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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多伦多大学Rotman管理学院设立创造性破坏实验室（Creative Destruction Lab ，CDL），这一成规模且基于科学研究的机构在成立之初定下了一个目标：五年内创造5000万美元的价值。到2017年，CDL创造出来的价值累积超过7.9亿美元。这是一个新的专注于判断的市场，潜力很大。
“评判”市场是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联结点。科学突破一般是由学术机构与研究实验室等“生产”出来的知识，而应用技术则是这些知识的商业应用。“评判”市场处于两者之间，如CDL这样，为知识生产方与资本供应方提供会面与合作的平台。科学与技术的步调长期大规模地不一致，一个联结平台很重要，还有着极大的获取价值的空间。
一般来看，科学与技术的不协调表现在进行相关活动的场所：前者多集中于世界各地的大学与研究所，而后者则汇聚于类似硅谷、剑桥以及马萨诸塞等地；科学的景观如同大平原般此起彼伏，而技术的景观则在各行业内更像奥林匹斯山般一枝独秀。两个领域的人才也存在差异，科学领域注定不能事前明确研究会否有积极的结果，摸索才是他们的常规工作手段；但技术专家则注定必须确保方法的有效与前景。
总之，尽管科、技本应携手并进，但往往存在较强的现实阻力。而类似CDL的机构正是为了消除这一隔阂而创建，试图基于有效的“评判”将科学与技术联系起来。
通常，科学家掌握着具有潜力的科学知识，希望商业化这些知识，但缺乏商业经验。在创业之初，他们需要专业人士的建议，了解：目标受众应该是谁？是否需要为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申请许可证，是的话，向谁申请？应该单打独斗还是与人合作？什么样的员工能满足成果商品化要求？什么时候开始创业，从哪里募集资金？问题不止这些，但科学家们是应该向一个人咨询还是听取不同意见？这些都对那些兼备科学家与准企业家身份的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许多创业型科学家会前往硅谷等技术中心寻求答案，但即使是这些地方也难以提供合适的咨询、投资渠道。
那么，如果能向这些创业科学家提供可以实现相关决策的平台呢？局面将得到大大改善。
已经实现公司规模化运营的企业家会是一个资源宝库。但要实现对一个市场的判断需要很多次的交流。准企业家需要和成功人士不断沟通，这不是一次短暂交谈就能达成的。相关专业人士认为，至少需要为期一年的常规沟通才可能发现一个有潜力的商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以及物力。如果把这种行为比作婚姻的话，这更像细水长流的传统模式而不是“闪婚”。
研究显示，尚不存在“评判”市场时，基于家族带来的联系往往能催生发明创造以及新企业；那些同时能汇聚科学与技术人才的地点，如硅谷，同样是催生企业的摇篮。这二者说明，可以有一种市场主体，来充当解锁蛰伏期科学研究价值、实现沟通的平台。
通过观察位于多伦多的CDL，可以管窥当今“评判”市场面貌的一鳞半爪。
一场见面会，场地布置就如西方常见的教室。其中，技术专家，也就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坐在第一排，就像刚以16亿美元出售加拿大手机网络公司Wind Mobile的企业家Tony Lacavera，与以近4亿美元出售BlueCat网络公司的Michael Hyatt，就位列其中；设计出Alexa的公司总裁William Tunstall-Pedoe、Ansari XPRIZE fame公司总裁Anousheh Ansari、还有试图发现地球第八块大陆的Moon Express Inc总裁Barney Pell，他们汇聚至Rotman管理学院，扶持那些试图自行建立公司的科学家们。
那些准企业家们则站在教室中讲师所在的位置，他们的身份通常是博士后或是教授，偶尔也有学生参与其中。他们迸发出来的灵感往往源于在专业领域的多年钻研，但他们的项目说明往往是见面会以外的时间，他们来到这种“教室”的目的是虚心学习成功企业家们的商业经验，以及接受他们做出的判断。
会议每两月召开一次，与会人员在会议后打道回府。参加会议的人员中甚至有从巴黎特意赶来的企业家，如Heuritech SAS公司的Charles Ollion。为什么他们愿意大费周章来回倒腾？因为只有这里才会有大量的、经验老到的企业家愿意在接下来10个月中引领科学家踏上创业道路。
CDL的活动普遍没有太大约束性，但是每位企业家需要在两月内完成3个目标方可离席，同时需要承诺为至少一名“学生”提供后续帮助，否则CDL将不再接纳这名企业家。CDL见面会专为企业家与科学家达成共识而设计。科学家需要答应完成一项合资目标，CDL邀来的不同专家会给予意见，尤其是在如何将科学转化为技术进而成就商机方面。
除了成功企业家，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人，他们敏锐的嗅覺可以迅速在现场找到商机，CDL见面会中经常出现百万美元以上投资。投资人在和这些准备成为企业家的研究人员接触后，他们逐渐发现了商业计划以外的东西——一种难以描述的轨迹。他们开始察觉新业务在起点、发展以及中途可能发生的失误。每次会面都有助于投资人降低投资风险。
投资人后面坐着的是那些已经建立公司的代表们。为防止被行业革命所颠覆，他们将见面会视为了解未来行业发展的窗口。他们在用户、投资人等角色身份间不断转换。
外围坐席上是资深科学家。由于需要商业化的科学技术往往比较复杂，所以CDL邀请了很多科学大牛，如创造HDR成像技术的业内大牛Steve Mann，苹果公司AI研究领导人兼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科的Russ Salakhutdinov教授等专业人士，保证讨论中的科学研究可靠并有助于其他人理解。除业内专业人士外，会有一组经济学教授参与其中。
此外，站在一旁的还有Rotman管理学院MBA项目的学生。这类活动对他们而言是极好的学习机会，也是进入行业的契机。部分学生已经在一些创业公司中积极参与公司建设，近几年，毕业生前往麦肯锡或亚马逊等公司的比例下滑10%，选择加入CDL孕育企业的人数逐渐增加。
自2012年起，出自CDL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00余家。以评估液体质量起家的Validere Technologies公司，开始在化妆品业、石油以及危险气体行业崭露头角；多伦多本地的Nymi公司拥有心跳验证专利，正在生产相关的可穿戴设备；安大略Bright公司的女性创始人则利用“遗留问题清单”软件，革新大型项目管理工作。
CDL同样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学府着手学习CDL模式，且各具特色，如多伦多大学与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关注AI领域、纽约大学与温哥华大学的生物科技以及健康行业颇有优势、卡尔加里大学的能源与石油行业以及哈利法克斯大学的环境与海洋科学领域各有特色，等等。
很多人会说，商学院是联系科学与技术的纽带，以往这句话像是空中楼阁，而CDL模式使得这一“理想”开始一点点落到实地。所做的仅仅是将市场、人员以及激进的尝试在合适时间放置到合适地点进行发酵。
来源：MIT SloanReview
“评判”市场是科学（理论）与技术（应用）（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联结点。科学突破一般是由学术机构与研究实验室等“生产”出来的知识，而应用技术则是这些知识的商业应用。“评判”市场处于两者之间，如CDL这样，为知识生产方与资本供应方提供会面与合作的平台。科学与技术的步调长期大规模地不一致，一个联结平台很重要，还有着极大的获取价值的空间。
一般来看，科学与技术的不协调表现在进行相关活动的场所：前者多集中于世界各地的大学与研究所，而后者则汇聚于类似硅谷、剑桥以及马萨诸塞等地；科学的景观如同大平原般此起彼伏，而技术的景观则在各行业内更像奥林匹斯山般一枝独秀。两个领域的人才也存在差异，科学领域注定不能事前明确研究会否有积极的结果，摸索才是他们的常规工作手段；但技术专家则注定必须确保方法的有效与前景。
总之，尽管科、技本应携手并进，但往往存在较强的现实阻力。而类似CDL的机构正是为了消除这一隔阂而创建，试图基于有效的“评判”将科学与技术联系起来。
“解锁”蛰伏期科研价值
通常，科学家掌握着具有潜力的科学知识，希望商业化这些知识，但缺乏商业经验。在创业之初，他们需要专业人士的建议，了解：目标受众应该是谁？是否需要为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申请许可证，是的话，向谁申请？应该单打独斗还是与人合作？什么样的员工能满足成果商品化要求？什么时候开始创业，从哪里募集资金？问题不止这些，但科学家们是应该向一个人咨询还是听取不同意见？这些都对那些兼备科学家与准企业家身份的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许多创业型科学家会前往硅谷等技术中心寻求答案，但即使是这些地方也难以提供合适的咨询、投资渠道。
那么，如果能向这些创业科学家提供可以实现相关决策的平台呢？局面将得到大大改善。
已经实现公司规模化运营的企业家会是一个资源宝库。但要实现对一个市场的判断需要很多次的交流。准企业家需要和成功人士不断沟通，这不是一次短暂交谈就能达成的。相关专业人士认为，至少需要为期一年的常规沟通才可能发现一个有潜力的商机。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财力以及物力。如果把这种行为比作婚姻的话，这更像细水长流的传统模式而不是“闪婚”。
研究显示，尚不存在“评判”市场时，基于家族带来的联系往往能催生发明创造以及新企业；那些同时能汇聚科学与技术人才的地点，如硅谷，同样是催生企业的摇篮。这二者说明，可以有一种市场主体，来充当解锁蛰伏期科学研究价值、实现沟通的平台。
成功企业家组团当评委
通过观察位于多伦多的CDL，可以管窥当今“评判”市场面貌的一鳞半爪。
一场见面会，场地布置就如西方常见的教室。其中，技术专家，也就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坐在第一排，就像刚以16亿美元出售加拿大手机网络公司Wind Mobile的企业家Tony Lacavera，与以近4亿美元出售BlueCat网络公司的Michael Hyatt，就位列其中；设计出Alexa的公司总裁William Tunstall-Pedoe、Ansari XPRIZE fame公司总裁Anousheh Ansari、还有试图发现地球第八块大陆的Moon Express Inc总裁Barney Pell，他们汇聚至Rotman管理学院，扶持那些试图自行建立公司的科学家们。
那些准企业家们则站在教室中讲师所在的位置，他们的身份通常是博士后或是教授，偶尔也有学生参与其中。他们迸发出来的灵感往往源于在专业领域的多年钻研，但他们的项目说明往往是见面会以外的时间，他们来到这种“教室”的目的是虚心学习成功企业家们的商业经验，以及接受他们做出的判断。
会议每两月召开一次，与会人员在会议后打道回府。参加会议的人员中甚至有从巴黎特意赶来的企业家，如Heuritech SAS公司的Charles Ollion。为什么他们愿意大费周章来回倒腾？因为只有这里才会有大量的、经验老到的企业家愿意在接下来10个月中引领科学家踏上创业道路。
CDL的活动普遍没有太大约束性，但是每位企业家需要在两月内完成3个目标方可离席，同时需要承诺为至少一名“学生”提供后续帮助，否则CDL将不再接纳这名企业家。CDL见面会专为企业家与科学家达成共识而设计。科学家需要答应完成一项合资目标，CDL邀来的不同专家会给予意见，尤其是在如何将科学转化为技术进而成就商机方面。
技术大牛、投资人在座
除了成功企业家，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人，他们敏锐的嗅覺可以迅速在现场找到商机，CDL见面会中经常出现百万美元以上投资。投资人在和这些准备成为企业家的研究人员接触后，他们逐渐发现了商业计划以外的东西——一种难以描述的轨迹。他们开始察觉新业务在起点、发展以及中途可能发生的失误。每次会面都有助于投资人降低投资风险。
投资人后面坐着的是那些已经建立公司的代表们。为防止被行业革命所颠覆，他们将见面会视为了解未来行业发展的窗口。他们在用户、投资人等角色身份间不断转换。
外围坐席上是资深科学家。由于需要商业化的科学技术往往比较复杂，所以CDL邀请了很多科学大牛，如创造HDR成像技术的业内大牛Steve Mann，苹果公司AI研究领导人兼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科的Russ Salakhutdinov教授等专业人士，保证讨论中的科学研究可靠并有助于其他人理解。除业内专业人士外，会有一组经济学教授参与其中。
此外，站在一旁的还有Rotman管理学院MBA项目的学生。这类活动对他们而言是极好的学习机会，也是进入行业的契机。部分学生已经在一些创业公司中积极参与公司建设，近几年，毕业生前往麦肯锡或亚马逊等公司的比例下滑10%，选择加入CDL孕育企业的人数逐渐增加。
五年诞生400余家企业
自2012年起，出自CDL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400余家。以评估液体质量起家的Validere Technologies公司，开始在化妆品业、石油以及危险气体行业崭露头角；多伦多本地的Nymi公司拥有心跳验证专利，正在生产相关的可穿戴设备；安大略Bright公司的女性创始人则利用“遗留问题清单”软件，革新大型项目管理工作。
CDL同样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学府着手学习CDL模式，且各具特色，如多伦多大学与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关注AI领域、纽约大学与温哥华大学的生物科技以及健康行业颇有优势、卡尔加里大学的能源与石油行业以及哈利法克斯大学的环境与海洋科学领域各有特色，等等。
很多人会说，商学院是联系科学与技术的纽带，以往这句话像是空中楼阁，而CDL模式使得这一“理想”开始一点点落到实地。所做的仅仅是将市场、人员以及激进的尝试在合适时间放置到合适地点进行发酵。
来源：MIT Sloan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