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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流通货币是一种等值的交易券，即我们从存折取出100元数额，换取政府印制委托某发钞银行流通进入市场，银行赚取经营利息，政府承担印钞、发钞成本。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委托两间银行印发的2000万张10元面额的钞票，被炒卖集团高价卖走了，其所产生的面值利润被谁佔有？以及有多少数额是被内部既得利益集团暴利炒卖？谁是这次龙钞炒卖的最大受益者？澳门政府应该向市民有所交待。正如中银发行纪念钞，让澳门市民凭身份证到网上登记並限制每人只能认购两张，这是有据可寻的，但问题是，该批纪念钞总共印刷发行了多少？澳门市民登记实际是多少？其所产生的利益又是多少？作为构建阳光政府的澳门行政执法当局有义务给社会一个交待，不应被某些权贵一句“不告诉你”而不了了之……（澳门/谭君）
澳门政制发展应从实际出发
贵刊总第181期刊发的《产生澳门行政长官可以另闢蹊径：协商》评论文章，可以说是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文的分析，也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见解和看法，但从澳门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其基本法的原意有一定的差距，甚至不相符，当然，现行的所谓“小圈子”选举委员会，所选拔产生的行政长官，本身就是一种“协商”产生的结果。所谓协商，也就是由不同的界别组织推荐，内部选举产生，即与目前的选委会並无不同之处。而且目前澳门社会整体体现出来的是，政制发展和政制改革的争议，传统社团主流力量（所谓的既得利益派）普遍主张依照现行政制，适当小幅增加选委会名额和适当调整委任、间选、直择立法会议员名额，即可体现澳门的政制在有序发展。而相关民主派及新兴社团组织和部份青领阶层卻认为，澳门回归12年来，整体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民整体质素与20年前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且与临近的香港交流密切，不应与同是“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有着不同的政治待遇，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人大代表，亦或是澳门特区政府均应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澳门市民的感受，做好相关《澳门基本法》与《香港基本法》不同的原因解释宣传。（北京/汪佑民）
怎样区别输入外劳
和家庭团聚的关係
前不久回澳门访友探亲，见到新马路等几处街头，有市民举着要求政府批准家人来澳团聚的横幅，高呼政府允许大批外劳来澳工作也应该允许其内地子女来澳门团聚定居，吸引大批遊客围观。据了解，该批人士本身是在20年前非合法移民到澳门的，而该批声称的内地子女也不属未成年子女，但他们的理由是解决他们的内地子女到澳门团聚定居，比政府输入外劳到澳门更具人情。对此，在场围观的遊客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假若澳门政府同意内地超龄子女到澳门团聚定居，不出几年，该批获准的团居人士其内地子女又变成麻烦问题了，所以，澳门政府把好的输入外劳政策的关是最符合澳门社会长远利益的，我们这些移居海外的澳门遊子希望市民为了澳门整体利益发展，不应提出太多的不合理的要求。
（澳大利亚/胡康）
积极稳妥地推进特区政制发展
上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於澳门特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決定》发表后，行政长官崔世安书面作出了清晰的表态，特区政府将全面严格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规定，新一阶段政制发展諮询将有序展开。对於人大的决定和行政长官的表态，我相信全澳市民都和我一样的心情，非常认同和支持，但相关政府部门将能否正确理解，以及怎样开展諮询，应该是大多数市民所关心的，我们不希望看到像第一阶段的8场諮询会中最后一场只是以走过场的形式出现，热心参与的市民觉得政府没有将民意工作做得更好些，作为市民的我们对政制发展发表意见，只是供政府参考，因为不论是行政长官带着大批官员到街市巡视，还是某些名流人士的高调表达，都未必能全面表达大多数市民的真实意愿，所以，我们希望下次諮询工作，政府能给我们市民多一点发言表达诉求的机会。（澳门/龚伯）
澳门外资企业歧视
本地工人机制不公平
不久前在贵刊澳门新闻通讯社网站，看到一则本地工人怀疑金沙酒店利用招聘本地居民的身份，进行骗取外劳指标的假招工违法行为。对此消息，本人想起2年前在该公司工作的一段回忆。那是2007年，我们几位同学在澳科大被该企业择优聘请到管理部门工作，三年期间我们的工作量比同一个岗位的外籍人和香港人士多出很多，但薪金方面卻比他们少30%到50%不等，而与那些澳门本地居民的待遇，就更不能相提並论了，因为大多数本地市民在外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眼里，就是只能做些表面的零杂工作，不能进入核心阶层部门，而在外籍公司高层人士的心中，本地人员只是他们向政府叫板的一个筹码和棋子，其关键部门的工作是绝对不让本地工人参与的，甚至很多方面还会利用一些本地高级管理人士出来扮演来博取社会的同情。
（上海/洪伟珊）
试问澳门中银发行龙钞和纪念钞的总发行量及其利润是多少
经常听到一些人士说，内地是一党执政的地方，其透明度不够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台地区高。过去我也发现每次到澳门，总有一些人士高举一些纸牌，在澳门关闸广场路旁放高音喇叭，呼喊打倒澳门政府某官商勾结的官员。初像地看，似乎那是民主自由的表现，但假如用心去了解其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所在，其实不难发现港澳地区的民主、自由、透明比内地更不透明，更不民主。其一是澳门中银发行龙年10元面值流通货币，本地市民一连几天到各分行门口排长队都换不到，甚至那些几百万元定期存款大户都无法换到一张龙钞，卻有人能成捆地在发钞银行拿到大批的连号钞到市场去以暴利炒卖；其二是澳门市民每人可凭身份证到中银换二张纪念钞，但不交待总共发行多少张纪念钞，除开澳门市民兑换的纪念钞之外，剩余的还有多少数量纪念钞？分配到那里去了？那些纪念钞的发行为中银创造了多少财富？怎样支配这些暴利等等问号，发钞银行及其金融管理局为何不能向社会公佈？这难道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民主、自由、透明的面目吗？
（深圳/金遮寅）
读《繁荣的澳门
为何如此焦躁》有感
读贵刊2012年2月号，总第181期中的《繁荣的澳门为何如此焦躁》，本人非常赞同作者这一观点“正是贫富差距过大直接导致了本澳民众的焦躁”。
通过此文，反映了澳门博彩业的迅速发展，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促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民众的心态及生活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理由有以下两点：
一、博彩业的不断壮大，巨大的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久而久之，民众的心里将失平衡，焦躁情绪更加明显，甚至引起一些不良的社会矛盾。
二、博彩业在澳门迅速发展有着特殊的政策背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特殊产业”，毕竟博彩业在澳门的合法性，在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澳门博彩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同胞的“大力支持”，由此可见，它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政治倾斜。假如，中央政府把该政治倾斜稍微收紧一点，同时，澳门又没有其他的成熟产业支撑的话，我们不难想象繁荣的澳门是否会更加焦躁不安？
澳门除了产业多元化发展之外，又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有效控制民众焦躁情绪的办法，就是增加民众的教育投资，提高民众的自身素质水平和职业能力，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多元化的发展及激烈的社会竞争。 （汕头/晓丽）
澳门政制发展应从实际出发
贵刊总第181期刊发的《产生澳门行政长官可以另闢蹊径：协商》评论文章，可以说是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文的分析，也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见解和看法，但从澳门的实际情况而言，与其基本法的原意有一定的差距，甚至不相符，当然，现行的所谓“小圈子”选举委员会，所选拔产生的行政长官，本身就是一种“协商”产生的结果。所谓协商，也就是由不同的界别组织推荐，内部选举产生，即与目前的选委会並无不同之处。而且目前澳门社会整体体现出来的是，政制发展和政制改革的争议，传统社团主流力量（所谓的既得利益派）普遍主张依照现行政制，适当小幅增加选委会名额和适当调整委任、间选、直择立法会议员名额，即可体现澳门的政制在有序发展。而相关民主派及新兴社团组织和部份青领阶层卻认为，澳门回归12年来，整体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民整体质素与20年前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且与临近的香港交流密切，不应与同是“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有着不同的政治待遇，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人大代表，亦或是澳门特区政府均应从实际出发，切实了解澳门市民的感受，做好相关《澳门基本法》与《香港基本法》不同的原因解释宣传。（北京/汪佑民）
怎样区别输入外劳
和家庭团聚的关係
前不久回澳门访友探亲，见到新马路等几处街头，有市民举着要求政府批准家人来澳团聚的横幅，高呼政府允许大批外劳来澳工作也应该允许其内地子女来澳门团聚定居，吸引大批遊客围观。据了解，该批人士本身是在20年前非合法移民到澳门的，而该批声称的内地子女也不属未成年子女，但他们的理由是解决他们的内地子女到澳门团聚定居，比政府输入外劳到澳门更具人情。对此，在场围观的遊客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假若澳门政府同意内地超龄子女到澳门团聚定居，不出几年，该批获准的团居人士其内地子女又变成麻烦问题了，所以，澳门政府把好的输入外劳政策的关是最符合澳门社会长远利益的，我们这些移居海外的澳门遊子希望市民为了澳门整体利益发展，不应提出太多的不合理的要求。
（澳大利亚/胡康）
积极稳妥地推进特区政制发展
上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於澳门特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決定》发表后，行政长官崔世安书面作出了清晰的表态，特区政府将全面严格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规定，新一阶段政制发展諮询将有序展开。对於人大的决定和行政长官的表态，我相信全澳市民都和我一样的心情，非常认同和支持，但相关政府部门将能否正确理解，以及怎样开展諮询，应该是大多数市民所关心的，我们不希望看到像第一阶段的8场諮询会中最后一场只是以走过场的形式出现，热心参与的市民觉得政府没有将民意工作做得更好些，作为市民的我们对政制发展发表意见，只是供政府参考，因为不论是行政长官带着大批官员到街市巡视，还是某些名流人士的高调表达，都未必能全面表达大多数市民的真实意愿，所以，我们希望下次諮询工作，政府能给我们市民多一点发言表达诉求的机会。（澳门/龚伯）
澳门外资企业歧视
本地工人机制不公平
不久前在贵刊澳门新闻通讯社网站，看到一则本地工人怀疑金沙酒店利用招聘本地居民的身份，进行骗取外劳指标的假招工违法行为。对此消息，本人想起2年前在该公司工作的一段回忆。那是2007年，我们几位同学在澳科大被该企业择优聘请到管理部门工作，三年期间我们的工作量比同一个岗位的外籍人和香港人士多出很多，但薪金方面卻比他们少30%到50%不等，而与那些澳门本地居民的待遇，就更不能相提並论了，因为大多数本地市民在外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眼里，就是只能做些表面的零杂工作，不能进入核心阶层部门，而在外籍公司高层人士的心中，本地人员只是他们向政府叫板的一个筹码和棋子，其关键部门的工作是绝对不让本地工人参与的，甚至很多方面还会利用一些本地高级管理人士出来扮演来博取社会的同情。
（上海/洪伟珊）
试问澳门中银发行龙钞和纪念钞的总发行量及其利润是多少
经常听到一些人士说，内地是一党执政的地方，其透明度不够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台地区高。过去我也发现每次到澳门，总有一些人士高举一些纸牌，在澳门关闸广场路旁放高音喇叭，呼喊打倒澳门政府某官商勾结的官员。初像地看，似乎那是民主自由的表现，但假如用心去了解其深层次的矛盾问题所在，其实不难发现港澳地区的民主、自由、透明比内地更不透明，更不民主。其一是澳门中银发行龙年10元面值流通货币，本地市民一连几天到各分行门口排长队都换不到，甚至那些几百万元定期存款大户都无法换到一张龙钞，卻有人能成捆地在发钞银行拿到大批的连号钞到市场去以暴利炒卖；其二是澳门市民每人可凭身份证到中银换二张纪念钞，但不交待总共发行多少张纪念钞，除开澳门市民兑换的纪念钞之外，剩余的还有多少数量纪念钞？分配到那里去了？那些纪念钞的发行为中银创造了多少财富？怎样支配这些暴利等等问号，发钞银行及其金融管理局为何不能向社会公佈？这难道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民主、自由、透明的面目吗？
（深圳/金遮寅）
读《繁荣的澳门
为何如此焦躁》有感
读贵刊2012年2月号，总第181期中的《繁荣的澳门为何如此焦躁》，本人非常赞同作者这一观点“正是贫富差距过大直接导致了本澳民众的焦躁”。
通过此文，反映了澳门博彩业的迅速发展，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促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民众的心态及生活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理由有以下两点：
一、博彩业的不断壮大，巨大的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久而久之，民众的心里将失平衡，焦躁情绪更加明显，甚至引起一些不良的社会矛盾。
二、博彩业在澳门迅速发展有着特殊的政策背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特殊产业”，毕竟博彩业在澳门的合法性，在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澳门博彩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同胞的“大力支持”，由此可见，它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政治倾斜。假如，中央政府把该政治倾斜稍微收紧一点，同时，澳门又没有其他的成熟产业支撑的话，我们不难想象繁荣的澳门是否会更加焦躁不安？
澳门除了产业多元化发展之外，又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有效控制民众焦躁情绪的办法，就是增加民众的教育投资，提高民众的自身素质水平和职业能力，以从容的心态面对多元化的发展及激烈的社会竞争。 （汕头/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