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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國城市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考虑税收竞争的前提下，转移支付能够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转移支付不利于各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转移支付；产业集聚；生产效率
一、引言
财政转移支付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引导生产要素向中西部的集聚的重要手段。为了协调区域发展，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环境，降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然而转移支付政策可能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与此同时，可能会促进或减弱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水平（Baldwin and Okubo，2006）。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转移支付成为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据统计，2000—201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由4668.2亿元上升到28455.02亿元。其中，2015年均衡性转移支付18471.96亿元，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1256.95亿元。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提高可能会吸引企业迁移到欠发达地区，然而欠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增加会导致区位竞争加剧，可能会缩小欠发达地区企业的规模。从区域产业布局的变化情况来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集聚现象并不明显（陈秀山和徐瑛，2008；赵伟和张翠，2009）。在转移支付能否促进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中，踪家峰等（2012）以199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和产业集聚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目前的转移支付规模可能接近最优规模，然而依靠转移支付来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颜根银（2014）使用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研究认为我国的转移支付政策促进了欠发达地区产业份额的增加，却不能缩小区域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本地市场效应导致企业迁移更倾向于发生在发达地区内部或是集聚区之间，而不是从发达地区迁移到欠发达地区。此外，转移支付来自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转移支付可能会降低市场潜力进而影响区域产业布局。Riou（2006）研究认为当缺乏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时，财政分权比自由竞争更容易产生非对称区域的产业集聚，转移支付导致了地方政府选择更低的税率，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更大的地区。本文对Riou（2006）模型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中央政府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城市层面能否提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转移支付政策能否提高地区生产效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这些仍然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在控制地方政府有效税率的前提下，研究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第二，本文采用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已有文献基于省级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一种完善和补充。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研究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转移支付政策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影响产业向外围地区集聚的重要因素。Dupont和Martin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为基本框架，研究认为本地市场效应导致企业向发达地区迁移，而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产生了相反的资本配置效应，使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迁移，从而使欠发达地区的区位竞争加剧，转移支付的净效应实际上扩大了区域间收入差距，但是欠发达地区产业份额有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安虎森和吴浩波（2016）研究认为转移支付通过资本配置效应、市场接近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所得税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使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政策一方面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会促进西部地区产业份额增加，但是却缩小了其收入和市场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Baldwin 和 Okubo（2006）开创性地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加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形成“新”新经济地理理论，他们对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生产补贴政策是否有效提出了质疑，研究表明不论企业最初在什么地区，补贴只能吸引无效率的企业迁移到外围地区，而有效率的企业集聚到中心地区。梁琦等（2012）在此框架下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即对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政策能够吸引低效率企业的进入，即使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但是扩大了地区间生产率差异。Okubo和Tomiura（2012）利用日本的微观数据证实了区域补贴政策吸引低效率的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迁移。这些研究从微观层面进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数据有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横向税收竞争，进而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Riou（2006）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导致对地方政府降低税收竞争以吸引投资。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关系问题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踪家峰等（2012）和颜银根（2014）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认为转移支付能够提高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但并不能有效地协调区域发展。
总结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国外理论研究比较丰富，而且都是基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第二，国内虽有研究讨论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但主要以省级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财政分权能够激励地级市（县）政府加速私有化进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累的财政资源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平服务水平，尤其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因此需要结合中国转移支付体制的特征，在控制税收竞争的前提下，本文从地级市层面实证检验研究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1.研究设计
其中，i表示地级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agg）为各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财政转移支付（trans）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文献中财政转移支付指标有些采用一般转移支付来衡量，不过，上述研究都是在省级政府层面构建财政转移支付指标，对省级政府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仍缺乏必要的讨论。各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存在差异，对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进行标准化，已有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本文用使用地级市政府的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项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度量。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工资水平、人力资本、税负水平等变量。此外，在模型了还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级市固定效应（u）和年份固定效应（v）。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口密度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指标，当人口密度越高，预期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因此预期人口密度对于产业集聚水平有正影响。目前研究税收竞争的文献一般采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或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税收竞争，本文采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税收负担，该变量的符号并不确定。而工资水平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机制：一方面，工资越高，企业生产成本越高，从而阻碍企业迁入；另一方面，工资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因而会吸引企业进入。因此，工资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明确。同样，地区开放水平有利于吸引企业进入，本文也控制了地区开放水平，以此来验证地区开放水平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可能影响产业集聚水平的相关变量，同时也控制了地级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但是仍有可能遗漏某些与转移支付相关，而又直接影响产业集聚水平的变量。如果这些遗漏变量与转移支付相关，其所产生的内生性会导致我们对转移支付系数估计不一致。为了克服以上问题得到一致估计结果，根据文献的经验做法，采取广义矩（GMM）的估计方法对方程进行估计。
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为了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更高。偏向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分配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样本，考察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性。与此同时，本文在实证部分还考察了这种偏向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分配政策是否是有效率的。
2.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样本为2003年到2009年间的287个地级市。本文的转移支付数据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数据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TFP使用DEA方法计算，劳动力使用各城市就业人数，城市固定资本存量使用柯善咨和向娟（2012）的方法估算。而产业集聚、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和开放水平等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或该城市邻近年份的数据进行补充。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使用历年省份GDP平减指数对相关变量进行调整。
从表1描述统计可知，东部地区的集聚水平较高，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给予较高的转移支付以平衡区域发展，虽然东部地区的TFP较高，但是中西部地区的TFP同样很高，而且差异很小，这说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并不低。因此，对于转移支付是否能促进城市层面的产业集聚及生产效率需要进行实证分析。
四、计量结果
1.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是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回归结果。模型（1）—（4）是采用系统GMM方法对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为了增强计量结果的可靠性，为了增强计量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二阶序列相关AR（2）的检验结果显示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本文所设计的计量模型是合理的；而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回归时使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别，东部和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为倒U型的，而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为U型的。这说明随着产业集聚水平和转移支付程度的提高，转移支付显著促进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
同时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的产业集聚水平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回归系数为多少。具体来说，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其滞后一期对当期产业集聚的影响较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
2.转移支付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在估计转移支付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把地区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开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采用面板的Tobit模型估计。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中西部 地区生产效率，财政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虽然转移支付能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却是以牺牲了地区生产效率为代价的。
五、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地级市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1998—2009年财政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有效促进产业转入欠发达地区，但存在最优水平，其促进作用随着转移支付水平的提高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当转移支付水平低于多少时，其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弱；随着转移支付水平的提升，转移支付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并在哪个区间内达到峰值，之后当转移支付水平提高到多少时，其抑制了对产业集聚的促進作用。 第二，通过分地区的实证考察，发现当前我国大多数西部地区处在转移支付较高的水平，并有有效促进产业集聚，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可能关键在于放开户籍限制，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为了缩小我国地区差距，我国政府实施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推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然而大量的实物资本特别是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中西部的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本条件（刘生龙等，2009），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制造业企业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地方政府的补贴增加了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补贴政策实施会间接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方向进而影响到企业和工人的区位选择，弱化集聚经济的力量。总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一是城市化集聚经济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外部性和市场潜力吸引企业进入，地区多样化缺乏阻碍企业进入，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进入，弱化了集聚经济的作用。二是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人口密度意味着较高的土地成本，阻碍了企业的迁入；技术密集型产业较高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吸引了劳动力的迁移进行促进了企业的迁入。三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丰富，促进了企业的大量迁入，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条件还很薄弱，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得到如下的政策含义：政府制定补贴政策吸引企业迁入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集聚经济的影响，不能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效应，市场的力量才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该尊重市场的作用，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特征采取必须措施引导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缩小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强化人力资本，科技教育等方面，缩小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差异。产业转移把中西部的增长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到比较优势上，合理配置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才能协调区域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转移支付能够削弱市场分割效应，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
即使转移支付能够促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可能不利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过多的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使其缺乏发展经济的动力，降低地区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Islam M. Fungiblity of Matching Conditional Grants to Local Government[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1998，77（4）：361—373.
[2]范子英，张军. 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J]. 世界经济，2010（11）：117—138.
[3]郭庆旺，贾俊雪，高立.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9（12）：15—26.
[4]柯善咨，向娟. 1996—2009年中國城市固定资本存量估算[J].统计研究，2012（7）：19—24.
作者简介：
牛海洋（1979—），男，河南林州人，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毕业，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师，主要从事产业规划、项目管理、权益维护等工作。
韩亮（1980—），男，河南安阳人，中共安阳市委党校教师，讲师，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金融学专业，主要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关键词】转移支付；产业集聚；生产效率
一、引言
财政转移支付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引导生产要素向中西部的集聚的重要手段。为了协调区域发展，中央政府不断加大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力度，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环境，降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然而转移支付政策可能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与此同时，可能会促进或减弱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水平（Baldwin and Okubo，2006）。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转移支付成为平衡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据统计，2000—201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由4668.2亿元上升到28455.02亿元。其中，2015年均衡性转移支付18471.96亿元，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1256.95亿元。对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提高可能会吸引企业迁移到欠发达地区，然而欠发达地区企业数量增加会导致区位竞争加剧，可能会缩小欠发达地区企业的规模。从区域产业布局的变化情况来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集聚现象并不明显（陈秀山和徐瑛，2008；赵伟和张翠，2009）。在转移支付能否促进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中，踪家峰等（2012）以199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和产业集聚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目前的转移支付规模可能接近最优规模，然而依靠转移支付来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颜根银（2014）使用1999-2012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研究认为我国的转移支付政策促进了欠发达地区产业份额的增加，却不能缩小区域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随着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本地市场效应导致企业迁移更倾向于发生在发达地区内部或是集聚区之间，而不是从发达地区迁移到欠发达地区。此外，转移支付来自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转移支付可能会降低市场潜力进而影响区域产业布局。Riou（2006）研究认为当缺乏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时，财政分权比自由竞争更容易产生非对称区域的产业集聚，转移支付导致了地方政府选择更低的税率，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更大的地区。本文对Riou（2006）模型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不同程度的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中央政府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城市层面能否提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转移支付政策能否提高地区生产效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这些仍然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注的重要问题。
因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在控制地方政府有效税率的前提下，研究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第二，本文采用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对已有文献基于省级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一种完善和补充。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研究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转移支付政策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影响产业向外围地区集聚的重要因素。Dupont和Martin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为基本框架，研究认为本地市场效应导致企业向发达地区迁移，而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产生了相反的资本配置效应，使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迁移，从而使欠发达地区的区位竞争加剧，转移支付的净效应实际上扩大了区域间收入差距，但是欠发达地区产业份额有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安虎森和吴浩波（2016）研究认为转移支付通过资本配置效应、市场接近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所得税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并使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政策一方面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会促进西部地区产业份额增加，但是却缩小了其收入和市场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Baldwin 和 Okubo（2006）开创性地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加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形成“新”新经济地理理论，他们对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生产补贴政策是否有效提出了质疑，研究表明不论企业最初在什么地区，补贴只能吸引无效率的企业迁移到外围地区，而有效率的企业集聚到中心地区。梁琦等（2012）在此框架下也得出相似的结论，即对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政策能够吸引低效率企业的进入，即使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但是扩大了地区间生产率差异。Okubo和Tomiura（2012）利用日本的微观数据证实了区域补贴政策吸引低效率的企业向欠发达地区迁移。这些研究从微观层面进行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数据有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横向税收竞争，进而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Riou（2006）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导致对地方政府降低税收竞争以吸引投资。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关系问题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踪家峰等（2012）和颜银根（2014）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认为转移支付能够提高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但并不能有效地协调区域发展。
总结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国外理论研究比较丰富，而且都是基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第二，国内虽有研究讨论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但主要以省级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财政分权能够激励地级市（县）政府加速私有化进程，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累的财政资源可以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公平服务水平，尤其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因此需要结合中国转移支付体制的特征，在控制税收竞争的前提下，本文从地级市层面实证检验研究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1.研究设计
其中，i表示地级市，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agg）为各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财政转移支付（trans）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文献中财政转移支付指标有些采用一般转移支付来衡量，不过，上述研究都是在省级政府层面构建财政转移支付指标，对省级政府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仍缺乏必要的讨论。各地方政府规模大小存在差异，对个地方政府的财政规模进行标准化，已有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本文用使用地级市政府的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三项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度量。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工资水平、人力资本、税负水平等变量。此外，在模型了还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级市固定效应（u）和年份固定效应（v）。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口密度是产业集聚的重要指标，当人口密度越高，预期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因此预期人口密度对于产业集聚水平有正影响。目前研究税收竞争的文献一般采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或是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税收竞争，本文采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税收负担，该变量的符号并不确定。而工资水平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存在两种相反的机制：一方面，工资越高，企业生产成本越高，从而阻碍企业迁入；另一方面，工资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能力越强，因而会吸引企业进入。因此，工资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明确。同样，地区开放水平有利于吸引企业进入，本文也控制了地区开放水平，以此来验证地区开放水平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
尽管本文已经控制了可能影响产业集聚水平的相关变量，同时也控制了地级市和年份固定效应，但是仍有可能遗漏某些与转移支付相关，而又直接影响产业集聚水平的变量。如果这些遗漏变量与转移支付相关，其所产生的内生性会导致我们对转移支付系数估计不一致。为了克服以上问题得到一致估计结果，根据文献的经验做法，采取广义矩（GMM）的估计方法对方程进行估计。
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为了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资金更高。偏向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分配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样本，考察是否存在地区差异性。与此同时，本文在实证部分还考察了这种偏向中西部的转移支付分配政策是否是有效率的。
2.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样本为2003年到2009年间的287个地级市。本文的转移支付数据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数据来源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TFP使用DEA方法计算，劳动力使用各城市就业人数，城市固定资本存量使用柯善咨和向娟（2012）的方法估算。而产业集聚、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和开放水平等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或该城市邻近年份的数据进行补充。为剔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使用历年省份GDP平减指数对相关变量进行调整。
从表1描述统计可知，东部地区的集聚水平较高，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给予较高的转移支付以平衡区域发展，虽然东部地区的TFP较高，但是中西部地区的TFP同样很高，而且差异很小，这说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并不低。因此，对于转移支付是否能促进城市层面的产业集聚及生产效率需要进行实证分析。
四、计量结果
1.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是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回归结果。模型（1）—（4）是采用系统GMM方法对转移支付与产业集聚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为了增强计量结果的可靠性，为了增强计量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二阶序列相关AR（2）的检验结果显示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本文所设计的计量模型是合理的；而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回归时使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不同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有显著的差别，东部和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为倒U型的，而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为U型的。这说明随着产业集聚水平和转移支付程度的提高，转移支付显著促进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
同时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的产业集聚水平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回归系数为多少。具体来说，东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较高，其滞后一期对当期产业集聚的影响较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
2.转移支付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在估计转移支付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把地区工资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开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采用面板的Tobit模型估计。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财政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中西部 地区生产效率，财政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虽然转移支付能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却是以牺牲了地区生产效率为代价的。
五、结论
本文使用中国地级市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1998—2009年财政转移支付对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有效促进产业转入欠发达地区，但存在最优水平，其促进作用随着转移支付水平的提高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当转移支付水平低于多少时，其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弱；随着转移支付水平的提升，转移支付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并在哪个区间内达到峰值，之后当转移支付水平提高到多少时，其抑制了对产业集聚的促進作用。 第二，通过分地区的实证考察，发现当前我国大多数西部地区处在转移支付较高的水平，并有有效促进产业集聚，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可能关键在于放开户籍限制，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为了缩小我国地区差距，我国政府实施了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推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然而大量的实物资本特别是中西部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中西部的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本条件（刘生龙等，2009），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制造业企业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地方政府的补贴增加了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补贴政策实施会间接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方向进而影响到企业和工人的区位选择，弱化集聚经济的力量。总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一是城市化集聚经济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外部性和市场潜力吸引企业进入，地区多样化缺乏阻碍企业进入，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进入，弱化了集聚经济的作用。二是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人口密度意味着较高的土地成本，阻碍了企业的迁入；技术密集型产业较高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吸引了劳动力的迁移进行促进了企业的迁入。三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丰富，促进了企业的大量迁入，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条件还很薄弱，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根据本文的研究，我们得到如下的政策含义：政府制定补贴政策吸引企业迁入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集聚经济的影响，不能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效应，市场的力量才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该尊重市场的作用，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特征采取必须措施引导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缩小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强化人力资本，科技教育等方面，缩小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差异。产业转移把中西部的增长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到比较优势上，合理配置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才能协调区域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转移支付能够削弱市场分割效应，有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
即使转移支付能够促进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可能不利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私营经济的发展。
过多的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使其缺乏发展经济的动力，降低地区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 Islam M. Fungiblity of Matching Conditional Grants to Local Government[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1998，77（4）：361—373.
[2]范子英，张军. 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转移支付的视角[J]. 世界经济，2010（11）：117—138.
[3]郭庆旺，贾俊雪，高立.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9（12）：15—26.
[4]柯善咨，向娟. 1996—2009年中國城市固定资本存量估算[J].统计研究，2012（7）：19—24.
作者简介：
牛海洋（1979—），男，河南林州人，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毕业，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师，主要从事产业规划、项目管理、权益维护等工作。
韩亮（1980—），男，河南安阳人，中共安阳市委党校教师，讲师，毕业于河南财经学院金融学专业，主要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