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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12日，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在公安部深化打拐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从现在起，全国警方将用6个月时间展开一次集中摸排行动，对疑似被拐卖儿童，要采集生物检材，经刑事技术部门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比对。同时，公安部要求各地在6月1日前建立实施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
一场打拐新风暴已经来临，但孩子回家的路上仍布满荆棘
一“真是丧尽天良!这个孩子叫杨伟鑫，今年6岁，福建泉州人，2009年，被人拐骗并搞残成了街头乞丐，2010年初有网友在厦门街头发现，后下落不明。收到这封求助信，我愤怒极了。请求各位关注并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一切似乎要从2011年1月17日说起。这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新浪微博发布上述信息。不料，立刻引起轰动，各名V(通过认证的名人实名微博)纷纷响应转发。
当晚，于建嵘又在微博中发言：“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以后凡是看到伤残儿童(10岁以下者)在街头行乞，我们就打110，并把110出警的情况在这里公布，可否?”网友们在跟帖中都表示支持。
1月18日早晨，于建嵘再次更新进展：“几位大侠商量：将建微博和博客，由专人管理。”
与此同时，解救杨伟鑫的行动也在继续，他的特征被网友无数次地转发：单眼皮，眼睛有点大，右额头有条疤痕，下腭唇有两个牙齿印，头上的旋有疤痕没长头发，身体有烫伤，右腿也有，会讲普通话和闽南话，知道自己是泉州人，妈妈叫洪玉萍，爸爸叫杨炳杰，奶奶会挤羊奶。
泉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水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杨伟鑫一案，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赴厦门等地实施解救，还将运用传统办案方式及科技手段，新旧结合，扩大线索，争取早日解救杨伟鑫。
基于这样一次帮助寻人的经历，于建嵘呼吁网友“拿起拍照武器，让人贩子成为过街老鼠”。1月25日，一个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诞生，它的头像正是杨伟鑫。
长久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头行乞儿童绝大多数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为博取同情以及迫使儿童乞讨，利益集团往往对这些孩子施加暴力甚至人为摧残，由于难以相信亲生父母会对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人们怀疑乞讨儿童中的一部分是被拐而来。但一直以来，鲜有发现具体案例来证实这样的传言，相比之下，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猜测。
今年2月10日，海南省三亚市传来消息，8名在三亚市河西区第一市场行乞的河南籍儿童被警方发现后带至救助管理站。当时，根据2月13日《新民晚报》记者独家连线《国际旅游岛商报》编委、三亚记者站站长林春宏和副站长柴彦明的讲述：不存在被拐与被胁迫行乞问题，孩子们均因贫困由父母或亲戚带至三亚，以“讨学费”为名，卖艺行乞。
2月13日，周口市太康县张集镇政府一行4人，连夜从郑州赶赴三亚，看望了乞讨儿童并办理接洽手续。当晚10时连夜护送乞儿回家。
警方调查证实，这8名乞讨儿童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其中7人来自该市太康县张集镇宋庄村，1人来自鹿邑县唐集乡。此外，有4个孩子的父亲也在三亚。“这些孩子均是在春节前，被父亲或组织者带到三亚，以‘讨学费’为名，卖艺乞讨。”张集镇派出所指导员刘环宇说。
出于职业的好奇，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记者也开始奔赴太康，调查就此开始。
二、张集镇位于太康县东南都，是远近闻名的“杂技之乡”。该镇杂技的“发源地”——温良村，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河南省杂技艺术家协会命名为“杂技村”。
然而，在温良村，村民们异口同声地说：已经至少七八年没有人玩杂技了。村民张某告诉记者，以前因村子里的人都穷，才不得不以外出表演杂技为生，有不少孩子从小就干这行。除此之外，有些人家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家里条件又不好，就让孩子跟着“老板”出去表演杂技。现在村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赚钱了，都想让孩子能按时读书，谁还愿意让孩子受那份苦啊。”
温良村的人没有想到的是，杂技这个被冠以“民间艺术”头衔的传统却被距离仅两公里远的孟堂等几个村的一些人“继承”了下来。
而在记者抵达孟堂村时，全村就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村民们聚集在村中对记者的到来窃窃私语，面对提问个个噤若寒蝉。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原孟堂村村支书翟祥明找到了记者。他毫不避讳，公开揭露村中一个叫翟雪峰(2011年2月24日，因涉嫌组织儿童乞讨罪，在安徽省临泉县归案)“杂耍老板”的累累罪行。
在他的指点下，记者来到距孟堂村不远的任庄，听说记者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到了记者跟前，一把扯去帽子：看把我打的。
这名叫任芳芳的8岁女孩低下头，拨开头发，场面顿时僵化，所有人无不目瞪口呆，因为她的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鬼剃头”一样毫发不生，那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
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吓坏了一名同行的女记者，因为鼻中隔没有了，只剩一个大大的空洞，鼻子也由此而塌陷。“还有我的耳朵，叫俺‘爸’给剪了。”芳芳侧对记者，她的双耳外廓各有一处明显的凹缺。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是两处凹缺，“也是俺‘爸’剪的。俺身上还有伤呢，俺‘爸’用火烫的”。
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们说，这个所谓的“爸”，就是翟雪峰，并非任芳芳的亲爹。
“我要钱回来晚了，他让我吃屎，我就只好用棍子挑起屎吃了。”芳芳低垂着头又告诉记者。“他打我时，我哭了，但一哭就挨打。”芳芳说，她还亲眼看到娃蛋被活活摔死，但她记不清是谁摔的了。
在这个孩子的描述中，翟雪峰很可怕，简直就是一个恶魔。翟雪峰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完成不了乞讨任务就要遭皮鞭打。
从任芳芳家出来，翟祥明将年已17岁的儿子翟满响带到了记者跟前，在远离孟堂村的一处麦地边上，父子俩接受了记者的调查。
翟祥明与翟雪峰两家其实都是孟堂村的姓氏大户，两家关系原本不错。翟雪峰在兄弟三人中位居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老大翟明中早年就带着翟雪峰玩杂耍讨钱，翟雪峰正是因此学会了这门生意，而后老三翟富军也入了行。
2001年，翟祥明曾跟随翟明中带着几个租来的孩子到全国各地乞讨，翟祥明负责开车，每个月翟明中给他500元。当时，孩子们脖子上挂个牌子，称家里穷没钱上学，然后在东北挨个村要。一个村三四个人，分几组要钱，孩子们都互称兄弟姐妹，据说多的时候一天能得1000元。晚上，一群人就挤在一辆农用小卡车上，被子一铺就睡觉，翟祥明说，他觉得这不是良心活，是骗人的，因此3个月后不干了。
按照翟满响的说法，2009年，他无 心念书，翟雪峰的长子翟武坤主动游说让他跟着一起到外地玩杂耍赚钱。翟满响于是瞒着父亲跟翟雪峰一家跑到外地，翟满响没有学过杂耍，但翟雪峰仍给他每月900元的工资。
翟雪峰开着一辆农用小卡车，后厢支起一个大帐篷，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翟雪峰夫妇与儿子翟武坤住，下层乞儿住。乞儿一共三组，翟满响的任务是，车子每到一个城市后，他就领着其中一组孩子沿街乞讨，督促并监督乞儿卖力干活。
任芳芳、翟娃蛋就在翟满响这一组，还有另一个女孩，翟满响已记不起名字了。“我见到芳芳时，她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7岁的翟娃蛋也必须管翟雪峰叫“爸”，这是翟雪峰的吩咐，以应对外人盘问。这个孩子本名叫冯国利，家住与太康相邻的商丘市柘城县，生父冯天宝，生母王美荣，这对夫妇共育有7个子女，也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说起来与翟雪峰还有点“亲戚”关系——翟雪峰主动登门提出帮冯天宝夫妇减轻家庭负担，将最小的冯国利收为干儿子，取名翟娃蛋。
“我常看到翟雪峰殴打芳芳、娃蛋这些孩子。”翟满响揭露。翟雪峰最喜欢拿农用车上的三角带关起帐篷抽打，有时候打得浑身是汗，拿毛巾擦干继续打。
他还证实，孩子们挨打时不敢哭，因为那样会遭来更严厉的惩罚。孩子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要出去乞讨，3个组的孩子每天至少能讨回1000元，但即便如此，孩子们早饭不给吃，午饭也靠好心人施舍，回来晚了或者当天要的钱少了也不给吃。满响说，孩子们一年难得洗一次澡，生病了，翟雪峰从不送医院看病，病得再厉害也必须上街乞讨。
翟雪峰一家负责监视，满响以及另几个一般大的孩子负责管理芳芳、娃蛋这些更小的乞儿。“翟雪峰吩咐我，孩子不听话就打，如果不照办，我也会被他骂，被他打。”翟满响说，“无奈之下只得对孩子们用武力征服了。”
按照2叭O年6月24日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叙述，2009年12月25日晚10点，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在桂平市城区电影院附近表演杂耍，翟娃蛋在向观众讨要赏钱时与观众发生口角，翟满响叫翟娃蛋不要骂人，翟娃蛋不听，被翟满响拉到桂平市邮政局附近一处正在装修的房子里，朝娃蛋的胸部捶打了十多下，娃蛋因此受伤，后送至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死于肺损伤与心脏损伤，进而导致呼吸、循环衰竭。
但翟满响却对记者表示，娃蛋是被翟雪峰打死的，“我在替他顶罪。”翟满响说，翟娃蛋死前三四天曾经遭受翟雪峰的毒打，打得连他都看不下去了。后来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出去乞讨时，发现娃蛋路都走不稳，老往一边斜，晚上回到住处，他告诉翟雪峰，建议给娃蛋做个脑部检查，但翟雪峰认为娃蛋是在装病，还告诉他如果娃蛋不听话就要打。
此后几天，娃蛋的情况变得愈加糟糕，走路都摔跤，12月24日晚，翟雪峰又逼着娃蛋去乞讨，娃蛋说自己难受，头晕脖子硬，但翟雪峰骂他装病，还狠狠踢了他几脚，娃蛋怕继续挨打，挣扎着爬起来说出去讨钱。
翟雪峰就让满响领着娃蛋还有另一个孩子出去了，走了1个小时左右，娃蛋突然吵着说心口难受，因为翟雪峰曾交待娃蛋是装病的，不要信，翟满响就打了翟娃蛋几下，娃蛋忙说自己已经不难受了。
他们继续朝人多的地方走，没有十几步，娃蛋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满响赶紧让另一个孩子去买卫生纸，结果卫生纸擦掉三卷，娃蛋口中泡沫仍旧不止。
翟满响哭了，赶紧抱着娃蛋去了附近的桂平市人民医院，医院在抢救娃蛋时，翟满响被翟雪峰叫回车边，并让翟武坤去医院打探情况，凌晨，姓蛋死亡。翟雪峰让翟武坤将娃蛋的尸体抢了出来，不顾医生的追赶一路狂奔至停车处。
翟雪峰将娃蛋的尸体扔进车内并将翟满响锁了进去后，开车逃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香蕉林，又将娃蛋的尸体藏进林子里。
“翟雪峰逼我顶罪，说我是未成年人，会轻判，只要我顶罪，他会一周内把我从看守所‘捞’出来，并给我爸10万元。”翟满响说，自己不懂法，又害怕翟雪峰，因此答应了。
接下来，翟雪峰开始跟车厢内的其他孩子对口供，教这些孩子作证是翟满响打死了娃蛋。
“不知道是翟雪峰家谁打了110，警察一会儿就到了。”翟满响说，直到法庭宣判时，他问父亲翟祥明有没有收到10万元，才知道上了翟雪峰的当。
翟祥明告诉记者，他对此很气愤，直到出事，他才知道原来儿子是跟着翟雪峰后面做“打手”的。“他骗我儿子顶罪，毁了我儿子一生。”翟祥明因此与翟雪峰反目成仇。
令人唏嘘的是，娃蛋惨死后，生父母冯天宝、王美荣与翟雪峰以及翟祥明、翟满响三方私下在2010年1月3日达成了一项赔偿协议。这份协议写明，由翟雪峰、翟祥明各自补偿冯天宝夫妇3万元，即时付清，冯天宝夫妇不再追究责任，并出具谅解书，三方还在协议中特意注明了“具法律效力”。
拿到钱后，冯天宝夫妇给桂平市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谅解书，称已与翟满响的父母达成补偿协议，不再追究责任，“翟满响在教育我儿子翟娃蛋时，失手把他打伤，后经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与翟满响的父亲是亲戚关系，我决定不再追究翟满响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对翟满响轻判。”
如此，翟满响最终被判三缓四。
三“老板”带出去的小孩有不少多为3～6岁的学龄前儿童，与家长们签订的“协议”通常是以三年为期。2005年2月，王庄寨村村民王海英7岁的女儿朱秋月被翟雪峰带走时，签的协议规定，小孩每月的工资是500元。而且协议声明，孩子带出去之后如果发生患病、走失等任何意外情况，翟雪峰负责赔偿1万元，其他一概不承担。
王海英说，当时她和孩子父亲都在浙江省温州打工，家里只有公公和婆婆照顾女儿。“老板”和杂技老师跑来跟公公、婆婆游说，在没有征得夫妻俩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孩子带出去了。
她说，杂技老师教孩子一般都是不收费的。他们教好了学生以后，有的自己带着孩子出去赚钱，有的就把孩子“推荐”给“老板”。秋月就是杂技老师朱法领介绍给翟雪峰的，协议签好之后，翟雪峰给了朱500元钱作为“劳务费”。
记者来到朱法领家中，只见大门紧闭，院内空无一人。而翟雪峰则证明了王海英的说法，称他曾经向朱法领要过两个孩子，每次给后者的酬劳都是小孩1个月的工资。
王海英没有想到，秋月跟着翟雪峰出去不到半个月，就在河南省叶县走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朱秋月失踪后仅1个月，翟雪峰就与朱秋月的家人在张集镇派出所，由双方村支书协调，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翟雪峰补偿朱家13000元，同时必须积极寻找打听朱秋月的下落，而朱家“不得无故找翟雪峰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
当时，与翟雪峰关系尚未交恶，翟祥明作为调解方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有了这份协议，翟雪峰可以安心继续寻找、雇佣乞儿以杂耍名义乞讨，但朱秋月的家人却陷入了万劫不复。
女儿失踪后，家中四处借钱寻找了几个月，最终毫无结果。婆婆因为当初在合同上签字，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孙女，非常内疚，三年之后在家中上吊自杀。公公也因此受刺激，精神失常，一直叫嚷着是王海英杀死了孙女，对她又打又骂。本来内向的丈夫自女儿出事之后，变得非常抑郁，而且常常对她发火。
“我有罪啊，是我们把孩子害了。”王海英：甚至怀疑秋月很可能是被翟雪峰害了，并非失踪，她向镇派出所报案，“可是，派出所对我不理不睬，说找不到翟雪峰”。王海英无奈之下又隔三岔五地去找朱法领要孩子，因为她不断闹事，朱法领的学校最终关门。
王海英夫妇几年间为了寻找朱秋月已债台高筑，去年麦子卖了4000元，还没焐热就被要债的拿走了。面对记者的到来，这个女人集积多年的怨愤一下子进发了，她大声号啕：“翟雪峰这个挨千刀的，害得我这些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人家的孩子过年有压岁钱，我的孩子只要有一分钱，我都要抢过来找秋月。要不是为了见秋月一面，我早就把自己吊死了。”王海英止不住眼中的泪水。她说这几年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家里人骂她，邻村人也对她指指点点，说她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哭都不敢哭，只能半夜躲着人哭。”
2009年3月16日，王海英夫妇向太康县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朱秋月死亡，一年后得到法院认定。王海英夫妇随即起诉翟雪峰，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人民法院认定翟雪峰利用儿童乞讨的事实，判定翟雪峰在13000元补偿协议之外，再赔偿王海英夫妇93139元。翟雪峰不服，提出上诉。
“只要把翟雪峰绳之以法，让我死也愿意。”王海英泣不成声。
四、曾跟着翟雪峰的“杂技团”出去、当过“管理者”的翟满响说，孩子们出去讨钱，最少一天能挣300元，最多能有1000多元。
那么，“老板”和乞讨儿童究竟是不是亲戚关系?
2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就在记者四处寻找翟雪峰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孟堂村，此前在三亚市被解救回来的4名乞儿乘载着海南省相关部门以及市民的关爱，经过长途跋涉到家了，另外3名外村的乞儿则由另一辆车送回。
老汉徐克俭与老太李军兰扑向了车门，两人各自将两名乞儿揽人怀中，徐克俭揽的是“徐乙风”、“徐乙超”，李军兰揽的是“翟武帝”与“翟唱唱”。
“可想死奶奶了!”面对记者的镜头，李军兰抹着眼泪，而徐克俭则兴高采烈：“跟爷爷回家咯!”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孩子们的表情却相当平静，8岁的“翟唱唱”与15岁的“翟武帝”被奶奶李军兰领网村东的家中后，甚至有些陌生，对埔上的奖状也一时说不出姓名。“翟唱唱”一脸冷漠，不吭声，“翟武帝”却很老练，一会儿说自己长大想当记者，一会儿说想当兵。他说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与妹妹去三亚乞讨，他去只是因为那边比较暖和，而妹妹是因为跟他感情好，非要跟着去。
李军兰一边指着破旧的房屋一边说儿子翟文志家里穷，否则也不会让亲生的孩子出去要钱，但一名中年妇女却不断给她使眼色让她不要说话。
另一边，8岁的“徐乙风”、6岁的“徐乙超”被徐克俭领回家后，也对家中摆设表现陌生，徐克俭给了徐乙超一个玩具车，而后让一个年轻人把孩子带离记者。徐克俭说，俩孩子的父亲徐辉是他的大儿子，因为家里穷才把孩子们带到南方卖艺讨钱，“孩子们过得很好，绝对没有受到虐待。”
此时的孟堂村很是怪异，村民们窃窃私语，甚至看着徐克俭疼爱孩子的样子偷笑。“我敢用人格担保，这4个孩子都是冒充的。”翟祥明说，徐辉、翟文志雇佣了几个孩子冒充自己的子女在外行乞，“真正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压根就没出去乞讨过，昨天我还看到他们在村里玩呢。”
但除了翟祥明，孟堂村再无第二个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4个孩子也坚持自己原先对外公布的身份，真伪一时难辨。
2月15日晚上，记者离开孟堂村后，4个孩子突然从孟堂村消失了。第二天，记者继续追查4名乞儿身份的真伪，此时，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也赶到村里，他发现4个孩子都已不见了踪迹，立即叫来村支书徐汝峰。徐汝峰承认前一天送来的4个孩子都不是真人，刘志忠问为何隐瞒实情，徐汝峰回答因为媒体记者当时太多，不敢说。
对于这个乌龙，刘志忠很尴尬，但他辩解是因为此前在三亚时只核实了几个孩子的姓名，没有拿到照片比对，所以被骗。
“为何要骗记者说俩孩子是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对记者的追问，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徐克俭落荒而逃。“是他们自己叫我爷爷的，关我什么事!”徐克俭一边小跑一边叨叨，这场景引得村民们一阵大笑。
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在哪里?冒充他们的4个孩子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解救回来的另外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是不是也是冒充的?
有了此前的被动，太康县这回积极了许多，2月16日晚10时，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召开新闻发布会，调查组成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之栋证实接回的8名乞讨儿童中，来自孟堂村的4名孩子——“徐乙超”、“徐乙风”、“翟武帝”、“翟唱唱”确系假冒，均为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所为，目的是为了在乞讨过程中应付盘查。经核实，曹宇、张卫兵、于凯是真实的身份，包括这3名儿童在内的所有7名被解救儿童，均系父母自愿以口头或书面协议将子女租给杂耍老板的，没有拐骗或拐卖行为。
在张集镇赵古同村，记者找到了假冒的“翟武帝”，他的真实身份是15岁的赵坤燕。再次见到记者，赵坤燕笑了，面无尴尬，对于被他骗过的警察、记者，赵坤燕觉得很搞笑：“太好笑了，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我就继续骗下去，骗到哪里算哪里”。
赵坤燕的家境尚好，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楼。父亲赵永敬说，他认识常到赵古同村招收儿童的翟文志，2010年春节后，翟文志给了他3000元，将赵坤燕带去南方玩杂耍，到年中又给了他2000元。赵坤燕跟翟文志南下乞讨，去过广州、湛江、三亚等城市。在小旅社住下后，他就领着假的“翟唱唱”到街头卖艺乞讨，遇到盘查就自称兄妹。实际上，赵坤燕担当的是跟在翟雪峰后面对乞儿监工的角色，但他不承认自己打过“翟唱唱”。
冒充“翟唱唱”的是8岁的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村张庄村的刘甜甜。刘甜甜家境确实困难，住在窝棚内。母亲系四川人，患有精神疾病，流浪到淮阳被刘甜甜的父亲刘中振领回家，生了3个孩子后又走丢了。刘中振智商也低，2年前，他在乞讨时认识了翟文志，翟文志提出帮他养一个孩子，扔下200元钱就把5岁的刘甜甜带走了。
刘甜甜板着脸，一如昨日的沉默不语。接着，记者在张集镇冯庄村找 到了冒充“徐乙风”的7岁女童冯梦晨，她迎接记者的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跑远。
冯梦晨的母亲张霞解释，丈夫腰椎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2万多元，“穷得没办法”，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夫妻俩就同意了。此后3年，冯梦晨回来过两次。张霞也很关心女儿在外的处境，坚信女儿在外没有受过虐待。
除翟武帝外，其余3个孩子都在家念书，其中翟唱唱因为家境富裕还在太康县城上学。翟唱唱充满纯真，她不明白父亲翟文志带着她的替身们乞讨是好是坏，她说，她见过冒充她的刘甜甜，她希望刘甜甜也能像她一样坐在课堂里。
五、一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引发的打拐行动，迅速受到了全民的关注。包括上海网友在内的全国各地网友纷纷上传自己拍到的乞讨儿童照片，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除了关注“乞儿”，人们也不该忽视现实社会中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些孩子是不是被拐卖儿童呢?
复旦大学教授、旅美学者陈纳认为，乞讨本身并不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但是，今天不少人的“乞讨”已不是因生活困难或自然灾害等因素所迫，而是掺杂着众多的人为因素和非法的目的。当行乞被不法集团或不法分子所操纵和控制时，其背后的不法现象和犯罪行为就凸显出来，尤其个别地方一再出现的加害压榨儿童乞讨、进而牟利的犯罪行为，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但近些年来，国内频发的儿童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儿童神圣化的观念与社会文化氛围还远未确立，儿童权益不但没有成为一条“高压线”，而且还成为了唯利是图、甚至宣泄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除了缺人、缺钱，还缺什么呢?换言之，面对那些乞讨和被拐的儿童，最缺的是什么呢?
1977年5月19日，年仅5岁的湖北省襄樊籍男孩刘鑫被人贩子武秀华在上海火车站拐走他乡，随之改名换姓成银建波，在时隔整整21年后的1998年9月11日，经时为浙江卫视编导韩蕾(现任上海文广新闻集团纪实频道制片人)女士和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指挥部王焕聚、葛国勇等一些热心警官的帮助下，加之其亲生父母刘志成、邹秀华，再次站到铁路“上海站”三个鲜红的大字标牌之下，就曾面临20年的追诉期已过，无法起诉的凄苦。
张新枫曾公开表示：“庞大的、需求旺盛的买方市场，是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并且不断发展蔓延的根本原因。”
上述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教授李楯先生当年在节目录制现场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曾呼吁：“人们应该研究一下现行的法律，软弱和苍白不是法律的本质，它更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热情。”
事实上，残疾丐童现象只是“微博打拐”中的一个附属部分。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的2月12日，“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在北京宋庄举行。于建嵘和壹基金秘书长杨鹏，京城名人薛蛮子，“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时评人、作家李承鹏，歌星、全国政协委员韩红的代表人喻江，著名律师浦志强等人参加，被拐儿童杨伟鑫的母亲洪佩评也专程从福建泉州赶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即将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委托有着坎坷童年经历的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提交《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提案。
记者了解到，近年拐卖儿童犯罪形成“盗、抢、售”一条龙产业链，流动人口集中地成重灾区，有些地方犯罪分子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
比较典型的是广东省深圳、东莞两地，大批来自全国的流动人口聚居于此，农民工普遍没能力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儿童在居住地四周玩耍无人看管。放学路上、超市、家门口，犯罪分子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偷走或抢走的孩子，半小时内就被送离城区“脱手”。等家长报案时，孩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警方很难找到破案线索。据关心此事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建昌说，近年来，深圳、东莞有数千儿童丢失。在当地，只需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上一个户口。
在他们眼里，孩子就是“货”，有人负责“进货”，有人专管“销货”。很多孩子都曾被转手多次。
2月19日，结束了对太康县“杂耍乞儿”的调查后，记者与同事将任尚田、任芳芳父女带至郑州新郑机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MU-539的航班，踏上了返沪的归程，此前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表示将会为其提供免费的美容整形手术，包括植发、鼻部修复与心理治疗。
从未坐过飞机的任芳芳一脸的兴奋，听说有人愿意帮助自己变得重新漂亮起来，小姑娘开心得在机舱内叫喊。面对结伴随行的女同事给她买的蛋糕、薯片、牛肉干和可乐，8岁的任芳芳不知所措，她说自己从未吃过这些东西。
坐在记者身边的任尚田看着女儿，面带愧疚地多次重复着一句话：“我对不起姑娘。”
3月13日晚上，身在香港采访的记者得知，曾被父亲“租”给杂耍老板的“乞讨女童”任芳芳，经过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专家近20天的治疗和检查，完全符合出院条件，在与医生和护士恋恋不舍告别后，正式出院。
是啊，身体的解救容易，但灵魂的拯救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六、现就职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的钱钢，当年出版的名作《唐山大地露勃曾轰动一个时代。钱钢认为，“微博打拐”的意义在于，面对流浪儿童，除了公权力救济，作为“有益补充”的私力救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行乞问题。从长远看，要解决问题，必须尽快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据国家民政部估计，全国流浪乞讨儿童人数约为100万～150万。其中许多是被拐卖儿童，也有一些属于随父母一起在城市街头流浪乞讨者。但是，较之全国庞大的流浪乞讨儿童群体，经由微博被解救的儿童可谓沧海一粟。
在这位当代中国调查性报道最早的探路者之一的学者看来：“微博打拐”吸引了大量民间力量参与，这对减少强迫未成年人乞讨有积极作用，但是效果“仍然有限”。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必须从源头着手。
事实上，该行动的发起者于建嵘当初提出的是“消除一切儿童乞讨，使乞讨儿童回到学校”。这一倡议与一般意义上的“微博打拐”有所区别。但网民显然把流浪乞讨儿童视作“被拐卖儿童”。
儿童福利是国家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福利制度第一个立法是有关儿童福利的。早在1909年，美国就在联邦政府设立了美国儿童局。而英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家也在上个世纪先后出台了儿童福利专门法案，并成立了儿童福利局一类专司机构。而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1985年人均GDP仅仅1000美元时，就成立了妇女与儿童发展司。
其实不用追溯的那么远，近看“东方之珠”香港，就早已颁布了《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行乞均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元及监禁1年。持双程证人士如在街上行乞会留下刑事记录，两年内禁止再让其来港。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将父母带子女行乞明确纳入限制范围。
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要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等。同时政府还必须加大对农村计划生育的控制、加大对义务教育与就业培训的投资。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流浪乞讨的制度土壤。
实际上，全国上百万乞讨儿童中，被拐卖的比例比较有限，被强迫行乞的比例也很有限。那些与孩子一起乞讨的家长们，从法律上讲，很难说是犯罪。但此次微博行动，确实也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对这一习以为常的社会问题的关注。
钱钢指出，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超过8万亿元，已跃居世界第二。各级政府掌握着巨大的财力和资源，关键是如何确定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如果“真把解决民生放在首位，那么就不会没钱。”
家事，也是国事，孩子更是国家的未来；让孩子过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怀有这样的共识，这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履行的义务。
(责编： 盛山)
一场打拐新风暴已经来临，但孩子回家的路上仍布满荆棘
一“真是丧尽天良!这个孩子叫杨伟鑫，今年6岁，福建泉州人，2009年，被人拐骗并搞残成了街头乞丐，2010年初有网友在厦门街头发现，后下落不明。收到这封求助信，我愤怒极了。请求各位关注并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一切似乎要从2011年1月17日说起。这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新浪微博发布上述信息。不料，立刻引起轰动，各名V(通过认证的名人实名微博)纷纷响应转发。
当晚，于建嵘又在微博中发言：“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以后凡是看到伤残儿童(10岁以下者)在街头行乞，我们就打110，并把110出警的情况在这里公布，可否?”网友们在跟帖中都表示支持。
1月18日早晨，于建嵘再次更新进展：“几位大侠商量：将建微博和博客，由专人管理。”
与此同时，解救杨伟鑫的行动也在继续，他的特征被网友无数次地转发：单眼皮，眼睛有点大，右额头有条疤痕，下腭唇有两个牙齿印，头上的旋有疤痕没长头发，身体有烫伤，右腿也有，会讲普通话和闽南话，知道自己是泉州人，妈妈叫洪玉萍，爸爸叫杨炳杰，奶奶会挤羊奶。
泉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林水湖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于杨伟鑫一案，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赴厦门等地实施解救，还将运用传统办案方式及科技手段，新旧结合，扩大线索，争取早日解救杨伟鑫。
基于这样一次帮助寻人的经历，于建嵘呼吁网友“拿起拍照武器，让人贩子成为过街老鼠”。1月25日，一个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诞生，它的头像正是杨伟鑫。
长久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头行乞儿童绝大多数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为博取同情以及迫使儿童乞讨，利益集团往往对这些孩子施加暴力甚至人为摧残，由于难以相信亲生父母会对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人们怀疑乞讨儿童中的一部分是被拐而来。但一直以来，鲜有发现具体案例来证实这样的传言，相比之下，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猜测。
今年2月10日，海南省三亚市传来消息，8名在三亚市河西区第一市场行乞的河南籍儿童被警方发现后带至救助管理站。当时，根据2月13日《新民晚报》记者独家连线《国际旅游岛商报》编委、三亚记者站站长林春宏和副站长柴彦明的讲述：不存在被拐与被胁迫行乞问题，孩子们均因贫困由父母或亲戚带至三亚，以“讨学费”为名，卖艺行乞。
2月13日，周口市太康县张集镇政府一行4人，连夜从郑州赶赴三亚，看望了乞讨儿童并办理接洽手续。当晚10时连夜护送乞儿回家。
警方调查证实，这8名乞讨儿童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其中7人来自该市太康县张集镇宋庄村，1人来自鹿邑县唐集乡。此外，有4个孩子的父亲也在三亚。“这些孩子均是在春节前，被父亲或组织者带到三亚，以‘讨学费’为名，卖艺乞讨。”张集镇派出所指导员刘环宇说。
出于职业的好奇，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记者也开始奔赴太康，调查就此开始。
二、张集镇位于太康县东南都，是远近闻名的“杂技之乡”。该镇杂技的“发源地”——温良村，早在十几年前，就被河南省杂技艺术家协会命名为“杂技村”。
然而，在温良村，村民们异口同声地说：已经至少七八年没有人玩杂技了。村民张某告诉记者，以前因村子里的人都穷，才不得不以外出表演杂技为生，有不少孩子从小就干这行。除此之外，有些人家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没有时间照顾小孩，家里条件又不好，就让孩子跟着“老板”出去表演杂技。现在村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赚钱了，都想让孩子能按时读书，谁还愿意让孩子受那份苦啊。”
温良村的人没有想到的是，杂技这个被冠以“民间艺术”头衔的传统却被距离仅两公里远的孟堂等几个村的一些人“继承”了下来。
而在记者抵达孟堂村时，全村就像一面密不透风的墙，村民们聚集在村中对记者的到来窃窃私语，面对提问个个噤若寒蝉。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原孟堂村村支书翟祥明找到了记者。他毫不避讳，公开揭露村中一个叫翟雪峰(2011年2月24日，因涉嫌组织儿童乞讨罪，在安徽省临泉县归案)“杂耍老板”的累累罪行。
在他的指点下，记者来到距孟堂村不远的任庄，听说记者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到了记者跟前，一把扯去帽子：看把我打的。
这名叫任芳芳的8岁女孩低下头，拨开头发，场面顿时僵化，所有人无不目瞪口呆，因为她的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鬼剃头”一样毫发不生，那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
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吓坏了一名同行的女记者，因为鼻中隔没有了，只剩一个大大的空洞，鼻子也由此而塌陷。“还有我的耳朵，叫俺‘爸’给剪了。”芳芳侧对记者，她的双耳外廓各有一处明显的凹缺。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是两处凹缺，“也是俺‘爸’剪的。俺身上还有伤呢，俺‘爸’用火烫的”。
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们说，这个所谓的“爸”，就是翟雪峰，并非任芳芳的亲爹。
“我要钱回来晚了，他让我吃屎，我就只好用棍子挑起屎吃了。”芳芳低垂着头又告诉记者。“他打我时，我哭了，但一哭就挨打。”芳芳说，她还亲眼看到娃蛋被活活摔死，但她记不清是谁摔的了。
在这个孩子的描述中，翟雪峰很可怕，简直就是一个恶魔。翟雪峰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完成不了乞讨任务就要遭皮鞭打。
从任芳芳家出来，翟祥明将年已17岁的儿子翟满响带到了记者跟前，在远离孟堂村的一处麦地边上，父子俩接受了记者的调查。
翟祥明与翟雪峰两家其实都是孟堂村的姓氏大户，两家关系原本不错。翟雪峰在兄弟三人中位居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老大翟明中早年就带着翟雪峰玩杂耍讨钱，翟雪峰正是因此学会了这门生意，而后老三翟富军也入了行。
2001年，翟祥明曾跟随翟明中带着几个租来的孩子到全国各地乞讨，翟祥明负责开车，每个月翟明中给他500元。当时，孩子们脖子上挂个牌子，称家里穷没钱上学，然后在东北挨个村要。一个村三四个人，分几组要钱，孩子们都互称兄弟姐妹，据说多的时候一天能得1000元。晚上，一群人就挤在一辆农用小卡车上，被子一铺就睡觉，翟祥明说，他觉得这不是良心活，是骗人的，因此3个月后不干了。
按照翟满响的说法，2009年，他无 心念书，翟雪峰的长子翟武坤主动游说让他跟着一起到外地玩杂耍赚钱。翟满响于是瞒着父亲跟翟雪峰一家跑到外地，翟满响没有学过杂耍，但翟雪峰仍给他每月900元的工资。
翟雪峰开着一辆农用小卡车，后厢支起一个大帐篷，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翟雪峰夫妇与儿子翟武坤住，下层乞儿住。乞儿一共三组，翟满响的任务是，车子每到一个城市后，他就领着其中一组孩子沿街乞讨，督促并监督乞儿卖力干活。
任芳芳、翟娃蛋就在翟满响这一组，还有另一个女孩，翟满响已记不起名字了。“我见到芳芳时，她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7岁的翟娃蛋也必须管翟雪峰叫“爸”，这是翟雪峰的吩咐，以应对外人盘问。这个孩子本名叫冯国利，家住与太康相邻的商丘市柘城县，生父冯天宝，生母王美荣，这对夫妇共育有7个子女，也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说起来与翟雪峰还有点“亲戚”关系——翟雪峰主动登门提出帮冯天宝夫妇减轻家庭负担，将最小的冯国利收为干儿子，取名翟娃蛋。
“我常看到翟雪峰殴打芳芳、娃蛋这些孩子。”翟满响揭露。翟雪峰最喜欢拿农用车上的三角带关起帐篷抽打，有时候打得浑身是汗，拿毛巾擦干继续打。
他还证实，孩子们挨打时不敢哭，因为那样会遭来更严厉的惩罚。孩子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要出去乞讨，3个组的孩子每天至少能讨回1000元，但即便如此，孩子们早饭不给吃，午饭也靠好心人施舍，回来晚了或者当天要的钱少了也不给吃。满响说，孩子们一年难得洗一次澡，生病了，翟雪峰从不送医院看病，病得再厉害也必须上街乞讨。
翟雪峰一家负责监视，满响以及另几个一般大的孩子负责管理芳芳、娃蛋这些更小的乞儿。“翟雪峰吩咐我，孩子不听话就打，如果不照办，我也会被他骂，被他打。”翟满响说，“无奈之下只得对孩子们用武力征服了。”
按照2叭O年6月24日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叙述，2009年12月25日晚10点，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在桂平市城区电影院附近表演杂耍，翟娃蛋在向观众讨要赏钱时与观众发生口角，翟满响叫翟娃蛋不要骂人，翟娃蛋不听，被翟满响拉到桂平市邮政局附近一处正在装修的房子里，朝娃蛋的胸部捶打了十多下，娃蛋因此受伤，后送至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死于肺损伤与心脏损伤，进而导致呼吸、循环衰竭。
但翟满响却对记者表示，娃蛋是被翟雪峰打死的，“我在替他顶罪。”翟满响说，翟娃蛋死前三四天曾经遭受翟雪峰的毒打，打得连他都看不下去了。后来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出去乞讨时，发现娃蛋路都走不稳，老往一边斜，晚上回到住处，他告诉翟雪峰，建议给娃蛋做个脑部检查，但翟雪峰认为娃蛋是在装病，还告诉他如果娃蛋不听话就要打。
此后几天，娃蛋的情况变得愈加糟糕，走路都摔跤，12月24日晚，翟雪峰又逼着娃蛋去乞讨，娃蛋说自己难受，头晕脖子硬，但翟雪峰骂他装病，还狠狠踢了他几脚，娃蛋怕继续挨打，挣扎着爬起来说出去讨钱。
翟雪峰就让满响领着娃蛋还有另一个孩子出去了，走了1个小时左右，娃蛋突然吵着说心口难受，因为翟雪峰曾交待娃蛋是装病的，不要信，翟满响就打了翟娃蛋几下，娃蛋忙说自己已经不难受了。
他们继续朝人多的地方走，没有十几步，娃蛋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满响赶紧让另一个孩子去买卫生纸，结果卫生纸擦掉三卷，娃蛋口中泡沫仍旧不止。
翟满响哭了，赶紧抱着娃蛋去了附近的桂平市人民医院，医院在抢救娃蛋时，翟满响被翟雪峰叫回车边，并让翟武坤去医院打探情况，凌晨，姓蛋死亡。翟雪峰让翟武坤将娃蛋的尸体抢了出来，不顾医生的追赶一路狂奔至停车处。
翟雪峰将娃蛋的尸体扔进车内并将翟满响锁了进去后，开车逃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香蕉林，又将娃蛋的尸体藏进林子里。
“翟雪峰逼我顶罪，说我是未成年人，会轻判，只要我顶罪，他会一周内把我从看守所‘捞’出来，并给我爸10万元。”翟满响说，自己不懂法，又害怕翟雪峰，因此答应了。
接下来，翟雪峰开始跟车厢内的其他孩子对口供，教这些孩子作证是翟满响打死了娃蛋。
“不知道是翟雪峰家谁打了110，警察一会儿就到了。”翟满响说，直到法庭宣判时，他问父亲翟祥明有没有收到10万元，才知道上了翟雪峰的当。
翟祥明告诉记者，他对此很气愤，直到出事，他才知道原来儿子是跟着翟雪峰后面做“打手”的。“他骗我儿子顶罪，毁了我儿子一生。”翟祥明因此与翟雪峰反目成仇。
令人唏嘘的是，娃蛋惨死后，生父母冯天宝、王美荣与翟雪峰以及翟祥明、翟满响三方私下在2010年1月3日达成了一项赔偿协议。这份协议写明，由翟雪峰、翟祥明各自补偿冯天宝夫妇3万元，即时付清，冯天宝夫妇不再追究责任，并出具谅解书，三方还在协议中特意注明了“具法律效力”。
拿到钱后，冯天宝夫妇给桂平市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谅解书，称已与翟满响的父母达成补偿协议，不再追究责任，“翟满响在教育我儿子翟娃蛋时，失手把他打伤，后经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与翟满响的父亲是亲戚关系，我决定不再追究翟满响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对翟满响轻判。”
如此，翟满响最终被判三缓四。
三“老板”带出去的小孩有不少多为3～6岁的学龄前儿童，与家长们签订的“协议”通常是以三年为期。2005年2月，王庄寨村村民王海英7岁的女儿朱秋月被翟雪峰带走时，签的协议规定，小孩每月的工资是500元。而且协议声明，孩子带出去之后如果发生患病、走失等任何意外情况，翟雪峰负责赔偿1万元，其他一概不承担。
王海英说，当时她和孩子父亲都在浙江省温州打工，家里只有公公和婆婆照顾女儿。“老板”和杂技老师跑来跟公公、婆婆游说，在没有征得夫妻俩同意的情况下就把孩子带出去了。
她说，杂技老师教孩子一般都是不收费的。他们教好了学生以后，有的自己带着孩子出去赚钱，有的就把孩子“推荐”给“老板”。秋月就是杂技老师朱法领介绍给翟雪峰的，协议签好之后，翟雪峰给了朱500元钱作为“劳务费”。
记者来到朱法领家中，只见大门紧闭，院内空无一人。而翟雪峰则证明了王海英的说法，称他曾经向朱法领要过两个孩子，每次给后者的酬劳都是小孩1个月的工资。
王海英没有想到，秋月跟着翟雪峰出去不到半个月，就在河南省叶县走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朱秋月失踪后仅1个月，翟雪峰就与朱秋月的家人在张集镇派出所，由双方村支书协调，达成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翟雪峰补偿朱家13000元，同时必须积极寻找打听朱秋月的下落，而朱家“不得无故找翟雪峰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
当时，与翟雪峰关系尚未交恶，翟祥明作为调解方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有了这份协议，翟雪峰可以安心继续寻找、雇佣乞儿以杂耍名义乞讨，但朱秋月的家人却陷入了万劫不复。
女儿失踪后，家中四处借钱寻找了几个月，最终毫无结果。婆婆因为当初在合同上签字，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孙女，非常内疚，三年之后在家中上吊自杀。公公也因此受刺激，精神失常，一直叫嚷着是王海英杀死了孙女，对她又打又骂。本来内向的丈夫自女儿出事之后，变得非常抑郁，而且常常对她发火。
“我有罪啊，是我们把孩子害了。”王海英：甚至怀疑秋月很可能是被翟雪峰害了，并非失踪，她向镇派出所报案，“可是，派出所对我不理不睬，说找不到翟雪峰”。王海英无奈之下又隔三岔五地去找朱法领要孩子，因为她不断闹事，朱法领的学校最终关门。
王海英夫妇几年间为了寻找朱秋月已债台高筑，去年麦子卖了4000元，还没焐热就被要债的拿走了。面对记者的到来，这个女人集积多年的怨愤一下子进发了，她大声号啕：“翟雪峰这个挨千刀的，害得我这些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人家的孩子过年有压岁钱，我的孩子只要有一分钱，我都要抢过来找秋月。要不是为了见秋月一面，我早就把自己吊死了。”王海英止不住眼中的泪水。她说这几年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家里人骂她，邻村人也对她指指点点，说她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哭都不敢哭，只能半夜躲着人哭。”
2009年3月16日，王海英夫妇向太康县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朱秋月死亡，一年后得到法院认定。王海英夫妇随即起诉翟雪峰，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人民法院认定翟雪峰利用儿童乞讨的事实，判定翟雪峰在13000元补偿协议之外，再赔偿王海英夫妇93139元。翟雪峰不服，提出上诉。
“只要把翟雪峰绳之以法，让我死也愿意。”王海英泣不成声。
四、曾跟着翟雪峰的“杂技团”出去、当过“管理者”的翟满响说，孩子们出去讨钱，最少一天能挣300元，最多能有1000多元。
那么，“老板”和乞讨儿童究竟是不是亲戚关系?
2月15日下午3点左右，就在记者四处寻找翟雪峰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孟堂村，此前在三亚市被解救回来的4名乞儿乘载着海南省相关部门以及市民的关爱，经过长途跋涉到家了，另外3名外村的乞儿则由另一辆车送回。
老汉徐克俭与老太李军兰扑向了车门，两人各自将两名乞儿揽人怀中，徐克俭揽的是“徐乙风”、“徐乙超”，李军兰揽的是“翟武帝”与“翟唱唱”。
“可想死奶奶了!”面对记者的镜头，李军兰抹着眼泪，而徐克俭则兴高采烈：“跟爷爷回家咯!”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孩子们的表情却相当平静，8岁的“翟唱唱”与15岁的“翟武帝”被奶奶李军兰领网村东的家中后，甚至有些陌生，对埔上的奖状也一时说不出姓名。“翟唱唱”一脸冷漠，不吭声，“翟武帝”却很老练，一会儿说自己长大想当记者，一会儿说想当兵。他说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与妹妹去三亚乞讨，他去只是因为那边比较暖和，而妹妹是因为跟他感情好，非要跟着去。
李军兰一边指着破旧的房屋一边说儿子翟文志家里穷，否则也不会让亲生的孩子出去要钱，但一名中年妇女却不断给她使眼色让她不要说话。
另一边，8岁的“徐乙风”、6岁的“徐乙超”被徐克俭领回家后，也对家中摆设表现陌生，徐克俭给了徐乙超一个玩具车，而后让一个年轻人把孩子带离记者。徐克俭说，俩孩子的父亲徐辉是他的大儿子，因为家里穷才把孩子们带到南方卖艺讨钱，“孩子们过得很好，绝对没有受到虐待。”
此时的孟堂村很是怪异，村民们窃窃私语，甚至看着徐克俭疼爱孩子的样子偷笑。“我敢用人格担保，这4个孩子都是冒充的。”翟祥明说，徐辉、翟文志雇佣了几个孩子冒充自己的子女在外行乞，“真正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压根就没出去乞讨过，昨天我还看到他们在村里玩呢。”
但除了翟祥明，孟堂村再无第二个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4个孩子也坚持自己原先对外公布的身份，真伪一时难辨。
2月15日晚上，记者离开孟堂村后，4个孩子突然从孟堂村消失了。第二天，记者继续追查4名乞儿身份的真伪，此时，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也赶到村里，他发现4个孩子都已不见了踪迹，立即叫来村支书徐汝峰。徐汝峰承认前一天送来的4个孩子都不是真人，刘志忠问为何隐瞒实情，徐汝峰回答因为媒体记者当时太多，不敢说。
对于这个乌龙，刘志忠很尴尬，但他辩解是因为此前在三亚时只核实了几个孩子的姓名，没有拿到照片比对，所以被骗。
“为何要骗记者说俩孩子是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对记者的追问，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徐克俭落荒而逃。“是他们自己叫我爷爷的，关我什么事!”徐克俭一边小跑一边叨叨，这场景引得村民们一阵大笑。
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在哪里?冒充他们的4个孩子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解救回来的另外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是不是也是冒充的?
有了此前的被动，太康县这回积极了许多，2月16日晚10时，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召开新闻发布会，调查组成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王之栋证实接回的8名乞讨儿童中，来自孟堂村的4名孩子——“徐乙超”、“徐乙风”、“翟武帝”、“翟唱唱”确系假冒，均为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所为，目的是为了在乞讨过程中应付盘查。经核实，曹宇、张卫兵、于凯是真实的身份，包括这3名儿童在内的所有7名被解救儿童，均系父母自愿以口头或书面协议将子女租给杂耍老板的，没有拐骗或拐卖行为。
在张集镇赵古同村，记者找到了假冒的“翟武帝”，他的真实身份是15岁的赵坤燕。再次见到记者，赵坤燕笑了，面无尴尬，对于被他骗过的警察、记者，赵坤燕觉得很搞笑：“太好笑了，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我就继续骗下去，骗到哪里算哪里”。
赵坤燕的家境尚好，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楼。父亲赵永敬说，他认识常到赵古同村招收儿童的翟文志，2010年春节后，翟文志给了他3000元，将赵坤燕带去南方玩杂耍，到年中又给了他2000元。赵坤燕跟翟文志南下乞讨，去过广州、湛江、三亚等城市。在小旅社住下后，他就领着假的“翟唱唱”到街头卖艺乞讨，遇到盘查就自称兄妹。实际上，赵坤燕担当的是跟在翟雪峰后面对乞儿监工的角色，但他不承认自己打过“翟唱唱”。
冒充“翟唱唱”的是8岁的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村张庄村的刘甜甜。刘甜甜家境确实困难，住在窝棚内。母亲系四川人，患有精神疾病，流浪到淮阳被刘甜甜的父亲刘中振领回家，生了3个孩子后又走丢了。刘中振智商也低，2年前，他在乞讨时认识了翟文志，翟文志提出帮他养一个孩子，扔下200元钱就把5岁的刘甜甜带走了。
刘甜甜板着脸，一如昨日的沉默不语。接着，记者在张集镇冯庄村找 到了冒充“徐乙风”的7岁女童冯梦晨，她迎接记者的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跑远。
冯梦晨的母亲张霞解释，丈夫腰椎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2万多元，“穷得没办法”，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夫妻俩就同意了。此后3年，冯梦晨回来过两次。张霞也很关心女儿在外的处境，坚信女儿在外没有受过虐待。
除翟武帝外，其余3个孩子都在家念书，其中翟唱唱因为家境富裕还在太康县城上学。翟唱唱充满纯真，她不明白父亲翟文志带着她的替身们乞讨是好是坏，她说，她见过冒充她的刘甜甜，她希望刘甜甜也能像她一样坐在课堂里。
五、一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引发的打拐行动，迅速受到了全民的关注。包括上海网友在内的全国各地网友纷纷上传自己拍到的乞讨儿童照片，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除了关注“乞儿”，人们也不该忽视现实社会中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些孩子是不是被拐卖儿童呢?
复旦大学教授、旅美学者陈纳认为，乞讨本身并不违法，更谈不上犯罪。但是，今天不少人的“乞讨”已不是因生活困难或自然灾害等因素所迫，而是掺杂着众多的人为因素和非法的目的。当行乞被不法集团或不法分子所操纵和控制时，其背后的不法现象和犯罪行为就凸显出来，尤其个别地方一再出现的加害压榨儿童乞讨、进而牟利的犯罪行为，更加令人不能容忍。但近些年来，国内频发的儿童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儿童神圣化的观念与社会文化氛围还远未确立，儿童权益不但没有成为一条“高压线”，而且还成为了唯利是图、甚至宣泄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除了缺人、缺钱，还缺什么呢?换言之，面对那些乞讨和被拐的儿童，最缺的是什么呢?
1977年5月19日，年仅5岁的湖北省襄樊籍男孩刘鑫被人贩子武秀华在上海火车站拐走他乡，随之改名换姓成银建波，在时隔整整21年后的1998年9月11日，经时为浙江卫视编导韩蕾(现任上海文广新闻集团纪实频道制片人)女士和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指挥部王焕聚、葛国勇等一些热心警官的帮助下，加之其亲生父母刘志成、邹秀华，再次站到铁路“上海站”三个鲜红的大字标牌之下，就曾面临20年的追诉期已过，无法起诉的凄苦。
张新枫曾公开表示：“庞大的、需求旺盛的买方市场，是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并且不断发展蔓延的根本原因。”
上述说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教授李楯先生当年在节目录制现场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曾呼吁：“人们应该研究一下现行的法律，软弱和苍白不是法律的本质，它更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热情。”
事实上，残疾丐童现象只是“微博打拐”中的一个附属部分。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的2月12日，“解救乞讨儿童”研讨会在北京宋庄举行。于建嵘和壹基金秘书长杨鹏，京城名人薛蛮子，“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办人张宝艳，时评人、作家李承鹏，歌星、全国政协委员韩红的代表人喻江，著名律师浦志强等人参加，被拐儿童杨伟鑫的母亲洪佩评也专程从福建泉州赶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即将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间，委托有着坎坷童年经历的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提交《让困境中的孩子生活得更有尊严》的提案。
记者了解到，近年拐卖儿童犯罪形成“盗、抢、售”一条龙产业链，流动人口集中地成重灾区，有些地方犯罪分子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
比较典型的是广东省深圳、东莞两地，大批来自全国的流动人口聚居于此，农民工普遍没能力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儿童在居住地四周玩耍无人看管。放学路上、超市、家门口，犯罪分子几乎无孔不入，他们偷走或抢走的孩子，半小时内就被送离城区“脱手”。等家长报案时，孩子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警方很难找到破案线索。据关心此事的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建昌说，近年来，深圳、东莞有数千儿童丢失。在当地，只需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上一个户口。
在他们眼里，孩子就是“货”，有人负责“进货”，有人专管“销货”。很多孩子都曾被转手多次。
2月19日，结束了对太康县“杂耍乞儿”的调查后，记者与同事将任尚田、任芳芳父女带至郑州新郑机场，搭乘东方航空公司MU-539的航班，踏上了返沪的归程，此前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表示将会为其提供免费的美容整形手术，包括植发、鼻部修复与心理治疗。
从未坐过飞机的任芳芳一脸的兴奋，听说有人愿意帮助自己变得重新漂亮起来，小姑娘开心得在机舱内叫喊。面对结伴随行的女同事给她买的蛋糕、薯片、牛肉干和可乐，8岁的任芳芳不知所措，她说自己从未吃过这些东西。
坐在记者身边的任尚田看着女儿，面带愧疚地多次重复着一句话：“我对不起姑娘。”
3月13日晚上，身在香港采访的记者得知，曾被父亲“租”给杂耍老板的“乞讨女童”任芳芳，经过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专家近20天的治疗和检查，完全符合出院条件，在与医生和护士恋恋不舍告别后，正式出院。
是啊，身体的解救容易，但灵魂的拯救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六、现就职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的钱钢，当年出版的名作《唐山大地露勃曾轰动一个时代。钱钢认为，“微博打拐”的意义在于，面对流浪儿童，除了公权力救济，作为“有益补充”的私力救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未成年人行乞问题。从长远看，要解决问题，必须尽快完善社会救助体系。
据国家民政部估计，全国流浪乞讨儿童人数约为100万～150万。其中许多是被拐卖儿童，也有一些属于随父母一起在城市街头流浪乞讨者。但是，较之全国庞大的流浪乞讨儿童群体，经由微博被解救的儿童可谓沧海一粟。
在这位当代中国调查性报道最早的探路者之一的学者看来：“微博打拐”吸引了大量民间力量参与，这对减少强迫未成年人乞讨有积极作用，但是效果“仍然有限”。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必须从源头着手。
事实上，该行动的发起者于建嵘当初提出的是“消除一切儿童乞讨，使乞讨儿童回到学校”。这一倡议与一般意义上的“微博打拐”有所区别。但网民显然把流浪乞讨儿童视作“被拐卖儿童”。
儿童福利是国家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福利制度第一个立法是有关儿童福利的。早在1909年，美国就在联邦政府设立了美国儿童局。而英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家也在上个世纪先后出台了儿童福利专门法案，并成立了儿童福利局一类专司机构。而与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1985年人均GDP仅仅1000美元时，就成立了妇女与儿童发展司。
其实不用追溯的那么远，近看“东方之珠”香港，就早已颁布了《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行乞均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元及监禁1年。持双程证人士如在街上行乞会留下刑事记录，两年内禁止再让其来港。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将父母带子女行乞明确纳入限制范围。
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要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等。同时政府还必须加大对农村计划生育的控制、加大对义务教育与就业培训的投资。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流浪乞讨的制度土壤。
实际上，全国上百万乞讨儿童中，被拐卖的比例比较有限，被强迫行乞的比例也很有限。那些与孩子一起乞讨的家长们，从法律上讲，很难说是犯罪。但此次微博行动，确实也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对这一习以为常的社会问题的关注。
钱钢指出，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超过8万亿元，已跃居世界第二。各级政府掌握着巨大的财力和资源，关键是如何确定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如果“真把解决民生放在首位，那么就不会没钱。”
家事，也是国事，孩子更是国家的未来；让孩子过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怀有这样的共识，这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履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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