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寒门博士之死》的报道，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报道中的这位博士叫杨宝德，因为出身寒门，所以被称为“寒门博士”。
　　杨宝德虽然出身寒门，但学习刻苦，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西安交大的一名博士生。这是他的幸运。可是，他的不幸是，他遇人不淑。他遇到了一位愧为人师的导师。
　　媒体在做这组报道时，除了杨宝德是真名外，其余都是化名。那么，杨宝德的那位导师，姑且叫周教授。
　　周教授是名女导师。身为女性，周教授有许多家务要做，比如拖地板、擦玻璃、洗车子等；身为女性，周教授还跟其他同性一样，喜欢逛街、购物等；同时，周教授也有自己的烦恼，比如孩子的教育等。
　　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将这些任务，悉数交给自己的学生，就令人不得其解了。周教授偏偏就是这样一位导师。
　　在周教授的重重压力下，杨宝德忍无可忍，但却敢怒不敢言，最终，选择跳河，自我了断。
　　如此，社会舆论当然直指周教授，认为周教授师德缺失，是导致杨宝德死亡的直接原因。
　　校方也是基本认同这个看法的，否则，他们也不会那么快就取消周教授的博导资格。当然，有可能校方也是迫于舆论压力，做出无奈的决定。
　　不过，这些不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我要说的是，事件发生后，舆论除了指责周教授外，就是责怪起杨宝德来了。
　　指责杨宝德，大抵是说他软弱无能、自作自受；其死，也是“死得其所”。谁让他性格孤僻、不阳光、不懂得拒绝呢？因为，现实中，博士在生活、工作上帮博导做点事情，十分正常；当然，前提是博导也要真正用心地教学生。
　　在网络时代，各种观点都可以相互交锋，这已是常态。
　　但是，无论是责怪周教授也好，还是责怪杨宝德也好，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寒门”二字。
　　没错，当下，师生之间，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我教你学问，你替我做事，似乎天经地义。虽然，这似已违背了“传道授业解惑”是为师者的职业道德，但现如今，这种神圣的职业道德，又能值几个银两呢？就说这个周教授，在她的眼里，杨宝德出身寒门，想做课题、搞科研、出国，不就是为了钱？不就是没有钱？这恰恰是杨宝德的软肋。抓住了这个软肋，你杨宝德还不要对我周教授言听计从、百依百顺、感恩戴德吗？
　　假如杨宝德不是出身寒门，而是家境殷实，周教授会让杨宝德给自己的孩子补课吗？甚至说出“一课时给一百元总可以了吧”这样的话吗？在这里，周教授俨然是一个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施舍者了。
　　还有个假如，假如杨宝德是一个位高權重的人物呢？你周教授又当如何对待呢？
　　最近，新华社记者梳理了142名十八大后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的履历，发现这些官员的高学历获取经历具有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等“四多”特点。而且，不少落马官员基础学历较差，甚至没有基础学历，但他们却基本上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关学历，硕士学历一般两年获得，博士学历一般三年获得。从公开报道看，没有哪位高官因为论文、答辩等环节“卡壳”而拿不到文凭。更不用说，这些官员会遭遇杨宝德这样的“待遇”了。

　　即使不说这些官员本身，那么，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呢？据媒体报道，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攻读江苏某名校在职博士学位时，另一个身份是该校的校董。而根据该校董事会章程，董事们有为该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物质、信息等支持的义务；同时，“对董事直系二代子女报考该校的，在政策范围内予以照顾录取，在该校自主权限内给予优惠；对董事推荐的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有了权，有了钱，有了不可告人的某种利益链，某些官员也好，某些富豪也好，某些“官二代”“富二代”也好，他们可以轻松突破招生、培养、答辩等诸多环节，顺利拿到各类文凭；而类似杨宝德这样的“农二代”“穷二代”即使砸锅卖铁，想通过十年寒窗苦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还是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穴”。
　　尽管类似周教授这样的教授可能是特例，类似杨宝德这样的寒门弟子可能也是特例，但现实反差如此之大，我们能不痛心疾首、能不深刻反思吗？
　　“寒门”不代表可以被可怜，“寒门”出来的人更应自信。出身“寒门”尚且能发展到较高层次，那不正是让自己值得骄傲自信的资本吗？但是，理论很丰满，现实则很骨感。只有彻底改变歧视“寒门弟子”的现象，“寒门博士”才有可能不再重蹈杨宝德的覆辙。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人的发展，社会影响远远超越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永远服从社会影响。
　　（摘自《城市捷报》2018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