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0年是契诃夫诞生150周年，俄罗斯人对于文学的热忱在纪念作家整寿时表露无遗。抽掉文学史思维，再来读他的小说，会惊奇发现他笔下的那些红男绿女在今天仍被无限复制。契诃夫并不缺乏人情味，只是对于一个承担起文学责任的作家而言，异乎寻常的冷静是他的禀赋，而他更深沉的目光，望向的仍然是治病救人的远方。
契诃夫的一生像他所擅长的题材一样，不是鸿篇伟制，却凝练耀眼，不曾辜负时光。他全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出生于罗斯托夫省的塔干罗格市。那是一个港口城市，气候宜人，贸易繁荣，父亲的杂货铺保障了一家人安稳的生活。尽管爷爷是个被解放的农奴，父亲也不过是个商人，但童年的契诃夫从未感到生活的艰辛。然而在他16岁时，父亲破产，与母亲带着6个孩子中的4个男孩逃往莫斯科躲债，只把他和妹妹玛利亚留在了故乡。到3年后考取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奖学金为止，契诃夫一直是靠做勤杂工养活自己和妹妹，遍尝世态炎凉。
18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契诃夫改编了父亲写给祖父的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蜻蜓》杂志投稿，结果一击即中，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为了帮助家庭渡过危机，契诃夫不停地制造文字产品，但笔下的思想却未必是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最初的6年，文学创作之于他的意义，首先是改善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改变世人的精神。普希金16岁在皇村贵族学校上中学时，写的诗歌就得到了广泛赞誉，托尔斯泰27岁发表处女作《童年》时，已经有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为其张目。相比之下，像契诃夫这样出身卑微、声名不显的平民子弟根本无法奢望自己能够拥有振聋发聩的话语权。为了赚取更多稿费，他只能将自己的锋芒费心掩饰起来，迎合市民杂志庸俗无聊的趣味。
19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被称为“反动派野蛮无耻的凯旋时代”，思想界万马齐喑，艺术界风声鹤唳，政治审查的利剑始终封在所有人的咽喉上，精神的苦刑让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陷入痛苦的深渊。契诃夫文学上的盟友加尔申和画家列维坦都曾因不堪重压自杀过，他的两个才华横溢的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在酒精中自我放逐。在小说《套中人》中，契诃夫曾经描绘过那个时代的生活，“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读书识字”……
契诃夫的另一个身份却是医生。灵感腾起火焰，理智泼下冷水，还好有这一重职业熏陶出的缜密与冷静，让他跳脱出文艺青年敏感纤细的精神痼疾，并且坚持带着科学眼光探索社会问题。1885年夏天，他在巴布基诺附近行医，整个夏天他看了几百个病人。却只挣了一个卢布。义务劳动的对象是那些医药匮乏的乡民，他在治病的同时得以广泛地了解社会底层的辛酸和矛盾，对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症结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态度。他小说中那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笑意越来越少，讽刺背后冷静尖锐的批判则越来越强烈。他对世间百态刻画的疏离，逐渐具有当头棒喝的震撼力。在他令人发冷地将活生生的怪状剖开给读者看时，反映的是自己对社会深刻的焦虑。这也导致了他与他最初的伯乐、《点滴》杂志主编莱金的要求渐行渐远。1885年他与莱金的合作关系破裂后，意外遇到了当时俄罗斯的新闻界巨头，《新时代》杂志社长苏沃林，后者开出的12戈比每行的高稿酬让契诃夫进入了一年129部作品的创作井喷，但也让他在成为一个成熟作家的道路上必然经历的瓶颈期提前到来，他在文学创作的目的与功能的疑问中兜兜转转，第一次对写作本身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然而，1886年，命运之神再一次向他微笑了。德高望重的文学泰斗格里戈罗维奇主动向他写信，他肯定了契诃夫的才华，并称赞他“有真正的才能”，“这才能”使他“远远超出新一代文学工作者圈子”。这封信“像闪电那样震动”了契诃夫。他终于意识到，对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来说，自己的洞察力就是一把手术刀，只有当他挥笔表达出他的观察时，这把手术刀才算剖开了社会的毒瘤。
如果契诃夫坚持写小说也已经可以万古流芳，但他偏偏在小说创作的收获期改弦更张。从《伊凡诺夫》开始挑战戏剧创作，契诃夫提炼了一种更深邃更本质的矛盾，即“人与环境的冲突”，它不需要形式上的高潮，因为矛盾无处不在。抒情和思辨同时存在于这样的形式中，完美地体现了戏剧的仪式性，游戏性与寓言感，将他推上了现代派戏剧奠基人的位子——他剧本中的人物总想突破环境却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不辨方向的鸟儿一刻不停地冲撞铜墙铁壁、经历失望痛楚，这种人生态度，又怎么不是一种执念和狂热呢?
出现在契诃夫小说中的女人们
今天人们的所有烦恼都能够在他作品里找到同类——这个前医生的x光眼早就透视了我们的灵魂，在他笔下，人类的所谓进化实在是无稽之谈，驱动我们亦笑亦怒如痴如狂的，永远是那个词——欲望。
丁香姑娘——迟迟未开的花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雨巷》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很难说没有受到过契诃夫的影响。契诃夫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鲁迅、巴金、钱钟书等都对他推崇备至。《迟迟未开的花》是契诃夫的一部中篇小说，没落贵族少女玛鲁霞默默爱上了农奴出身的医生托波尔科夫，但后者却只是一个需要通过婚姻来筹钱的名利场中人，根本看不到玛鲁霞亮晶晶的眸子。玛鲁霞和哥哥坐吃山空每况愈下，医生却通过高昂的诊费成为新贵，爱情还没有照亮她的生活，就已经成了她的催命符。
女孩子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满怀希望期待未来，期待骑士拯救自己脱离苦海。芳心何寄的追问，佐以伤春悲秋的诗意，成为待字闺中的生活主菜。未婚女性是契诃夫作品中的特殊人群，他尽自将那些混迹名利场的男女们跟红顶白、奴颜婢膝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却不舍得对这些等待中逐渐褪色的红颜着一字苛责。因为他很明白她们没有选择，所谓的趋利避害，审时度势，所谓的人生智慧、适可而止，对于这些只被当做家具一样在婚姻市场等待高沽或贱卖的女子而言，根本无从谈起。人人都有为理想奋斗的机会，是天梯或蹊径各有信仰，是阴谋或险招全凭觉悟。只有她们束手待毙。毫无出路。这种情况下，爱上第一个走进自己生活的非血亲男人，继而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继而除了失望还是失望，继而一点点熄灭心中微如豆灯的生机……就像在《三姐妹》中，三姐妹受到嫂子的欺压，曾经寄望的姻缘因为军队的开拔成为泡影，可笑的是军官们前来告别仍然满口高调，无视离别的黯然神伤，让人觉得缺乏诚意，但三位姐妹却依然坚持“应该活着”，她们优雅地忍受着苦痛，对自己的不幸保持着一种让人感到既甜美又苦涩的审美距离。契诃夫总是把他不多的温情赋予这些女子，让玛鲁霞在临终时得到了医生的垂怜，让三姐妹依然抱有对未来的希望。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还未怒放，就错过了花期。契诃夫对时代的控诉多过于对她们性格的探 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家本人之于那个黑暗的时代的了无出路，也正与她们相同。在精神上将她们塑造为高洁者的同时，也是他本人的另一种投射吧。
灵魂搭错线——跳来跳去的女人
《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生性喜爱结交名流，追求艺术，因父亲要报答知遇之恩嫁给一个医生，但因逢迎名流而与名画家发生婚外情，医生以宽容之心召唤她回归不成，苦闷之中舍命救治病人而患上传染病丧命。奥莉加被情人抛弃，面对丈夫朋友的无声谴责，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和卑鄙。
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女人，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莫泊桑写《项链》，契诃夫的其他小说中，例如《太太》、《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也遍地是这种自怨自艾、自以为被平淡生活消磨了天赋的女人。曾经的文学史是这样解读这个故事的，“契诃夫一方面赞美了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美，另一方面则鞭挞了那种蔑视劳动、欺名盗世、心灵空虚的人物”——这段话的作者真是善良，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代都不曾缺少的这样的女子留足了颜面。其实直到今天，我们身边又何尝缺少这样以捧心西子、国色天香自命，动辄举杯明志、嫌弃凡夫俗子、哀怨知音难觅的极品女人?她们是公主病的资深患者，向往高贵而对高贵的理解却极其肤浅，自命优雅却没有给周围人留一丝尊严，装裹得宝相庄严，放弃道德底线的速度却轻易得让人咋舌。
如果说“丁香姑娘”们空有洁白无瑕的灵魂，却无法选择一尘不染的命运。那么“跳来跳去的女人”们在决定结婚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选择——妥协于环境，妥协于社会规则。婚姻是签予这个社会的卖身契，既然无从反抗，就应该愿赌服输，从一而终——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
契诃夫对她们命运的安排相当不留情面，他可以让情人翻脸，让丈夫横死，甚至让两个男人握手言欢狼狈为奸，就是不给女人们遂心。他就是要让她们失望，把她们装饰得闪闪发光的面孔踩进生活的泥泞里。
死魂灵——无可救药的女人
《公爵夫人》、 《脖子上的安娜》则又是另外一类的女人，她们不去伤害谁，也不愿意被谁伤害，她们已经完全成为泥泞生活的一部分。当人们说起那个时代的时候，她们就是其中的乱象之一。
《公爵夫人》借用了一个乡村医生与一位没落公爵夫人的对话，控诉了公爵夫人势力熏灼的岁月里的骄奢淫逸、麻木不仁-《脖子上的安娜》则是一位贫苦人家的女孩嫁给一个50岁的小官后蜕变为上流社会交际花的故事。公爵夫人直面医生的控诉，是因为她不相信人们口中那个面目丑恶的女人是一贯以有教养有爱心自诩的自己，她一直成长的环境早就坏死，自然孕育不出有多少觉悟的新人。安娜则是当她发现自己可以换取名誉、地位、金钱及丈夫的尊重的时候，一步步滑向虚荣堕落的深渊的。
死魂灵就是这样，心甘情愿，无知无畏，没有丝毫挣扎。我们会说她们可悲吗?她们又是否可以被教化?前两类女人或多或少都追求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有她们，只求富拥金山，然后便可整夜安眠。在那个时代中，这样的女人才是大多数吧，没有一定的教育背景，没有足够强大的小宇宙，在逼仄的环境中，她们无从突破也无从置疑，顺其自然，也就成长为这样的怪胎。真正自扰的都不是庸人，在呼喇喇大厦将倾的时候，三姐妹们早就做好了振翅高飞的准备，奥莉加们也会找到生活的意义，只有安娜们从声色犬马的宿醉中惊醒，不知如何逃出升天。
这些女人曾经影响着契诃夫
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才与同居多年的女友结婚，他小说中的爱情情节少得吝啬，而他与家族中的女性反而保持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当生活中已经有一种形式(疾病)控制了他的身心，他对于爱情魔力的一再躲避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契诃夫逝世时只有44岁，致命原因是作家们易发的肺结核。从浪漫派开始，肺结核病被想象成一种爱情病，肺结核病人往往被描写成浪漫、温情、执着、优雅、多愁、善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修养。拜伦、卡夫卡、劳伦斯、奥尼尔、鲁迅、郁达夫……肺结核几乎成了文学天才病，并且有研究表明。细腻的抒情风格和忧郁的感伤格调与结核病人的精神状态有直接因果关系。契诃夫的家族有肺结核病史，在他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就曾经出现咯血的症状，尽管他极力避免面对这个事实，但肺结核的阴影还是极大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哥哥的守护者——玛丽亚·契诃夫
玛丽亚比哥哥安东小3岁，兄妹俩的感情自幼格外亲厚，一起捱过了父母在莫斯科躲债的日子。契诃夫曾经说过：“玛丽亚是我们家的主管。要是她不在，家里连粥锅都开不了。”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一样，她也是哥哥文学上的得力助手，事业发展的经纪人。只是与伊丽莎白不同，玛丽亚性格温和，热爱家人，为了照顾身体每况愈下的契诃夫，她最终拒绝了喜欢的人的求婚，而终身未嫁。
不过也是因为契诃夫的原因，玛丽亚几乎成为了俄国第一代女性社会活动家在契诃夫生前，她帮着筹办契诃夫的所有社会活动，办学校、慈善募捐，出席各种集会、演出，联系社会进步人士，保管契诃夫的手稿，书信，并一手营造了契诃夫的梅里霍沃庄园(就是那里的樱桃树触发了契诃夫写《樱桃园》)。契诃夫逝世后，玛丽亚成为契诃夫遗嘱的执行人，她把雅尔塔的故居变为契诃夫纪念馆，收集、整理契诃夫遗下的稿件，发表了契诃夫未发表的作品，出版了契诃夫书信六卷集，并且亲自担任契诃夫纪念馆馆长，直到94岁去世。
契诃夫生前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他的作品人们最多读五年，然后就会把它们丢掉。可是从1904年至今，105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读契诃夫的作品，全世界都在搬演他的戏剧，改编他的小说，《契诃夫集》里，每一篇小说都标有明确的创作年份，这背后都有着玛丽亚的影子。
悲剧的炼爱场——莉季娅·米济诺娃(莉卡)
莉卡这个名字，几乎会被每一本契诃夫传记提到。她是玛丽亚的同学，19岁就成为俄语教师，长相出众，有文采，举止大方却并不轻浮，被年轻人称为“天鹅皇后”。契诃夫对莉卡的爱意，简直是一种慢性谋杀。简而言之，契诃夫并不掩饰自己的魅力，甚至主动示好吸引对方；但当莉卡目眩神迷想要捅破窗户纸时，他又忽然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与莉卡的关系中，契诃夫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反复无常，他可以今天写信说自己盼望莉卡的到来像“沙漠渴望甘霖”，明天又说“我的爱情并不是太阳，它不会给我所喜爱的小鸟带来福音”。
契诃夫的这种态度绝非欲擒故纵，只是在爱情问题上，他还是个神经质的低能儿，一个劲地将爱情、自由、婚姻、独立之类的命题抛给自己，一厢情愿地对立起来；在远没有思考成熟的时候，就随意拉了个姑娘来做垫背。
莉卡和契诃夫牵牵绊绊纠葛了很多年，其间契诃夫也和别的女子有过欢愉，最终成为莉卡彻底死心的导火线。她委身给了一个叫波塔片科的二流作家，后者有妻有子，带着她去了巴黎寻 欢作乐，一知道她怀孕就立刻拔腿跑掉。莉卡在回到俄罗斯后仍与玛丽亚有着往来，不知在梅里霍沃看到憔悴不堪的莉卡时，契诃夫是否有过些许自责呢?
Right timing，right person——奥尔加·克尼佩尔
总有一些人有着别人祈望不来的好运气，就像是莉卡在爱情的荒漠上种了一棵树，她愁苦的眼泪浇灌出了这棵树难得的悲悯，但收获果实的却是女演员奥尔加。克尼佩尔，她成为了契诃夫的妻子。
还在1895年的时候，当一位记者极力劝契诃夫结束独身生活时，契诃夫在回信中写道：“好吧，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必须照旧，即她必须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下，我将经常到她那里去。那种暮暮朝朝厮守的幸福我可受不了——我答应做一个出色的丈夫，不过得给我这样一个妻子，她要像月亮一样，并不是每天都升上我的天空……”
知识分子的桀骜不驯与没心没肺在这封信里暴露殆尽。1898年，因为排演《海鸥》，契诃夫而结识了担任主角的奥尔加，当时对方28岁，小契诃夫10岁。对戏剧的共同挚爱令他们一拍即合，随即，契诃夫又进入了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他当真是怕有人掐住他的脖子的，于是他故技重施。一边在《三姐妹》里专门为奥尔加写了玛莎这个美妙的角色，一边威胁奥尔加，如果要结婚，她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回归田园。但奥尔加的神经无疑是强悍的，爱情不是她幸福所系的唯一，反而让她可以放纵自己投入这场前途不甚明朗的婚姻——毕竟此时此刻，她是爱他的。
妻子未必是个功德圆满的词。如果不是自知年命不永、世纪末的悲观情绪泛滥，契诃夫是否会选择皈依婚姻则很成疑问；3年后，契诃夫撒手人寰，他将大部分产业和版权都交给了家人，给奥尔加留了一笔5000卢布的遗产。对于一个34岁的话剧女演员来说。这场婚姻未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她整个的人生，她是《樱桃园》的首演班底之一，并因此获得世界声誉——世界上原本就有很多比爱情更为可靠的东西吧。
那位与希特勒情史相关的苏联间谍奥尔加·契诃夫娃，其实是奥尔加·克尼佩尔的侄女，只是与契诃夫的侄子米哈伊尔·契诃夫结过婚，而使用了契诃夫娃的姓氏。与她的姑妈一样，契诃夫娃也是出色的女演员，并且一样拥有强悍的自我认知，在动荡的岁月与反复的政治迫害中仍得享长寿(89岁)。
契诃夫的一生像他所擅长的题材一样，不是鸿篇伟制，却凝练耀眼，不曾辜负时光。他全名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出生于罗斯托夫省的塔干罗格市。那是一个港口城市，气候宜人，贸易繁荣，父亲的杂货铺保障了一家人安稳的生活。尽管爷爷是个被解放的农奴，父亲也不过是个商人，但童年的契诃夫从未感到生活的艰辛。然而在他16岁时，父亲破产，与母亲带着6个孩子中的4个男孩逃往莫斯科躲债，只把他和妹妹玛利亚留在了故乡。到3年后考取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奖学金为止，契诃夫一直是靠做勤杂工养活自己和妹妹，遍尝世态炎凉。
188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契诃夫改编了父亲写给祖父的信，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蜻蜓》杂志投稿，结果一击即中，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为了帮助家庭渡过危机，契诃夫不停地制造文字产品，但笔下的思想却未必是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最初的6年，文学创作之于他的意义，首先是改善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改变世人的精神。普希金16岁在皇村贵族学校上中学时，写的诗歌就得到了广泛赞誉，托尔斯泰27岁发表处女作《童年》时，已经有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为其张目。相比之下，像契诃夫这样出身卑微、声名不显的平民子弟根本无法奢望自己能够拥有振聋发聩的话语权。为了赚取更多稿费，他只能将自己的锋芒费心掩饰起来，迎合市民杂志庸俗无聊的趣味。
19世纪80年代的俄罗斯，被称为“反动派野蛮无耻的凯旋时代”，思想界万马齐喑，艺术界风声鹤唳，政治审查的利剑始终封在所有人的咽喉上，精神的苦刑让许多理想主义的年轻人陷入痛苦的深渊。契诃夫文学上的盟友加尔申和画家列维坦都曾因不堪重压自杀过，他的两个才华横溢的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在酒精中自我放逐。在小说《套中人》中，契诃夫曾经描绘过那个时代的生活，“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读书识字”……
契诃夫的另一个身份却是医生。灵感腾起火焰，理智泼下冷水，还好有这一重职业熏陶出的缜密与冷静，让他跳脱出文艺青年敏感纤细的精神痼疾，并且坚持带着科学眼光探索社会问题。1885年夏天，他在巴布基诺附近行医，整个夏天他看了几百个病人。却只挣了一个卢布。义务劳动的对象是那些医药匮乏的乡民，他在治病的同时得以广泛地了解社会底层的辛酸和矛盾，对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症结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态度。他小说中那种发自内心的纯粹笑意越来越少，讽刺背后冷静尖锐的批判则越来越强烈。他对世间百态刻画的疏离，逐渐具有当头棒喝的震撼力。在他令人发冷地将活生生的怪状剖开给读者看时，反映的是自己对社会深刻的焦虑。这也导致了他与他最初的伯乐、《点滴》杂志主编莱金的要求渐行渐远。1885年他与莱金的合作关系破裂后，意外遇到了当时俄罗斯的新闻界巨头，《新时代》杂志社长苏沃林，后者开出的12戈比每行的高稿酬让契诃夫进入了一年129部作品的创作井喷，但也让他在成为一个成熟作家的道路上必然经历的瓶颈期提前到来，他在文学创作的目的与功能的疑问中兜兜转转，第一次对写作本身的意义产生了怀疑。然而，1886年，命运之神再一次向他微笑了。德高望重的文学泰斗格里戈罗维奇主动向他写信，他肯定了契诃夫的才华，并称赞他“有真正的才能”，“这才能”使他“远远超出新一代文学工作者圈子”。这封信“像闪电那样震动”了契诃夫。他终于意识到，对这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来说，自己的洞察力就是一把手术刀，只有当他挥笔表达出他的观察时，这把手术刀才算剖开了社会的毒瘤。
如果契诃夫坚持写小说也已经可以万古流芳，但他偏偏在小说创作的收获期改弦更张。从《伊凡诺夫》开始挑战戏剧创作，契诃夫提炼了一种更深邃更本质的矛盾，即“人与环境的冲突”，它不需要形式上的高潮，因为矛盾无处不在。抒情和思辨同时存在于这样的形式中，完美地体现了戏剧的仪式性，游戏性与寓言感，将他推上了现代派戏剧奠基人的位子——他剧本中的人物总想突破环境却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不辨方向的鸟儿一刻不停地冲撞铜墙铁壁、经历失望痛楚，这种人生态度，又怎么不是一种执念和狂热呢?
出现在契诃夫小说中的女人们
今天人们的所有烦恼都能够在他作品里找到同类——这个前医生的x光眼早就透视了我们的灵魂，在他笔下，人类的所谓进化实在是无稽之谈，驱动我们亦笑亦怒如痴如狂的，永远是那个词——欲望。
丁香姑娘——迟迟未开的花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雨巷》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很难说没有受到过契诃夫的影响。契诃夫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鲁迅、巴金、钱钟书等都对他推崇备至。《迟迟未开的花》是契诃夫的一部中篇小说，没落贵族少女玛鲁霞默默爱上了农奴出身的医生托波尔科夫，但后者却只是一个需要通过婚姻来筹钱的名利场中人，根本看不到玛鲁霞亮晶晶的眸子。玛鲁霞和哥哥坐吃山空每况愈下，医生却通过高昂的诊费成为新贵，爱情还没有照亮她的生活，就已经成了她的催命符。
女孩子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满怀希望期待未来，期待骑士拯救自己脱离苦海。芳心何寄的追问，佐以伤春悲秋的诗意，成为待字闺中的生活主菜。未婚女性是契诃夫作品中的特殊人群，他尽自将那些混迹名利场的男女们跟红顶白、奴颜婢膝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却不舍得对这些等待中逐渐褪色的红颜着一字苛责。因为他很明白她们没有选择，所谓的趋利避害，审时度势，所谓的人生智慧、适可而止，对于这些只被当做家具一样在婚姻市场等待高沽或贱卖的女子而言，根本无从谈起。人人都有为理想奋斗的机会，是天梯或蹊径各有信仰，是阴谋或险招全凭觉悟。只有她们束手待毙。毫无出路。这种情况下，爱上第一个走进自己生活的非血亲男人，继而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继而除了失望还是失望，继而一点点熄灭心中微如豆灯的生机……就像在《三姐妹》中，三姐妹受到嫂子的欺压，曾经寄望的姻缘因为军队的开拔成为泡影，可笑的是军官们前来告别仍然满口高调，无视离别的黯然神伤，让人觉得缺乏诚意，但三位姐妹却依然坚持“应该活着”，她们优雅地忍受着苦痛，对自己的不幸保持着一种让人感到既甜美又苦涩的审美距离。契诃夫总是把他不多的温情赋予这些女子，让玛鲁霞在临终时得到了医生的垂怜，让三姐妹依然抱有对未来的希望。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还未怒放，就错过了花期。契诃夫对时代的控诉多过于对她们性格的探 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家本人之于那个黑暗的时代的了无出路，也正与她们相同。在精神上将她们塑造为高洁者的同时，也是他本人的另一种投射吧。
灵魂搭错线——跳来跳去的女人
《跳来跳去的女人》中的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生性喜爱结交名流，追求艺术，因父亲要报答知遇之恩嫁给一个医生，但因逢迎名流而与名画家发生婚外情，医生以宽容之心召唤她回归不成，苦闷之中舍命救治病人而患上传染病丧命。奥莉加被情人抛弃，面对丈夫朋友的无声谴责，她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和卑鄙。
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女人，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莫泊桑写《项链》，契诃夫的其他小说中，例如《太太》、《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也遍地是这种自怨自艾、自以为被平淡生活消磨了天赋的女人。曾经的文学史是这样解读这个故事的，“契诃夫一方面赞美了普通劳动者的心灵美，另一方面则鞭挞了那种蔑视劳动、欺名盗世、心灵空虚的人物”——这段话的作者真是善良，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代都不曾缺少的这样的女子留足了颜面。其实直到今天，我们身边又何尝缺少这样以捧心西子、国色天香自命，动辄举杯明志、嫌弃凡夫俗子、哀怨知音难觅的极品女人?她们是公主病的资深患者，向往高贵而对高贵的理解却极其肤浅，自命优雅却没有给周围人留一丝尊严，装裹得宝相庄严，放弃道德底线的速度却轻易得让人咋舌。
如果说“丁香姑娘”们空有洁白无瑕的灵魂，却无法选择一尘不染的命运。那么“跳来跳去的女人”们在决定结婚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选择——妥协于环境，妥协于社会规则。婚姻是签予这个社会的卖身契，既然无从反抗，就应该愿赌服输，从一而终——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
契诃夫对她们命运的安排相当不留情面，他可以让情人翻脸，让丈夫横死，甚至让两个男人握手言欢狼狈为奸，就是不给女人们遂心。他就是要让她们失望，把她们装饰得闪闪发光的面孔踩进生活的泥泞里。
死魂灵——无可救药的女人
《公爵夫人》、 《脖子上的安娜》则又是另外一类的女人，她们不去伤害谁，也不愿意被谁伤害，她们已经完全成为泥泞生活的一部分。当人们说起那个时代的时候，她们就是其中的乱象之一。
《公爵夫人》借用了一个乡村医生与一位没落公爵夫人的对话，控诉了公爵夫人势力熏灼的岁月里的骄奢淫逸、麻木不仁-《脖子上的安娜》则是一位贫苦人家的女孩嫁给一个50岁的小官后蜕变为上流社会交际花的故事。公爵夫人直面医生的控诉，是因为她不相信人们口中那个面目丑恶的女人是一贯以有教养有爱心自诩的自己，她一直成长的环境早就坏死，自然孕育不出有多少觉悟的新人。安娜则是当她发现自己可以换取名誉、地位、金钱及丈夫的尊重的时候，一步步滑向虚荣堕落的深渊的。
死魂灵就是这样，心甘情愿，无知无畏，没有丝毫挣扎。我们会说她们可悲吗?她们又是否可以被教化?前两类女人或多或少都追求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有她们，只求富拥金山，然后便可整夜安眠。在那个时代中，这样的女人才是大多数吧，没有一定的教育背景，没有足够强大的小宇宙，在逼仄的环境中，她们无从突破也无从置疑，顺其自然，也就成长为这样的怪胎。真正自扰的都不是庸人，在呼喇喇大厦将倾的时候，三姐妹们早就做好了振翅高飞的准备，奥莉加们也会找到生活的意义，只有安娜们从声色犬马的宿醉中惊醒，不知如何逃出升天。
这些女人曾经影响着契诃夫
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才与同居多年的女友结婚，他小说中的爱情情节少得吝啬，而他与家族中的女性反而保持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当生活中已经有一种形式(疾病)控制了他的身心，他对于爱情魔力的一再躲避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契诃夫逝世时只有44岁，致命原因是作家们易发的肺结核。从浪漫派开始，肺结核病被想象成一种爱情病，肺结核病人往往被描写成浪漫、温情、执着、优雅、多愁、善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修养。拜伦、卡夫卡、劳伦斯、奥尼尔、鲁迅、郁达夫……肺结核几乎成了文学天才病，并且有研究表明。细腻的抒情风格和忧郁的感伤格调与结核病人的精神状态有直接因果关系。契诃夫的家族有肺结核病史，在他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就曾经出现咯血的症状，尽管他极力避免面对这个事实，但肺结核的阴影还是极大影响了他的个人生活。
哥哥的守护者——玛丽亚·契诃夫
玛丽亚比哥哥安东小3岁，兄妹俩的感情自幼格外亲厚，一起捱过了父母在莫斯科躲债的日子。契诃夫曾经说过：“玛丽亚是我们家的主管。要是她不在，家里连粥锅都开不了。”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一样，她也是哥哥文学上的得力助手，事业发展的经纪人。只是与伊丽莎白不同，玛丽亚性格温和，热爱家人，为了照顾身体每况愈下的契诃夫，她最终拒绝了喜欢的人的求婚，而终身未嫁。
不过也是因为契诃夫的原因，玛丽亚几乎成为了俄国第一代女性社会活动家在契诃夫生前，她帮着筹办契诃夫的所有社会活动，办学校、慈善募捐，出席各种集会、演出，联系社会进步人士，保管契诃夫的手稿，书信，并一手营造了契诃夫的梅里霍沃庄园(就是那里的樱桃树触发了契诃夫写《樱桃园》)。契诃夫逝世后，玛丽亚成为契诃夫遗嘱的执行人，她把雅尔塔的故居变为契诃夫纪念馆，收集、整理契诃夫遗下的稿件，发表了契诃夫未发表的作品，出版了契诃夫书信六卷集，并且亲自担任契诃夫纪念馆馆长，直到94岁去世。
契诃夫生前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他的作品人们最多读五年，然后就会把它们丢掉。可是从1904年至今，105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读契诃夫的作品，全世界都在搬演他的戏剧，改编他的小说，《契诃夫集》里，每一篇小说都标有明确的创作年份，这背后都有着玛丽亚的影子。
悲剧的炼爱场——莉季娅·米济诺娃(莉卡)
莉卡这个名字，几乎会被每一本契诃夫传记提到。她是玛丽亚的同学，19岁就成为俄语教师，长相出众，有文采，举止大方却并不轻浮，被年轻人称为“天鹅皇后”。契诃夫对莉卡的爱意，简直是一种慢性谋杀。简而言之，契诃夫并不掩饰自己的魅力，甚至主动示好吸引对方；但当莉卡目眩神迷想要捅破窗户纸时，他又忽然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与莉卡的关系中，契诃夫像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反复无常，他可以今天写信说自己盼望莉卡的到来像“沙漠渴望甘霖”，明天又说“我的爱情并不是太阳，它不会给我所喜爱的小鸟带来福音”。
契诃夫的这种态度绝非欲擒故纵，只是在爱情问题上，他还是个神经质的低能儿，一个劲地将爱情、自由、婚姻、独立之类的命题抛给自己，一厢情愿地对立起来；在远没有思考成熟的时候，就随意拉了个姑娘来做垫背。
莉卡和契诃夫牵牵绊绊纠葛了很多年，其间契诃夫也和别的女子有过欢愉，最终成为莉卡彻底死心的导火线。她委身给了一个叫波塔片科的二流作家，后者有妻有子，带着她去了巴黎寻 欢作乐，一知道她怀孕就立刻拔腿跑掉。莉卡在回到俄罗斯后仍与玛丽亚有着往来，不知在梅里霍沃看到憔悴不堪的莉卡时，契诃夫是否有过些许自责呢?
Right timing，right person——奥尔加·克尼佩尔
总有一些人有着别人祈望不来的好运气，就像是莉卡在爱情的荒漠上种了一棵树，她愁苦的眼泪浇灌出了这棵树难得的悲悯，但收获果实的却是女演员奥尔加。克尼佩尔，她成为了契诃夫的妻子。
还在1895年的时候，当一位记者极力劝契诃夫结束独身生活时，契诃夫在回信中写道：“好吧，如果你希望这样，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必须照旧，即她必须住在莫斯科，而我住在乡下，我将经常到她那里去。那种暮暮朝朝厮守的幸福我可受不了——我答应做一个出色的丈夫，不过得给我这样一个妻子，她要像月亮一样，并不是每天都升上我的天空……”
知识分子的桀骜不驯与没心没肺在这封信里暴露殆尽。1898年，因为排演《海鸥》，契诃夫而结识了担任主角的奥尔加，当时对方28岁，小契诃夫10岁。对戏剧的共同挚爱令他们一拍即合，随即，契诃夫又进入了那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他当真是怕有人掐住他的脖子的，于是他故技重施。一边在《三姐妹》里专门为奥尔加写了玛莎这个美妙的角色，一边威胁奥尔加，如果要结婚，她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回归田园。但奥尔加的神经无疑是强悍的，爱情不是她幸福所系的唯一，反而让她可以放纵自己投入这场前途不甚明朗的婚姻——毕竟此时此刻，她是爱他的。
妻子未必是个功德圆满的词。如果不是自知年命不永、世纪末的悲观情绪泛滥，契诃夫是否会选择皈依婚姻则很成疑问；3年后，契诃夫撒手人寰，他将大部分产业和版权都交给了家人，给奥尔加留了一笔5000卢布的遗产。对于一个34岁的话剧女演员来说。这场婚姻未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她整个的人生，她是《樱桃园》的首演班底之一，并因此获得世界声誉——世界上原本就有很多比爱情更为可靠的东西吧。
那位与希特勒情史相关的苏联间谍奥尔加·契诃夫娃，其实是奥尔加·克尼佩尔的侄女，只是与契诃夫的侄子米哈伊尔·契诃夫结过婚，而使用了契诃夫娃的姓氏。与她的姑妈一样，契诃夫娃也是出色的女演员，并且一样拥有强悍的自我认知，在动荡的岁月与反复的政治迫害中仍得享长寿(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