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贵阳市北郊的六冲关修院是贵州天主教建筑遗迹的典型代表，在历史沿革、建筑形态、文化传承，乃至当下承担宗教职能等方面，具有鲜明特点与重要意义。六冲关修院的个案研究可见，在保护和利用天主教建筑遗迹时，我们应看到它具备“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修院师生教育模式、当下朝圣活动的社会意义，及其承载的地方教会历史意义。
关键词：天主教 建筑遗迹 贵阳六冲关修院
中图分类号：K92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110-116
一、宗教历史建筑的复合型意义
宗教建筑是宗教信仰外在表达的形式之一，也是宗教研究的重要对象。一部分修建时间早，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更是历史、文化、教育、中西交流的重要见证，其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单纯的宗教建筑物。贵州省就分布着为数不少的天主教建筑和历史遗迹，其中位于贵阳市云岩区鹿冲关（原名六冲关）贵州省植物园内的中修院遗址即为典型个案。
贵州天主教建筑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与中国天主教发展较早的北方及一些沿海城市不同，贵州虽然天主教传入较早，但建筑发展较晚，且从一开始就有较明显的中国化风格。早在明末时期，天主教就已经传入贵州。然而，此后多年间，因贵州深处内陆腹地，交通不便，民族众多，对外交往较少。天主教尚未发展起来，就已经进入礼仪之争后的禁教时期。因此，贵州天主教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在民间基层小规模发展；只有少量传教士偶尔过境，不能驻扎，平时的教务依靠热心信徒和传教先生负责。既没有成熟的教会组织，也没有固定的宗教场所，更不可能兴建教堂，故贵州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贵阳北堂落成时，已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彼时，天主教依靠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在中国传教和开办各项事业的权利，贵州教会开始有整体上的建构和发展。也就是说，贵州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要远远长于贵州教堂建筑发展的历史。
1854年，六冲关修院动工兴建，1856年竣工，连续使用保存至今。百余年来，这里不仅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和传教活动的中心，更是贵阳天主教会与当地社会、文化、民族、教育、外交等方面互动交往的历史见证者。加之，贵州是天主教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档案文献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1，为我们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2016年，恰值六冲关修院建成一百六十周年。为此，本文基于文献史料与田野调查，选其为个案，从历史沿革与建筑现状两方面，纵向反思其在建筑风格、教育经验与政教关系三方面的历史意义，以资参考天主教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与研究。
二、六冲关中修院的历史沿革
自1622年起，罗马教廷为打破葡萄牙垄断远东教务，夺取中国保教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与举措。其中，1664年，教廷批准成立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简称“M.E.P.”或“MEP”），与其他修会（Congrégation）不同，这是一个直属于传信部、具有纯粹传教性质的团体（Association），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深得罗马教廷倚重。此举使远东教务格局，由葡萄牙“一国独占”，逐步演变成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罗马教廷“四方共有”的局面。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围绕着贵州在内的西南边疆教域管辖权，巴黎外方传教会与遣使会、耶稣会展开激烈争夺，直到1774年巴黎外方传教士马青山（Enjobert de Martilliat，MEP）取代遣使会士穆天尺（Jean Müllener），祝圣为四川代牧主教，兼管贵州教务。1846年，贵州教务独立出来，成立宗座代牧区。1849年任命巴黎外方传教士任斯德范（Stephanus Albrand，1805-1853）为首任代牧主教。2按照天主教“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的传统，贵州天主教从此走向本地化、制度化发展道路，创办修院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即为其中重要一步。
1850年，贵州主教府——贵阳北堂甫一建成，传教士即着手兴办修院，培养本地神职人员。1852年，即在贵阳北堂内建立修院雏形。当时，外国人尚未获得在中国开办学校的许可，修院只能进行隐蔽的教学。为躲避检查及获得较好的教学环境，教会策划将修院搬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彼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贵州地方社会混乱，物价不稳，教会趁机购买六冲关及附近山地，作为建造修院用地。此后，教会在此开荒辟地，围地建造修院，配套建筑圣母堂和若瑟堂等宗教设施，逐渐将六冲关打造成贵州天主教的朝圣地。3
1856年，历时四年，修院建成，奉圣保禄为主保，称为“圣保禄中修院”（Seminarium Minus），学制六年，学生受教育程度相当于高中。中修院的毕业生升入圣伯多禄大修院学习，或送出国深造。修院是土木结构平房，包括一座修生所用教堂（圣母升天堂），以及教室、宿舍和餐厅，设施齐全。1861年，兴建两年的贵阳青岩姚家关大修院，“青岩教案”遭毁，几经周折，与六冲关修院合并办学，统一管理。为此，六冲关修院兼顾中修院、大修院双重性质，学制长达十三年。此种状态延续三十五年后，直到1897年，大修院搬迁至南门外及幼堂（今新华路天主堂处，当地人俗称南堂），六冲关又恢复中修院性质。
六冲关修院历任院长一览表4
从上可见，执掌修院历史最长、影响最为深刻当属李嘉善。现存修院旧址的主体建筑，大多也是1916年他组织修院师生，将修院教堂和平房渐次改建為砖木结构的楼房，包括一座教堂、二层神父教师楼和三层教室楼各一幢，以及修生宿舍平房一排（现已加盖二层），全院房屋使用面积近三千平方米，呈“口”字形，围拢成方形院落。 六冲关修院为贵州教区培养人才的任务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累计招收修生五百余人。1直到1953年，修生人数减少，修院难以为继，决定并入狮子坝修院。1956年两院停办至今。1968年贵州省政府将没收的修院，划拨给安宁医院作病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87年，又将修院划拨给贵州省植物园作为办公用房。1989年，为落实宗教政策，政府正式将修院旧址归还天主教贵州教区。此后，贵州教区将其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和朝圣地，但无力翻新改造修院，得以较好保留原貌。
三、六冲关修院建筑现状及修缮建议
（一）六冲关修院的建筑现状
六冲关位于贵阳市郊东北部五公里处。如今这里建成鹿冲关森林公园，园内存有多处天主教历史建筑，部分已在“文革”期间被拆除，如位于山顶的吾乐之缘圣母堂和若瑟堂；部分破损严重或仅余下部分遗迹，如破损严重的洗心亭和只剩下牌坊的六冲关天主堂（耶稣升天堂）。相比之下，修院应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迹，也是园内存在时间最长、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处宗教建筑遗迹。
修院依山而建，整体呈方形，四周为建筑，中间是方形院落。院内有罗马式回廊与西方常有的哥特式教堂，但屋顶却融合中式起脊瓦顶，房间内用贵州常见的木板吊顶，堪称中西合璧的建筑典范。西侧主体是圣母堂，坐西朝东，整体较为完好。外墙及屋顶大部分被爬山虎等藤蔓植物所覆盖，只有靠近更衣所的位置露出部分墙砖。教堂大门设于修院院内，堂门口由三道圆拱搭出一道小门廊。教堂规模不大，可容纳约五十至八十人，是专为当年院内修生所用。因外墙有植物覆盖的缘故，室内光线较为昏暗。近几年，贵州教会仍定期（特别是每年圣母圣诞节期间），在此举行弥撒，故室内虽然破旧，但仍保持完好。教堂前方设有拉丁祭台和新礼祭台，室内有旧式跪凳，尖窗上尚余少量彩色玻璃，天花板用木板吊平顶。教堂两侧原为平房，大院内侧有罗马柱拱门回廊。后来用红砖将拱门封闭，又加盖一层，但仍可看出原有结构。
南侧为三层楼房，青砖主体，起脊覆瓦，曾是修院学生的宿舍区。根据历史照片，院内侧一层也曾有罗马柱拱门回廊，后由同色青砖封住，上面开窗。而且改建时间已久，若不对照老照片，已不易看出差别。一层有较大房间，可作为教室使用，二三层多为小间单人宿舍。院内侧的墙壁较为整洁完好，院外侧更加潮湿，发黑生霉状况更为严重，部分墙面遭到涂鸦。南楼一层曾经长期有值班的教友居住，二层、三层完全空置。
东侧楼是原来的食堂和教室，为二层楼房。因层高较高，与三层的南楼高度相差无几。院内侧一层、二层均有走廊，现仍保留，唯二层走廊的栏杆现已改为矮墙。一层设有若瑟小堂，一般不做弥撒，用于教友朝圣时祈祷，可视为若瑟堂被拆除之后的一种替代。东侧楼南北两端损坏较大，其中一间厕所屋顶塌陷近半，已呈半露天状态。
北侧原有一排平房，是修生的活动室，当时称为“耍房”。从历史照片上看，是与东、南侧风格一致的建筑。现已被改为二层楼房，且用水泥涂抹外墙，致使建筑风格与东、南、西三侧差别甚大。屋顶破损的地方用石棉瓦覆盖，已不太能看出原先一层平房的形态。
（二）六冲关修院的保护与修缮建议
作为宗教建筑，六冲关是属于贵州天主教会的；但作为历史文物，其意义远超于此，理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保护。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六冲关修院遗址，列入《贵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遗憾的是，近年来，六冲关修院长期缺乏修缮，从尚能勉强使用沦落成完全不能使用的危房。2009-2011年，笔者现场考察时，修院圣母堂内尚可举行弥撒活动，教友也可进入院内，在圣母堂对面的若瑟堂祈祷。只是出于安全，一般不允许上楼，也不许登上教堂的唱经楼。逢大瞻礼时，在修院院内举行弥撒，有时搭建临时祭台。2013年，二次回访时，修院房屋窗户多已严重损坏，屋顶多有漏雨、变形塌陷之处。弥撒已改到修院旁边新建小楼内举行，逢大瞻礼则在南侧院内举行弥撒。2015年，三次回访时，修院已将大门上锁，禁止出入，宗教活动移到附近的新建房屋或院外停车场上举行。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修缮建议，以资参考：
首先，对六冲关修院进行整体评估和正确定位，根据贵州气候特征，按照先易后难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修缮方案。例如，修院坐落处为潮湿山区，雨水、冰雹对建筑古迹影响最为严重。为此，第一，先把破损的门窗和屋顶修补齐全，防止再度损坏。第二，派人不定期检查，禁止外人进出，杜绝人为破坏可能。第三，停止水源供应，保持院内通风除湿排水，务必防止水浸腐蚀。第四、停止发电供应，切断老化电线，回收插头与电源器械，排除易燃易爆杂物，切实排除火灾来源。
其次，资金到位，依序修复几幢建筑。首选修缮圣母升天教堂，因其主体结构较为完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严重漏水。可更换屋顶，加固墙、柱，清理外部寄生植物，将教堂恢复为可使用状态。二选择修缮东侧楼。因其已有房间出现垮塌，亟待修复，且有几间较大的房间，修缮完后可作教室、祈祷室使用，补充教堂之需；另外，东楼只有二层且是单排房屋，规模较小，耗资较少，成效较快。最后修缮规模最大的南楼与损失最严重的北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维护和修缮的过程中，尽量对比遗留下来的历史图片，采用原有的材料质地、格式与规模。在改建中曾经大幅度改造且改造得粗糙而不成功的北楼，若重建时建议恢复原初状态，以图接近修院建筑原貌，最大限度地再现其历史价值。
四、六冲关修院的研究价值
（一）天主教历史建筑群的研究价值
贵州的天主教建筑有其鲜明的本地特点，类似六冲关修院，有一批天主教建筑群整体体现了“中西合璧”之本地化特色，且中式色彩更为浓厚。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因为在国内很多地区，特别是天主教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老传教区，其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多为典型的西式建筑。如北京的宣武门教堂、王府井教堂和西什库教堂；河北原正定主教座堂（现256医院礼堂）、沈阳南关教堂、天津西开教堂、广州石室圣心教堂等具有近百年或以上历史的标志性教堂建筑，几乎不是哥特式就是巴洛克式。从为数众多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出，那些老教堂在周围的民居等中式建筑中，显得风格特异、迥然独立。对于早期传教士而言，对西方建筑風格的保持是文化的延续和宗教精神的体现。然而在当地人看来，外来的建筑风格既体现了天主教的独特性，也带来了观感和文化上的距离感。与此相比，贵州天主教建筑的融合中式特点更显突出。 例如，堪称“中西合璧”建筑典范之作的贵州主教座堂——贵阳北堂：虽然其1850年的最初模样已难以查考，但从1875年重建时起就体现出浓厚的中国风格。教堂正面为中式牌坊，四柱三间七顶显示出庄重的风格和较高的规格，高挑的檐角和繁复的彩绘有显示出南派牌坊的特征。教堂主体为青砖建筑覆盖瓦顶，后部更衣所上方为塔式钟楼。从历史照片上看，教堂既有自身特色，又与周围的中式建筑风格十分协调。而且此后虽然几经损坏和修复，北堂至今仍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建筑和装饰风格。1
贵阳市郊的青岩天主堂，整体坐落于一中式院落之内，教堂主体为青砖瓦顶中式，窗户却是西式尖窗。贵阳市博爱路的南天主堂（俗称南堂），正立面也是牌坊形，唯较北堂简化许多，只有二层三顶，主体硬山顶，后部有中式塔形鐘楼、遗憾的是这座教堂已被拆除。
贵州境内多个教堂亦有此类特点。遵义会议会址即原遵义天主教堂，其前后均为牌坊式，侧面小门犹如中式凉亭，而内部为典型的哥特式拱形建筑。
从目前保留的资料来看，正立面为中式牌坊配西式玫瑰花窗，主体为青砖瓦顶，内部保留中式立柱配西式拱顶，教堂外顶建中式塔基配西式摆钟的钟楼，是贵州绝大多数老教堂的建筑特点。除上述黔北遵义、黔中贵阳之外，还有黔东北思南、德江与石阡，黔东南的凯里，黔南的都匀、黔中的安顺，以及黔西南安龙与兴义等老教堂，无一例外。2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梵二会议以来，本地化理念已成为教会普遍共识。而教会建筑的本地化，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方面。自梵二神学传入中国以来，已有学者和教会人士在这方面做出尝试。然而，历史上融合中西风格，或主要为中式风格的天主教建筑同样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些建筑往往蕴含着自觉、自发的融合本地文化的努力，其发生在梵二之前者更显珍贵。为此，包括六冲关修院在内的贵州天主教建筑是值得研究的典型案例。
（二）朝圣活动的文化研究
近代至今，六冲关修院一直是贵州教会重要的朝圣地之一。“朝圣”是一种特别的宗教活动，是指人离开平时的生活环境，到特定的宗教地方，举行祈祷、礼拜等宗教活动。“朝圣”的敬礼行为似乎在所有宗教中，都占相当重要的位置。“朝圣”不仅是信徒个人宗教虔诚的表达，也是建设教会团体，增强宗教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天主教尤其重视朝圣，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概莫能外。
贵阳天主教会，至今仍保持定期三个时期朝拜六冲关。第一为每月第一个周六，前往六冲关“朝圣”的传统。每月第一个周六，被教会内部称为“首七”，这是专门纪念圣母的日子。每逢这一天，清晨在山下的教堂举行了弥撒之后，部分热心教友会专门上山，在圣母堂祈祷，并由神父举行一台专门奉献给圣母圣心的弥撒。这是当地最普遍和常规的朝圣活动，参加的教友一般有几十名。第二为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教友会组织上山“给圣母拜年”，同样举行祈祷、唱圣歌、弥撒等活动。因为正值春节期间，参加的教友数量不太多。第三为每年9月8日圣母圣诞瞻礼，这是全省规模最大的朝圣活动。这一天，来自全省各地近万名教友，汇聚于此参加有传统、有组织的朝圣活动。在宗教政策未落实时，朝圣活动曾在植物园内，距离修院不远的破损严重的洗心亭举行，俨然为天主教信仰的重要象征和标记。修院归还教会后，改到修院举行。后来人数太多，且修院渐成危房，又移到修院外南侧的院内举行。正式活动一般要持续一上午，由贵州主教主礼，规模宏大，礼仪隆重。与此同时，贵州教区借此全省神长教友难得相聚的机会，还会举行各类会议与活动。例如：会长培训、堂区圣歌比赛、神父避静、修女团聚等活动，乃至最为重要的执事升级神父的晋铎典礼、修女发愿仪式均安排在此时期。每年的9月8日圣母圣诞节前后，已成为当下贵州教会全体神长教友最为热闹与神圣的时刻。
朝圣是极富宗教意义的典型文化事件，作为一处重要的朝圣地，六冲关修院可以成为透视贵州天主教的一个地域焦点。从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朝圣活动中，可以透视出宗教研究的多个面向，例如建筑结构与功能、信众的宗教心理、不同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信徒的对话与交流，以及从朝圣事件管窥教区发展与朝圣本身的历史变迁。
（三）修院的教育研究价值
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在宗教研究及教育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修院作为教会教育的集中地，易见其教育价值。
在课程设置方面，六冲关修院开设有：中文、法文、拉丁文及科学类等课程。“修院里，每天念经祈祷、学习教义等宗教活动时间略占三分之一。主要课程有拉丁文、中文及科学知识课程，时间各约占二分之一。修院采用的中外文课本，必须经过教会审查批准，一般不采用国家出版的教科书。”课程使用的教科书，“系采用天主教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也开设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但《易经》除外，因为是‘异端邪说’。”1在课余时间，神父带领修生深入山区拍摄照片、采集动植物标本，以供收藏和研究，对于年轻学生而言是很好的科学教育。修院不但是培养未来神职人员的教育场所，也是修生个人的生活场域。建国初期，大量修士与还俗神父留下的笔记，可以看出，六冲关修院里的生活具备规则严苛与内容丰富双重特点。严苛主要体现在作息时间与规章制度方面，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课程多样性与兴趣多元化。2修院修生全部为国籍贵州人，教师多为法国神父，自然存在民族意识之争。民国以来，特别是刚恒毅来华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本地化措施，但波及贵州较小。直到民国末年，修院的法国传教士教师仍然“重视外文，还以外文成绩好坏来决定一个修生有无“天主圣召”，是否够格当神父。更有甚者“规定修生无论上课读书、下课休息、谈话或念经，只准用拉丁文或法文，不许讲中国话，念中国经文。”语言之争外，还存在中西餐饮之别。1964年手写的一份材料中，提及当时修院西方传教士与本土神父修生，存在牛奶面包与豆浆油条的早餐差异，以及内厅包厢与大厅外围的餐饮差别待遇。1
针对上述问题，修院也做了相对应的重新规划课程、调合餐饮、更换居住空间，乃至统一服装等方面的努力，但最终还是“见效不大”。2论从史出，民国时期贵州修院的课程与教育中的上述差异表现出，教会本地化进程远未深入，仍然带有明显而顽固的“西方化”特征。 综上所述，六冲关修院是贵州天主教历史建筑的典型代表，不论在历史沿革、建筑形态、文化传承和当下仍在承担的宗教职能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作为宗教建筑，它在归属上是天主教会的；但作为历史遗迹，它的意义是属于生活在这片文化土壤中的所有人的。
A Case Study of Liuchongguan Monastery in Guiyang：Th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Research of Catholic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Zeng zhi hui Lou yu
Abstract：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Catholic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in Guizhou， Liuchongguan monastery，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suburb of Guiyang， is very distinct and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ructural form，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religious function. In this case stud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monastery’s hybrid Dino-western architectural styl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educational style and pilgrimage， and the local church histor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Keywords：Catholicism，Architectural Heritages，Liuchongguan Minor Seminary in Guiyang
1 曾志輝：《近代以来贵州天主教史料的分布与整理——以笔者五次调查所获资料为据》，载《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四期。
2 天主教在贵州传播与发展历史，详见曾志辉：《天主教会与黔桂滇边布依族社会》，中山大学历史系2011年未刊博士论文，第36-127页。
3 陈天佑：《六冲关圣母堂建堂的起源和经过梗概》，贵阳市档案馆馆藏案卷“贵州各地教会史料”，案卷号41-1-101，第 80-86页。1963年6月20日手写稿。
4 综合参考，陈天佑：《贵州天主教拉丁修院的沿革概况（六冲关修院）》，贵阳市档案馆案卷“贵州各地教会史料”，案卷号41-1-97，第3-19页。1964年手写稿。Gérard Moussary et Brigitte Appavou，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659-2004. Paris：Archives des M.E.P.，2004.602p. 耿昇 译：《1659-2004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载《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9-1068页。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官方网站：http：//www.mepasie.org/rubriques/haut/archives-mep / notice.
1 张俊哲：《贵阳天主教六冲关中修院概况》，载《贵阳文史》，2002年第十一期，第56-60页。感谢作者惠赠。
1 拙文：《中西文化交流典范之作：贵阳北天主堂——从历史沿革与建筑设计为讨论中心》，载《神学研究》，2011年第一期，第62-64页。
2 这批中西合璧建筑特色的老教堂，均被传教士拍照留影，1925年，由法国宗教博物馆整理成册并编辑出版《中国·贵州·贵阳（1846-1925）》，在法国发行。该相册共一百五十幅照片，实为三套图像明信片。第一册为自然风光与城乡面貌，第二册为宗教建筑与教会活动，第三册为民族习俗与风土人情，各五十张。其中的七十二张照片，已于2001年5月25日，贵州省博物馆举办的“漂移的视线”摄影展览过。其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摄影画册。见徐宏力：《贵州摄影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402-409页。感谢作者赠书。
1 陈洪范：《六冲关修院亲身经历见闻》，贵阳市档案卷号41-1-101，第27-31页。1964年元月手写稿。
2 孙崇文：《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1 张城化：《亲身经历修院回忆录》，贵阳市档案卷号41-1-101，第121-129页。1964年6月14日手写稿。
2 陈原才：《六冲关修院的制度改革》，贵阳市档案 “贵州天主教史料选辑”，案卷号41-1-117，第91-108页。1963年手写稿。
关键词：天主教 建筑遗迹 贵阳六冲关修院
中图分类号：K92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110-116
一、宗教历史建筑的复合型意义
宗教建筑是宗教信仰外在表达的形式之一，也是宗教研究的重要对象。一部分修建时间早，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更是历史、文化、教育、中西交流的重要见证，其意义和价值早已超出单纯的宗教建筑物。贵州省就分布着为数不少的天主教建筑和历史遗迹，其中位于贵阳市云岩区鹿冲关（原名六冲关）贵州省植物园内的中修院遗址即为典型个案。
贵州天主教建筑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与中国天主教发展较早的北方及一些沿海城市不同，贵州虽然天主教传入较早，但建筑发展较晚，且从一开始就有较明显的中国化风格。早在明末时期，天主教就已经传入贵州。然而，此后多年间，因贵州深处内陆腹地，交通不便，民族众多，对外交往较少。天主教尚未发展起来，就已经进入礼仪之争后的禁教时期。因此，贵州天主教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在民间基层小规模发展；只有少量传教士偶尔过境，不能驻扎，平时的教务依靠热心信徒和传教先生负责。既没有成熟的教会组织，也没有固定的宗教场所，更不可能兴建教堂，故贵州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贵阳北堂落成时，已是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彼时，天主教依靠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在中国传教和开办各项事业的权利，贵州教会开始有整体上的建构和发展。也就是说，贵州天主教发展的历史，要远远长于贵州教堂建筑发展的历史。
1854年，六冲关修院动工兴建，1856年竣工，连续使用保存至今。百余年来，这里不仅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场所和传教活动的中心，更是贵阳天主教会与当地社会、文化、民族、教育、外交等方面互动交往的历史见证者。加之，贵州是天主教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档案文献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1，为我们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2016年，恰值六冲关修院建成一百六十周年。为此，本文基于文献史料与田野调查，选其为个案，从历史沿革与建筑现状两方面，纵向反思其在建筑风格、教育经验与政教关系三方面的历史意义，以资参考天主教历史遗迹的保护、利用与研究。
二、六冲关中修院的历史沿革
自1622年起，罗马教廷为打破葡萄牙垄断远东教务，夺取中国保教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与举措。其中，1664年，教廷批准成立巴黎外方传教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简称“M.E.P.”或“MEP”），与其他修会（Congrégation）不同，这是一个直属于传信部、具有纯粹传教性质的团体（Association），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深得罗马教廷倚重。此举使远东教务格局，由葡萄牙“一国独占”，逐步演变成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罗马教廷“四方共有”的局面。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围绕着贵州在内的西南边疆教域管辖权，巴黎外方传教会与遣使会、耶稣会展开激烈争夺，直到1774年巴黎外方传教士马青山（Enjobert de Martilliat，MEP）取代遣使会士穆天尺（Jean Müllener），祝圣为四川代牧主教，兼管贵州教务。1846年，贵州教务独立出来，成立宗座代牧区。1849年任命巴黎外方传教士任斯德范（Stephanus Albrand，1805-1853）为首任代牧主教。2按照天主教“哪里有主教，哪里就有教会”的传统，贵州天主教从此走向本地化、制度化发展道路，创办修院来培养本地神职人员即为其中重要一步。
1850年，贵州主教府——贵阳北堂甫一建成，传教士即着手兴办修院，培养本地神职人员。1852年，即在贵阳北堂内建立修院雏形。当时，外国人尚未获得在中国开办学校的许可，修院只能进行隐蔽的教学。为躲避检查及获得较好的教学环境，教会策划将修院搬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彼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贵州地方社会混乱，物价不稳，教会趁机购买六冲关及附近山地，作为建造修院用地。此后，教会在此开荒辟地，围地建造修院，配套建筑圣母堂和若瑟堂等宗教设施，逐渐将六冲关打造成贵州天主教的朝圣地。3
1856年，历时四年，修院建成，奉圣保禄为主保，称为“圣保禄中修院”（Seminarium Minus），学制六年，学生受教育程度相当于高中。中修院的毕业生升入圣伯多禄大修院学习，或送出国深造。修院是土木结构平房，包括一座修生所用教堂（圣母升天堂），以及教室、宿舍和餐厅，设施齐全。1861年，兴建两年的贵阳青岩姚家关大修院，“青岩教案”遭毁，几经周折，与六冲关修院合并办学，统一管理。为此，六冲关修院兼顾中修院、大修院双重性质，学制长达十三年。此种状态延续三十五年后，直到1897年，大修院搬迁至南门外及幼堂（今新华路天主堂处，当地人俗称南堂），六冲关又恢复中修院性质。
六冲关修院历任院长一览表4
从上可见，执掌修院历史最长、影响最为深刻当属李嘉善。现存修院旧址的主体建筑，大多也是1916年他组织修院师生，将修院教堂和平房渐次改建為砖木结构的楼房，包括一座教堂、二层神父教师楼和三层教室楼各一幢，以及修生宿舍平房一排（现已加盖二层），全院房屋使用面积近三千平方米，呈“口”字形，围拢成方形院落。 六冲关修院为贵州教区培养人才的任务达一个多世纪之久，累计招收修生五百余人。1直到1953年，修生人数减少，修院难以为继，决定并入狮子坝修院。1956年两院停办至今。1968年贵州省政府将没收的修院，划拨给安宁医院作病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1987年，又将修院划拨给贵州省植物园作为办公用房。1989年，为落实宗教政策，政府正式将修院旧址归还天主教贵州教区。此后，贵州教区将其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和朝圣地，但无力翻新改造修院，得以较好保留原貌。
三、六冲关修院建筑现状及修缮建议
（一）六冲关修院的建筑现状
六冲关位于贵阳市郊东北部五公里处。如今这里建成鹿冲关森林公园，园内存有多处天主教历史建筑，部分已在“文革”期间被拆除，如位于山顶的吾乐之缘圣母堂和若瑟堂；部分破损严重或仅余下部分遗迹，如破损严重的洗心亭和只剩下牌坊的六冲关天主堂（耶稣升天堂）。相比之下，修院应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遗迹，也是园内存在时间最长、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处宗教建筑遗迹。
修院依山而建，整体呈方形，四周为建筑，中间是方形院落。院内有罗马式回廊与西方常有的哥特式教堂，但屋顶却融合中式起脊瓦顶，房间内用贵州常见的木板吊顶，堪称中西合璧的建筑典范。西侧主体是圣母堂，坐西朝东，整体较为完好。外墙及屋顶大部分被爬山虎等藤蔓植物所覆盖，只有靠近更衣所的位置露出部分墙砖。教堂大门设于修院院内，堂门口由三道圆拱搭出一道小门廊。教堂规模不大，可容纳约五十至八十人，是专为当年院内修生所用。因外墙有植物覆盖的缘故，室内光线较为昏暗。近几年，贵州教会仍定期（特别是每年圣母圣诞节期间），在此举行弥撒，故室内虽然破旧，但仍保持完好。教堂前方设有拉丁祭台和新礼祭台，室内有旧式跪凳，尖窗上尚余少量彩色玻璃，天花板用木板吊平顶。教堂两侧原为平房，大院内侧有罗马柱拱门回廊。后来用红砖将拱门封闭，又加盖一层，但仍可看出原有结构。
南侧为三层楼房，青砖主体，起脊覆瓦，曾是修院学生的宿舍区。根据历史照片，院内侧一层也曾有罗马柱拱门回廊，后由同色青砖封住，上面开窗。而且改建时间已久，若不对照老照片，已不易看出差别。一层有较大房间，可作为教室使用，二三层多为小间单人宿舍。院内侧的墙壁较为整洁完好，院外侧更加潮湿，发黑生霉状况更为严重，部分墙面遭到涂鸦。南楼一层曾经长期有值班的教友居住，二层、三层完全空置。
东侧楼是原来的食堂和教室，为二层楼房。因层高较高，与三层的南楼高度相差无几。院内侧一层、二层均有走廊，现仍保留，唯二层走廊的栏杆现已改为矮墙。一层设有若瑟小堂，一般不做弥撒，用于教友朝圣时祈祷，可视为若瑟堂被拆除之后的一种替代。东侧楼南北两端损坏较大，其中一间厕所屋顶塌陷近半，已呈半露天状态。
北侧原有一排平房，是修生的活动室，当时称为“耍房”。从历史照片上看，是与东、南侧风格一致的建筑。现已被改为二层楼房，且用水泥涂抹外墙，致使建筑风格与东、南、西三侧差别甚大。屋顶破损的地方用石棉瓦覆盖，已不太能看出原先一层平房的形态。
（二）六冲关修院的保护与修缮建议
作为宗教建筑，六冲关是属于贵州天主教会的；但作为历史文物，其意义远超于此，理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保护。2007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六冲关修院遗址，列入《贵阳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遗憾的是，近年来，六冲关修院长期缺乏修缮，从尚能勉强使用沦落成完全不能使用的危房。2009-2011年，笔者现场考察时，修院圣母堂内尚可举行弥撒活动，教友也可进入院内，在圣母堂对面的若瑟堂祈祷。只是出于安全，一般不允许上楼，也不许登上教堂的唱经楼。逢大瞻礼时，在修院院内举行弥撒，有时搭建临时祭台。2013年，二次回访时，修院房屋窗户多已严重损坏，屋顶多有漏雨、变形塌陷之处。弥撒已改到修院旁边新建小楼内举行，逢大瞻礼则在南侧院内举行弥撒。2015年，三次回访时，修院已将大门上锁，禁止出入，宗教活动移到附近的新建房屋或院外停车场上举行。
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修缮建议，以资参考：
首先，对六冲关修院进行整体评估和正确定位，根据贵州气候特征，按照先易后难原则，制定切实可行的修缮方案。例如，修院坐落处为潮湿山区，雨水、冰雹对建筑古迹影响最为严重。为此，第一，先把破损的门窗和屋顶修补齐全，防止再度损坏。第二，派人不定期检查，禁止外人进出，杜绝人为破坏可能。第三，停止水源供应，保持院内通风除湿排水，务必防止水浸腐蚀。第四、停止发电供应，切断老化电线，回收插头与电源器械，排除易燃易爆杂物，切实排除火灾来源。
其次，资金到位，依序修复几幢建筑。首选修缮圣母升天教堂，因其主体结构较为完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严重漏水。可更换屋顶，加固墙、柱，清理外部寄生植物，将教堂恢复为可使用状态。二选择修缮东侧楼。因其已有房间出现垮塌，亟待修复，且有几间较大的房间，修缮完后可作教室、祈祷室使用，补充教堂之需；另外，东楼只有二层且是单排房屋，规模较小，耗资较少，成效较快。最后修缮规模最大的南楼与损失最严重的北楼。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维护和修缮的过程中，尽量对比遗留下来的历史图片，采用原有的材料质地、格式与规模。在改建中曾经大幅度改造且改造得粗糙而不成功的北楼，若重建时建议恢复原初状态，以图接近修院建筑原貌，最大限度地再现其历史价值。
四、六冲关修院的研究价值
（一）天主教历史建筑群的研究价值
贵州的天主教建筑有其鲜明的本地特点，类似六冲关修院，有一批天主教建筑群整体体现了“中西合璧”之本地化特色，且中式色彩更为浓厚。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因为在国内很多地区，特别是天主教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老传教区，其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多为典型的西式建筑。如北京的宣武门教堂、王府井教堂和西什库教堂；河北原正定主教座堂（现256医院礼堂）、沈阳南关教堂、天津西开教堂、广州石室圣心教堂等具有近百年或以上历史的标志性教堂建筑，几乎不是哥特式就是巴洛克式。从为数众多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出，那些老教堂在周围的民居等中式建筑中，显得风格特异、迥然独立。对于早期传教士而言，对西方建筑風格的保持是文化的延续和宗教精神的体现。然而在当地人看来，外来的建筑风格既体现了天主教的独特性，也带来了观感和文化上的距离感。与此相比，贵州天主教建筑的融合中式特点更显突出。 例如，堪称“中西合璧”建筑典范之作的贵州主教座堂——贵阳北堂：虽然其1850年的最初模样已难以查考，但从1875年重建时起就体现出浓厚的中国风格。教堂正面为中式牌坊，四柱三间七顶显示出庄重的风格和较高的规格，高挑的檐角和繁复的彩绘有显示出南派牌坊的特征。教堂主体为青砖建筑覆盖瓦顶，后部更衣所上方为塔式钟楼。从历史照片上看，教堂既有自身特色，又与周围的中式建筑风格十分协调。而且此后虽然几经损坏和修复，北堂至今仍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建筑和装饰风格。1
贵阳市郊的青岩天主堂，整体坐落于一中式院落之内，教堂主体为青砖瓦顶中式，窗户却是西式尖窗。贵阳市博爱路的南天主堂（俗称南堂），正立面也是牌坊形，唯较北堂简化许多，只有二层三顶，主体硬山顶，后部有中式塔形鐘楼、遗憾的是这座教堂已被拆除。
贵州境内多个教堂亦有此类特点。遵义会议会址即原遵义天主教堂，其前后均为牌坊式，侧面小门犹如中式凉亭，而内部为典型的哥特式拱形建筑。
从目前保留的资料来看，正立面为中式牌坊配西式玫瑰花窗，主体为青砖瓦顶，内部保留中式立柱配西式拱顶，教堂外顶建中式塔基配西式摆钟的钟楼，是贵州绝大多数老教堂的建筑特点。除上述黔北遵义、黔中贵阳之外，还有黔东北思南、德江与石阡，黔东南的凯里，黔南的都匀、黔中的安顺，以及黔西南安龙与兴义等老教堂，无一例外。2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梵二会议以来，本地化理念已成为教会普遍共识。而教会建筑的本地化，是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方面。自梵二神学传入中国以来，已有学者和教会人士在这方面做出尝试。然而，历史上融合中西风格，或主要为中式风格的天主教建筑同样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些建筑往往蕴含着自觉、自发的融合本地文化的努力，其发生在梵二之前者更显珍贵。为此，包括六冲关修院在内的贵州天主教建筑是值得研究的典型案例。
（二）朝圣活动的文化研究
近代至今，六冲关修院一直是贵州教会重要的朝圣地之一。“朝圣”是一种特别的宗教活动，是指人离开平时的生活环境，到特定的宗教地方，举行祈祷、礼拜等宗教活动。“朝圣”的敬礼行为似乎在所有宗教中，都占相当重要的位置。“朝圣”不仅是信徒个人宗教虔诚的表达，也是建设教会团体，增强宗教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天主教尤其重视朝圣，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概莫能外。
贵阳天主教会，至今仍保持定期三个时期朝拜六冲关。第一为每月第一个周六，前往六冲关“朝圣”的传统。每月第一个周六，被教会内部称为“首七”，这是专门纪念圣母的日子。每逢这一天，清晨在山下的教堂举行了弥撒之后，部分热心教友会专门上山，在圣母堂祈祷，并由神父举行一台专门奉献给圣母圣心的弥撒。这是当地最普遍和常规的朝圣活动，参加的教友一般有几十名。第二为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教友会组织上山“给圣母拜年”，同样举行祈祷、唱圣歌、弥撒等活动。因为正值春节期间，参加的教友数量不太多。第三为每年9月8日圣母圣诞瞻礼，这是全省规模最大的朝圣活动。这一天，来自全省各地近万名教友，汇聚于此参加有传统、有组织的朝圣活动。在宗教政策未落实时，朝圣活动曾在植物园内，距离修院不远的破损严重的洗心亭举行，俨然为天主教信仰的重要象征和标记。修院归还教会后，改到修院举行。后来人数太多，且修院渐成危房，又移到修院外南侧的院内举行。正式活动一般要持续一上午，由贵州主教主礼，规模宏大，礼仪隆重。与此同时，贵州教区借此全省神长教友难得相聚的机会，还会举行各类会议与活动。例如：会长培训、堂区圣歌比赛、神父避静、修女团聚等活动，乃至最为重要的执事升级神父的晋铎典礼、修女发愿仪式均安排在此时期。每年的9月8日圣母圣诞节前后，已成为当下贵州教会全体神长教友最为热闹与神圣的时刻。
朝圣是极富宗教意义的典型文化事件，作为一处重要的朝圣地，六冲关修院可以成为透视贵州天主教的一个地域焦点。从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朝圣活动中，可以透视出宗教研究的多个面向，例如建筑结构与功能、信众的宗教心理、不同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信徒的对话与交流，以及从朝圣事件管窥教区发展与朝圣本身的历史变迁。
（三）修院的教育研究价值
教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在宗教研究及教育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修院作为教会教育的集中地，易见其教育价值。
在课程设置方面，六冲关修院开设有：中文、法文、拉丁文及科学类等课程。“修院里，每天念经祈祷、学习教义等宗教活动时间略占三分之一。主要课程有拉丁文、中文及科学知识课程，时间各约占二分之一。修院采用的中外文课本，必须经过教会审查批准，一般不采用国家出版的教科书。”课程使用的教科书，“系采用天主教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课本”，也开设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但《易经》除外，因为是‘异端邪说’。”1在课余时间，神父带领修生深入山区拍摄照片、采集动植物标本，以供收藏和研究，对于年轻学生而言是很好的科学教育。修院不但是培养未来神职人员的教育场所，也是修生个人的生活场域。建国初期，大量修士与还俗神父留下的笔记，可以看出，六冲关修院里的生活具备规则严苛与内容丰富双重特点。严苛主要体现在作息时间与规章制度方面，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课程多样性与兴趣多元化。2修院修生全部为国籍贵州人，教师多为法国神父，自然存在民族意识之争。民国以来，特别是刚恒毅来华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本地化措施，但波及贵州较小。直到民国末年，修院的法国传教士教师仍然“重视外文，还以外文成绩好坏来决定一个修生有无“天主圣召”，是否够格当神父。更有甚者“规定修生无论上课读书、下课休息、谈话或念经，只准用拉丁文或法文，不许讲中国话，念中国经文。”语言之争外，还存在中西餐饮之别。1964年手写的一份材料中，提及当时修院西方传教士与本土神父修生，存在牛奶面包与豆浆油条的早餐差异，以及内厅包厢与大厅外围的餐饮差别待遇。1
针对上述问题，修院也做了相对应的重新规划课程、调合餐饮、更换居住空间，乃至统一服装等方面的努力，但最终还是“见效不大”。2论从史出，民国时期贵州修院的课程与教育中的上述差异表现出，教会本地化进程远未深入，仍然带有明显而顽固的“西方化”特征。 综上所述，六冲关修院是贵州天主教历史建筑的典型代表，不论在历史沿革、建筑形态、文化传承和当下仍在承担的宗教职能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它的保护和研究，应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作为宗教建筑，它在归属上是天主教会的；但作为历史遗迹，它的意义是属于生活在这片文化土壤中的所有人的。
A Case Study of Liuchongguan Monastery in Guiyang：Th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Research of Catholic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Zeng zhi hui Lou yu
Abstract：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Catholic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in Guizhou， Liuchongguan monastery，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suburb of Guiyang， is very distinct and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ructural form，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religious function. In this case stud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monastery’s hybrid Dino-western architectural styl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educational style and pilgrimage， and the local church histor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al heritages.
Keywords：Catholicism，Architectural Heritages，Liuchongguan Minor Seminary in Guiyang
1 曾志輝：《近代以来贵州天主教史料的分布与整理——以笔者五次调查所获资料为据》，载《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四期。
2 天主教在贵州传播与发展历史，详见曾志辉：《天主教会与黔桂滇边布依族社会》，中山大学历史系2011年未刊博士论文，第36-127页。
3 陈天佑：《六冲关圣母堂建堂的起源和经过梗概》，贵阳市档案馆馆藏案卷“贵州各地教会史料”，案卷号41-1-101，第 80-86页。1963年6月20日手写稿。
4 综合参考，陈天佑：《贵州天主教拉丁修院的沿革概况（六冲关修院）》，贵阳市档案馆案卷“贵州各地教会史料”，案卷号41-1-97，第3-19页。1964年手写稿。Gérard Moussary et Brigitte Appavou，Répertoire des membres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1659-2004. Paris：Archives des M.E.P.，2004.602p. 耿昇 译：《1659-2004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列传》，载《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79-1068页。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官方网站：http：//www.mepasie.org/rubriques/haut/archives-mep / notice.
1 张俊哲：《贵阳天主教六冲关中修院概况》，载《贵阳文史》，2002年第十一期，第56-60页。感谢作者惠赠。
1 拙文：《中西文化交流典范之作：贵阳北天主堂——从历史沿革与建筑设计为讨论中心》，载《神学研究》，2011年第一期，第62-64页。
2 这批中西合璧建筑特色的老教堂，均被传教士拍照留影，1925年，由法国宗教博物馆整理成册并编辑出版《中国·贵州·贵阳（1846-1925）》，在法国发行。该相册共一百五十幅照片，实为三套图像明信片。第一册为自然风光与城乡面貌，第二册为宗教建筑与教会活动，第三册为民族习俗与风土人情，各五十张。其中的七十二张照片，已于2001年5月25日，贵州省博物馆举办的“漂移的视线”摄影展览过。其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摄影画册。见徐宏力：《贵州摄影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402-409页。感谢作者赠书。
1 陈洪范：《六冲关修院亲身经历见闻》，贵阳市档案卷号41-1-101，第27-31页。1964年元月手写稿。
2 孙崇文：《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
1 张城化：《亲身经历修院回忆录》，贵阳市档案卷号41-1-101，第121-129页。1964年6月14日手写稿。
2 陈原才：《六冲关修院的制度改革》，贵阳市档案 “贵州天主教史料选辑”，案卷号41-1-117，第91-108页。1963年手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