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金秋时节，作家王安忆最新的长篇小说《匿名》问世。在这部约35万字小说中，王安忆塑造了一个失踪者的形象，他在意外遭绑架后，被扔到几省交界处的深山，逐渐褪去文明世界的各种附着后，依旧顽强存在着的是什么。《匿名》先是在上海本埠纯文学期刊《收获》上分期连载，在刊物副主编钟红明看来“这是一部很难概括的作品”，《收获》将小说最后一段话直接放在文前作为介绍，“人类曾经忙碌生活，如今渐次退出的杳无人迹的深山中……他的思索渐次逼向文字、语言和生存最根本的元素和原点。”
　　小说单行本今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王安忆完成《天香》之后4年才推出的长篇新作，因而备受瞩目。该书责任编辑杨柳在书衣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生活中藏着隐喻，也布着陷阱。读者，你要小心。”推荐乍闻之下多少招徕的味道浓了些，面对媒体杨柳的解说却老实得可爱，“王安忆是动脑筋的作家，她还是希望每部作品都有不一样的东西，而《匿名》是真正和以前不一样了。”
　　需要特为指出，翻开厚厚的《匿名》单行本，并没有作者亲为或邀人代写的前言与后记，哐当就是给出目录“上、下部”。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讲，“它近乎是‘裸着’就出版了”。这多少显示了她渴望读者少一些问题，消停下来安心阅读的初衷。也正是因为作者与编辑们对写作动机等一系列问题的语焉不详，才给了我们一次面对面同她对话的机缘。采访安排在沪上一家酒店的会议厅，当日王安忆身着浅咖色的高领毛衣，外罩一件深草绿色的开衫坐在回型圆桌的凸隅，双臂扶在桌面上，娴静中略带一丝紧张，而随着针对提问的娓娓道来，她逐渐恢复了复旦中文系讲台上王老师那份自若的神采。

　　Q&A
　　Q：据说这部小说的题材来源是三十多年前一个失踪教师的真实事件，这似乎依然延续了您现实主义创作的偏好。
　　A：故事的人物灵感，的确是三十多年前那件失踪教师的事情，我一直记挂着这事儿，虽然我没有追踪事件的最终结局，但它给我提供了一种故事的思路——虽然材料不多，但我重视故事。那些片段性的写作是不能满足我的——给那些破碎的、表面的现象一些诠释，这种所谓的现代派写作我没什么热情，我的大热情就是叙事。
　　Q：在前作《天香》之后，时隔四年才推出这部新作，我非常感兴趣您此次的写作状态是怎么样的？
　　A：这部小说对于我个人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写作机会，很陌生。写的过程中常常会有一种恍惚感，就觉得这么写下去有没有前途。很多时候我在想既然已经写了，怎么咬牙也要写下去。这部写作大概两年零5个月，这其中不是天天写，有时候也会出去，在漫长的写作中充满了阻碍，有时为了找到一个确切的词语不得不查《辞海》，这部小说也不像以前的作品那么好读，以往写好《天香》，写好《长恨歌》，我心里面总是觉得有几分胜算，这是比较踏实的。但是写好这部小说以后，我就是很困惑，从来没有这样子那么急切地想听到一些回应。
　　Q：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改变，抑或说这样的冒险？
　　A：再让我写以前那种日常生活的小说，就很难下笔。30多年写下来，真的会觉得很不满足，因为写作本身会向你提要求，越觉得世界妙不可言，你的小说形式就越跟不上。而且前几年陈思和就给我打气，他一直对我说：“王安忆你应该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可能我很注重故事的情节，他说你应该写大段的议论，根本不照顾读者的心情，不管他们读得懂读不懂，你就写。
　　Q：作为当代知名作家，您在复旦教授小说写作也好几年了，如何调试这种介入感与间离感？2016年会有一批当代作家推出新作，可谓中国文坛“大年”，您怎么看？
　　A：我特别羡慕贾平凹和莫言，他们似乎一肚子故事，怎么都写不完。格非是最有学院气质的作家，更贴切地说，他就是一个学者，然后去写了小说。其他的人我想不出来，可能现在要谈中国作家是否形成学养的问题还太早了。如果跳出学府，以是否能理性认识写作、认识社会的标准，我觉得是韩少功。我们是同时代的，他是我这一代人里最有自觉性的作家，对历史的认识、对文学的理想，是很突出的。
　　就自己的阅读趣味而言，我还是爱看长篇，长篇读着多过瘾啊。我觉得中国的长篇，在结构上还是完整的，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就是严歌苓，可能因为她在美国受过创意写作的训练。我们撇开美学观、价值观不谈，仅就长篇结构来说，她做得很好。她很高产，写作已经有了匠气，是有套路可寻的，依照这个套路她能调动起感情和素材。这种匠气倒未必是有害的，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作家都是托尔斯泰，而我们的问题是，自己的作家连这个套路都还没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