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大城市都纷纷加速建设，力求挤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毋庸置疑，城市的发展，促进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都市居民的综合生活质量也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尤其是单项指标的单独提高，相关辅助机构、设施的不完备，导致城市人群生理和心理出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又反馈给城市建设，削弱了城市化的原有初衷。
　　所谓过度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以北京为例，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张直接导致了城市的扩大，从而引起一系列连带效应。诸如：住宅面积不断增大导致采暖季燃煤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城市人口过于拥挤，造成交通堵塞；加剧的汽车尾气排放量，使北京的NO[,X]含量始终居高不下……又如，由于城市逐年外延，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加之生活水平提高，致使北京水资源短缺更为严重，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的城市供水就一直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北京每天的垃圾产生量1986年仅有0.75万吨左右，到1997年则上升到1.3万吨左右，这期间人口增长了近200万。从北京郊区垃圾填埋场分布图看，几乎已包围了整个城市，且占用了大量优质农田。上述这些都说明人口规模的扩张已构成了对北京这一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威胁，即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张及由此造成的对城市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北京的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已呈临界状态，有些甚至已超负荷，形势十分严峻。
　　这些负面影响给城市中生活的居民也带来了诸如人口严重超载、失业率居高不下、城市贫富悬殊、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社会失序、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城市居民日益严重的心理问题。通常出现的主要有恐惧、孤独、焦虑、烦躁、抑郁，这些症状都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统称应激反应综合症。通俗地讲，就是人的身体对各种紧张刺激产生的适应性反应，特别是面临着挑战、威胁时，反应尤为剧烈，也称“防御反射”。应激反应有时为局部性，如炎症，有时为全身性，如全适应综合症。
　　如果外界的刺激过度激烈，或者长期、反复地出现，以致超出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将会造成病理性损害，如失眠、记忆力下降，严重者甚至会出现焦虑、紧张、兴趣下降、疲乏无力、自我评价低等焦虑抑郁情绪。这种病症主要是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人际关系紧张、心理失衡所致，这不仅仅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有关，也与长期反复出现的心理紧张和刺激有关，如因社会竞争加剧导致的怕被解聘、淘汰，怕不受重视不得不承受的工作、生活压力和心理负担，还有家庭、感情纠葛和自我实现欲望强烈等等。究其根源，这些都与人们居住环境的过度饱和化、城市化给人们带来的应激过度或无力应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应激过度的诱发源，在城市化建设中，通常包括大规模的城市规模造成的应激过度、高密度信息量的应激过度、纷繁复杂的交通状况造成的应激过度、城市污染造成的应激过度、复杂工作状况带来的应激过度等等。在“放弃规模就是放弃发展”的理论指导下，许多大中城市的城建规模不断扩大。毋庸置疑，这些都为促发展、谋福利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发展的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
　　现在许多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十分狭小，而再将原本用作绿化带或者市民休息纳凉的场所改建为商业所用，必然导致人们自由空间的进一步缩小。然而空间的缩小也并没有意味着城市中人们关系的拉进。居民生活的过度城市化有可能使居民减少对其他人的亲和行为。例如，人们根据以往的城市生活和体验，对偷窃、拐骗、欺诈等犯罪行为的认知体验较深，会加强人们对陌生人的警觉性，对自己的子女更是灌之以“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的观念。据报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心区的居民与注视他们的陌生人目光接触较少，接触时也略显紧张，而郊区居民目光接触较多，至于农村则极为常见。于是便产生了“熟悉的陌生人”，对常能遇见的人视而不见。过度城市化使城市场所中的各种活动的隔绝和局限逐渐增多，邻里单位间直接社交来往在大城市中也显得不够密切，人际之间的密切程度和凝聚力也就随之减小。
　　首先看一下这些数据：在武汉中南路繁华地段，双休日每天人流量就达40万，最拥挤时刻平均每15分钟多达数万人。而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南京路这一数量更大。与高密度人口相伴的必然是人们不得不饱受更多的信息轰炸，人在城市环境中要接受的刺激会更多，包括频繁与他人接触、疲于应付他人的需求、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暴露于过多的视觉和听觉刺激之中，因而处于刺激超载状态。研究证明，当信息量超载，超过大脑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或人体处于疲劳状况却必须被迫接受过多信息时，会导致血压增高，心血管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视力下降，困惑感和挫折感如影相随，判断力削弱，爱心和怜悯心丧失。
　　面对庞大的信息量，会使人们采取应对策略，以便把刺激降低到自己能够处理的合理水平。如：力图对输入信息进行选择，集中精力注意那些对自己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从而可能对某些信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主动设置人际交往的障碍，如假装沉默，减少参与公共活动；以相对不太友好的方式行事，故作冷酷；制定相应的法规和建立专门的社会机构，收容或管理某些特殊的个人，如乞丐、流浪汉等。
　　伴随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加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交通。城市交通已经成为老百姓头疼、政府关注的重大问题。城市扩建，各类建筑群、交通设施拔地而起，繁多的路标随处可见；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私家车越来越多，使得城市交通愈加拥挤不堪。
　　过度城市化使得城市居民体验到对其行为的各种约束。例如，由于害怕出意外，或者担心陷入交通堵塞的困境，而不得不息交绝游、减少外出。老人和残障人过马路难，更难以登上高高的人行天桥，结果居民区或街坊日益成为被交通干道围合的孤岛；公交车站不断变换位置，线路更改，让人摸不着头脑；为防盗窃，好端端的房屋装上各种铁门和铁笼子，像是囚笼……体验到这类情境的人往往一开始就会显示出消极的情绪反应，继而试图做出更大努力以恢复其行为自由，甚至采取违反相关规定的举动。如即使不赶时间，但见车辆过往甚少，也会闯红灯。当人们多次努力未取得成功，或者多次陷入不可控制的事件之中，就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再尝试改善和控制城市环境，从而大大削弱居民相互间的社会支持和互助，有损于人与人的信任关系。
　　在城市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也更加严重。主要有城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电磁污染、光污染等。环境污染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逐渐变得众所周知。以空气污染为例：一氧化碳，它使有机体的组织缺氧，对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增加都市居民的死亡率。此外，空气污染对人行为和心理的健康都有影响。当城市空气质量不佳时，人们都不愿意进行户外活动。这还会使人容易抑郁、易怒、焦虑，带来更多的敌意和攻击性行为，减少人们的互助行为，而这也意味着城市潜在犯罪率的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首先是物质层次的，当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时，由于心理的变化，行为上就有可能往不良方向发展。因此减少、消除污染，改善城市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迫在眉睫。
　　针对以上过度城市化对人产生的负面影响，笔者有些不够成熟的建议：首先，在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中，不仅应继续保持大城市原有的魅力，而且应同时改善邻里单位、城市组团和次中心的设计、建设和管理，这对于加强居民城市体验的整体性，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居民的生活境遇，对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不断完善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城市居民要学会“善待”自己，正确处理好每天对自己有用的繁多而复杂的信息，尽量使大脑处于承载范围内，调整好心态。再次，放弃原有旧城市格局，建设更分散的大城市；加强交通管理力度，建设交通信息化系统，特别要对交通事故责任处理进行简化；通过发展公交和地铁来改善交通，一定程度上限制私家车。最后，控制城市人口，建设绿色城市；编制城市环境规划，合理安排生产布局和利用资源；进行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改革工艺设备、发展净化设备、治理“三废”，寻找新能源；建立和完善社会各项保障机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