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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宝琛来说，宣统三年（1911）六月十六日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就在这一天，清廷下谕，派他和陆润庠入毓庆宫“授皇帝读”，充任6岁的小皇帝溥仪的师傅，同时取消了先前补授山西巡抚的任命。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命运便和满清皇室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帝师。
王纲解纽——经训聊自娱
1909年3月，当62岁的陈宝琛奉旨来京的时候，他已经在故乡蛰居了二十五个年头。陈宝琛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便登科进士，一入仕途便青云直上，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同为清流的代表人物，意气踔厉风发，以敢言直谏闻名于天下。
然而，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清流一派在甲申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陈宝琛因保荐失当被革职，在家乡一呆就是二十五年。陈宝琛的好友沈瑜庆曾托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推荐陈宝琛，遭到拒绝。这一次还是军机大臣张之洞笃念故旧，极力向摄政王载沣保举才得以起用，然而亦不过官复原职，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会同礼部总理礼学馆事宜而已。在新政的官制体系中，这些都不过是些闲差，张之洞虽引以为疚，却也不便多言。
的确，此时已经不是清流的时代了，庚子以来，朝廷的主旋律是立宪和新政。清流本与洋务相颉颃，以道德义理平衡洋务派的功利取向，然而新政在功利取向上更加变本加厉，而立宪更是指向传统政教体系的彻底变革，政治舞台上几乎没有清流生存的空间。
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新政的中央集权色彩日趋明显，重要部门基本上垄断在皇室亲贵手中，而他们所倚仗的不是清流，甚至不是传统士大夫，而是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张之洞本是新政的支持者和推行者，此时也被边缘化，终忧愤以死。去世前他常与陈宝琛追话往事，流连山水，一尊相对，唯有喟叹而已。
从逻辑上说，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是新政的内在目标，但是满清皇室贵族却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够格人选，反而强化了之前就存在的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宣统年间，身为谏官的江春霖、胡思敬、温毅等人不断上疏弹劾亲贵，乃至辞官而去，可谓清流的最后一抹余晖。与此同时，集权又与立宪分权存在着内在矛盾，立宪派人士一波又一波的速开国会请愿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京师。在各派力量的撕扯下，晚清政局呈现出杌陧不安分崩离析之象。
陈宝琛虽然并不处在权力中心位置，但显然对这一切了然于心。表面上看，陈宝琛自居闲放，与陈衍、林纾、曾习经、胡思敬、温肃等人时常踏访京师名胜，结社诗酒相娱，然而他的诗歌中却常常透露出衰瑟乃至绝望的情调：“颓龄复何觊？经训聊自娱”，“涧谷一生稀见日，作花偏又值将霜”，“亭林伤陆沈，益惧人纪绝”，面对大难的忧惧与无力之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迫在眉睫的危机不只是王朝命运的终结，更是政教纲纪的瓦解。
清廷覆亡——痴想挥戈有鲁阳
说起来，陈宝琛并不是以道德姿态标榜的冬烘之士，他对西方的器物制度并非一味拒斥。蛰居家乡期间，他曾在福州创办东文学堂，后改为全闽师范学堂，是为福州新式教育之始。他又积极参与福建铁路之兴建，并远赴南洋筹集股款。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他也是新政的支持者。陈宝琛虽然没有参与戊戌变法，却在1910年冬资政院开会期间，以硕学通儒议员的身份，倡议昭雪杨锐等戊戌六君子。不过一旦涉及传统政教伦理，陈宝琛的立场就毫不含糊了。有资政院议员提出剪辫易服的提案，陈宝琛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辫发服色是政教伦理秩序的象征，不容丝毫假借。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尚在，就可以在帝都的资政院会场上公然提出剪辫易服，足见对传统政教伦理的冲击已达到何种程度。而陈宝琛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守住这道堤防。
如今，帝师的荣誉和身份又让陈宝琛的肩头多了一份责任。他希望小皇帝能受到乾隆皇帝的“垂灵”，成为一代圣主：“神州渴望中兴主，早晚垂灵牖圣聪。”但是他没有想到，劫难会来得如此之快，虽然他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感。
仅仅两个月后，武昌民军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大清帝国顿成土崩瓦解之象。事到如今，陈宝琛不得不为挽救王朝的命运做出他最后的努力。九月，陈宝琛上《危亡在即披沥直陈摺》，痛陈亲贵专政之害。此前，陈宝琛曾与劳乃宣、曾习经、刘廷琛等人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并任会长，在君主立宪框架中为清政府谋求出路。
随着时局的日益恶化，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包括陈宝琛在内的该会核心成员又组织忠君会，幻想挽狂澜于即倒，支大厦于将倾，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便是“痴想挥戈有鲁阳”。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挽救王朝的命运。十月中旬，袁世凯在锡拉胡同私邸召集会议，讨论与南方民军议和事宜，陈宝琛亦在座。袁世凯希望陈宝琛担任福建省议和代表，陈以年老推辞，提出以严复代替他。也许是看到议和不过是加速清廷覆亡的进程，陈宝琛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辛亥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农历新年前夕，清政府下谕旨宣布逊位。这一年的除夕，陈宝琛在诗中写道：“钟簴无惊鼎遂迁，故忧薪积火终然。”他很清楚，清朝正是在长年积累的危机中一步步走向末路的。也许他对这个王朝本身并无太多留恋，但是对于它的最后一位小皇帝的未来，他却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陈衍等好友曾经劝他效仿其他遗老退隐，他却已决定将自己的余生维系在这未尽的君臣之义上。
这也许是一种不幸，因为他在艰苦和忍耐中履行的这份职责，并不能期待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在新的共和民国，它似乎不过是一个过时的“名分”而已；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在一个传统人伦纲纪瓦解而新的价值规范又未及建立的时代，陈宝琛幸而有“帝师”的身份作为依托，可以平静而从容地维持他的价值认同和道德理想。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六年，他正是这样做的。
王纲解纽——经训聊自娱
1909年3月，当62岁的陈宝琛奉旨来京的时候，他已经在故乡蛰居了二十五个年头。陈宝琛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便登科进士，一入仕途便青云直上，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同为清流的代表人物，意气踔厉风发，以敢言直谏闻名于天下。
然而，在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清流一派在甲申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陈宝琛因保荐失当被革职，在家乡一呆就是二十五年。陈宝琛的好友沈瑜庆曾托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推荐陈宝琛，遭到拒绝。这一次还是军机大臣张之洞笃念故旧，极力向摄政王载沣保举才得以起用，然而亦不过官复原职，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会同礼部总理礼学馆事宜而已。在新政的官制体系中，这些都不过是些闲差，张之洞虽引以为疚，却也不便多言。
的确，此时已经不是清流的时代了，庚子以来，朝廷的主旋律是立宪和新政。清流本与洋务相颉颃，以道德义理平衡洋务派的功利取向，然而新政在功利取向上更加变本加厉，而立宪更是指向传统政教体系的彻底变革，政治舞台上几乎没有清流生存的空间。
光绪和慈禧去世以后，新政的中央集权色彩日趋明显，重要部门基本上垄断在皇室亲贵手中，而他们所倚仗的不是清流，甚至不是传统士大夫，而是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张之洞本是新政的支持者和推行者，此时也被边缘化，终忧愤以死。去世前他常与陈宝琛追话往事，流连山水，一尊相对，唯有喟叹而已。
从逻辑上说，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是新政的内在目标，但是满清皇室贵族却不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够格人选，反而强化了之前就存在的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阂。宣统年间，身为谏官的江春霖、胡思敬、温毅等人不断上疏弹劾亲贵，乃至辞官而去，可谓清流的最后一抹余晖。与此同时，集权又与立宪分权存在着内在矛盾，立宪派人士一波又一波的速开国会请愿的浪潮不断冲击着京师。在各派力量的撕扯下，晚清政局呈现出杌陧不安分崩离析之象。
陈宝琛虽然并不处在权力中心位置，但显然对这一切了然于心。表面上看，陈宝琛自居闲放，与陈衍、林纾、曾习经、胡思敬、温肃等人时常踏访京师名胜，结社诗酒相娱，然而他的诗歌中却常常透露出衰瑟乃至绝望的情调：“颓龄复何觊？经训聊自娱”，“涧谷一生稀见日，作花偏又值将霜”，“亭林伤陆沈，益惧人纪绝”，面对大难的忧惧与无力之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迫在眉睫的危机不只是王朝命运的终结，更是政教纲纪的瓦解。
清廷覆亡——痴想挥戈有鲁阳
说起来，陈宝琛并不是以道德姿态标榜的冬烘之士，他对西方的器物制度并非一味拒斥。蛰居家乡期间，他曾在福州创办东文学堂，后改为全闽师范学堂，是为福州新式教育之始。他又积极参与福建铁路之兴建，并远赴南洋筹集股款。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他也是新政的支持者。陈宝琛虽然没有参与戊戌变法，却在1910年冬资政院开会期间，以硕学通儒议员的身份，倡议昭雪杨锐等戊戌六君子。不过一旦涉及传统政教伦理，陈宝琛的立场就毫不含糊了。有资政院议员提出剪辫易服的提案，陈宝琛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辫发服色是政教伦理秩序的象征，不容丝毫假借。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尚在，就可以在帝都的资政院会场上公然提出剪辫易服，足见对传统政教伦理的冲击已达到何种程度。而陈宝琛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守住这道堤防。
如今，帝师的荣誉和身份又让陈宝琛的肩头多了一份责任。他希望小皇帝能受到乾隆皇帝的“垂灵”，成为一代圣主：“神州渴望中兴主，早晚垂灵牖圣聪。”但是他没有想到，劫难会来得如此之快，虽然他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感。
仅仅两个月后，武昌民军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大清帝国顿成土崩瓦解之象。事到如今，陈宝琛不得不为挽救王朝的命运做出他最后的努力。九月，陈宝琛上《危亡在即披沥直陈摺》，痛陈亲贵专政之害。此前，陈宝琛曾与劳乃宣、曾习经、刘廷琛等人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并任会长，在君主立宪框架中为清政府谋求出路。
随着时局的日益恶化，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包括陈宝琛在内的该会核心成员又组织忠君会，幻想挽狂澜于即倒，支大厦于将倾，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便是“痴想挥戈有鲁阳”。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挽救王朝的命运。十月中旬，袁世凯在锡拉胡同私邸召集会议，讨论与南方民军议和事宜，陈宝琛亦在座。袁世凯希望陈宝琛担任福建省议和代表，陈以年老推辞，提出以严复代替他。也许是看到议和不过是加速清廷覆亡的进程，陈宝琛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辛亥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农历新年前夕，清政府下谕旨宣布逊位。这一年的除夕，陈宝琛在诗中写道：“钟簴无惊鼎遂迁，故忧薪积火终然。”他很清楚，清朝正是在长年积累的危机中一步步走向末路的。也许他对这个王朝本身并无太多留恋，但是对于它的最后一位小皇帝的未来，他却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陈衍等好友曾经劝他效仿其他遗老退隐，他却已决定将自己的余生维系在这未尽的君臣之义上。
这也许是一种不幸，因为他在艰苦和忍耐中履行的这份职责，并不能期待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结果，在新的共和民国，它似乎不过是一个过时的“名分”而已；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在一个传统人伦纲纪瓦解而新的价值规范又未及建立的时代，陈宝琛幸而有“帝师”的身份作为依托，可以平静而从容地维持他的价值认同和道德理想。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六年，他正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