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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存款较以往波动更为剧烈，存贷款增长季节性特征突出，呈现出季末冲高、季初回落的明显特征（特别是储蓄存款），一方面源于银行季末往往会加大揽储力度，保证季末存款时点数；另一方面源于理财产品通常设定为季末到期，季初自动购买为下一期理财产品。客户在理财到期后一般并不将资金转出，从而形成大量存款沉淀。
6月7日晚，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至1.1倍；8日，五大行率先将活期存款上浮10%至0.44%，1年期（含）以下定期存款利率也均不同程度上浮，中小银行立即跟随上调。当前中小银行已将一年期（含）以下定期存款利率全部上浮至1.1倍。7月5日第二次降息后的情形与此类似。
火爆揽储、存款剧烈波动以及存款利率迅速上浮至1.1倍，背后折射出的是存款竞争白热化，一方面存款业务本身是各行的基础性及核心业务，“存款立行”理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2011年起实行的严格日均监管对存款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监管实际作用有限
上世纪90年代，银行信贷规模增速较快，经营风险累积。贷存比指标首先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提出，“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当时的背景是90年代中期，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持续扩张过快导致经营风险增大。监管层意在通过加强银行资产负债控制，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
2003年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保留了贷存比指标。2003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占款快速上升并推动M2高速增长，流动性过剩风险增加。当年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仍保留了这一规定，以控制银行放贷冲动。
2009年，为了加大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银监会一度允许有条件的中小银行适当突破，当年信贷大规模扩张，同比增速达31.74%，M2增速也上升至27.7%。为了抑制信贷扩张，2010年监管层重新要求银行需在季末满足75%的要求（时点考核）；到2011年一季度则是要求按月申报，6月份进一步细化至日均考核，即月日均贷款/月日均存款<75%。
贷存比在控制信贷增速方面确有实效。20世纪初期，银行业处于信贷快速扩张的野蛮生长时期，资产规模增加方式以信贷为主。新增和信贷增速高度相关，通过监管能直接有效地防止银行信贷过度扩张。2011年以来，该指标对股份制银行信贷约束作用更加突出。当逼近或超过75%时，股份制信贷投放明显较少（2011年2、7、10月和2012年1月）。
当前贷存比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向作用下降。突破监管上限表明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且缺乏其他有效渠道来弥补流动性；贷款是主要资金运用方式。但目前银行资产负债配置日趋多元化，传统存贷款业务占比下降。该指标已不能充分反映银行业的风险和实现监管目标，流动性监测指标的作用已弱化。
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占比由2004年的14.8%上升至2012年一季度的29.6%，贷款占比从56.2%降至48.7%；同期同业负债占比由6%上升至15.1%，存款占比从90.1%下降到79.7%。其中股份制银行负债多元化特征更为明显，如兴业银行同业负债占比已达41%。银行的资金渠道不再局限于存款，未来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存款占比下降趋势将延续。
另外，在银监会的考核口径中，存款口径仅包括一般性存款，不包含代理性财政存款和同业存款，而这两部分也均是银行流动性的重要来源。贷存比指标仅能体现于信贷相对于一般性存款增长情况，不能涵盖表外业务敞口对流动性的影响。在当前表外业务占比较大环境下，对银行业流动性监测作用下降。此外，仅仅是对存贷款总量上的衡量，忽视了不同信贷资产的变现能力和存款稳定性的考量。
发达国家并不注重贷存比的监管。目前仅有中国和韩国将其作为监管指标，大多数国家仅将其作为流动性监测指标，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美国、欧洲、英国长期在100%以上，这是由于国外成熟经济体存款占银行负债比重较低，且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可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弥补流动性。
监管的负面作用
贷存比监管并非不能规避。银行不断通过表外业务创新以规避监管，将本应进入表内的贷款转至表外降低。如2010年的银信合作产品和2011年的票据买断式回购和同业代付业务。
长期严格监管使银行信贷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表内信贷扩张受阻与实体经济旺盛需求形成尖锐矛盾，导致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和民间借贷规模快速扩张。这两部分所创造的诸多流动性并未在政策当局的统计和监测体系中，对金融风险控制形成挑战。
金融危机以来，监管层着力于推行以逆周期为基本导向的监管框架，以降低银行盈利的波动性和顺周期特征。而贷存比监管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同现行政策框架相悖。
央行目前使用差别准备金工具并辅以窗口指导来控制贷款投放总量和进度。差别准备金是典型的逆周期调控工具，银行当年的信贷额度上限受制于宏观经济热度及自身资本充足率水平。另外，在新资本管理办法下，银行能够支撑的最大杠杆已经下降一半，严格的资本充足率使银行投资杠杆受到严格限制，对信贷增长形成约束。
新监管框架中提出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使得流动性监管更加合理细致。流动性覆盖率用来衡量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的能力，净稳定融资比率则是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有助于推动银行用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资产业务的发展，降低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
贷存比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源于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主要贡献因素，这意味着外汇占款流入规模越大，银行信贷供给能力越强。 新增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考虑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对冲，外汇占款的持续流入将伴随大量派生货币创造，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在这个阶段，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反而越强，增加了流动性过剩风险。外汇占款增量减少对货币供应造成冲击，存款减少对贷款的约束效应又抑制了银行信贷投放，进一步抽走流动性，从而可能导致流动性不足。
随着2012年内两次降息，并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意味着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重新启动。
75%贷存比红线加剧了各行对存款的竞争。在贷存比限制下，信贷投放以存款增加为基础，银行为了提高信贷供给能力，不得不加大对存款的争夺。虽然央行可能针对各行利率竞争将采取惩罚性措施，商业银行出于保护自身考虑可能形成价格同盟，但这种惩罚性措施和同盟是非常脆弱和短期的。
利率市场化使银行丧失了对低资金成本渠道的垄断性，银行必须与整体资金市场竞争，存款利率迅速向市场利率靠拢带来资金成本的上升。在存款市场竞争过程中，银行拥有存款定价权，加剧揽储竞争环境使银行极易失去自我约束力，出现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
从各国经验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产生危机的概率增大，贷存比监管会增大危机发生概率。一方面监管使得揽储竞争更加激烈，导致银行风险偏好上升，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监管限制了银行资产业务结构调整能力，导致银行业盈利能力承压，风险抵御能力下降。
而升高的负债成本将激化银行冒险行为，迫使银行提高风险容忍程度，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以弥补存款成本的上升。高风险客户占比上升埋下了不良率上升的风险隐患。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都将导致存贷差缩窄，且短期冲击要远远大于中长期影响。为了减缓对盈利能力的负面冲击，美国和日本银行业均提高了贷款占生息资产的比重，以平滑净息差波动。但中国实行的贷存比监管使得该指标超过或逼近75%红线时，银行信贷投放行为受到约束，极大地限制了银行资产业务结构调整能力，加剧净息差波动。
由于当前银行的信贷依然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方式（银行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在80%以上），信贷依然属于卖方市场，银行很有可能将升高的负债成本转嫁给信贷需求方。一方面融资成本的上升将增加企业财务负担，侵蚀企业利润；另一方面高利率会抑制社会有效投资需求，削弱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作者系国金证券分析师
6月7日晚，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至1.1倍；8日，五大行率先将活期存款上浮10%至0.44%，1年期（含）以下定期存款利率也均不同程度上浮，中小银行立即跟随上调。当前中小银行已将一年期（含）以下定期存款利率全部上浮至1.1倍。7月5日第二次降息后的情形与此类似。
火爆揽储、存款剧烈波动以及存款利率迅速上浮至1.1倍，背后折射出的是存款竞争白热化，一方面存款业务本身是各行的基础性及核心业务，“存款立行”理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2011年起实行的严格日均监管对存款竞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监管实际作用有限
上世纪90年代，银行信贷规模增速较快，经营风险累积。贷存比指标首先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中提出，“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当时的背景是90年代中期，政府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持续扩张过快导致经营风险增大。监管层意在通过加强银行资产负债控制，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
2003年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保留了贷存比指标。2003年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占款快速上升并推动M2高速增长，流动性过剩风险增加。当年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仍保留了这一规定，以控制银行放贷冲动。
2009年，为了加大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银监会一度允许有条件的中小银行适当突破，当年信贷大规模扩张，同比增速达31.74%，M2增速也上升至27.7%。为了抑制信贷扩张，2010年监管层重新要求银行需在季末满足75%的要求（时点考核）；到2011年一季度则是要求按月申报，6月份进一步细化至日均考核，即月日均贷款/月日均存款<75%。
贷存比在控制信贷增速方面确有实效。20世纪初期，银行业处于信贷快速扩张的野蛮生长时期，资产规模增加方式以信贷为主。新增和信贷增速高度相关，通过监管能直接有效地防止银行信贷过度扩张。2011年以来，该指标对股份制银行信贷约束作用更加突出。当逼近或超过75%时，股份制信贷投放明显较少（2011年2、7、10月和2012年1月）。
当前贷存比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向作用下降。突破监管上限表明银行流动性风险增加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且缺乏其他有效渠道来弥补流动性；贷款是主要资金运用方式。但目前银行资产负债配置日趋多元化，传统存贷款业务占比下降。该指标已不能充分反映银行业的风险和实现监管目标，流动性监测指标的作用已弱化。
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占比由2004年的14.8%上升至2012年一季度的29.6%，贷款占比从56.2%降至48.7%；同期同业负债占比由6%上升至15.1%，存款占比从90.1%下降到79.7%。其中股份制银行负债多元化特征更为明显，如兴业银行同业负债占比已达41%。银行的资金渠道不再局限于存款，未来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存款占比下降趋势将延续。
另外，在银监会的考核口径中，存款口径仅包括一般性存款，不包含代理性财政存款和同业存款，而这两部分也均是银行流动性的重要来源。贷存比指标仅能体现于信贷相对于一般性存款增长情况，不能涵盖表外业务敞口对流动性的影响。在当前表外业务占比较大环境下，对银行业流动性监测作用下降。此外，仅仅是对存贷款总量上的衡量，忽视了不同信贷资产的变现能力和存款稳定性的考量。
发达国家并不注重贷存比的监管。目前仅有中国和韩国将其作为监管指标，大多数国家仅将其作为流动性监测指标，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美国、欧洲、英国长期在100%以上，这是由于国外成熟经济体存款占银行负债比重较低，且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可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弥补流动性。
监管的负面作用
贷存比监管并非不能规避。银行不断通过表外业务创新以规避监管，将本应进入表内的贷款转至表外降低。如2010年的银信合作产品和2011年的票据买断式回购和同业代付业务。
长期严格监管使银行信贷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表内信贷扩张受阻与实体经济旺盛需求形成尖锐矛盾，导致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和民间借贷规模快速扩张。这两部分所创造的诸多流动性并未在政策当局的统计和监测体系中，对金融风险控制形成挑战。
金融危机以来，监管层着力于推行以逆周期为基本导向的监管框架，以降低银行盈利的波动性和顺周期特征。而贷存比监管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同现行政策框架相悖。
央行目前使用差别准备金工具并辅以窗口指导来控制贷款投放总量和进度。差别准备金是典型的逆周期调控工具，银行当年的信贷额度上限受制于宏观经济热度及自身资本充足率水平。另外，在新资本管理办法下，银行能够支撑的最大杠杆已经下降一半，严格的资本充足率使银行投资杠杆受到严格限制，对信贷增长形成约束。
新监管框架中提出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使得流动性监管更加合理细致。流动性覆盖率用来衡量银行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的能力，净稳定融资比率则是用于度量银行较长期限内可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对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能力，有助于推动银行用稳定的资金来源支持资产业务的发展，降低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
贷存比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源于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主要贡献因素，这意味着外汇占款流入规模越大，银行信贷供给能力越强。 新增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考虑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对冲，外汇占款的持续流入将伴随大量派生货币创造，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在这个阶段，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反而越强，增加了流动性过剩风险。外汇占款增量减少对货币供应造成冲击，存款减少对贷款的约束效应又抑制了银行信贷投放，进一步抽走流动性，从而可能导致流动性不足。
随着2012年内两次降息，并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意味着渐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重新启动。
75%贷存比红线加剧了各行对存款的竞争。在贷存比限制下，信贷投放以存款增加为基础，银行为了提高信贷供给能力，不得不加大对存款的争夺。虽然央行可能针对各行利率竞争将采取惩罚性措施，商业银行出于保护自身考虑可能形成价格同盟，但这种惩罚性措施和同盟是非常脆弱和短期的。
利率市场化使银行丧失了对低资金成本渠道的垄断性，银行必须与整体资金市场竞争，存款利率迅速向市场利率靠拢带来资金成本的上升。在存款市场竞争过程中，银行拥有存款定价权，加剧揽储竞争环境使银行极易失去自我约束力，出现不计成本的恶性竞争。
从各国经验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产生危机的概率增大，贷存比监管会增大危机发生概率。一方面监管使得揽储竞争更加激烈，导致银行风险偏好上升，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监管限制了银行资产业务结构调整能力，导致银行业盈利能力承压，风险抵御能力下降。
而升高的负债成本将激化银行冒险行为，迫使银行提高风险容忍程度，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以弥补存款成本的上升。高风险客户占比上升埋下了不良率上升的风险隐患。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都将导致存贷差缩窄，且短期冲击要远远大于中长期影响。为了减缓对盈利能力的负面冲击，美国和日本银行业均提高了贷款占生息资产的比重，以平滑净息差波动。但中国实行的贷存比监管使得该指标超过或逼近75%红线时，银行信贷投放行为受到约束，极大地限制了银行资产业务结构调整能力，加剧净息差波动。
由于当前银行的信贷依然是社会融资的主要方式（银行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在80%以上），信贷依然属于卖方市场，银行很有可能将升高的负债成本转嫁给信贷需求方。一方面融资成本的上升将增加企业财务负担，侵蚀企业利润；另一方面高利率会抑制社会有效投资需求，削弱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作者系国金证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