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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马克思主义结构性总体逻辑看，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包含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内容在内的总体，每一项内容都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共同推进；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总体逻辑看，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化过程，是总结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是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的表现；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实践逻辑看，我们必须从实践主体、客体的特点和实质以及实践的中介（工具、手段、方法）、内容和结果等方面总体地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实践的动态系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2-0093-05
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显著区别。正是建立在科学的总体性方法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具有彻底的整体性，实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政治保证。实现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递进，关键在于“全面”。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全面”的深刻内涵，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一、结构性总体：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
所谓结构性总体，就是说，任何对象都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从而具有结构性。部分成为总体的一个环节，一个规定。因此，从总体上去把握对象，就不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停留在这些环节和规定的直接性上，而必须揭示其内部的联系和结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有机体”等概念都是总体性范畴。马克思把每一社会形态看作是一个在结构上互相关联的整体。他认为，不能把这个社会的物质方面或者精神方面理解成一种孤立的现象，必须把它同整个社会制度的运转方式联系起来，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总体性的有机存在，是由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的有机构成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不断发展着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之间具有千丝万缕、千变万化的相互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需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党的建设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来看，总体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相加，而是各个部分间关系的总和，是有机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每一项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总体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和基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补好精神之钙，解决好“总开关”问题。他还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是当前的现实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理论自信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组织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人民群众认识党、了解党的窗口，是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完成各项任务的可靠保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抓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作风建设一丝也不能放松、一刻也不能停顿。他还说：“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387反腐倡廉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并提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来清除腐败，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加强党的建设，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完善的制度提升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把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其次，必须从“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审视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总体性方法要求我们要把握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内部各个部分、要素与总体的关系，强调总体对部分、要素的优越性和决定性。只有在整体中，部分、要素才能获得真实的意义。部分、要素的本质必须依赖于整体才能得到说明。只有根据部分、要素在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揭示其内部联系、结构和本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结构和辩证关系的统一体，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对于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不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为“四个全面”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在党领导下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需要一支清正廉洁、务实胜任的干部队伍。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工作的态度和作风状况如何？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运用改革思维和法治思维去工作？是不是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行者与推动者？这些都取决于党自身的治理。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党才能承担起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才具有号召力、凝聚力，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还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提供了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结构性总体逻辑来看，全面从严治党自身具有总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从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代任务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这一总体战略布局中具有特殊的逻辑地位，为“四个全面”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历史性总体：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性总体，就是说，任何对象都是一个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和对象以及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之间都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正是因为各个部分和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过程的产物，具有历史性。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和生产关系的物化，形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孤立地理解社会现象，孤立地对待各种事实的方法，从而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而在马克思看来，对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社会现象在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是变化发展的。随着社会现象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列宁也强调：“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3]。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从而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它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繁荣并逐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只有辩证的总体方法才是把握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才能把现实理解为历史过程。总体性方法要求我们把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看作一个自我生成和发展中的总体。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需要把握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过程，必须将党建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在经常化、日常化的基础上建章立制，形成长效机制，注重治党的长期效应和政党自身的长期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所以必须经常抓、长期抓，不能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因此，要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祛除作风方面的积弊顽疾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运用改革的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建设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并且坚持把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结合起来，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提升作风建设的成效，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良好作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赶考远未结束”，“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4]赶考永远在路上的告诫，深刻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应对执政考验是始终不能懈怠的永恒课题。
其次，从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征程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自身建设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党建理论的重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党史、国史，“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5]把握党建规律，实现党建理论的提升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理论总结，即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这五个方面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第二个层次是理论提升，即把这五个方面的党建理论成果向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总体的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实现第二个层次的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在理论观点、实践思路和行事风格三个方面实现了不同以往的创新，它直面党建新形势、切中党建新问题、提出党建新思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总体的提升，即增强了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实现了党建理论的重大飞跃，又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逻辑必然。
再次，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总体进程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的表现，显示了我们党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敲碎了中国人的“天朝大国之梦”，也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复兴之梦”。为了反对外国的侵略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尝试过各种救国救民道路，但都失败了。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为寻觅中的中国知识阶层展现了十分耀眼的新曙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介绍、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兴梦从此有了主心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虽然只有50多名党员，势单力薄，但我们党自觉地把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勇敢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正是凭借这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我们党才逐渐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最终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当前，是跨越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要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党的事业面临的发展阻力越来越大，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能不能承担风险，敢不敢迎难而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要啃硬骨头，要涉深水区，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铁肩才能担道义。要确保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种种严峻考验和危险，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靠“自身硬”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创造无愧于历史的辉煌业绩。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总体逻辑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一阵风，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必须制度化、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在这一意义上，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又是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的具体表现。 三、总体性实践：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
所谓总体性实践，就是说，把实践作为一个动态的总体系统。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具有总体性的意蕴。人的实践活动是指主体改造客体的双重对象化活动，它是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立和分化的源泉，也是它们统一的基础。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具体的，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的人。实践的客体也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在世界（即天然世界），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发展的人类世界。通过实践的对象化活动，人把自己的目的、愿望、理想、知识等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客体中，使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实然与应然、自然与历史、科学与人文的内在统一。也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是一个由“主体——工具（方法、手段）——客体”相联结的动态系统。
首先，就实践主体的角度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主体，因此，面临“四种考验”“四大危险”，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切实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所以，落实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意识，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组织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都应该有明确的权利与责任范围。全面从严治党还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5]因此，人民群众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主体。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其次，就实践的客体角度来说，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问题倒逼改革，问题倒逼发展。在思想建设上，存在着一些党员干部精神缺钙、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问题；在组织建设上，存在着部分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凝聚力、服务群众意识差等问题；在作风建设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四风”等现象；在廉政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领域和地方腐败易发多发，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的现象；在制度建设上，还存在重制定、轻实施和重形式、轻效果等现象。而这些问题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四风”之所以盛行的根本原因，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在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其中的每一项建设时，都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共同推进，形成立体化、全覆盖的态势。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必须紧密结合起来，要使加强制度治党与加强思想建党成为党的建设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只有把党的建设各方面同向发力、整体推进，才能避免出现“短板”效应，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再次，就实践的中介（工具、手段、方法）来说，应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理念方法，改革体制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所要求的“坚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注重八项规定与三严三实内外兼修、善用问题导向与底线思维两把利器、实现扎紧笼子与开门反腐双管齐下”[6]等观点蕴涵着丰富的方法论价值，是方法的创新。同时，我们要认真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和好做法，深入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规律，并使之进一步经常化、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党中央为了破解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常见问题，例如“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等问题，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通过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把好干部选用起来。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作风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建设是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和长效化的根本保障，要靠完善的制度来防止和克服不良作风，确保党员干部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复次，就实践的内容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治理那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要致力于改造广大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要通过教育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因为党员干部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关系到党的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大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7]好干部的首要标准就是看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1]412-413因此，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必须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基本遵循，在实践中做细、做严、做实。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实践逻辑来看，我们必须从主体、客体的特点、实质以及实践的中介、内容和结果等方面总体地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实践的动态系统，在客观和主观、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联、内在矛盾中总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员队伍，重拾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从而达到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真善美的内在统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
[3]列 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4]习近平.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N].人民日报，2013-07-13.
[5]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6]刘朝晖.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特质[J].社会主义研究，2015（4）：17-22.
[7]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
责任编辑 何成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2-0093-05
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显著区别。正是建立在科学的总体性方法论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具有彻底的整体性，实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政治保证。实现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递进，关键在于“全面”。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全面”的深刻内涵，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以切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
一、结构性总体：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
所谓结构性总体，就是说，任何对象都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从而具有结构性。部分成为总体的一个环节，一个规定。因此，从总体上去把握对象，就不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停留在这些环节和规定的直接性上，而必须揭示其内部的联系和结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有机体”等概念都是总体性范畴。马克思把每一社会形态看作是一个在结构上互相关联的整体。他认为，不能把这个社会的物质方面或者精神方面理解成一种孤立的现象，必须把它同整个社会制度的运转方式联系起来，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总体性的有机存在，是由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条件、要素的有机构成并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不断发展着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之间具有千丝万缕、千变万化的相互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逻辑，需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党的建设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来看，总体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相加，而是各个部分间关系的总和，是有机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每一项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总体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思想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和基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补好精神之钙，解决好“总开关”问题。他还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是当前的现实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性和理论自信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组织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是人民群众认识党、了解党的窗口，是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完成各项任务的可靠保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抓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作风建设一丝也不能放松、一刻也不能停顿。他还说：“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387反腐倡廉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并提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来清除腐败，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加强党的建设，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完善的制度提升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把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其次，必须从“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审视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总体性方法要求我们要把握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内部各个部分、要素与总体的关系，强调总体对部分、要素的优越性和决定性。只有在整体中，部分、要素才能获得真实的意义。部分、要素的本质必须依赖于整体才能得到说明。只有根据部分、要素在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揭示其内部联系、结构和本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结构和辩证关系的统一体，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对于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一方面，不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因此，全面从严治党为“四个全面”提供了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在党领导下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需要一支清正廉洁、务实胜任的干部队伍。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工作的态度和作风状况如何？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运用改革思维和法治思维去工作？是不是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行者与推动者？这些都取决于党自身的治理。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党才能承担起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责。只有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才具有号召力、凝聚力，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还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提供了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结构性总体逻辑来看，全面从严治党自身具有总体性的内在逻辑结构，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从积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时代任务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这一总体战略布局中具有特殊的逻辑地位，为“四个全面”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历史性总体：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
所谓历史性总体，就是说，任何对象都是一个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事物和对象以及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之间都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正是因为各个部分和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是过程的产物，具有历史性。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和生产关系的物化，形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孤立地理解社会现象，孤立地对待各种事实的方法，从而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而在马克思看来，对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社会现象在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是变化发展的。随着社会现象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列宁也强调：“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3]。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放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研究，从而正确地看到，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它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繁荣并逐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只有辩证的总体方法才是把握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才能把现实理解为历史过程。总体性方法要求我们把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看作一个自我生成和发展中的总体。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逻辑，需要把握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是一个过程，必须将党建工作制度化、常态化，在经常化、日常化的基础上建章立制，形成长效机制，注重治党的长期效应和政党自身的长期发展。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所以必须经常抓、长期抓，不能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因此，要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祛除作风方面的积弊顽疾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运用改革的精神和法治思维，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建设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并且坚持把刚性的制度规定和严格的制度执行结合起来，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提升作风建设的成效，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良好作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指出：“赶考远未结束”，“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4]赶考永远在路上的告诫，深刻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应对执政考验是始终不能懈怠的永恒课题。
其次，从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征程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自身建设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党建理论的重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党史、国史，“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5]把握党建规律，实现党建理论的提升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理论总结，即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这五个方面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第二个层次是理论提升，即把这五个方面的党建理论成果向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总体的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实现第二个层次的提升。全面从严治党在理论观点、实践思路和行事风格三个方面实现了不同以往的创新，它直面党建新形势、切中党建新问题、提出党建新思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总体的提升，即增强了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实现了党建理论的重大飞跃，又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逻辑必然。
再次，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总体进程来看，全面从严治党是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的表现，显示了我们党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敲碎了中国人的“天朝大国之梦”，也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复兴之梦”。为了反对外国的侵略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尝试过各种救国救民道路，但都失败了。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为寻觅中的中国知识阶层展现了十分耀眼的新曙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他们开始介绍、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兴梦从此有了主心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虽然只有50多名党员，势单力薄，但我们党自觉地把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勇敢担负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正是凭借这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我们党才逐渐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最终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当前，是跨越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重要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党的事业面临的发展阻力越来越大，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能不能承担风险，敢不敢迎难而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要啃硬骨头，要涉深水区，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铁肩才能担道义。要确保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种种严峻考验和危险，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靠“自身硬”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创造无愧于历史的辉煌业绩。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总体逻辑来看，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一阵风，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必须制度化、常态化，形成长效机制。在这一意义上，全面从严治党既是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又是历史意识和历史担当的具体表现。 三、总体性实践：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逻辑
所谓总体性实践，就是说，把实践作为一个动态的总体系统。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具有总体性的意蕴。人的实践活动是指主体改造客体的双重对象化活动，它是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立和分化的源泉，也是它们统一的基础。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具体的，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的人。实践的客体也不是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在世界（即天然世界），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发展的人类世界。通过实践的对象化活动，人把自己的目的、愿望、理想、知识等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客体中，使客体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因此，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上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实然与应然、自然与历史、科学与人文的内在统一。也就是说，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方法论来看，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是一个由“主体——工具（方法、手段）——客体”相联结的动态系统。
首先，就实践主体的角度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涉及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主体，因此，面临“四种考验”“四大危险”，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切实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保证。所以，落实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意识，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党组织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都应该有明确的权利与责任范围。全面从严治党还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5]因此，人民群众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主体。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其次，就实践的客体角度来说，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的是党内存在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问题倒逼改革，问题倒逼发展。在思想建设上，存在着一些党员干部精神缺钙、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问题；在组织建设上，存在着部分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凝聚力、服务群众意识差等问题；在作风建设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四风”等现象；在廉政建设上，还存在一些领域和地方腐败易发多发，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的现象；在制度建设上，还存在重制定、轻实施和重形式、轻效果等现象。而这些问题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四风”之所以盛行的根本原因，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在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其中的每一项建设时，都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共同推进，形成立体化、全覆盖的态势。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必须紧密结合起来，要使加强制度治党与加强思想建党成为党的建设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只有把党的建设各方面同向发力、整体推进，才能避免出现“短板”效应，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再次，就实践的中介（工具、手段、方法）来说，应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新理念方法，改革体制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所要求的“坚持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同向发力、注重八项规定与三严三实内外兼修、善用问题导向与底线思维两把利器、实现扎紧笼子与开门反腐双管齐下”[6]等观点蕴涵着丰富的方法论价值，是方法的创新。同时，我们要认真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和好做法，深入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规律，并使之进一步经常化、制度化，形成长效机制。党中央为了破解干部工作中存在的常见问题，例如“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等问题，修订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通过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把好干部选用起来。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作风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建设是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和长效化的根本保障，要靠完善的制度来防止和克服不良作风，确保党员干部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复次，就实践的内容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统一。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治理那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还要致力于改造广大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要通过教育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因为党员干部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关系到党的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大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7]好干部的首要标准就是看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1]412-413因此，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必须把“三严三实”作为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基本遵循，在实践中做细、做严、做实。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实践逻辑来看，我们必须从主体、客体的特点、实质以及实践的中介、内容和结果等方面总体地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实践的动态系统，在客观和主观、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联、内在矛盾中总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员队伍，重拾广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从而达到合规律性与目的性、真善美的内在统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
[3]列 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4]习近平.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N].人民日报，2013-07-13.
[5]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6]刘朝晖.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特质[J].社会主义研究，2015（4）：17-22.
[7]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
责任编辑 何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