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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主编，陈峰、姜萌、郭震旦三位年轻干将编撰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成果，2014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新书发布会上，颇受学界好评。
此前，杨翼骧、乔治忠等人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由先秦至清代，前后近三千年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才编成四巨册，而20世纪中国史学仅百年时间，就编撰出了皇皇四巨册。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就是不同。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何不同呢？据王学典说法，“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前言）均不同。根据笔者的理解，传统史学完全是在“天下”中心在“中国”时代、前科学时代形成的中国式史学，而现代史学则是在“天下”中心在“四夷”时代、科学时代形成的中西合璧式史学。从参与人员来看，前者以职业史官与业余史家为主流，后者以职业史家为主流。从从业方式来看，前者以叙事、义理、考据为主流，而后者以专题研究为主、叙述为辅。从成果的表现方式来看，前者以著作札记为主，后者以论文专著为主。从体裁来说，前者以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为主流，后者以章节体为主流。西方历史理论的引进，唯物史观的成长，带来了全新的历史观念，促进了全新的历史研究。历史学科化操作、职业研究机构、职业学术研究、职业人才培养、学术刊物、课题项目，这些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其结果是历史学科细化、从业人员大为扩大、成果数量巨增。这些变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由史学史而史学学术史。杨翼骧以来治史学史专家做的史学编年，以史著为主，而此书由治史学学术史的专家编纂，专著、论文、事件三大块组成，内涵大为扩充。这体现出了现代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不同。由此的结果是内容的细化，上卷页561，张荫麟的书信、章太炎的演讲、罗香林《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也收入进来。收入大量论文的好处是，解决了某些时段专著不多的缺陷，譬如清末民初一段中国史学。
将史学编年细化到月日。将生活世界的零星事实系入一定的时间框架，是建构历史文本的核心手段。零星事实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排比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史学编年一般编到年，而20世纪新史学细化到了月日。某人某书在某出版社出版或某杂志发表，这样的条目法颇为新颖。与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细化到月、偶尔到日相比，此书多数条目细化到日。这是一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时间系年，它将不同空间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比起来，这是最大贡献所在。这些作品，以前只在中国史研究索引中读到，现在有人根据相关杂志，对这些作品作了一一的梳理，这是难能可贵之处。由此的结果是，此书内容非常详尽。譬如乔治忠等《增订中国史学资料编年》清代卷1900-1911年，用了79页篇幅，而此书用了156页篇幅，增加一倍，条目增加无数。就全书来说，《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才11万字，就是一个大事记而已，而此书近200万字，增加了近20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史学编年当然是越详细越有价值。
中心主线突出。作者长期关注史学理论史研究，近来关注国学发展史，于是史学理论史与国学发展史这两条主线，作为作者的研究强项，在此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笔者注意到去年刚故世的浙江史家董楚平有关农民起义的几篇论文，悉数开列条目。在笔者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初稿中，并没有这么高的位置。这样的判断，自然是建立在作者史学理论史研究视野之下的。又如上卷页560收入茅盾《子夜》这样的小说，让人不可思议。作者的理由是“茅盾以长篇小说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样的选择充分展示了作者的专业自信。
历史作品的历史定位清楚。前人的史学编年，多重资料编年。作者心中有一部史学学术史，将条目内容的编纂重点放在了作品的历史评判、历史定位上面。这样，能让人一阅即可粗知大概。如下卷页408“《外国中国研究》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条，下面称“该刊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介绍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发70年代以来汉学输入之先声”，一句话就作出了历史定位。有了这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某人占了多少时间段，有多少作品问世，一清二楚。史学编年可以说是史家成就的时间定位系统。
大大扩充了专业认知。譬如上卷页558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书，为早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代表，此前了解不多。由此可知，中国农战史研究并不始于解放后，早在30年代即展开了。该书列举的某些精辟观点，今天读来仍有启迪。如上卷页521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页523引王芸生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此书启迪来学，“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新手们面临着专业圈打开问题，所以老师要经常性地介绍一些同行专家。读一下《20世纪中国史家编年》，可以让他们对前辈名字与成就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树立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时间标杆。这是第一部详实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有了这部全国性史学编年参照系数，就为地方史学编年与专题史学编年提供了参照系数。各地与各专业，可以进一步编纂专题史学编年、断代史学编年、地方史学编年。笔者正在编纂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即可据此修订。
此书编纂历经10年，复经十多位专家的审读，“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不可谓不认真。但笔者读后，感觉内容与体例仍有可议之处。在内容上，记事对象的选择与不选择，条目内容的展开与不展开，最容易受人诟病。前代史是当代人无轻重感觉的领域，所以20世纪上半期会好一些；但当代史是当代人有轻重感觉的领域，生活世界的感受会随时检验文本世界建构的合理程度。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是多数在世史家有历史感觉的时间段，所以引起的争议也会特别多。很多史学工作者会说，怎么上面没有谁谁，没有哪本书，某某人怎么成了失踪的教授，某某专著怎么成了失踪的专著。学科化建设的结果，史学不再是笼统的史学，而是二三级学科化的精细史学。重要与不重要的判断，多是放在二三级学科视野下论断的。在没有详尽的断代史编年、专门史编年、专题编年的情况下，由出身史学理论史研究的专家放眼一级学科，在历史学大海中披沙拣金，筛选出自认为重要的作品，建构为系统的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自然会捉襟见肘。这点，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详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某些事件条目实在太细了，细到齐思和燕京大学毕业、王绳祖赴牛津大学留学、陈垣一封私人信件、郑天挺开史料学课程也要立一个条目，感觉作者实在太“偏心”了。公开出版的史学编年，所选条目要全面展开，不能作选择性的展开或不展开。最后，笔者只能相信，没有上帝式全能史学编年，只有代表一家之言的史学编年，如此心态也就平和了。
此前，杨翼骧、乔治忠等人的《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由先秦至清代，前后近三千年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才编成四巨册，而20世纪中国史学仅百年时间，就编撰出了皇皇四巨册。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就是不同。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何不同呢？据王学典说法，“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前言）均不同。根据笔者的理解，传统史学完全是在“天下”中心在“中国”时代、前科学时代形成的中国式史学，而现代史学则是在“天下”中心在“四夷”时代、科学时代形成的中西合璧式史学。从参与人员来看，前者以职业史官与业余史家为主流，后者以职业史家为主流。从从业方式来看，前者以叙事、义理、考据为主流，而后者以专题研究为主、叙述为辅。从成果的表现方式来看，前者以著作札记为主，后者以论文专著为主。从体裁来说，前者以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为主流，后者以章节体为主流。西方历史理论的引进，唯物史观的成长，带来了全新的历史观念，促进了全新的历史研究。历史学科化操作、职业研究机构、职业学术研究、职业人才培养、学术刊物、课题项目，这些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其结果是历史学科细化、从业人员大为扩大、成果数量巨增。这些变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由史学史而史学学术史。杨翼骧以来治史学史专家做的史学编年，以史著为主，而此书由治史学学术史的专家编纂，专著、论文、事件三大块组成，内涵大为扩充。这体现出了现代史学学科化建设的不同。由此的结果是内容的细化，上卷页561，张荫麟的书信、章太炎的演讲、罗香林《拟编中国通史计划书》也收入进来。收入大量论文的好处是，解决了某些时段专著不多的缺陷，譬如清末民初一段中国史学。
将史学编年细化到月日。将生活世界的零星事实系入一定的时间框架，是建构历史文本的核心手段。零星事实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排比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史学编年一般编到年，而20世纪新史学细化到了月日。某人某书在某出版社出版或某杂志发表，这样的条目法颇为新颖。与陈力《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细化到月、偶尔到日相比，此书多数条目细化到日。这是一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时间系年，它将不同空间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比起来，这是最大贡献所在。这些作品，以前只在中国史研究索引中读到，现在有人根据相关杂志，对这些作品作了一一的梳理，这是难能可贵之处。由此的结果是，此书内容非常详尽。譬如乔治忠等《增订中国史学资料编年》清代卷1900-1911年，用了79页篇幅，而此书用了156页篇幅，增加一倍，条目增加无数。就全书来说，《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才11万字，就是一个大事记而已，而此书近200万字，增加了近20倍。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史学编年当然是越详细越有价值。
中心主线突出。作者长期关注史学理论史研究，近来关注国学发展史，于是史学理论史与国学发展史这两条主线，作为作者的研究强项，在此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笔者注意到去年刚故世的浙江史家董楚平有关农民起义的几篇论文，悉数开列条目。在笔者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初稿中，并没有这么高的位置。这样的判断，自然是建立在作者史学理论史研究视野之下的。又如上卷页560收入茅盾《子夜》这样的小说，让人不可思议。作者的理由是“茅盾以长篇小说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样的选择充分展示了作者的专业自信。
历史作品的历史定位清楚。前人的史学编年，多重资料编年。作者心中有一部史学学术史，将条目内容的编纂重点放在了作品的历史评判、历史定位上面。这样，能让人一阅即可粗知大概。如下卷页408“《外国中国研究》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条，下面称“该刊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介绍西方汉学的出版物，发70年代以来汉学输入之先声”，一句话就作出了历史定位。有了这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某人占了多少时间段，有多少作品问世，一清二楚。史学编年可以说是史家成就的时间定位系统。
大大扩充了专业认知。譬如上卷页558蔡雪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书，为早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代表，此前了解不多。由此可知，中国农战史研究并不始于解放后，早在30年代即展开了。该书列举的某些精辟观点，今天读来仍有启迪。如上卷页521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页523引王芸生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此书启迪来学，“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新手们面临着专业圈打开问题，所以老师要经常性地介绍一些同行专家。读一下《20世纪中国史家编年》，可以让他们对前辈名字与成就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
树立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时间标杆。这是第一部详实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有了这部全国性史学编年参照系数，就为地方史学编年与专题史学编年提供了参照系数。各地与各专业，可以进一步编纂专题史学编年、断代史学编年、地方史学编年。笔者正在编纂的《20世纪以来浙江史学编年》即可据此修订。
此书编纂历经10年，复经十多位专家的审读，“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不可谓不认真。但笔者读后，感觉内容与体例仍有可议之处。在内容上，记事对象的选择与不选择，条目内容的展开与不展开，最容易受人诟病。前代史是当代人无轻重感觉的领域，所以20世纪上半期会好一些；但当代史是当代人有轻重感觉的领域，生活世界的感受会随时检验文本世界建构的合理程度。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是多数在世史家有历史感觉的时间段，所以引起的争议也会特别多。很多史学工作者会说，怎么上面没有谁谁，没有哪本书，某某人怎么成了失踪的教授，某某专著怎么成了失踪的专著。学科化建设的结果，史学不再是笼统的史学，而是二三级学科化的精细史学。重要与不重要的判断，多是放在二三级学科视野下论断的。在没有详尽的断代史编年、专门史编年、专题编年的情况下，由出身史学理论史研究的专家放眼一级学科，在历史学大海中披沙拣金，筛选出自认为重要的作品，建构为系统的世纪中国史学编年，自然会捉襟见肘。这点，作者显然也意识到了，“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详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某些事件条目实在太细了，细到齐思和燕京大学毕业、王绳祖赴牛津大学留学、陈垣一封私人信件、郑天挺开史料学课程也要立一个条目，感觉作者实在太“偏心”了。公开出版的史学编年，所选条目要全面展开，不能作选择性的展开或不展开。最后，笔者只能相信，没有上帝式全能史学编年，只有代表一家之言的史学编年，如此心态也就平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