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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难以想象人世间还有比降临在达妮拉·加尔夏身上更大的灾难。然而这位年近30岁的智利女性却说，她的经历是“一个幸福的故事”。
失足跌落车轮下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达妮拉·加尔夏充满信心地行走在儿童康复治疗院各座建筑物中。带着孩子们的父母们向这位年轻的医生送去了微笑的目光，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了她的“双手”——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替代其“双手”的一副金属装置时。
达妮拉·加尔夏并不在意这些年幼的病人们的注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严重的残疾。她知道他们的状况意味着他们也需要建立一种勇气。这位年轻女医生对孩子们的询问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你为什么用钩子来替代双手?”如果他们注意到她的双脚上装的也是假肢而提出问题的话，她同样不会回避。
“我愿意回答他们的提问，”达妮拉说。“这些问题反而成为了我们之间的一种纽带。”
确实，29岁的达妮拉在圣地亚哥市甚至整个智利几乎家喻户晓。她在2006年和2007年被命名为该国年度风云女性(Women of the Yean；她写的关于自己经历的书，《我选择活下去》成了畅销全国的书籍。不过达妮拉并不情愿成为这样一种名人。她不想仅仅因为“这个姑娘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而被关注。她也不愿意自己遭遇的事件被描述为一场悲剧。
“这是一个幸福的故事，”达妮拉指出。
直到2002年10月30日之前，达妮拉·加尔夏，这位在智利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层家庭中长大的年轻姑娘，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的爸爸，克里斯迪安·加尔夏是智利儿童放射科方面的专家兼某著名大学的医学教授，她的妈妈莱奥诺尔·帕洛默是一名牙科医生。她从工作中挤出时间养育了达妮拉和她的孪生兄弟以及3个弟弟。
达妮拉后来进了父亲任教的那所大学的医学院，学习成绩十分优异。22岁那年，她已经在该校上了4年学，离拿到学位还有4个学年。她的男友里卡尔多·斯特鲁比是一名学习商科的大学生，这对情侣都喜爱户外运动。他们俩时常在课余时间到郊外骑自行车，一起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随着学期最后的考试临近，南半球夏季的炎热天气也到来了。在智利的各所医学院每年要举行一次传统的校际运动会。它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比赛，其项目包括排球、篮球、网球、足球、游泳。学生们都会踊跃参加为期4天的竞赛。那年，校际运动会的举办地在特姆科，它位于圣地亚哥市以南约400英里。
由于皮肤病学科考试快要到来，达妮拉当时对于自己是否去参加比赛颇为犹豫，而且到特姆科要连夜坐9个小时的火车。她对这次长途旅行不知怎么地，总有点心存疑惧。
然而，达妮拉的同学们一再要求她去参加比赛——他们需要这位足球女将上阵——最后，她勉强答应了。
达妮拉来到火车站，目睹到的情景令她不甚满意。为了运送大批学生前往特姆科，铁路方面将一些老旧的列车车厢重新投入营运。它们的车窗很肮脏，漆皮剥落，照明灯多已损坏……休息一下吧，她暗自思忖。乘火车一般比较安全。
火车一路行进，几个学生拿出吉他，开始弹唱。“我们一起跳舞吧，”有个朋友劝达妮拉。可是这天夜晚她没有多少兴趣，只是坐在那里，透过车窗凝视着外面黑暗的夜景。
大约到了晚上10点，两个同学拉着达妮拉去别的车厢寻找是否有其他同学在这趟列车上。头顶上的不少灯已损坏，他们在跨过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时，很难看清脚下的地面，更不知车厢之间连接器上原本应有的盖板都已缺失。走在前面的迪埃戈个子很高，他的长腿很容易就跨过了连接器上方的空间，进入到前面的车厢内。可是跟在后面的达妮拉在跨过连接处时，列车恰好行驶在一个弯道上，两个车厢之间的空间顿时被拉大了。
她感到自己一下子踩空了……
对一前一后的两个朋友来说，前一分钟，达妮拉还与他们俩在一起，而在一刹那，她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车厢尾部吸烟的一名旅客叫道：“不好，那个姑娘掉下去了。”
获救
仿佛是从纷乱的梦境中苏醒过来似的，达妮拉发现自己躺在黑暗中的铁轨上。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但脸上沾着黏糊糊、热乎乎的东西——鲜血从左眼处的伤口淌出。她想用左手撩开羔在眼睛上的头发，却没右动静，好像手臂只是扰动了一下周围的空气。这位年轻的女性茫然地抬起头环顾身边，眼前的情景令她震颤不已：自己的左手没有了，小臂的前半段也消失了。
再看看自己的右边，另一只前臂和手也伤得十分严重。当她想移动一下身子时，才第一次感到了一阵剧痛。
达妮拉并不愿意去记忆她下一步又看到了什么。她的左腿从大腿部被截去，而右腿的小腿部分也没有了。她意识到自己的四肢已经损伤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不过，作为一名学医学的学生，她也知道自己不应该惊慌。
体内的鲜血流失了不少，这点达妮拉很清楚。另一列火车任何时候都会开过来，必须赶紧离开铁轨，寻求帮助，否则死神马上就会降临。她躺的地方是铁轨的一个大转弯处，路基的一边是高高的树篱，而另一边是农场的田地。她遥望远处，看到有几处灯火，好像是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
然而达妮拉的伤势太严重，以致在晃动身体滚出铁轨并躺在南北两条线的中间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力继续爬行了，于是，她开始呼喊：“救救我，请救救我!”
那天晚上，一个名叫利卡尔多·莫拉勒斯的农场工人一边在铁路旁散步，一边抽着小雪茄——因为老婆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当坐满学生的火车通过时，他们的歌声飘出车窗，令他颇为欣赏。不过随后，他就听到了呼救声，“救救我……”这位农工立刻跑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别动，我去找人，”他告诉躺在地上的达妮拉，然后朝加油站跑去。
急救医务人员维克多·索利斯在略知事故的情景时并未料想到人还能活着，他接到电话5分钟后就跟随莫拉勒斯赶向现场，随后的另一名急救人员帕特里西奥·赫里拉则携带了更多的急救用品。
一群野狗狂躁地徘徊在离达妮拉不远的地方。索利斯一面跑向达妮拉，一面挥动手臂驱赶并大声叫嚷。达妮拉此时尽管不断低声呻吟，但仍清醒着。令索利斯吃惊的是，这个四肢几乎都已失去的姑娘开始喋喋不休地说出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她还念出了她伯父和家庭医生的电话号码。“保持安静，不要说话了，”索利斯跪在女孩的头旁，轻轻说道。赫里拉这时与另外两名急救人员也沿着铁轨跑了过来。
“她死了吗?”赫里拉大声询问索利斯。
我死了吗?达妮拉恍恍惚惚地冥思着。也许我已不存在了。
“我没有死!”她忽然叫了起来。声音的强度令赫里拉吃惊不已。
几个急救人员很快地用止血带给达妮拉止了血，然后开始静脉注射。忽然，铁轨振动起来，一列火车正在逼近。待在两条铁轨中间很不安全，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将她马上转移。
“我们必须离开一下!”索利斯说道。“马上就回来。”
“别离开我!”当急救人员们撒向安全地带时，达妮拉哭 泣着说道。火车呼啸着疾驰过她的身旁，巨大的风速扑打着她的脸，似乎永无止息。当列车刚刚开过，急救人员们就跑了回来。
在救护队到达出事现场11分钟后，救护车也赶到了，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医院。“我还会好起来吗?”达妮拉不停地询问着。
护士们以阴沉的脸色回避着达妮拉的提问，这使得她的心里充满担忧。最后，在送往手术室的电梯中，她看见一位有着仁慈双眼，留着胡子，全身穿戴起来的手术医生。“我会好起来吗?”达妮拉又一次问道，并在他的脸上寻找答案。这位医生注视着她的双眼，微笑着答道：“你会好起来的。”
听到这句话，达妮拉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事故发生以来她第一次听到的安慰之语。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她闭上双眼，昏睡了过去。
晚上11点刚过，一个电话打到了达妮拉·加尔夏的家中。她的双胞胎兄弟接了电话，母亲听到儿子突然哭了起来。达妮拉的父亲正在市里一个诊所当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看病。他很快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说医院方面要他们马上过去，因为他们的女儿伤势极其严重。达妮拉的男朋友里卡尔多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乘火车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他也马上赶到了医院。
达妮拉的四肢由于车轮的粉碎性碾压使得断肢再植已不可能，但是外科医生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清理了创口，让伤口能得到最佳的痊愈。手术之后，达妮拉在整整两天内一直处于麻醉产生的昏睡状态。当她在重症监护室醒来时，她看到了里卡尔多的面容。“你愿意帮助我恢复健康吗?”
“当然，”里卡尔多回答。然而他的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知自己是否能做好这一切。
置新站立起来
达妮拉躺在病床上时，有时会觉得她四肢的伤口处好似着了火，有时又会觉得伤口好似是插在电插座里的手指，有一种刺麻感。这种现象被称为幻痛——它是由于人体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在试图应对失去的肢体时传导变得极其紊乱造成的。止痛药物对缓解疼痛作用有限。后来，她发现药物治疗和一种被称为Reiki的疗法有助于缓解和控制神经系统反应，至少在多数时间里是如此。
与此同时，达妮拉的父亲正为她寻找进一步康复所需的治疗机构，他最后确定了位于美国费城郊外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学莫斯康复治疗院。
在达妮拉到达康复院的第4天，负责给她进行治疗的理疗师玛丽亚·卢卡斯拿来一副假腿。达妮拉将这副由塑料和金属制成的假肢视为她所见过的最美好的东西。在一条腿装上之后，卢卡斯帮助达妮拉站立起来。此时达妮拉心里一阵欣喜：自从发生不幸以来，她第一次能够与另一个人平等地相对而视。
达妮拉对运动的爱好和意志的坚定此时立即发挥了作用。“玛丽亚扶着我，而我说，‘请让我自己走’，”达妮拉记得当时的情景。卢卡斯则坚持要扶她——毕竟，装了假肢的人通常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站立。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让卢卡斯松开手，自己站了起来。
现在，卢卡斯知道她可以协助达妮拉勇敢向前——而达妮拉自己也保持着一种向前的信心。“如果玛丽亚告诉我目标在那里，我就会走到超过它一倍的距离。我记得我曾经因此而多么疲劳，有时我甚至没法去吃饭——就去睡觉了。”
达妮拉的康复状况不仅仅表现在身体方面，她与莫斯康复院她的病区负责人阿尔伯托·伊斯奎纳兹医生也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并不光是因为他能说西班牙语，而且是由于他在一次实验室爆炸中失去了右手之后，在右臂安装了一只应用自如的银色钩子。达妮拉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在这次事故发生后不久，达妮拉曾向同学许诺她会返回医学院继续上学。现在，这一梦想似乎正在接近实现。
达妮拉开始学习怎样使用连接了钢索的背部肌肉来张开和收紧替代双手的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她应用这双“手”的程度已极其灵巧，它们不但可以进行眼部化妆，编织毛衣……甚至可以拾起落在裤腿上的一根头发。
康复期的每一个进步都给达妮拉带来能亲身体验的欣喜。不过莫斯康复院给她作治疗的小组员工则担心她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挫折。伊斯奎纳兹医生知道截肢者往往会被代替他们失去的肢体的新技术而兴奋不已。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医学技术的局限性时，才会体验到沮丧。事实也确实如此。当这位倔强的女性在新的现实面前遇到障碍而不得不妥协时，她的眼眶中往往会饱含泪水。
“就我而言，最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当我认识到眼前的现实再也不会与事故发生之前相同了，”达妮拉说道。“无论我的假肢多么完美，它们却再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我的双腿和双手。这就是困难所在。”
伊斯奎纳兹医生并不掩饰达妮拉的困境。“你将永远失去你原来的双手。我们在这里为你做的不会比你失去的更好。但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躲在角落里暗自落泪，也可以站立起来，用你目前所拥有的能力尽最大的努力去生活。”
达妮拉知道这位医生说的话十分正确。她坚持的某些理念正是他曾说过的：“你的生活将由你自己来谱写。”
“我认为如果在我的康复阶段存在任何我无法做成的事，那么它们都是由于我的身体的局限性——而不是由于我的意志。”她强调。
在莫斯康复院度过了6个星期之后，达妮拉飞回了智利。里卡尔多在机场迎接她的到来。达妮拉用她新安装的人工腿朝男友走去，脸上洋溢着无限的笑容。
几乎是在事故发生一周年之际，达妮拉终于返回了医学院，并决定她不需要校方给予她任何特殊的待遇。她努力的方向是成为一名像伊斯奎纳兹医生那样治疗康复病人的医生。2007年9月，在300个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注视下，达妮拉和里卡尔多举行了婚礼。他们相互交换了誓言，然后持续跳了整整一个夜晚的舞。
2009年秋季，达妮拉再次来到了莫斯康复院。不过，这次她不是一名病人而是一名医生了。她6个月的实习期是她在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到达莫斯康复院后不久，达妮拉为该院的全体职工以及病人作了一个演讲，讲述了自己在事故中的经历以及随后的变化。听众们可以目睹到她的手臂上安装的钩子，但因为她走路的姿势已如常人一般，社会上很多不认识她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她是一个失去四肢的人。
“人们感到十分震撼，”卢卡斯说。“达妮拉具有一种难以相信的能力来全身心地接受眼前的现实。她从未注重于失去什么，她从未让她遭受的创伤限制自己的能力。”
“我见过许多病人，”卢卡斯继续说道，“我们总是试图去教他们怎样重新融入社会。然而达妮拉却教给我们更多关于怎样去生活的理念。这比我们教给她的更重要。”
失足跌落车轮下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达妮拉·加尔夏充满信心地行走在儿童康复治疗院各座建筑物中。带着孩子们的父母们向这位年轻的医生送去了微笑的目光，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了她的“双手”——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替代其“双手”的一副金属装置时。
达妮拉·加尔夏并不在意这些年幼的病人们的注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严重的残疾。她知道他们的状况意味着他们也需要建立一种勇气。这位年轻女医生对孩子们的询问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你为什么用钩子来替代双手?”如果他们注意到她的双脚上装的也是假肢而提出问题的话，她同样不会回避。
“我愿意回答他们的提问，”达妮拉说。“这些问题反而成为了我们之间的一种纽带。”
确实，29岁的达妮拉在圣地亚哥市甚至整个智利几乎家喻户晓。她在2006年和2007年被命名为该国年度风云女性(Women of the Yean；她写的关于自己经历的书，《我选择活下去》成了畅销全国的书籍。不过达妮拉并不情愿成为这样一种名人。她不想仅仅因为“这个姑娘发生了一场可怕的事故”而被关注。她也不愿意自己遭遇的事件被描述为一场悲剧。
“这是一个幸福的故事，”达妮拉指出。
直到2002年10月30日之前，达妮拉·加尔夏，这位在智利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层家庭中长大的年轻姑娘，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她的爸爸，克里斯迪安·加尔夏是智利儿童放射科方面的专家兼某著名大学的医学教授，她的妈妈莱奥诺尔·帕洛默是一名牙科医生。她从工作中挤出时间养育了达妮拉和她的孪生兄弟以及3个弟弟。
达妮拉后来进了父亲任教的那所大学的医学院，学习成绩十分优异。22岁那年，她已经在该校上了4年学，离拿到学位还有4个学年。她的男友里卡尔多·斯特鲁比是一名学习商科的大学生，这对情侣都喜爱户外运动。他们俩时常在课余时间到郊外骑自行车，一起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随着学期最后的考试临近，南半球夏季的炎热天气也到来了。在智利的各所医学院每年要举行一次传统的校际运动会。它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比赛，其项目包括排球、篮球、网球、足球、游泳。学生们都会踊跃参加为期4天的竞赛。那年，校际运动会的举办地在特姆科，它位于圣地亚哥市以南约400英里。
由于皮肤病学科考试快要到来，达妮拉当时对于自己是否去参加比赛颇为犹豫，而且到特姆科要连夜坐9个小时的火车。她对这次长途旅行不知怎么地，总有点心存疑惧。
然而，达妮拉的同学们一再要求她去参加比赛——他们需要这位足球女将上阵——最后，她勉强答应了。
达妮拉来到火车站，目睹到的情景令她不甚满意。为了运送大批学生前往特姆科，铁路方面将一些老旧的列车车厢重新投入营运。它们的车窗很肮脏，漆皮剥落，照明灯多已损坏……休息一下吧，她暗自思忖。乘火车一般比较安全。
火车一路行进，几个学生拿出吉他，开始弹唱。“我们一起跳舞吧，”有个朋友劝达妮拉。可是这天夜晚她没有多少兴趣，只是坐在那里，透过车窗凝视着外面黑暗的夜景。
大约到了晚上10点，两个同学拉着达妮拉去别的车厢寻找是否有其他同学在这趟列车上。头顶上的不少灯已损坏，他们在跨过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时，很难看清脚下的地面，更不知车厢之间连接器上原本应有的盖板都已缺失。走在前面的迪埃戈个子很高，他的长腿很容易就跨过了连接器上方的空间，进入到前面的车厢内。可是跟在后面的达妮拉在跨过连接处时，列车恰好行驶在一个弯道上，两个车厢之间的空间顿时被拉大了。
她感到自己一下子踩空了……
对一前一后的两个朋友来说，前一分钟，达妮拉还与他们俩在一起，而在一刹那，她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车厢尾部吸烟的一名旅客叫道：“不好，那个姑娘掉下去了。”
获救
仿佛是从纷乱的梦境中苏醒过来似的，达妮拉发现自己躺在黑暗中的铁轨上。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但脸上沾着黏糊糊、热乎乎的东西——鲜血从左眼处的伤口淌出。她想用左手撩开羔在眼睛上的头发，却没右动静，好像手臂只是扰动了一下周围的空气。这位年轻的女性茫然地抬起头环顾身边，眼前的情景令她震颤不已：自己的左手没有了，小臂的前半段也消失了。
再看看自己的右边，另一只前臂和手也伤得十分严重。当她想移动一下身子时，才第一次感到了一阵剧痛。
达妮拉并不愿意去记忆她下一步又看到了什么。她的左腿从大腿部被截去，而右腿的小腿部分也没有了。她意识到自己的四肢已经损伤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不过，作为一名学医学的学生，她也知道自己不应该惊慌。
体内的鲜血流失了不少，这点达妮拉很清楚。另一列火车任何时候都会开过来，必须赶紧离开铁轨，寻求帮助，否则死神马上就会降临。她躺的地方是铁轨的一个大转弯处，路基的一边是高高的树篱，而另一边是农场的田地。她遥望远处，看到有几处灯火，好像是高速公路旁的加油站。
然而达妮拉的伤势太严重，以致在晃动身体滚出铁轨并躺在南北两条线的中间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力继续爬行了，于是，她开始呼喊：“救救我，请救救我!”
那天晚上，一个名叫利卡尔多·莫拉勒斯的农场工人一边在铁路旁散步，一边抽着小雪茄——因为老婆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当坐满学生的火车通过时，他们的歌声飘出车窗，令他颇为欣赏。不过随后，他就听到了呼救声，“救救我……”这位农工立刻跑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别动，我去找人，”他告诉躺在地上的达妮拉，然后朝加油站跑去。
急救医务人员维克多·索利斯在略知事故的情景时并未料想到人还能活着，他接到电话5分钟后就跟随莫拉勒斯赶向现场，随后的另一名急救人员帕特里西奥·赫里拉则携带了更多的急救用品。
一群野狗狂躁地徘徊在离达妮拉不远的地方。索利斯一面跑向达妮拉，一面挥动手臂驱赶并大声叫嚷。达妮拉此时尽管不断低声呻吟，但仍清醒着。令索利斯吃惊的是，这个四肢几乎都已失去的姑娘开始喋喋不休地说出自己的名字，父母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她还念出了她伯父和家庭医生的电话号码。“保持安静，不要说话了，”索利斯跪在女孩的头旁，轻轻说道。赫里拉这时与另外两名急救人员也沿着铁轨跑了过来。
“她死了吗?”赫里拉大声询问索利斯。
我死了吗?达妮拉恍恍惚惚地冥思着。也许我已不存在了。
“我没有死!”她忽然叫了起来。声音的强度令赫里拉吃惊不已。
几个急救人员很快地用止血带给达妮拉止了血，然后开始静脉注射。忽然，铁轨振动起来，一列火车正在逼近。待在两条铁轨中间很不安全，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将她马上转移。
“我们必须离开一下!”索利斯说道。“马上就回来。”
“别离开我!”当急救人员们撒向安全地带时，达妮拉哭 泣着说道。火车呼啸着疾驰过她的身旁，巨大的风速扑打着她的脸，似乎永无止息。当列车刚刚开过，急救人员们就跑了回来。
在救护队到达出事现场11分钟后，救护车也赶到了，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医院。“我还会好起来吗?”达妮拉不停地询问着。
护士们以阴沉的脸色回避着达妮拉的提问，这使得她的心里充满担忧。最后，在送往手术室的电梯中，她看见一位有着仁慈双眼，留着胡子，全身穿戴起来的手术医生。“我会好起来吗?”达妮拉又一次问道，并在他的脸上寻找答案。这位医生注视着她的双眼，微笑着答道：“你会好起来的。”
听到这句话，达妮拉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是事故发生以来她第一次听到的安慰之语。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她闭上双眼，昏睡了过去。
晚上11点刚过，一个电话打到了达妮拉·加尔夏的家中。她的双胞胎兄弟接了电话，母亲听到儿子突然哭了起来。达妮拉的父亲正在市里一个诊所当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看病。他很快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说医院方面要他们马上过去，因为他们的女儿伤势极其严重。达妮拉的男朋友里卡尔多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乘火车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他也马上赶到了医院。
达妮拉的四肢由于车轮的粉碎性碾压使得断肢再植已不可能，但是外科医生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清理了创口，让伤口能得到最佳的痊愈。手术之后，达妮拉在整整两天内一直处于麻醉产生的昏睡状态。当她在重症监护室醒来时，她看到了里卡尔多的面容。“你愿意帮助我恢复健康吗?”
“当然，”里卡尔多回答。然而他的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知自己是否能做好这一切。
置新站立起来
达妮拉躺在病床上时，有时会觉得她四肢的伤口处好似着了火，有时又会觉得伤口好似是插在电插座里的手指，有一种刺麻感。这种现象被称为幻痛——它是由于人体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在试图应对失去的肢体时传导变得极其紊乱造成的。止痛药物对缓解疼痛作用有限。后来，她发现药物治疗和一种被称为Reiki的疗法有助于缓解和控制神经系统反应，至少在多数时间里是如此。
与此同时，达妮拉的父亲正为她寻找进一步康复所需的治疗机构，他最后确定了位于美国费城郊外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学莫斯康复治疗院。
在达妮拉到达康复院的第4天，负责给她进行治疗的理疗师玛丽亚·卢卡斯拿来一副假腿。达妮拉将这副由塑料和金属制成的假肢视为她所见过的最美好的东西。在一条腿装上之后，卢卡斯帮助达妮拉站立起来。此时达妮拉心里一阵欣喜：自从发生不幸以来，她第一次能够与另一个人平等地相对而视。
达妮拉对运动的爱好和意志的坚定此时立即发挥了作用。“玛丽亚扶着我，而我说，‘请让我自己走’，”达妮拉记得当时的情景。卢卡斯则坚持要扶她——毕竟，装了假肢的人通常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站立。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让卢卡斯松开手，自己站了起来。
现在，卢卡斯知道她可以协助达妮拉勇敢向前——而达妮拉自己也保持着一种向前的信心。“如果玛丽亚告诉我目标在那里，我就会走到超过它一倍的距离。我记得我曾经因此而多么疲劳，有时我甚至没法去吃饭——就去睡觉了。”
达妮拉的康复状况不仅仅表现在身体方面，她与莫斯康复院她的病区负责人阿尔伯托·伊斯奎纳兹医生也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并不光是因为他能说西班牙语，而且是由于他在一次实验室爆炸中失去了右手之后，在右臂安装了一只应用自如的银色钩子。达妮拉从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在这次事故发生后不久，达妮拉曾向同学许诺她会返回医学院继续上学。现在，这一梦想似乎正在接近实现。
达妮拉开始学习怎样使用连接了钢索的背部肌肉来张开和收紧替代双手的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她应用这双“手”的程度已极其灵巧，它们不但可以进行眼部化妆，编织毛衣……甚至可以拾起落在裤腿上的一根头发。
康复期的每一个进步都给达妮拉带来能亲身体验的欣喜。不过莫斯康复院给她作治疗的小组员工则担心她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挫折。伊斯奎纳兹医生知道截肢者往往会被代替他们失去的肢体的新技术而兴奋不已。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医学技术的局限性时，才会体验到沮丧。事实也确实如此。当这位倔强的女性在新的现实面前遇到障碍而不得不妥协时，她的眼眶中往往会饱含泪水。
“就我而言，最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当我认识到眼前的现实再也不会与事故发生之前相同了，”达妮拉说道。“无论我的假肢多么完美，它们却再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我的双腿和双手。这就是困难所在。”
伊斯奎纳兹医生并不掩饰达妮拉的困境。“你将永远失去你原来的双手。我们在这里为你做的不会比你失去的更好。但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躲在角落里暗自落泪，也可以站立起来，用你目前所拥有的能力尽最大的努力去生活。”
达妮拉知道这位医生说的话十分正确。她坚持的某些理念正是他曾说过的：“你的生活将由你自己来谱写。”
“我认为如果在我的康复阶段存在任何我无法做成的事，那么它们都是由于我的身体的局限性——而不是由于我的意志。”她强调。
在莫斯康复院度过了6个星期之后，达妮拉飞回了智利。里卡尔多在机场迎接她的到来。达妮拉用她新安装的人工腿朝男友走去，脸上洋溢着无限的笑容。
几乎是在事故发生一周年之际，达妮拉终于返回了医学院，并决定她不需要校方给予她任何特殊的待遇。她努力的方向是成为一名像伊斯奎纳兹医生那样治疗康复病人的医生。2007年9月，在300个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注视下，达妮拉和里卡尔多举行了婚礼。他们相互交换了誓言，然后持续跳了整整一个夜晚的舞。
2009年秋季，达妮拉再次来到了莫斯康复院。不过，这次她不是一名病人而是一名医生了。她6个月的实习期是她在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到达莫斯康复院后不久，达妮拉为该院的全体职工以及病人作了一个演讲，讲述了自己在事故中的经历以及随后的变化。听众们可以目睹到她的手臂上安装的钩子，但因为她走路的姿势已如常人一般，社会上很多不认识她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她是一个失去四肢的人。
“人们感到十分震撼，”卢卡斯说。“达妮拉具有一种难以相信的能力来全身心地接受眼前的现实。她从未注重于失去什么，她从未让她遭受的创伤限制自己的能力。”
“我见过许多病人，”卢卡斯继续说道，“我们总是试图去教他们怎样重新融入社会。然而达妮拉却教给我们更多关于怎样去生活的理念。这比我们教给她的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