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是看着《中国少年报》长大的。上小学时，我是中队宣传委员，收订和分发《中国少年报》成了我最乐于干的工作。我亲手缝了一只小钱袋，用来盛收来的报款。每一期新出版的《中国少年报》，就是通过我的手，一张一张传递到同学们手中。每一件具体工作的成功，都让我有一种成就感。我对这张报纸的感情越来越深。
　　1960年，《中国少年报》上出现了一个专栏人物“知心姐姐”。她梳着两根小辫子，戴着红领巾，脸上挂着亲切的、从不收起的微笑。她总是耐心地回答着少先队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一下子爱上了“知心姐姐”，每期报纸来，都先找“知心姐姐”。
　　有一天，我悄悄地以“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五三中队”的名义给“知心姐姐”栏目投了稿，结果，我们中队的活动果然上了《中国少年报》。小小的成功，让我产生了大大的梦想。从此，我便成了“知心姐姐”的追星族。11岁时，我立下人生第一个志向：长大到《中国少年报》当记者，当“知心姐姐”。
　　为了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我开始向着“知心姐姐”的目标迈进。
　　小时候，我一直梳短发，为了像报花上的“知心姐姐”，悄悄留起长发，也梳起了两条小辫子，又特意去北京照相馆照了一张“标准像”。取照片那天一看，哪里像“知心姐姐”，倒像一个光秃秃的小和尚。我很不满意，问照相馆的人，怎么照得这么难看？照相馆的人说了句“名言”：“长什么样，照什么样！”我第一次照标准像，就受到打击，心中有点不快，但又觉得人家说得有道理。回家照镜子看，发现“知心姐姐”头发多，自己头发太少。于是，就把头上方的短发梳了两个小辫儿，下面再梳两根长辫儿，有点像了。但端详着照片，总觉得还少点什么。仔细看，才发现自己缺少“知心姐姐”那可信可亲的微笑。于是，我见人就笑，还热心帮助同学解除烦恼；时间长了，就有了“亲和力”，微笑也成了我与人交往的“见面礼”。初三毕业时，我做出慎重的选择：高中毕业考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去《中国少年报》当记者，当“知心姐姐”。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不仅有阳光，还会遇到风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8年高三毕业时，大学的校门都关闭了，《中国少年报》也停刊了，我的大学梦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1969年，我和千百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我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成了农村青年的“知心姐姐”。4年后，我调到白城知青办工作，并担任了地区知青办副主任，又成了知青的“知心姐姐”。
　　1978年11月的一天，我从广播里听到少先队恢复、《中国少年报》复刊的消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夜给报社写信，表达我童年的心愿。1979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踏入了朝思暮想的中国少年报社。那一天，我流泪了。我没有想到一个孩子的梦想、一个知青的理想，真的能够实现。我下决心要为孩子们工作一辈子，那时我30岁。
　　我开始重新学习。我一边工作，一边上了中国新闻学院、中央党校、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用8年的工作之余时间，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我的收获不仅仅是拿到研究生的文凭，更重要的是深刻理解了“韬奋精神”，并且把“为孩子说话、说孩子话、让孩子说话”作为为孩子办报的宗旨。我当了二十几年的“知心姐姐”，我认为这是一项天底下最有魅力的事业。
　　我从事儿童新闻工作30年了，我觉得人生追求的不仅是成功，而是幸福和快乐。我对幸福的理解是：“干我所爱，爱我所干。”正因为我干了我最爱干的事业，所以我一生是幸福的。
　　梦想是心灵的阳光，目标是人生的动力，眼光决定未来。童年，是梦的故乡，信念是人生的火把，它能最大限度地点燃一个人的潜能，引导他飞向梦想的天空。
　　
　　卢勤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原总编辑。34岁起担任“知心姐姐”栏目主持人，被广大少年儿童及父母称为“知心姐姐”。著有《写给年轻妈妈》《做人与做事》《写给世纪父母》《告诉孩子，你真棒！》《长大不容易》等书。
　　
　　责任编辑 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