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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仲雍的断发文身具有解辖域化意涵，这种意涵背后隐藏的对于已有文明即周文化的颠覆和反抗;使用精神分析理论阐释仲雍试图逃离周文化的深层心理，阐明这种逃离的巨大象征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键词：解辖域化;周礼;二重性
本文讨论仲雍南来之后的第一个形象——“断发文身”的意涵，仲雍的这个形象突显他的隐士身份，这是他南来之后的第一个身份，也是他在南方土地上的奠基性符号，这个符号并没有因为后来他的即位为君而有所改变，他和中原地区的君主完全不同的是他是一位以隐士身份而暂行君主职权的崭新君主。
一、文身断发之原因分析
出身于尚文而且具有漫长的礼乐传统的周王室的贵族子弟会文身断发，其原因见于《史记》：“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这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原因，在政变中落败的泰伯和仲雍为了摆脱胜利者季历的报复和追究，不得不远赴荆蛮，而且除了距离上的保证之外，还要在文化和身份上做出姿态，“文身断发”和中原地区以及周王室的衣冠发髻形成对比，从而说明仲雍已经放弃自己原来的身份和政治环境，也就放弃了再次争夺权力的欲望，这显然是试图让季历放心——这种消息一定会通过某种途径传到政变胜利一方的耳朵里。关于这种中原华夏与边缘夷狄的外在形象上的对比，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比如孔子在谈到管仲时，认为如果是不这位齐国上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尊王攘夷，他们这些中原地区的诗书簪缨之族恐怕都要“披发左衽”（《论语·宪问》）了。文化的不同首先就表现在衣着和发式上，这是最直接的标志。朱子认为：“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1]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说道：“中夏礼服皆右衽。”华夏族习惯于将衣服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而当时的其他民族正好相反。关于披发，一般认为是披头散发，有点像是华夏族的发髻被砍掉了束发的簪子之后出现的情况，这多半就是仲雍在吴地“断发”之后的样子。当然关于“披发”还有不同的解释，比方说华阳国志中就谈到了“编发左衽”[2]，据此有人认为披发就是编发，也就是结辫子。这是很多民族的发式习惯。在此仅供参考。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中原华夏族——包括周王室——和周边的民族——包括吴地的土著——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式和穿衣习惯，而且和华夏族使用衣冠作为标志身份的重要符号不同，蛮夷在衣冠上边尚未形成足够严密和等级明确的身份标志系统，这从其较为随意的穿衣和发式就能看出。
二、关于文身断发的哲学意涵
如果说断发是对于原有的文化传统的放弃，那么文身则是不再保有返回原有文化的可能。在中原华夏族的语境中，身体并不是自己的所有物，而是传承家族的载体，也是得自于父母的神圣之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于是身体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并不属于自己能够决定的范围。这是一种象征化的身体，而不再是一具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了。“象征首先体现为对物的谋杀，而这种死亡导致了主体永不止息的永恒化。”[3]所谓的谋杀并不是现实中的谋杀，而是对于人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控力的谋杀，在这种物的谋杀中，人们被迫作出妥协，将自己的身体变成象征界的一个环节，并尽力去體现象征界的法则，在当时的华夏文化中，这个法则就是君权和父权的法则。在仲雍和泰伯的继承人地位被废黜之后，他们对于那个自己出生于其中的权力法则“父之名”也可能感到厌倦，并很有可能产生建立在憎恨基础上的反思，他们来到吴地之后，自然因为上述两个原因而“断发文身”，但是也很难排除在这种行为背后具有的深层次心理基础，那就是对于原有权力结构和法则的反叛和逃逸。正像拉康所言，在对于这种自身掌控身体的欲望进行了谋杀之后，并没有将主体的欲望清理干净，也不可能清理干净，因为这个谋杀案实际上是将主体的欲望驱赶进了更深的内心世界中去，而一旦有机会，这欲望就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一定会表现出来。这就是他所说的“主体欲望永不止息的永恒化”。在此可以把仲雍的“断发文身”视作被象征界深深压抑和征服了的原初欲望借助政变和南奔的契机再次表露和实现自己的过程。
在拉康的语境中，象征界和形成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法则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可以对应于后来儒家学者所理解的“周礼”，也就是仲雍所从中脱身而出的那个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周礼是周公制定，而仲雍的年代远在周公之前，在仲雍的时候，周礼还不完全尚处于草创时期，自从他的父亲古公亶父迁于岐下之后，周部族才迅速发展，但当时还较为落后，“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经·大雅·绵》）周人尚居住在洞穴之中，没有建筑房屋。从此可以看到，周文化虽然领先于吴地尚未开化的文化，但是和中原的殷商相比还有差距，所以据此可以认为，仲雍所从中脱身的周部族的象征界“周礼”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对于仲雍有影响，这种影响还没有大到不可根除的境地，所以在南奔之后，能够比较容易地抛弃原来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符号这些周人的象征界内涵，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认为的，无意识结构本质上也是一种象征化功能，“无意识于是还原为一个我们用于称谓某种功能的术语：象征性功能，它无疑是人类所特有的，但他在一切人身上发挥作用时都遵循同样的法则。归根结底，它实际上是这些法则的总和。”[4]对于仲雍来讲，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无意识结构中的象征化功能，因为他人虽然离开了周地，他的思想和习惯却并没有完全改变，他是带着整套的周地的“父之名”和象征界来到吴地的。于是在他“断发文身”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与自己内心的无意识结构划清界限，重新整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此几乎可以想象出一个进入新环境的周国贵族是怎样进行内心的剧烈斗争的。这个过程意涵丰富。
三、隐士的解辖域化
隐者蔽也，“蔽茀，小皃也。小则不可见。故隐之训曰蔽。”[5]南来吴地的仲雍实际上是走入了一种隐蔽状态，这不光是针对他原来的政敌季历所言，即使是对于华夏族的文明社会而言，这也是一个从显趋隐的过程。仲雍从一个君位第二继承人转变而成了居江湖之远的隐士。而他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使得他后世的形象带有浓烈的隐士意味。接下来重点阐释仲雍的隐士身份的哲学意涵。 隐士和平民的不同在于，他们首先是“士”，本属于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兼官僚或贵族的出身。本来有可能出仕为官，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放弃了这种选择，才成为隐士。而本来就生活在山水之间的渔民樵夫并不能称之为隐士。所以称一个人为隐士，是强调他具有放弃原有生存状态而进入隐蔽空间的过程。如果对于隐士传统进行研究的话，会发现这个群体在在历史记载中经常被提及，虽然从来不是作为被描写的主要对象来被讨论的，但是经常出现在某些著名人士的经历中。仲雍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但大体保持为一种隐士的形象和一种隐士的被记载状态。说他有所不同，主要是他后来曾经接替自己的兄长泰伯出任勾吴的国王，这个身份和隐士有巨大差距。说他大体保持为隐士，是因为他是一位隐士般的国王，其在勾吴作国王就是告诉远在周国的季历和姬昌，自己不再试图返回故国争位，这也是一种隐。
自保和随俗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仲雍的行为具有对于周文化的解辖域化作用，这个作用影响深远，成为吴文化的一个特征。德勒兹认为通过解辖域化行为，“主体通过它不仅自身能够逃逸而且可以彻底与过去脱节。”[6]仲雍的隐士身份和归隐行为让他和过去的周礼以及周礼背后的秩序、传统和法则相脱节，而成为全新的等待再辖域化的主体，但是再辖域化所呈现的并不是解辖域化之前的旧状态，而是具有辩证因素的新状态，这个新状态因为具有之前的记忆和基因而具有保守和开放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让仲雍的文化形象一方面具有守持传统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具有开拓新方向的冲力，而这种二重性后来也构成了吴文化的基因。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144页。
[2]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990页。
[3] Jacques Lacan，Ecrits[M]，trans.Bruce Fink，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2006， p.228.
[4]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15-216页。
[5] 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41页。
[6] [法]德勒兹：《資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仲雍文化形象的哲学阐释，批准号：2017SJB1387，项目代码：KYZ2017030S
关键词：解辖域化;周礼;二重性
本文讨论仲雍南来之后的第一个形象——“断发文身”的意涵，仲雍的这个形象突显他的隐士身份，这是他南来之后的第一个身份，也是他在南方土地上的奠基性符号，这个符号并没有因为后来他的即位为君而有所改变，他和中原地区的君主完全不同的是他是一位以隐士身份而暂行君主职权的崭新君主。
一、文身断发之原因分析
出身于尚文而且具有漫长的礼乐传统的周王室的贵族子弟会文身断发，其原因见于《史记》：“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这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原因，在政变中落败的泰伯和仲雍为了摆脱胜利者季历的报复和追究，不得不远赴荆蛮，而且除了距离上的保证之外，还要在文化和身份上做出姿态，“文身断发”和中原地区以及周王室的衣冠发髻形成对比，从而说明仲雍已经放弃自己原来的身份和政治环境，也就放弃了再次争夺权力的欲望，这显然是试图让季历放心——这种消息一定会通过某种途径传到政变胜利一方的耳朵里。关于这种中原华夏与边缘夷狄的外在形象上的对比，在那个时代比比皆是，比如孔子在谈到管仲时，认为如果是不这位齐国上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尊王攘夷，他们这些中原地区的诗书簪缨之族恐怕都要“披发左衽”（《论语·宪问》）了。文化的不同首先就表现在衣着和发式上，这是最直接的标志。朱子认为：“披发左衽，夷狄之俗也。”[1]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说道：“中夏礼服皆右衽。”华夏族习惯于将衣服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而当时的其他民族正好相反。关于披发，一般认为是披头散发，有点像是华夏族的发髻被砍掉了束发的簪子之后出现的情况，这多半就是仲雍在吴地“断发”之后的样子。当然关于“披发”还有不同的解释，比方说华阳国志中就谈到了“编发左衽”[2]，据此有人认为披发就是编发，也就是结辫子。这是很多民族的发式习惯。在此仅供参考。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中原华夏族——包括周王室——和周边的民族——包括吴地的土著——具有完全不同的发式和穿衣习惯，而且和华夏族使用衣冠作为标志身份的重要符号不同，蛮夷在衣冠上边尚未形成足够严密和等级明确的身份标志系统，这从其较为随意的穿衣和发式就能看出。
二、关于文身断发的哲学意涵
如果说断发是对于原有的文化传统的放弃，那么文身则是不再保有返回原有文化的可能。在中原华夏族的语境中，身体并不是自己的所有物，而是传承家族的载体，也是得自于父母的神圣之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于是身体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并不属于自己能够决定的范围。这是一种象征化的身体，而不再是一具简单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了。“象征首先体现为对物的谋杀，而这种死亡导致了主体永不止息的永恒化。”[3]所谓的谋杀并不是现实中的谋杀，而是对于人的对自己的身体的掌控力的谋杀，在这种物的谋杀中，人们被迫作出妥协，将自己的身体变成象征界的一个环节，并尽力去體现象征界的法则，在当时的华夏文化中，这个法则就是君权和父权的法则。在仲雍和泰伯的继承人地位被废黜之后，他们对于那个自己出生于其中的权力法则“父之名”也可能感到厌倦，并很有可能产生建立在憎恨基础上的反思，他们来到吴地之后，自然因为上述两个原因而“断发文身”，但是也很难排除在这种行为背后具有的深层次心理基础，那就是对于原有权力结构和法则的反叛和逃逸。正像拉康所言，在对于这种自身掌控身体的欲望进行了谋杀之后，并没有将主体的欲望清理干净，也不可能清理干净，因为这个谋杀案实际上是将主体的欲望驱赶进了更深的内心世界中去，而一旦有机会，这欲望就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一定会表现出来。这就是他所说的“主体欲望永不止息的永恒化”。在此可以把仲雍的“断发文身”视作被象征界深深压抑和征服了的原初欲望借助政变和南奔的契机再次表露和实现自己的过程。
在拉康的语境中，象征界和形成与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法则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可以对应于后来儒家学者所理解的“周礼”，也就是仲雍所从中脱身而出的那个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周礼是周公制定，而仲雍的年代远在周公之前，在仲雍的时候，周礼还不完全尚处于草创时期，自从他的父亲古公亶父迁于岐下之后，周部族才迅速发展，但当时还较为落后，“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经·大雅·绵》）周人尚居住在洞穴之中，没有建筑房屋。从此可以看到，周文化虽然领先于吴地尚未开化的文化，但是和中原的殷商相比还有差距，所以据此可以认为，仲雍所从中脱身的周部族的象征界“周礼”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对于仲雍有影响，这种影响还没有大到不可根除的境地，所以在南奔之后，能够比较容易地抛弃原来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符号这些周人的象征界内涵，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
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认为的，无意识结构本质上也是一种象征化功能，“无意识于是还原为一个我们用于称谓某种功能的术语：象征性功能，它无疑是人类所特有的，但他在一切人身上发挥作用时都遵循同样的法则。归根结底，它实际上是这些法则的总和。”[4]对于仲雍来讲，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无意识结构中的象征化功能，因为他人虽然离开了周地，他的思想和习惯却并没有完全改变，他是带着整套的周地的“父之名”和象征界来到吴地的。于是在他“断发文身”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与自己内心的无意识结构划清界限，重新整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此几乎可以想象出一个进入新环境的周国贵族是怎样进行内心的剧烈斗争的。这个过程意涵丰富。
三、隐士的解辖域化
隐者蔽也，“蔽茀，小皃也。小则不可见。故隐之训曰蔽。”[5]南来吴地的仲雍实际上是走入了一种隐蔽状态，这不光是针对他原来的政敌季历所言，即使是对于华夏族的文明社会而言，这也是一个从显趋隐的过程。仲雍从一个君位第二继承人转变而成了居江湖之远的隐士。而他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使得他后世的形象带有浓烈的隐士意味。接下来重点阐释仲雍的隐士身份的哲学意涵。 隐士和平民的不同在于，他们首先是“士”，本属于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兼官僚或贵族的出身。本来有可能出仕为官，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放弃了这种选择，才成为隐士。而本来就生活在山水之间的渔民樵夫并不能称之为隐士。所以称一个人为隐士，是强调他具有放弃原有生存状态而进入隐蔽空间的过程。如果对于隐士传统进行研究的话，会发现这个群体在在历史记载中经常被提及，虽然从来不是作为被描写的主要对象来被讨论的，但是经常出现在某些著名人士的经历中。仲雍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但大体保持为一种隐士的形象和一种隐士的被记载状态。说他有所不同，主要是他后来曾经接替自己的兄长泰伯出任勾吴的国王，这个身份和隐士有巨大差距。说他大体保持为隐士，是因为他是一位隐士般的国王，其在勾吴作国王就是告诉远在周国的季历和姬昌，自己不再试图返回故国争位，这也是一种隐。
自保和随俗是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仲雍的行为具有对于周文化的解辖域化作用，这个作用影响深远，成为吴文化的一个特征。德勒兹认为通过解辖域化行为，“主体通过它不仅自身能够逃逸而且可以彻底与过去脱节。”[6]仲雍的隐士身份和归隐行为让他和过去的周礼以及周礼背后的秩序、传统和法则相脱节，而成为全新的等待再辖域化的主体，但是再辖域化所呈现的并不是解辖域化之前的旧状态，而是具有辩证因素的新状态，这个新状态因为具有之前的记忆和基因而具有保守和开放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让仲雍的文化形象一方面具有守持传统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具有开拓新方向的冲力，而这种二重性后来也构成了吴文化的基因。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144页。
[2]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990页。
[3] Jacques Lacan，Ecrits[M]，trans.Bruce Fink，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Company，2006， p.228.
[4] [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15-216页。
[5] 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41页。
[6] [法]德勒兹：《資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名称：仲雍文化形象的哲学阐释，批准号：2017SJB1387，项目代码：KYZ20170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