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金钱、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官、商合力塑造了人们关于成功的标准：包养女人就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种价值观念按照收入档次向其他社会群体扩散
　　
　　在人类历史上稳固维持了数千年的婚姻、家庭，到20世纪遭遇严重冲击，西方如此，中国同样如此。
　　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个人自由的观念，并将个人自由理解为个性解放，知识分子相信，只有打破传统的家庭、道德，包括传统的婚姻关系，才能够把个人从旧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其成为独立的公民，从而拯救民族的危难。“娜拉出走”——从家庭出走——甚至成为几代人思考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经典隐喻。
　　因此，从20世纪上半期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摆脱家庭、摆脱不幸福婚姻的感人故事。先进人物经历痛苦挣扎，走出婚姻和家庭的牢笼。
　　到50年代之后，这样的反抗不被允许。尽管那个时代通过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尽管进城干部们制造了规模庞大的离婚潮，但是，在婚姻与家庭问题上，准军事化的禁欲主义支配着大多数普通人。因此，人们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情景：一方面人们在全盘破坏传统，另一方面，人们却坚守着十分保守的婚姻、家庭观念，以至于样板戏里的主人公们，多是单身。在机关、大院、乃至公社体制中，生活作风问题通常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不过，这种保守的婚姻、家庭观念其实并无坚实的道德基础，人们相对保守的生活只是在权力控制的结果。在那个时代，家庭已经社会化了，夫妻们住在单位宿舍、吃在食堂、分别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夫妻们闹了矛盾是要找单位领导的。
　　也就是说，在权力控制下，普通人在性、婚姻问题上是保守的——毋宁说是“革命的”。那个年代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社会、文化、政治运动，正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其实被摧毁殆尽。一旦权力控制体系松动，社会就立刻处于道德伦理的真空状态。
　　80年代后，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开放社会，给予人们相当广泛的私生活自由。事实上，市场制度的演进很有可能导致社会的道德趋向保守化，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强化道德乃是市场秩序扩展的一种制度前提。
　　不过，中国的一切都比较特殊。在中国，道德似乎总是与权力裹挟在一起，也因此，对于权力的憎恶，也会变成对道德的憎恶。80年代刚刚开始市场化的中国，又发生了一次启蒙运动。传统的道德、价值再一次遭到猛烈抨击，萨特、弗洛伊德更是流行一时，这些学说告诉人们：满足欲望就是人生唯一的目标，不受道德约束是人的正常状态。
　　而市场化也恰恰是从性产业的繁荣开始的。性产业繁荣的重要推动者是港台商人。他们涌入大陆，通常是单身，长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难免对性有生理与心理的需求。他们有钱，又摆脱了熟人社会的约束，可以放纵自己。因此，所有开放城市最早发展的产业，总是包括性产业。深圳、海南无不如此。
　　与港台商人打交道的大陆官员、权贵商人往往也会加入这个行列。这是中国式消费主义性解放，这种性解放表现为权力与金钱的炫耀性消费。从那些流行词汇也可以看出更多是男性放纵地消费女性。几乎所有贪官都包养着二奶，有些官员们有时甚至是为了二奶而大胆贪污——权力、金钱、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官、商合力塑造了人们关于成功的标准：包养女人就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种价值观念从官员、权贵开始，按照收入档次向其他社会群体扩散，到90年代，私营中小商人、知识精英也接受了这种观念。
　　这一点恐怕最值得注意。这个群体通常被称为“中产阶级”，而在大多数社会，中产阶级是比较保守的，是道德之锚。但在中国，中产阶级与权贵一起堕落。
　　不过，在更年轻的一代人那里，性观念已达到这样程度：道德真空、物质主义使他们回到自然状态，不再把性视为因为文明的压抑而带有神秘感的事情。他们在性事上大体上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而这，恐怕是性解放完成的标志。至于婚姻，也不过是两个经济人为了改进自己的福利而订立的临时性契约。
　　但是，中国从此将进入怎样状态？意大利各城市经历文艺复兴之后，实现了充分的性解放，从那之后，意大利也就再也没有文明的辉煌了。
　　就中国来说，最起码可以说，在性解放之后，就不可能有中产阶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