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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近年来的经济颓势，有人认为，浙江是全国走市场经济道路最为成功的省份之一，今天浙江遇到的一些困难，既有内因，更有外因，“说到底，是走市场经济道路不彻底造成的”。
2004年之前，浙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江苏。2001年浙江GDP是江苏的71%，2002年为72%，2003年为74%，这说明由于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总量上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在显著缩小。按此测算，浙江在经济总量上有望在2008年赶上或者超过江苏。
但是浙江的发展势头未能如愿保持，2004年之后，浙江锋芒受挫，而江苏则在出现短暂回落和盘整之后，近年来又拉出了一条“阳线”。
很多人认为这是受中央路线的影响，“这10年国家‘国进民退’，江苏日子就好过，浙江就难过”。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浙江经济增速高于江苏是在2004年之前，而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开始于2003年前后；二、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实施“四万亿计划”，而江苏的人均GDP恰在2009年超过了浙江，这也是浙江人均GDP指标自1995年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四后，再度退回全国第五。
江苏为什么日子好过？
“浙江与江苏的此起彼落，内在原因耐人寻味，而不能仅仅盯着表面数据，只看到硬币的一面。”著名财经作家、《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纪录》作者胡宏伟说。胡宏伟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他对江浙两省经济角力的看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与江苏并无二致：杭嘉湖经济发展模式与苏锡常经济发展模式雷同，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特色，温州经济发展模式与苏北“耿车模式”雷同，以家庭作坊见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之路出现了分歧：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到整个浙江，苏南经济发展模式推广到整个江苏，包括苏北。结果到了1999年，浙江农村经济全面超过江苏。
而浙江各级政府的“无为而治”，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顺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且战略上把握了新的制高点。例如，浙西南是浙江丘陵、山地分布区，历史上经济落后，发展经济的条件也远不如浙北和苏南，但政府通过培育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市场造就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结果：义乌在1996年就成为了浙江人均GDP最高的县市。其他城市，如温州、绍兴等，也通过培育专业市场，进而培育竞争优势产业，使得浙江经济获得了全面发展。
胡宏伟认为，浙江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第二，大规模的市场交换。第三，广泛的民众参与。江苏模式以苏南为代表，以乡镇集体企业为发展点，从产权和企业运作上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政府色彩。
相比之下，浙江重点是改革，江苏重点是开放。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看，浙江是自下而上产权彻底清晰的草根市场经济，江苏是一个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
“这两种制度安排在不同时期评价不一，某个时期市场经济色彩更浓时，浙江占优，某个时期计划经济有所反弹时，江苏就占优”；相比于浙江，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距离传统计划经济比较近的企业，“现在计划经济回潮，它们能拿到更多的东西”。
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速滑至全国倒数后几位，同时列沿海省市后列——这不奇怪，广东、上海、江苏这些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方阵，现在普遍都有放慢脚步的趋势。第二，原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比例也一定会减缓。第三，浙江经济由农民草根企业发展而来，到了一定阶段会有一个自我瓶颈。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既有它必然和良性的一面，也有必须引起警觉的一面。
浙江出现的困境和问题来自自身和外部两方面。从自身来说，浙江企业家80%出身于农民，他们在草莽期能够杀出一片天地，但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时，有些方面会跟不上时代。在换代的过程当中，人的问题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二是企业制度，浙江是靠“三低”（低档次、低技术、低价格）赢得第一桶金，现在面临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化蝶的过程是痛苦的。从外部来说，市场化环境在退潮，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内外交困之下就会导致浙江民营经济陷入困境。
近年来，温州模式在自身发展的某些环节上有变化，但一直沿着市场化的基点在走。相比于浙江，胡宏伟认为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距离传统计划经济比较近的企业。目前实际上是个资源再分配问题，原来靠市场经济运行的企业，得到的越来越少。社会就是这么大个蛋糕，刀子在谁手里，谁就掌握着主动权。
对浙江中小企业而言，宏观调控总体上是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有利因素来讲，宏观调控带来的压力会转化为动力，客观上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不利的一面，浙江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而宏观调控中，国家干预的力量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外部环境所要引导推动的方向和浙江内在的经济体制是矛盾的。产业肯定要转型升级，但民营经济有自身的方式和路径。如果内外相匹配，转型升级就更顺利了。
浙江怎么办
有人认为，与浙江相比，在江苏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也有人进一步认为，这也是江苏模式目前比浙江模式更具优势和活力的原因之一。也有学者提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胡宏伟认为，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走，浙江就完了。
胡宏伟说，从大处讲，民营企业沿着市场发展路子走，唯一要提供的外部条件就是政府放手让它去做，不要给它设置障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温州不是要被救，浙江的民营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被救出来的，它是一个自我拓展的过程。它面对的转型升级也一样，唯一一点就是给它空间，到了一定的节点，它自然会成长起来。而且不是所有企业都要转型升级，适合它的就是最好的。胡宏伟认为我们所提的转型升级，总体上还是个政府行为，但事实上，这是企业家的事情。
未来浙江怎么赛马？首先，温商或说浙商精神不能丢，但换个名目用GNP（国民生产总值）去和江苏争辩，就显得小家子气。不可否认，浙江制造业在国内迁移，造就了庞大的浙江人经济，也使得浙江成为国内唯一GNP大于GDP的省份，但只是在低价值链上扩张。
2014年以来，记者分别走访了苏锡常和杭绍甬两个城市群，两地都面临着同样困惑：旧的增长模式明显减速，新的增长点仍在培育中。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称之为“青黄不接的交接时刻”。
差距只是五十或百步而已。“十三五”规划即将展开，冲破篱笆对江浙都至关重要，厘清争议或可明确思路。
2004年之前，浙江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江苏。2001年浙江GDP是江苏的71%，2002年为72%，2003年为74%，这说明由于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总量上浙江与江苏的差距在显著缩小。按此测算，浙江在经济总量上有望在2008年赶上或者超过江苏。
但是浙江的发展势头未能如愿保持，2004年之后，浙江锋芒受挫，而江苏则在出现短暂回落和盘整之后，近年来又拉出了一条“阳线”。
很多人认为这是受中央路线的影响，“这10年国家‘国进民退’，江苏日子就好过，浙江就难过”。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浙江经济增速高于江苏是在2004年之前，而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开始于2003年前后；二、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实施“四万亿计划”，而江苏的人均GDP恰在2009年超过了浙江，这也是浙江人均GDP指标自1995年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四后，再度退回全国第五。
江苏为什么日子好过？
“浙江与江苏的此起彼落，内在原因耐人寻味，而不能仅仅盯着表面数据，只看到硬币的一面。”著名财经作家、《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纪录》作者胡宏伟说。胡宏伟是“温州模式”最权威的研究学者，他对江浙两省经济角力的看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浙江经济发展模式与江苏并无二致：杭嘉湖经济发展模式与苏锡常经济发展模式雷同，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特色，温州经济发展模式与苏北“耿车模式”雷同，以家庭作坊见长。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之路出现了分歧：温州经济发展模式扩大到整个浙江，苏南经济发展模式推广到整个江苏，包括苏北。结果到了1999年，浙江农村经济全面超过江苏。
而浙江各级政府的“无为而治”，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顺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且战略上把握了新的制高点。例如，浙西南是浙江丘陵、山地分布区，历史上经济落后，发展经济的条件也远不如浙北和苏南，但政府通过培育义乌小商品市场，由市场造就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结果：义乌在1996年就成为了浙江人均GDP最高的县市。其他城市，如温州、绍兴等，也通过培育专业市场，进而培育竞争优势产业，使得浙江经济获得了全面发展。
胡宏伟认为，浙江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产权清晰的民营经济。第二，大规模的市场交换。第三，广泛的民众参与。江苏模式以苏南为代表，以乡镇集体企业为发展点，从产权和企业运作上一开始就有强烈的政府色彩。
相比之下，浙江重点是改革，江苏重点是开放。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看，浙江是自下而上产权彻底清晰的草根市场经济，江苏是一个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
“这两种制度安排在不同时期评价不一，某个时期市场经济色彩更浓时，浙江占优，某个时期计划经济有所反弹时，江苏就占优”；相比于浙江，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距离传统计划经济比较近的企业，“现在计划经济回潮，它们能拿到更多的东西”。
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近年来浙江经济增速滑至全国倒数后几位，同时列沿海省市后列——这不奇怪，广东、上海、江苏这些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方阵，现在普遍都有放慢脚步的趋势。第二，原来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增长速度和比例也一定会减缓。第三，浙江经济由农民草根企业发展而来，到了一定阶段会有一个自我瓶颈。对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既有它必然和良性的一面，也有必须引起警觉的一面。
浙江出现的困境和问题来自自身和外部两方面。从自身来说，浙江企业家80%出身于农民，他们在草莽期能够杀出一片天地，但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时，有些方面会跟不上时代。在换代的过程当中，人的问题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问题。第二是企业制度，浙江是靠“三低”（低档次、低技术、低价格）赢得第一桶金，现在面临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化蝶的过程是痛苦的。从外部来说，市场化环境在退潮，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内外交困之下就会导致浙江民营经济陷入困境。
近年来，温州模式在自身发展的某些环节上有变化，但一直沿着市场化的基点在走。相比于浙江，胡宏伟认为江苏企业本质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距离传统计划经济比较近的企业。目前实际上是个资源再分配问题，原来靠市场经济运行的企业，得到的越来越少。社会就是这么大个蛋糕，刀子在谁手里，谁就掌握着主动权。
对浙江中小企业而言，宏观调控总体上是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有利因素来讲，宏观调控带来的压力会转化为动力，客观上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不利的一面，浙江本质上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而宏观调控中，国家干预的力量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外部环境所要引导推动的方向和浙江内在的经济体制是矛盾的。产业肯定要转型升级，但民营经济有自身的方式和路径。如果内外相匹配，转型升级就更顺利了。
浙江怎么办
有人认为，与浙江相比，在江苏的发展中，政府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也有人进一步认为，这也是江苏模式目前比浙江模式更具优势和活力的原因之一。也有学者提出，“在浙江下一轮的发展中，制度创新的接力棒正由民间递向政府”。胡宏伟认为，如果真的往这个方向走，浙江就完了。
胡宏伟说，从大处讲，民营企业沿着市场发展路子走，唯一要提供的外部条件就是政府放手让它去做，不要给它设置障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温州不是要被救，浙江的民营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被救出来的，它是一个自我拓展的过程。它面对的转型升级也一样，唯一一点就是给它空间，到了一定的节点，它自然会成长起来。而且不是所有企业都要转型升级，适合它的就是最好的。胡宏伟认为我们所提的转型升级，总体上还是个政府行为，但事实上，这是企业家的事情。
未来浙江怎么赛马？首先，温商或说浙商精神不能丢，但换个名目用GNP（国民生产总值）去和江苏争辩，就显得小家子气。不可否认，浙江制造业在国内迁移，造就了庞大的浙江人经济，也使得浙江成为国内唯一GNP大于GDP的省份，但只是在低价值链上扩张。
2014年以来，记者分别走访了苏锡常和杭绍甬两个城市群，两地都面临着同样困惑：旧的增长模式明显减速，新的增长点仍在培育中。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称之为“青黄不接的交接时刻”。
差距只是五十或百步而已。“十三五”规划即将展开，冲破篱笆对江浙都至关重要，厘清争议或可明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