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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作家徐志耕的纪实新作《归来》，用饱含深情的笔触，讲述了牺牲在台湾的红色特工、华东军区海军部联络处高级情报员戴龙（江苏阜宁县人）的英雄传奇，及烈士忠骨历尽曲折终在2014年5月回归故里的经历。郑重推荐给大家阅读。 ——编 者
恰逢台湾的雨季。
来台北九天，下了九天的雨。大概是65年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感动了苍天，昨天雨停歇了，虽然仍是阴云浓雾，但总算可以达成半个多世纪魂牵梦萦的夙愿了。
从1949年10月到2014年5月，哪一家至亲骨肉能够分离65年！
70岁的戴筱萍双手紧抱着杏黄色绸缎包裹的大理石骨罐。他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到桃园机场，他和妻子、妻妹及妹夫是专程来台湾迎回父亲的遗骨的。为了光明和进步，父亲英勇就义，埋骨异乡。今天，他们将陪伴父亲乘坐春秋航空的班机返回上海。
沧桑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轻松。他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使命，他找到了父亲，他可以告慰九泉下的母亲了：“妈妈，爸爸回来了，回到你的身边了！”
为了这一天，戴氏家族的许许多多人翘首以盼。潮涨潮落，春去秋来，催白了青丝，催老了岁月！
1.陈处长任命他为高级情报员。交给他五封密信。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
五星国旗映红了黄浦江。控江路附近一幢老式楼房的小客厅里，两个女人和四岁的孩子急切地盼望他们的儿子、丈夫和爸爸回家。孩子的爸爸是军人，他在进军大上海的队伍中。
下午，门推开了。进来一个穿黑西装的中年男人，三个人定睛一看，便一齐拥上去，惊喜地呼叫和问候。来不及喝一口水，他说：“部队上很忙。为了解放全中国，我有任务，所以不能在家久待。”他要老母亲保重身体，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您辛苦！他抱过儿子亲了又亲，热泪盈眶地说：“爸爸要走了。”
他走了，他回转身，向站立在门口的亲人挥手。
望着远去的背影，妻子王家轩惊疑地想着：他要到哪里去？他在哪个部队？他为什么不穿军装呢？他们结婚十多年了，她了解这个叫戴龙的军人，为了抗日救国，他投笔从戎，南北转战。后来，他当过县长，当过警察局长，当过警校处长和联防主任。不久前，他参与了江阴要塞起义，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无论他干什么，妻子总是默默地支持他。因为她相信，丈夫是忠诚善良的，是深明大义的。
戴龙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军人。1930年在江苏警官学校学习时，经共产党员李璞介绍入党，后来联络中断。1947年1月，解放军华中军区敌工科长于济民以警校老同学的身份和戴龙接上关系，恢复联络，并领受组织的任务。上海解放时，已任华东军区海军部秘书科长的李璞惊喜地遇见了戴龙，并调他来海军部联络处报到。处长陈啸奋任命他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进行地下活动，为解放台湾搜集并提供军事情报。陈处长交给戴龙致王瀛成和孟启文的五封密信，并交代他们一起行动，情报小组由他负责。
在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刻，戴龙坚决服从命令，深入虎穴，蹈海远行。
和戴龙一样的，还有父母子女也在上海的共产党员王瀛成，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海空军飞机修理厂的中尉检验师。他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军，于1949年春天就去了台湾。戴龙到台湾后，首先与王瀛成联络，并转交组织给他的密信。这两个互不相识的同乡和同志，怎么也想不到，一年多后，他们为执行同一任务而同时被捕，同时在台北英勇就义。
1949年，中共派遣了大约1500名党员干部扮成败兵、商人、教师和工人混入去台的人流中。他们分赴台湾各地，在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领导这支红色特工队伍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干部蔡孝乾，台湾人。
谍海搏杀，惊心动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是更为险恶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验，更为严酷的信仰和忠诚的较量！
2.戴元龄泄露了机密：台湾有六个侦察电台。军车和官兵臂章上有昆仑山符号
和王瀛成赴台路线不同的是，戴龙是从陆上经广州转香港，再从香港到达台湾的。他在广州见到了党的办事处负责人吕铮，在香港见到了办事处主任张君然。他们向戴龙布置了入台的具体任务及见面方法，还有电信密码、暗号化名等联系方式，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他领取了4000元的港币作为活动经费。他的入台通行证是在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担任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哥哥戴元志帮他代办的，通行证上的职务是测量学校的教官。
利用在台湾的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展工作，是当时组织上的要求。除了哥哥，戴龙还有叔叔等好几个亲戚在台湾居住。
戴龙是1950年3月5日到台北的，寄住在信义路三段的本家叔叔家里。叔叔是台湾省立师范附中的教员，叫戴培之，比戴龙大五岁。凭着这个关系，他以王恭陶的化名领取了身份证。
富饶美丽的宝岛因为战事而显得混乱和紧张，到处是败退下来的官兵和家眷。物资缺乏，匪特横行，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他们企图用一道海峡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步伐。为了稳定局势，蒋介石发布和强化执行《勘乱时期检肃匪特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和各种戒严法、戒严令，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
面对严峻的形势，戴龙冷静处之。他和王瀛成联络后，确定了工作计划。两人分头行动，随时碰面。戴龙从寻访老同学老同事着手，以来台寻找工作为借口，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在台北街头，他遇到了原“重庆舰”的海军下士刘鸣锺，久别重逢，两人越谈越投机。刘鸣锺曾被送往英国受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当了逃兵，后在台北成了天利实业公司的会计。他告诉戴龙，他住在中山北路二段，可以随时找他。根据刘鸣锺对现实不满的状况，戴龙启发他认清大势，紧随潮流。聪明的刘鸣锺不停地点头。建立信任后，刘鸣锺向戴龙提供了台湾海军的舰船数量和装备的有关情况。
作为共产党员，戴龙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他虽然身在敌营，但有组织的指示，有同志的配合，他有信心完成任务。通过访老友、叙旧情，他打听到了许多熟人的近况和地址。他一个一个地走访，了解社情，了解敌情。40岁的黄磊是江苏老乡，戴龙得知他在空军高炮司令部任职，便前往台北郊区的三重镇，正好碰见黄磊的同事刘自强，三人喝酒吃饭，畅谈时局。两个国民党军的军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大谈军中情况。戴龙问及军车和官兵臂章上的昆仑山符号，黄磊告诉了代字。戴龙不动声色，一一记在心中。 在叔叔家中，戴龙巧遇了同乡戴元龄，他是五十四军第八师政治部的少校科员。谈及社会情况，戴龙说报纸上刊登国军侦察电台破获了一桩黄金走私案，真厉害。戴元龄顺口就泄露了机密：“台湾有六个侦察电台。”
当过江苏省警官学校科长的戴龙在台湾的同行中有不少老朋友，他借机去寻访看望。在台南，他见到了任警察局长的同乡朱亚擎。朱亚擎留戴龙在家住了十多天，提供了附近九十二师、关庙五十三军、嘉义二零六师的驻训情况，以及80多个美国技术顾问的特长。到高雄，在港务警察所见到了老同事钱梦明。钱梦明还兼任着高雄防务团的副团长，他热情地招待戴龙，介绍了高雄海军力量及陆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由舟山撤退后的布防。打听到苏北老乡王蔚龙调到了基隆市警察局，戴龙来到港口，通过王蔚龙了解军港情况……
情报工作不仅需要英勇无畏的胆量，更要有缜密周详的策略和综合分析的能力。有时侯，把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许是一个重大消息。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分解成好几种意思。戴龙把从四面八方收集来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经过仔细的判别、研究和归类，整理成有价值的情报。
两个多月了，王瀛成也收集了许多信息。
3.通信暗号：1472。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一张黑色的大网撒开了
戴龙很急。他明白，他们的工作，关系到解放台湾的大局。当务之急是如何把情报送出去？在自已的电台暂时没有条件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只有利用公家电台拍发电文了。
经过再三观察和试拍，6月的一天，戴龙从台北来到屏东，若无其事地跨进了电信局的大门，向发报员递过去一份抄写工整的电文。电文不长，内容是亲友近况和现住地址，收报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号福成庄潘修，电报挂号是1472，这是规定的通信暗号。
反复推敲的电文是极其复杂的，既要把情报内容报告上级，还必须简短明了。这就要靠密码来编译。上级交代给戴龙的密码有成密和周密两种，并规定了标指和换码的方法。涉及到陆海空军的内容，是用隐语代替的。陆军叫绿茶，海军叫花茶，空军称红茶。美国人叫王先生，澳门叫金门，东京是定海等等。
由于电报字数不能太多，戴龙在屏东和高雄拍发了三次。为了解除外人的疑虑，后两次的电报收件人分别是潘渊和谢明。
他总想多干一些工作，为党多贡献一份力量。他不断扩大交友圈子，他的工作对象大都在军队。
由于情报较多，除了紧急的情报，他还将大部分内容密写成书信，投寄到香港党的秘密联络站，收信人是沈琳。这样的信投寄了两封。
就在戴龙全力以赴开展情报工作的时候，有一只黑手悄悄地伸了过来。
这个人叫焦静秋。戴龙和他是江苏警校的同学，他后来还是戴龙的部属。戴龙来台后，两人常有交往。焦静秋虽在军中就职，但他对现状不满，经常发泄对抗政府的情绪。戴龙先是静听他说，后来随声附和几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认为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在以后的接触中，他更加坚定了这一认识。当焦静秋透露了上峰可能派他去舟山打游击，同时批准他去上海接家眷来台的消息后，戴龙觉得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和王瀛成商量，都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收集到的重要情报送到上海东海舰队的直接领导手里。想到这里，戴龙欣慰地笑了。
焦静秋也笑了。他的身后是蒋介石的情治机构。戴龙的活动，早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焦静秋按照幕后人的指使，赢得了戴龙的信任。敌我双方正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设置陷阱。
终于，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他告诉戴龙，他已拿到了去大陆的通行证，近日即将离台。他问戴龙有何事要办，尽可吩咐。
戴龙故作镇静说，没有太大的事，麻烦你带一封便信给做生意的朋友。
戴龙将早已用化学药水书写的台湾陆海空军情报，折叠成一小卷交给了焦静秋，收件人写的是“上海齐齐哈尔路浦江中学交姜明远接收”。姜明远是化名，实际收件人是陈志贞。陈志贞是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部联络处的科长，他是戴龙的直接领导人。
拿到了密信的焦静秋，立即将它交给了上司李士珍。
一张黑色的大网撒开了！1950年7月，戴龙和王瀛成、刘鸣锺等被逮捕审讯，被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处列为“匪华东军区海军部潜台匪谍戴龙叛乱案”，涉嫌23人。
受尽酷刑的戴龙，被军警打断了双腿和双手，他坚贞不屈。刑前游街时，他是被匪徒们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的！
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王瀛成和刘鸣锺。1951年1月18日凌晨，台北南郊马场町的刑场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密集的枪声！
4.墓编号为2021。在六张犁二墓区。历史不会沉默
马场町原是侵台日军的养马场，因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在这里大批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而闻名。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因书记蔡孝乾叛变投敌，致使1800多人被捕，1100多名地下党员在这里壮烈牺牲。
历史不会沉默。
1993年的5月，台北大雨倾盆。苗栗人曾梅兰在荒山野地中跋涉，她在寻找，寻找40年前为了光明而牺牲的哥哥的坟茔。割除野草，竹丛中露出一小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徐庆兰之墓”五个字，这正是她的哥哥！清除杂草，荒地上有200多处墓葬。掩埋着200多位政治受难者遗骨的六张犁墓区从此向世人展示。和六张犁三个墓区一样保存政治受难者遗骨的，还有台北市第二殡仪馆的福德公墓和无主灵骨塔，可能还有新店空军墓地。
为了平复历史的伤痕，政治受难者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其他人士在台北成立了互助会和联谊会，他们组织祭奠、展览，向当局提出要求和帮助受难者亲属寻找遗骸。这群仁义之士为大陆的红色特工亲属寻找烈士遗骸架起了彩虹之桥。
2010年12月，红色女特工朱枫的遗骸就是在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帮助下找到的。
在此之前，中共台湾地下党牺牲的吴石、陈宝仓、肖明华等烈士遗骸已通过各种渠道迎回了大陆。 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年近古稀的潘蓁从上海前往台湾。他知道父亲已壮烈成仁，他要迎回遗骸与母亲合葬。在上海，还有好几位烈士亲属委托他到台湾寻找亲人的遗骨。他们的亲人也和他父亲一样，受党的派遣来台湾开展工作，离别半个多世纪杳无音讯。其中有戴龙的儿子戴筱萍、王瀛成的儿子王道元、张丕烈的外孙张盛宏，还有徐州侯文理烈士的亲属等等。他们委托他，是因为潘蓁在台湾有朋友，在寻找朱枫骨罐的过程中，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戴筱萍拜托潘蓁帮忙寻找父亲的遗骨。他还一次次求助有关部门。但寻找无果。
和戴筱萍一样寻找无果的红色特工的烈属们，在静安公园约会，倾吐对父辈的思念，打探有关情况，交流网络上看到的信息，提出种种有用和无用的建议。
这时侯，大幅登载了朱枫烈士魂归故里的《宁波帮》杂志，提出了深入报道的设想：朱枫烈士回来了，还有1000多个红色特工仍然埋骨异乡，我们要帮助他们叶落归根！于是，总编辑亲自执笔，在2011年第3期杂志上醒目地刊登了《寻亲告示》：
……为了协助亲属尽快寻找到亲人遗骨的下落，我们愿意联络海内外有识人士，共同出力，尽可能地帮助受难人亲属了解亲人下落及寻找到亲人遗骨并叶落归根，我们特聘潘蓁先生为顾问并与台湾有关方面取得了联系，希望有需要寻找台湾地区50年代政治受难人遗骨的人士，与《宁波帮》杂志联系……
和《寻亲告示》同时刊登的，还有376位受难者名单。
作为连续报道，总编辑又赶到上海采访了戴筱萍和张盛宏。《思念如潮盼父归》和《望断秋水寻亲人》两篇专访登载在《宁波帮》2011年第4期上。这本发行海内外的刊物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听筒里传来清丽的女声：“是《宁波帮》杂志吗？我姓马，我在杭州。因为寻找父亲的下落，我刚从台湾回来。我也查询了你们杂志上刊登的戴龙先生的下落，希望你们告诉我戴龙先生儿子的电话，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他。”
过了几天，戴筱萍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总编辑：马女士查到了我父亲的坟墓，在六张犁二墓区。同时，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4月18日给戴筱萍来信说：戴龙前辈的坟墓编号2021位置，在六张犁二墓区。信中说，“我们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是由政治受难者和政治受难者家属组成，你们在台湾如果没有亲友，可以通知我们，我们会义务协助。”
戴筱萍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受难者烈属，大家都为他高兴。他说：“我到台湾后会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的情况。”
5.从1951年牺牲到1962年发证。这一份荣誉迟到了11年。他没有享受过父爱
萦绕在戴筱萍心头的，始终是：父亲！父亲！父亲！
虽然这张刚毅的脸庞是个模糊的印象，但它像刀刻般地烙印在心里。戴龙的经历，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和荣耀。父亲走后不久，就来人把他们从山阴路一套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搬迁到闸北区的二层老房子了。由于没有生活来源，瘦弱的母亲靠走街穿弄替人家卖酱油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粗茶淡饭也难得温饱，辛劳的母亲得了糖尿病。最苦是刻骨的思念。老奶奶天天以泪洗面，她逼着儿媳去寻找她的龙儿。
那时，他们背着“失踪军人家属”的黑锅，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和台湾有关系的人都要受到质疑和审查。苏北老家有人来调查，问戴龙在台湾什么地方？在台湾干什么？乡下的亲戚也一次次地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有这个社会关系，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戴龙有个弟弟叫戴麟，原在北海舰队工作。因为哥哥在台湾的原因，他受到了审查。他要求组织到戴龙的派遣单位东海舰队查清政治面目。好在单位出面，不明不白的历史终于明明白白了。他来到上海告诉嫂子和侄子：“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因为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他是革命烈士。”
嫂子王家轩惊呆了。日日想夜夜盼的丈夫不在人世了，这是她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手捧着红色的烈士证书，证书上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签名，王家轩笑不出来。一个人换了一张纸，她宁可不要这份光荣。她领了450元的抚恤金。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填发和解放军东海舰队政治部批准的烈士证书上，写着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1951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发证时间是1962年9月。
从1951年牺牲到1962年发证，这一份荣誉迟到了11年！
1951年1月18日早晨，戴龙、王瀛成和刘鸣锺作为“潜台匪特”，在台北街头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押赴刑场，双手双腿被打断后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的英勇形象感动了台湾民众。第二天的台湾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消息。这样公开报道的消息为什么沉寂了11年？
这张光荣的烈士证书也给戴筱萍带来了耀眼的光环。因为是烈士的儿子，他考取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学毕业时，因为他是烈士的儿子，东海舰队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协调，破例将他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三十二厂任设计工程师。
母亲老了，她病倒了，她全身浮肿。病危时的母亲紧紧拉着儿子的手，叮咛了又叮咛：“一定要……把你父亲……找回来，我等着他……”
戴筱萍把奶奶和母亲的嘱托铭记在心上。现在，他知道父亲的下落了，他要去接他回家。
因为多病的父亲正在尿血，女儿蓓蓓和女婿利用元旦长假先行赴台，他们先去祭拜爷爷，打探迁坟的路径。
朋友带着他们寻到了荒山野地的六张犁。天下着雨，暮色中，他们在墓园中寻觅。
“年轻人，你们要找谁？”不远处，打着雨伞的一个中年人问。
蓓蓓哭着说：“找我的爷爷，他叫戴龙。”
中年人走过来了，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吧？请跟我走。”他叫张晓林，是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成员。
湿漉漉的花岗岩墓碑在雨地里哭泣。“戴龙之墓”四个石刻大字刚用红漆描过。蓓蓓和丈夫跪在泥水中叩头祭拜，放声大哭：“爷爷，爷爷！我们看你来了！” “爷爷！爷爷！你听见了吗？”这是至亲骨肉的心声。这是亲情血脉的呼唤。
雨下得更大了。
6.9c8952航班飞越海峡，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爸爸，我们回家了
这是一次神圣的旅程。戴筱萍追随他父亲戴龙65年前的足迹，从上海到台北，飞越960公里的路途。千山万水，海涛风潮，都挡不住他的脚步。
虽然是第一次到台湾，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和孤单。这里的小路，印有父亲的脚印。他的身边，有家人陪同。机场大巴开往台北市区，手机里就传来热情的问候。下午，张晓林先生亲抵旅馆看望戴筱萍一行。虽是初次见面，但情同亲人，他对一周的日程作了周详的安排。
据估计，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10年间，被判死刑者约有四五千人，判刑者近万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共产党同情者、民主正义人士及对政府不满者等。
今天已辟为纪念公园的马场町，群山肃穆，流水呜咽。戴筱萍一行在土堆前致哀，这里是父亲流尽鲜血的地方。纪念碑上镌刻着碑文：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灵，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纪念碑前，戴筱萍意外地遇见了没有见过面的几个熟悉人。前面走来的是给他写信和寄墓碑照片的李坤龙先生。讲上海话的两位女士是王瀛成烈士的孙女，她们来寻找爷爷的坟茔。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心愿，化作了问候和祝愿。
雨丝像不尽的思念。带着感激和谢意，戴筱萍要当面感谢帮助他从未谋面的台湾朋友。戴一副白边眼镜的李坤龙先生谦恭地说：“不用客气的。我和你一样，记忆中不曾有过父亲的音容，父亲遇难时我眼睛都来不及睁开。时光过了60多年，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戴龙前辈早该叶落归根了。”
戴筱萍又来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拜访。那天来了不少人，年逾古稀的涂会长也来了，大家像亲人般畅叙。互助会的墙上有两行大字，这是他们的宗旨：“爱国爱乡 改造社会 民主统一 走向富强”。
戴筱萍拿出了父亲的遗照和公证书。涂会长从柜子里取出60多年前的判决书和有关案卷的复印件。听说戴龙家人要来，他早就作了准备。
有人开玩笑：“戴龙是匪首，很有名气的。”几个老年人回忆了戴龙示众时的英姿。
“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呢？”有人不解地问。
“不知道啊，我们和这里消息不通啊。”戴筱萍说。
“政治受难者名单和墓地公开十多年了，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没有人通知我们啊。”
“这次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媒体和朋友们帮忙才得知的。李坤龙先生写信给我的。”
“你们领到了多少补偿费？”
“什么？补偿费？没有的。呵，发的叫抚恤金，450元，我母亲在世时每月有5元。”
有人告诉他，1998年5月，在民众的积极推动和强力抗议下，台湾当局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凡符合条件的，可以得到600万至400万台币的补偿。但是，这项工作今年3月已经结束了。
戴筱萍呆呆地听着，他百感交集。
带着城隍庙的五香豆和上海的糕点，戴筱萍一家来看望83岁的叔叔戴云先。见到大陆来的亲人，叔叔老泪纵横：“你阿爹游街的时侯我看到的……真惨啊！你阿爹这个案子，我们台北的戴家……有9个人受牵连啊！”
雨小了。这天是迁墓的日子，互助会的朋友一早就通知了墓地的工人。戴筱萍一行是第二次来六张犁了，这是台北东南郊的一片山地，黑色大理石的公祭碑上刻有“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一年一度的秋祭在这里举行。
点香，燃烛，烧纸，供上水果鲜花，一行人一齐跪拜。他们告慰父亲：爸爸，我们接你回家！
地很湿。挖开表土，下面是烂泥和树根。鬓发斑白的林先生用铁镐挖断树根，一锹一锹地铲土。他管理墓地多年，他说，当年不少受难者是外省人，没有亲人收尸，政府就发70元钱叫我们埋葬。
林先生说，“当时都是草草掩埋，像戴龙前辈这样墓碑墓地完整的不太多。但是年代久了，遗骨不太完整了。”泥土中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骨殖，他轻轻地捡起来，和着墓地的泥土，一起装进大理石的骨罐。林先生深情地说：“戴老前辈，回家了。”
“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
雨还在下。春秋航空9c8952航班冲破浓云雨雾，飞越海峡，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
迎候的人群中展开了长长的横幅：迎接红色特工戴龙烈士魂归故里
骨罐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洁白的百合花花环献给不朽的忠魂。
他炯炯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新奇的世界。刚毅的神情中绽放出胜利的笑容。
纵然是消逝了，伟大的仍然伟大！
纵然是凋谢了，光荣的仍然光荣！
2014年6月于天城苑
（责任编辑 王浩钟）
恰逢台湾的雨季。
来台北九天，下了九天的雨。大概是65年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感动了苍天，昨天雨停歇了，虽然仍是阴云浓雾，但总算可以达成半个多世纪魂牵梦萦的夙愿了。
从1949年10月到2014年5月，哪一家至亲骨肉能够分离65年！
70岁的戴筱萍双手紧抱着杏黄色绸缎包裹的大理石骨罐。他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到桃园机场，他和妻子、妻妹及妹夫是专程来台湾迎回父亲的遗骨的。为了光明和进步，父亲英勇就义，埋骨异乡。今天，他们将陪伴父亲乘坐春秋航空的班机返回上海。
沧桑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轻松。他完成了人生的一大使命，他找到了父亲，他可以告慰九泉下的母亲了：“妈妈，爸爸回来了，回到你的身边了！”
为了这一天，戴氏家族的许许多多人翘首以盼。潮涨潮落，春去秋来，催白了青丝，催老了岁月！
1.陈处长任命他为高级情报员。交给他五封密信。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
五星国旗映红了黄浦江。控江路附近一幢老式楼房的小客厅里，两个女人和四岁的孩子急切地盼望他们的儿子、丈夫和爸爸回家。孩子的爸爸是军人，他在进军大上海的队伍中。
下午，门推开了。进来一个穿黑西装的中年男人，三个人定睛一看，便一齐拥上去，惊喜地呼叫和问候。来不及喝一口水，他说：“部队上很忙。为了解放全中国，我有任务，所以不能在家久待。”他要老母亲保重身体，他深情地对妻子说：您辛苦！他抱过儿子亲了又亲，热泪盈眶地说：“爸爸要走了。”
他走了，他回转身，向站立在门口的亲人挥手。
望着远去的背影，妻子王家轩惊疑地想着：他要到哪里去？他在哪个部队？他为什么不穿军装呢？他们结婚十多年了，她了解这个叫戴龙的军人，为了抗日救国，他投笔从戎，南北转战。后来，他当过县长，当过警察局长，当过警校处长和联防主任。不久前，他参与了江阴要塞起义，后来参加了解放军。无论他干什么，妻子总是默默地支持他。因为她相信，丈夫是忠诚善良的，是深明大义的。
戴龙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军人。1930年在江苏警官学校学习时，经共产党员李璞介绍入党，后来联络中断。1947年1月，解放军华中军区敌工科长于济民以警校老同学的身份和戴龙接上关系，恢复联络，并领受组织的任务。上海解放时，已任华东军区海军部秘书科长的李璞惊喜地遇见了戴龙，并调他来海军部联络处报到。处长陈啸奋任命他为高级情报员，指示他立即潜入台湾进行地下活动，为解放台湾搜集并提供军事情报。陈处长交给戴龙致王瀛成和孟启文的五封密信，并交代他们一起行动，情报小组由他负责。
在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刻，戴龙坚决服从命令，深入虎穴，蹈海远行。
和戴龙一样的，还有父母子女也在上海的共产党员王瀛成，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海空军飞机修理厂的中尉检验师。他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军，于1949年春天就去了台湾。戴龙到台湾后，首先与王瀛成联络，并转交组织给他的密信。这两个互不相识的同乡和同志，怎么也想不到，一年多后，他们为执行同一任务而同时被捕，同时在台北英勇就义。
1949年，中共派遣了大约1500名党员干部扮成败兵、商人、教师和工人混入去台的人流中。他们分赴台湾各地，在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领导这支红色特工队伍的，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干部蔡孝乾，台湾人。
谍海搏杀，惊心动魄。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那是更为险恶的意志和勇敢的考验，更为严酷的信仰和忠诚的较量！
2.戴元龄泄露了机密：台湾有六个侦察电台。军车和官兵臂章上有昆仑山符号
和王瀛成赴台路线不同的是，戴龙是从陆上经广州转香港，再从香港到达台湾的。他在广州见到了党的办事处负责人吕铮，在香港见到了办事处主任张君然。他们向戴龙布置了入台的具体任务及见面方法，还有电信密码、暗号化名等联系方式，并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他领取了4000元的港币作为活动经费。他的入台通行证是在台湾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担任测量学校政治部主任的哥哥戴元志帮他代办的，通行证上的职务是测量学校的教官。
利用在台湾的亲朋好友的关系开展工作，是当时组织上的要求。除了哥哥，戴龙还有叔叔等好几个亲戚在台湾居住。
戴龙是1950年3月5日到台北的，寄住在信义路三段的本家叔叔家里。叔叔是台湾省立师范附中的教员，叫戴培之，比戴龙大五岁。凭着这个关系，他以王恭陶的化名领取了身份证。
富饶美丽的宝岛因为战事而显得混乱和紧张，到处是败退下来的官兵和家眷。物资缺乏，匪特横行，社会动乱，人心惶惶。国民党政权立足未稳，他们企图用一道海峡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的步伐。为了稳定局势，蒋介石发布和强化执行《勘乱时期检肃匪特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和各种戒严法、戒严令，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
面对严峻的形势，戴龙冷静处之。他和王瀛成联络后，确定了工作计划。两人分头行动，随时碰面。戴龙从寻访老同学老同事着手，以来台寻找工作为借口，开展收集情报的工作。在台北街头，他遇到了原“重庆舰”的海军下士刘鸣锺，久别重逢，两人越谈越投机。刘鸣锺曾被送往英国受训，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当了逃兵，后在台北成了天利实业公司的会计。他告诉戴龙，他住在中山北路二段，可以随时找他。根据刘鸣锺对现实不满的状况，戴龙启发他认清大势，紧随潮流。聪明的刘鸣锺不停地点头。建立信任后，刘鸣锺向戴龙提供了台湾海军的舰船数量和装备的有关情况。
作为共产党员，戴龙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社会的进步，他虽然身在敌营，但有组织的指示，有同志的配合，他有信心完成任务。通过访老友、叙旧情，他打听到了许多熟人的近况和地址。他一个一个地走访，了解社情，了解敌情。40岁的黄磊是江苏老乡，戴龙得知他在空军高炮司令部任职，便前往台北郊区的三重镇，正好碰见黄磊的同事刘自强，三人喝酒吃饭，畅谈时局。两个国民党军的军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大谈军中情况。戴龙问及军车和官兵臂章上的昆仑山符号，黄磊告诉了代字。戴龙不动声色，一一记在心中。 在叔叔家中，戴龙巧遇了同乡戴元龄，他是五十四军第八师政治部的少校科员。谈及社会情况，戴龙说报纸上刊登国军侦察电台破获了一桩黄金走私案，真厉害。戴元龄顺口就泄露了机密：“台湾有六个侦察电台。”
当过江苏省警官学校科长的戴龙在台湾的同行中有不少老朋友，他借机去寻访看望。在台南，他见到了任警察局长的同乡朱亚擎。朱亚擎留戴龙在家住了十多天，提供了附近九十二师、关庙五十三军、嘉义二零六师的驻训情况，以及80多个美国技术顾问的特长。到高雄，在港务警察所见到了老同事钱梦明。钱梦明还兼任着高雄防务团的副团长，他热情地招待戴龙，介绍了高雄海军力量及陆军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由舟山撤退后的布防。打听到苏北老乡王蔚龙调到了基隆市警察局，戴龙来到港口，通过王蔚龙了解军港情况……
情报工作不仅需要英勇无畏的胆量，更要有缜密周详的策略和综合分析的能力。有时侯，把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联系起来，或许是一个重大消息。有时候，一句话可以分解成好几种意思。戴龙把从四面八方收集来的信息，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经过仔细的判别、研究和归类，整理成有价值的情报。
两个多月了，王瀛成也收集了许多信息。
3.通信暗号：1472。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一张黑色的大网撒开了
戴龙很急。他明白，他们的工作，关系到解放台湾的大局。当务之急是如何把情报送出去？在自已的电台暂时没有条件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只有利用公家电台拍发电文了。
经过再三观察和试拍，6月的一天，戴龙从台北来到屏东，若无其事地跨进了电信局的大门，向发报员递过去一份抄写工整的电文。电文不长，内容是亲友近况和现住地址，收报人是香港利源西街25号福成庄潘修，电报挂号是1472，这是规定的通信暗号。
反复推敲的电文是极其复杂的，既要把情报内容报告上级，还必须简短明了。这就要靠密码来编译。上级交代给戴龙的密码有成密和周密两种，并规定了标指和换码的方法。涉及到陆海空军的内容，是用隐语代替的。陆军叫绿茶，海军叫花茶，空军称红茶。美国人叫王先生，澳门叫金门，东京是定海等等。
由于电报字数不能太多，戴龙在屏东和高雄拍发了三次。为了解除外人的疑虑，后两次的电报收件人分别是潘渊和谢明。
他总想多干一些工作，为党多贡献一份力量。他不断扩大交友圈子，他的工作对象大都在军队。
由于情报较多，除了紧急的情报，他还将大部分内容密写成书信，投寄到香港党的秘密联络站，收信人是沈琳。这样的信投寄了两封。
就在戴龙全力以赴开展情报工作的时候，有一只黑手悄悄地伸了过来。
这个人叫焦静秋。戴龙和他是江苏警校的同学，他后来还是戴龙的部属。戴龙来台后，两人常有交往。焦静秋虽在军中就职，但他对现状不满，经常发泄对抗政府的情绪。戴龙先是静听他说，后来随声附和几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认为这是个可以发展的对象。在以后的接触中，他更加坚定了这一认识。当焦静秋透露了上峰可能派他去舟山打游击，同时批准他去上海接家眷来台的消息后，戴龙觉得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他和王瀛成商量，都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收集到的重要情报送到上海东海舰队的直接领导手里。想到这里，戴龙欣慰地笑了。
焦静秋也笑了。他的身后是蒋介石的情治机构。戴龙的活动，早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焦静秋按照幕后人的指使，赢得了戴龙的信任。敌我双方正一步一步地按照自己的计划设置陷阱。
终于，焦静秋发出了信号，他告诉戴龙，他已拿到了去大陆的通行证，近日即将离台。他问戴龙有何事要办，尽可吩咐。
戴龙故作镇静说，没有太大的事，麻烦你带一封便信给做生意的朋友。
戴龙将早已用化学药水书写的台湾陆海空军情报，折叠成一小卷交给了焦静秋，收件人写的是“上海齐齐哈尔路浦江中学交姜明远接收”。姜明远是化名，实际收件人是陈志贞。陈志贞是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部联络处的科长，他是戴龙的直接领导人。
拿到了密信的焦静秋，立即将它交给了上司李士珍。
一张黑色的大网撒开了！1950年7月，戴龙和王瀛成、刘鸣锺等被逮捕审讯，被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处列为“匪华东军区海军部潜台匪谍戴龙叛乱案”，涉嫌23人。
受尽酷刑的戴龙，被军警打断了双腿和双手，他坚贞不屈。刑前游街时，他是被匪徒们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的！
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王瀛成和刘鸣锺。1951年1月18日凌晨，台北南郊马场町的刑场上，响起了一阵又一阵密集的枪声！
4.墓编号为2021。在六张犁二墓区。历史不会沉默
马场町原是侵台日军的养马场，因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在这里大批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而闻名。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因书记蔡孝乾叛变投敌，致使1800多人被捕，1100多名地下党员在这里壮烈牺牲。
历史不会沉默。
1993年的5月，台北大雨倾盆。苗栗人曾梅兰在荒山野地中跋涉，她在寻找，寻找40年前为了光明而牺牲的哥哥的坟茔。割除野草，竹丛中露出一小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徐庆兰之墓”五个字，这正是她的哥哥！清除杂草，荒地上有200多处墓葬。掩埋着200多位政治受难者遗骨的六张犁墓区从此向世人展示。和六张犁三个墓区一样保存政治受难者遗骨的，还有台北市第二殡仪馆的福德公墓和无主灵骨塔，可能还有新店空军墓地。
为了平复历史的伤痕，政治受难者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其他人士在台北成立了互助会和联谊会，他们组织祭奠、展览，向当局提出要求和帮助受难者亲属寻找遗骸。这群仁义之士为大陆的红色特工亲属寻找烈士遗骸架起了彩虹之桥。
2010年12月，红色女特工朱枫的遗骸就是在海峡两岸的热心人士帮助下找到的。
在此之前，中共台湾地下党牺牲的吴石、陈宝仓、肖明华等烈士遗骸已通过各种渠道迎回了大陆。 为了寻找父亲的遗骸，年近古稀的潘蓁从上海前往台湾。他知道父亲已壮烈成仁，他要迎回遗骸与母亲合葬。在上海，还有好几位烈士亲属委托他到台湾寻找亲人的遗骨。他们的亲人也和他父亲一样，受党的派遣来台湾开展工作，离别半个多世纪杳无音讯。其中有戴龙的儿子戴筱萍、王瀛成的儿子王道元、张丕烈的外孙张盛宏，还有徐州侯文理烈士的亲属等等。他们委托他，是因为潘蓁在台湾有朋友，在寻找朱枫骨罐的过程中，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戴筱萍拜托潘蓁帮忙寻找父亲的遗骨。他还一次次求助有关部门。但寻找无果。
和戴筱萍一样寻找无果的红色特工的烈属们，在静安公园约会，倾吐对父辈的思念，打探有关情况，交流网络上看到的信息，提出种种有用和无用的建议。
这时侯，大幅登载了朱枫烈士魂归故里的《宁波帮》杂志，提出了深入报道的设想：朱枫烈士回来了，还有1000多个红色特工仍然埋骨异乡，我们要帮助他们叶落归根！于是，总编辑亲自执笔，在2011年第3期杂志上醒目地刊登了《寻亲告示》：
……为了协助亲属尽快寻找到亲人遗骨的下落，我们愿意联络海内外有识人士，共同出力，尽可能地帮助受难人亲属了解亲人下落及寻找到亲人遗骨并叶落归根，我们特聘潘蓁先生为顾问并与台湾有关方面取得了联系，希望有需要寻找台湾地区50年代政治受难人遗骨的人士，与《宁波帮》杂志联系……
和《寻亲告示》同时刊登的，还有376位受难者名单。
作为连续报道，总编辑又赶到上海采访了戴筱萍和张盛宏。《思念如潮盼父归》和《望断秋水寻亲人》两篇专访登载在《宁波帮》2011年第4期上。这本发行海内外的刊物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听筒里传来清丽的女声：“是《宁波帮》杂志吗？我姓马，我在杭州。因为寻找父亲的下落，我刚从台湾回来。我也查询了你们杂志上刊登的戴龙先生的下落，希望你们告诉我戴龙先生儿子的电话，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他。”
过了几天，戴筱萍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总编辑：马女士查到了我父亲的坟墓，在六张犁二墓区。同时，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4月18日给戴筱萍来信说：戴龙前辈的坟墓编号2021位置，在六张犁二墓区。信中说，“我们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是由政治受难者和政治受难者家属组成，你们在台湾如果没有亲友，可以通知我们，我们会义务协助。”
戴筱萍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在上海的受难者烈属，大家都为他高兴。他说：“我到台湾后会帮助大家了解更多的情况。”
5.从1951年牺牲到1962年发证。这一份荣誉迟到了11年。他没有享受过父爱
萦绕在戴筱萍心头的，始终是：父亲！父亲！父亲！
虽然这张刚毅的脸庞是个模糊的印象，但它像刀刻般地烙印在心里。戴龙的经历，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说不尽的苦难和荣耀。父亲走后不久，就来人把他们从山阴路一套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搬迁到闸北区的二层老房子了。由于没有生活来源，瘦弱的母亲靠走街穿弄替人家卖酱油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粗茶淡饭也难得温饱，辛劳的母亲得了糖尿病。最苦是刻骨的思念。老奶奶天天以泪洗面，她逼着儿媳去寻找她的龙儿。
那时，他们背着“失踪军人家属”的黑锅，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和台湾有关系的人都要受到质疑和审查。苏北老家有人来调查，问戴龙在台湾什么地方？在台湾干什么？乡下的亲戚也一次次地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有这个社会关系，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前途。
戴龙有个弟弟叫戴麟，原在北海舰队工作。因为哥哥在台湾的原因，他受到了审查。他要求组织到戴龙的派遣单位东海舰队查清政治面目。好在单位出面，不明不白的历史终于明明白白了。他来到上海告诉嫂子和侄子：“哥哥是组织派到台湾做地下工作的，因为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他是革命烈士。”
嫂子王家轩惊呆了。日日想夜夜盼的丈夫不在人世了，这是她做梦也不敢想的事！
手捧着红色的烈士证书，证书上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签名，王家轩笑不出来。一个人换了一张纸，她宁可不要这份光荣。她领了450元的抚恤金。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填发和解放军东海舰队政治部批准的烈士证书上，写着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1951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杀害。发证时间是1962年9月。
从1951年牺牲到1962年发证，这一份荣誉迟到了11年！
1951年1月18日早晨，戴龙、王瀛成和刘鸣锺作为“潜台匪特”，在台北街头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押赴刑场，双手双腿被打断后用绳子吊在卡车上示众的英勇形象感动了台湾民众。第二天的台湾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消息。这样公开报道的消息为什么沉寂了11年？
这张光荣的烈士证书也给戴筱萍带来了耀眼的光环。因为是烈士的儿子，他考取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大学毕业时，因为他是烈士的儿子，东海舰队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协调，破例将他分配到上海无线电三十二厂任设计工程师。
母亲老了，她病倒了，她全身浮肿。病危时的母亲紧紧拉着儿子的手，叮咛了又叮咛：“一定要……把你父亲……找回来，我等着他……”
戴筱萍把奶奶和母亲的嘱托铭记在心上。现在，他知道父亲的下落了，他要去接他回家。
因为多病的父亲正在尿血，女儿蓓蓓和女婿利用元旦长假先行赴台，他们先去祭拜爷爷，打探迁坟的路径。
朋友带着他们寻到了荒山野地的六张犁。天下着雨，暮色中，他们在墓园中寻觅。
“年轻人，你们要找谁？”不远处，打着雨伞的一个中年人问。
蓓蓓哭着说：“找我的爷爷，他叫戴龙。”
中年人走过来了，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吧？请跟我走。”他叫张晓林，是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成员。
湿漉漉的花岗岩墓碑在雨地里哭泣。“戴龙之墓”四个石刻大字刚用红漆描过。蓓蓓和丈夫跪在泥水中叩头祭拜，放声大哭：“爷爷，爷爷！我们看你来了！” “爷爷！爷爷！你听见了吗？”这是至亲骨肉的心声。这是亲情血脉的呼唤。
雨下得更大了。
6.9c8952航班飞越海峡，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爸爸，我们回家了
这是一次神圣的旅程。戴筱萍追随他父亲戴龙65年前的足迹，从上海到台北，飞越960公里的路途。千山万水，海涛风潮，都挡不住他的脚步。
虽然是第一次到台湾，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和孤单。这里的小路，印有父亲的脚印。他的身边，有家人陪同。机场大巴开往台北市区，手机里就传来热情的问候。下午，张晓林先生亲抵旅馆看望戴筱萍一行。虽是初次见面，但情同亲人，他对一周的日程作了周详的安排。
据估计，台湾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10年间，被判死刑者约有四五千人，判刑者近万人。其中有共产党员、共产党同情者、民主正义人士及对政府不满者等。
今天已辟为纪念公园的马场町，群山肃穆，流水呜咽。戴筱萍一行在土堆前致哀，这里是父亲流尽鲜血的地方。纪念碑上镌刻着碑文：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刑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灵，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纪念碑前，戴筱萍意外地遇见了没有见过面的几个熟悉人。前面走来的是给他写信和寄墓碑照片的李坤龙先生。讲上海话的两位女士是王瀛成烈士的孙女，她们来寻找爷爷的坟茔。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心愿，化作了问候和祝愿。
雨丝像不尽的思念。带着感激和谢意，戴筱萍要当面感谢帮助他从未谋面的台湾朋友。戴一副白边眼镜的李坤龙先生谦恭地说：“不用客气的。我和你一样，记忆中不曾有过父亲的音容，父亲遇难时我眼睛都来不及睁开。时光过了60多年，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理解，戴龙前辈早该叶落归根了。”
戴筱萍又来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政治受难者互助会拜访。那天来了不少人，年逾古稀的涂会长也来了，大家像亲人般畅叙。互助会的墙上有两行大字，这是他们的宗旨：“爱国爱乡 改造社会 民主统一 走向富强”。
戴筱萍拿出了父亲的遗照和公证书。涂会长从柜子里取出60多年前的判决书和有关案卷的复印件。听说戴龙家人要来，他早就作了准备。
有人开玩笑：“戴龙是匪首，很有名气的。”几个老年人回忆了戴龙示众时的英姿。
“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来呢？”有人不解地问。
“不知道啊，我们和这里消息不通啊。”戴筱萍说。
“政治受难者名单和墓地公开十多年了，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没有人通知我们啊。”
“这次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媒体和朋友们帮忙才得知的。李坤龙先生写信给我的。”
“你们领到了多少补偿费？”
“什么？补偿费？没有的。呵，发的叫抚恤金，450元，我母亲在世时每月有5元。”
有人告诉他，1998年5月，在民众的积极推动和强力抗议下，台湾当局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凡符合条件的，可以得到600万至400万台币的补偿。但是，这项工作今年3月已经结束了。
戴筱萍呆呆地听着，他百感交集。
带着城隍庙的五香豆和上海的糕点，戴筱萍一家来看望83岁的叔叔戴云先。见到大陆来的亲人，叔叔老泪纵横：“你阿爹游街的时侯我看到的……真惨啊！你阿爹这个案子，我们台北的戴家……有9个人受牵连啊！”
雨小了。这天是迁墓的日子，互助会的朋友一早就通知了墓地的工人。戴筱萍一行是第二次来六张犁了，这是台北东南郊的一片山地，黑色大理石的公祭碑上刻有“人民忠魂”四个金色大字，一年一度的秋祭在这里举行。
点香，燃烛，烧纸，供上水果鲜花，一行人一齐跪拜。他们告慰父亲：爸爸，我们接你回家！
地很湿。挖开表土，下面是烂泥和树根。鬓发斑白的林先生用铁镐挖断树根，一锹一锹地铲土。他管理墓地多年，他说，当年不少受难者是外省人，没有亲人收尸，政府就发70元钱叫我们埋葬。
林先生说，“当时都是草草掩埋，像戴龙前辈这样墓碑墓地完整的不太多。但是年代久了，遗骨不太完整了。”泥土中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骨殖，他轻轻地捡起来，和着墓地的泥土，一起装进大理石的骨罐。林先生深情地说：“戴老前辈，回家了。”
“回家了，爸爸，我们回上海了！”
雨还在下。春秋航空9c8952航班冲破浓云雨雾，飞越海峡，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
迎候的人群中展开了长长的横幅：迎接红色特工戴龙烈士魂归故里
骨罐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洁白的百合花花环献给不朽的忠魂。
他炯炯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新奇的世界。刚毅的神情中绽放出胜利的笑容。
纵然是消逝了，伟大的仍然伟大！
纵然是凋谢了，光荣的仍然光荣！
2014年6月于天城苑
（责任编辑 王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