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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民国十二年（1923），丁玲还没成名那会儿，在北京做北漂。她一个小姑娘，独自在一所名叫“通丰公寓”的筒子楼里租单间。那所单间的布置是这样的：“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
一年后，丁玲和男朋友胡也频同居，仍在北京租房。他们收入很低，入不敷出，好一点儿的房子租不起，可是又总是梦想着能够租到既便宜又舒服的房子，所以就常常搬家。
他们在西山租过农家院，环境优美，贴近自然，能听到虫声、鸟鸣、驼铃和母鸡产蛋时的咯咯声，房租也不贵（每月9块大洋），就是谋生不方便（那时候邮政不发达，想投稿，得去市区）。
后来又搬到市区，回到筒子楼里租单间。再后来又觉得筒子楼不接地气，又搬到大杂院里去……为了租到合适的房子，这对小情侣曾经跑遍整个北京城，见到街边的招租广告，就“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参观”，看过之后就叹气：好房子多的是，可咱租不起啊！
民国十七年（1928），丁玲和胡也频转战上海，上海的发展机会比北京多得多，可是房租也比北京高得多。为了省钱，他们和好朋友沈从文在法租界善钟路拼租一间房，沈从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频睡地板。后来丁玲在文坛一举成名，有些脏心烂肺的家伙揭她隐私，说她生活作风很坏，既跟胡也频好，同时又跟沈从文好，起根儿就是因为她（他）们拼租过。
后来丁玲和胡也频搬了出去，在上海永裕里13号楼的三楼租房，仍然是单间，没有厨房，那间房既是卧室，又当厨房用。“煤油桶、米袋、打汽炉子以及大小碗盏，平时完全搁在床底下，需用时方从床底拉出，不需用时又复赶快塞进床底。”房间里也没有水龙头，“为了吃饭，两个人每天大约下三楼提水六次。”甚至连一块切菜的砧板都没有，“用照相框的反面作为砧板”。
必须说明，丁玲年轻时的租房生活在民国时代绝非个案，沈从文说过：“有许多年轻人是那么过下来，且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1931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
在民国，租房生活极可能持续一生，或者虽然到最后买了房子，但并不是在工作的地方买的。
拿鲁迅为例。鲁迅1919年在北京买过一所四合院，后来因为闹家务，把宅子让给了二弟周作人，然后去砖塔胡同租房暂住，在1924年又买了另外一所四合院。1927年，他和许广平定居上海，从此一直在上海租房。
在上海定居的近十年时间里，鲁迅先后在三个地方租过房子，一是虹口横浜路的景云里，租老式石库门的亭子间；二是在北四川路，租公寓里的套房；最后搬到静安寺附近的大陆新村，租住独门独户的洋房。
景云里位于华界和租界的交界地带，属于半个租界，因为鲁迅在这半个租界里租亭子间，所以他就称自己的住所为“且介亭”，1937年在上海三闲书屋出版杂文集，题目又叫做《且介亭杂文》。“且介”就是半个租界的意思，“亭”呢，指亭子间。
旧上海最常见的石库门住宅是这样的：马路两边一排排小胡同（里弄），胡同两边一座座石库门，推开任何一座石库门的大门，都能看见一个小天井。天井后面盖着两层或者三层小楼，楼下是客厅，楼上是卧室，卧室上面还有一个人字形的阁楼。从客厅去卧室，或者从卧室去阁楼，都要走楼梯，楼梯建在客厅后面，楼梯后面再搭建一个小厨房（灶披间），厨房上面再搭建一个小卧室，这个卧室就是亭子间。
在石库门的所有房间里面，亭子间本来是比较僻静的，适合搞创作。江南的巷子又窄又长，雨季到来，雨丝打在石板路上的青苔上，刷刷刷，刷刷刷，很有诗意。假如再有悠长的叫卖声传进来，你充耳不闻，只管坐在亭子间里构思文稿，想起“深巷一条春寂寂，卖花声过不开门”的绝妙好辞，就更有诗意了。
可是这样美好的诗意跟老上海的里弄似乎无关，因为弄堂里住的人太多了，只能制造出无边无际的噪音。
1935年，鲁迅写过一篇《弄堂生意古今谈》，描述的就是从1927年到1929年他在景云里租住亭子间时的生活：总能听见弄堂里传来的叫卖声和稀里哗啦搓麻将的声响，有时候化缘的和尚也会敲着铙钵闯进弄堂里去，乒乒乓乓地让人不安生。
几乎跟鲁迅同时，茅盾和叶圣陶也在景云里租房，跟鲁迅是邻居。当时他们都已经是文坛大腕，收入也都不算低，可是因为上海房租太高，不得不在嘈杂吵闹的地方安家。还有另外两位大腕，梁实秋和郭沫若，也跟鲁迅一样，拥有租住亭子间的经历。
比鲁迅定居上海稍早两年，郭沫若从日本来到上海，携妻带子租住亭子间，跟石库门里的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水龙头，三姑六婆家长里短，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吵得他脑仁疼。他想写作，刚一动笔，孩子就哭，脑子里乱打架。
梁实秋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亭子间生涯》：“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亭子间建在厨房上面，假如楼板失修，孔隙够大，厨房里做饭，亭子间的房客肯定能听见响声并闻到味道。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茅盾、叶圣陶、梁实秋、郭沫若这样的名家，收入必然很高，就算不买上几套豪宅，也不可能穷得去租亭子间啊。其实他们的收入确实很高，可是在民国时代的上海，他们是买不起房的，只能租房，倘若再不善理财，手头没有很多的积蓄，连稍大一些的房子都租不起，那就只能租亭子间了。这也进一步证明旧上海的居住成本实在是高得吓人。
（责任编辑/亚闻）
一年后，丁玲和男朋友胡也频同居，仍在北京租房。他们收入很低，入不敷出，好一点儿的房子租不起，可是又总是梦想着能够租到既便宜又舒服的房子，所以就常常搬家。
他们在西山租过农家院，环境优美，贴近自然，能听到虫声、鸟鸣、驼铃和母鸡产蛋时的咯咯声，房租也不贵（每月9块大洋），就是谋生不方便（那时候邮政不发达，想投稿，得去市区）。
后来又搬到市区，回到筒子楼里租单间。再后来又觉得筒子楼不接地气，又搬到大杂院里去……为了租到合适的房子，这对小情侣曾经跑遍整个北京城，见到街边的招租广告，就“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参观”，看过之后就叹气：好房子多的是，可咱租不起啊！
民国十七年（1928），丁玲和胡也频转战上海，上海的发展机会比北京多得多，可是房租也比北京高得多。为了省钱，他们和好朋友沈从文在法租界善钟路拼租一间房，沈从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频睡地板。后来丁玲在文坛一举成名，有些脏心烂肺的家伙揭她隐私，说她生活作风很坏，既跟胡也频好，同时又跟沈从文好，起根儿就是因为她（他）们拼租过。
后来丁玲和胡也频搬了出去，在上海永裕里13号楼的三楼租房，仍然是单间，没有厨房，那间房既是卧室，又当厨房用。“煤油桶、米袋、打汽炉子以及大小碗盏，平时完全搁在床底下，需用时方从床底拉出，不需用时又复赶快塞进床底。”房间里也没有水龙头，“为了吃饭，两个人每天大约下三楼提水六次。”甚至连一块切菜的砧板都没有，“用照相框的反面作为砧板”。
必须说明，丁玲年轻时的租房生活在民国时代绝非个案，沈从文说过：“有许多年轻人是那么过下来，且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1931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
在民国，租房生活极可能持续一生，或者虽然到最后买了房子，但并不是在工作的地方买的。
拿鲁迅为例。鲁迅1919年在北京买过一所四合院，后来因为闹家务，把宅子让给了二弟周作人，然后去砖塔胡同租房暂住，在1924年又买了另外一所四合院。1927年，他和许广平定居上海，从此一直在上海租房。
在上海定居的近十年时间里，鲁迅先后在三个地方租过房子，一是虹口横浜路的景云里，租老式石库门的亭子间；二是在北四川路，租公寓里的套房；最后搬到静安寺附近的大陆新村，租住独门独户的洋房。
景云里位于华界和租界的交界地带，属于半个租界，因为鲁迅在这半个租界里租亭子间，所以他就称自己的住所为“且介亭”，1937年在上海三闲书屋出版杂文集，题目又叫做《且介亭杂文》。“且介”就是半个租界的意思，“亭”呢，指亭子间。
旧上海最常见的石库门住宅是这样的：马路两边一排排小胡同（里弄），胡同两边一座座石库门，推开任何一座石库门的大门，都能看见一个小天井。天井后面盖着两层或者三层小楼，楼下是客厅，楼上是卧室，卧室上面还有一个人字形的阁楼。从客厅去卧室，或者从卧室去阁楼，都要走楼梯，楼梯建在客厅后面，楼梯后面再搭建一个小厨房（灶披间），厨房上面再搭建一个小卧室，这个卧室就是亭子间。
在石库门的所有房间里面，亭子间本来是比较僻静的，适合搞创作。江南的巷子又窄又长，雨季到来，雨丝打在石板路上的青苔上，刷刷刷，刷刷刷，很有诗意。假如再有悠长的叫卖声传进来，你充耳不闻，只管坐在亭子间里构思文稿，想起“深巷一条春寂寂，卖花声过不开门”的绝妙好辞，就更有诗意了。
可是这样美好的诗意跟老上海的里弄似乎无关，因为弄堂里住的人太多了，只能制造出无边无际的噪音。
1935年，鲁迅写过一篇《弄堂生意古今谈》，描述的就是从1927年到1929年他在景云里租住亭子间时的生活：总能听见弄堂里传来的叫卖声和稀里哗啦搓麻将的声响，有时候化缘的和尚也会敲着铙钵闯进弄堂里去，乒乒乓乓地让人不安生。
几乎跟鲁迅同时，茅盾和叶圣陶也在景云里租房，跟鲁迅是邻居。当时他们都已经是文坛大腕，收入也都不算低，可是因为上海房租太高，不得不在嘈杂吵闹的地方安家。还有另外两位大腕，梁实秋和郭沫若，也跟鲁迅一样，拥有租住亭子间的经历。
比鲁迅定居上海稍早两年，郭沫若从日本来到上海，携妻带子租住亭子间，跟石库门里的其他租户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水龙头，三姑六婆家长里短，锅碗瓢盆叮当作响，吵得他脑仁疼。他想写作，刚一动笔，孩子就哭，脑子里乱打架。
梁实秋也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亭子间生涯》：“厨房里杀鸡，无论躲在哪一个角落，都听得见鸡叫，厨房里烹鱼，可以嗅到鱼腥，厨房里生火，可以看到一缕缕的青烟从地板缝里冉冉上升……”亭子间建在厨房上面，假如楼板失修，孔隙够大，厨房里做饭，亭子间的房客肯定能听见响声并闻到味道。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像鲁迅、茅盾、叶圣陶、梁实秋、郭沫若这样的名家，收入必然很高，就算不买上几套豪宅，也不可能穷得去租亭子间啊。其实他们的收入确实很高，可是在民国时代的上海，他们是买不起房的，只能租房，倘若再不善理财，手头没有很多的积蓄，连稍大一些的房子都租不起，那就只能租亭子间了。这也进一步证明旧上海的居住成本实在是高得吓人。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