命历程时运用了这种模式。然而，两部作品中的林道静与白灵，却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首先，她们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差异。林道静出场时，一身洁白，寂寞，朴素，孤单，忧郁柔弱得仿若天空中的白云。而白灵，则跳脱活泼，生机勃勃，是个“不像女子”的女子，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一如白鹿原上的精灵。而她们的家庭经历也大相径庭。林道静饱受继母的压迫，她“不断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家庭只给予了她冷漠与隔阂，她在家里感受到的只有压抑与痛苦，可以说，她幼时的家庭生活是十分不幸的。然而，白灵与她的经历截然相反。她自小就是家里的宠儿，父母与兄长对她十分溺爱。在她幼时，她的父亲白嘉轩——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因为不忍缠足时她的惨叫而让她得以避免缠足，并且“因为他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甚至允许她去上学。就是这样的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两名女性角色，她们的革命道路对爱情产生的影响却惊人的相似。无论是白灵还是林道静，她们都与自己的家庭进行了决裂，都是对封建制度的决绝的反抗者。林道静为了反抗继母要将她嫁给胡梦安的企图，毅然从家里出走；而白灵也是因为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而导致与家庭的决裂。她们最先争取的都是婚姻与爱情的自由，这可以看作是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使她们毅然出走的向往中的爱情与自由却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被丢弃，她们个人情爱意愿的丧失也可以看成是主体意识丧失的隐喻。她们从家里出走后，随着对革命的认同加深，而将自我融入了集体，渐渐又放弃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她们将自己的引导权交给了男性，通过对革命伴侣的选择坚定了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她们并没有真正得到自己从家里出走时希望追寻的自由和自我，她们只是将自己由家庭移交给了恋人。在两部作品中，两位女性的革命道路选择都离不开男性的引导，她们的伴侣同时也是她们的引导者，她们的爱情结合在更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政治思想上的选择。林道静经历过的三个男人代表着她不同时期的思想和选择，她在余永泽的引导下了解了启蒙思想，他给予她浪漫的爱情与梦幻的想象；卢嘉川让她接触了马列主义，给她展示了“广阔的革命斗争”，让她走上了一条新路；而江华，则最终使她成为了一个革命斗士。而白灵开始虽然是由于对共产党员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残忍行为的义愤而选择了共产党，而在她结识鹿兆鹏之后，鹿兆鹏也是以一个引导者的身份对她进行教导和指引。可以看出，她们的爱情道路，与其说是选择伴侣，不如说是选择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而男性在这个过程中则总是起着一个领导者的形象，与男性的结合带来了她们思想的成熟。无论是身为女作家的杨沫还是男作家的陈忠实，他们都在有意无意间暗示只有男性才是话语权的掌控者，他们总是强势而坚定。而女性是需要引导的，需要被掌控，总是处于依赖者和被动者的弱势地位。同时，她们的革命道路一如爱情道路的曲折，中途都改变过自己的道路，同时也背弃了自己的恋人。余永泽曾经将林道静从绝望中拯救，可在她在卢嘉川的引导下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后，她改变了原来启蒙主义的思想，同时背弃了余永泽：她在与余永泽结合期间与卢嘉川相谈甚欢，甚至要求自己的丈夫晚点回家。白灵与鹿兆海的分手也是因为革命道路不同爆发争吵，“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减轻了他和她感情上的依恋”，而鹿兆海即便在白灵提出分手后仍向她表明自己的忠贞与爱情，她还是决绝地选择了离开。她们都先充当了感情的背叛者，从伦理道德上的方面来说，二者可以说都是十分不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作家不自觉地对她们的行为进行美化和肯定，使其情感的选择与理想、人生等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个人情感是私人化的，而革命则带有更多的集体主义色彩，让两者不相抵触地共存，或者说由私人情感体验向集体化进行转变，这种情节的合理性只有在政治话语凌驾于道德伦理之上的背景下，当政治对人的情感包括人的生活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时才能得以实现。最后，她们迎来了不同的结局。林道静最后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战士，坚强地毫不犹豫坚持着自己的道路并一直拥有崇高的使命感。而白灵没有死在国民党的填井，却死于己方的活埋。她的悲剧是对革命崇高性的消解，这无疑使文本更具价值和探讨的空间。
同样的模式之下，两部作品存在着同样的缺陷。首先是人物形象，由于政治对情爱的覆盖与消解，带来女性形象薄弱，单调，平面化，缺乏感染力。另一点则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僵化，从本质上讲，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并无不同，与二十年代末也没有太大差异，男权话语中心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而女性的革命心理的深度挖掘也有很大空间未被探讨。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M].团结出版社，1993.
[3]杨沫.青春之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林道静；白灵；女性；革命家恋爱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大批左翼作家如蒋光慈、胡也频等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家恋爱”模式小说的创作。虽然这种模式曾一度遭到批判与摒弃，可是建国初的《青春之歌》与九十年代的《白鹿原》都不约而同地在描写其中的女性角色革命历程时运用了这种模式。然而，两部作品中的林道静与白灵，却是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首先，她们的性格有着极大的差异。林道静出场时，一身洁白，寂寞，朴素，孤单，忧郁柔弱得仿若天空中的白云。而白灵，则跳脱活泼，生机勃勃，是个“不像女子”的女子，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一如白鹿原上的精灵。而她们的家庭经历也大相径庭。林道静饱受继母的压迫，她“不断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家庭只给予了她冷漠与隔阂，她在家里感受到的只有压抑与痛苦，可以说，她幼时的家庭生活是十分不幸的。然而，白灵与她的经历截然相反。她自小就是家里的宠儿，父母与兄长对她十分溺爱。在她幼时，她的父亲白嘉轩——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因为不忍缠足时她的惨叫而让她得以避免缠足，并且“因为他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甚至允许她去上学。就是这样的性格和经历不同的两名女性角色，她们的革命道路对爱情产生的影响却惊人的相似。无论是白灵还是林道静，她们都与自己的家庭进行了决裂，都是对封建制度的决绝的反抗者。林道静为了反抗继母要将她嫁给胡梦安的企图，毅然从家里出走；而白灵也是因为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而导致与家庭的决裂。她们最先争取的都是婚姻与爱情的自由，这可以看作是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使她们毅然出走的向往中的爱情与自由却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被丢弃，她们个人情爱意愿的丧失也可以看成是主体意识丧失的隐喻。她们从家里出走后，随着对革命的认同加深，而将自我融入了集体，渐渐又放弃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她们将自己的引导权交给了男性，通过对革命伴侣的选择坚定了对革命道路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她们并没有真正得到自己从家里出走时希望追寻的自由和自我，她们只是将自己由家庭移交给了恋人。在两部作品中，两位女性的革命道路选择都离不开男性的引导，她们的伴侣同时也是她们的引导者，她们的爱情结合在更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政治思想上的选择。林道静经历过的三个男人代表着她不同时期的思想和选择，她在余永泽的引导下了解了启蒙思想，他给予她浪漫的爱情与梦幻的想象；卢嘉川让她接触了马列主义，给她展示了“广阔的革命斗争”，让她走上了一条新路；而江华，则最终使她成为了一个革命斗士。而白灵开始虽然是由于对共产党员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残忍行为的义愤而选择了共产党，而在她结识鹿兆鹏之后，鹿兆鹏也是以一个引导者的身份对她进行教导和指引。可以看出，她们的爱情道路，与其说是选择伴侣，不如说是选择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而男性在这个过程中则总是起着一个领导者的形象，与男性的结合带来了她们思想的成熟。无论是身为女作家的杨沫还是男作家的陈忠实，他们都在有意无意间暗示只有男性才是话语权的掌控者，他们总是强势而坚定。而女性是需要引导的，需要被掌控，总是处于依赖者和被动者的弱势地位。同时，她们的革命道路一如爱情道路的曲折，中途都改变过自己的道路，同时也背弃了自己的恋人。余永泽曾经将林道静从绝望中拯救，可在她在卢嘉川的引导下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后，她改变了原来启蒙主义的思想，同时背弃了余永泽：她在与余永泽结合期间与卢嘉川相谈甚欢，甚至要求自己的丈夫晚点回家。白灵与鹿兆海的分手也是因为革命道路不同爆发争吵，“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减轻了他和她感情上的依恋”，而鹿兆海即便在白灵提出分手后仍向她表明自己的忠贞与爱情，她还是决绝地选择了离开。她们都先充当了感情的背叛者，从伦理道德上的方面来说，二者可以说都是十分不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作家不自觉地对她们的行为进行美化和肯定，使其情感的选择与理想、人生等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个人情感是私人化的，而革命则带有更多的集体主义色彩，让两者不相抵触地共存，或者说由私人情感体验向集体化进行转变，这种情节的合理性只有在政治话语凌驾于道德伦理之上的背景下，当政治对人的情感包括人的生活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时才能得以实现。最后，她们迎来了不同的结局。林道静最后成为了一名坚定的战士，坚强地毫不犹豫坚持着自己的道路并一直拥有崇高的使命感。而白灵没有死在国民党的填井，却死于己方的活埋。她的悲剧是对革命崇高性的消解，这无疑使文本更具价值和探讨的空间。
同样的模式之下，两部作品存在着同样的缺陷。首先是人物形象，由于政治对情爱的覆盖与消解，带来女性形象薄弱，单调，平面化，缺乏感染力。另一点则是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僵化，从本质上讲，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并无不同，与二十年代末也没有太大差异，男权话语中心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而女性的革命心理的深度挖掘也有很大空间未被探讨。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M].团结出版社，1993.
[3]杨沫.青春之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