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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入选上海MIDA导演计划评选，到2013年上海国际电视节获得最佳中国纪录片白玉兰奖，围绕着纪录片《跑酷少年》，可以说像一次生命的轮回。
缘起
2008年，我和朋友梁为超一起进行公司化合作，当时为超作为制片人在为我的纪录片计划《我的伊斯兰》融资。社会与宗教类题材是我比较关注的领域，当时，这个计划已经在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电影节上参加过提案，虽然很受欢迎，但资金一直不能到位，项目也迟迟不能启动。有一天，为超让我看网上的一段视频，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ESP团队的几个孩子。
视频后面有大量负面的跟帖与评论，甚至是一些对这些孩子有伤害性的言论。我想《跑酷少年》的计划应该缘起于那个时候，在我的《我的伊斯兰》纪录片计划中，我试图传达一种与穆斯林街坊、与朋友和谐相处的个人经验，而且我一直认为民族与宗教间的纷争和偏执大多源自相互间的漠视与交流的缺失。这段视频引发的恶意也恰是源自于这些漠视与无知，因而我决定想办法找到这些孩子，我希望走近他们，去了解乌鲁木齐当下的故事与现实，了解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与青春故事。
我找到以前的副导演王羿人，托他在新疆电视台找到制片孙健帮我们做了第一次拍摄，我们用孙健拍回的素材做了第一个片花，准备我们的融资计划。
融资路程艰难，《我的伊斯兰》的提案曾在2008年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拿到了最佳提案的第一名，备受关注。因此2009年我们带着《跑酷少年》的提案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同样再次受到关注。然而资金的落实还是迟迟不见踪影。
合作者的更替
无奈之中，只有公司先垫付一部分现金，为了准备上海的MIDA导演计划，我们找到曲江涛（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的摄影师），因为他有自小在新疆生活的背景，我们希望他来做《跑酷少年》的合作导演。果然上海MIDA的提案一路顺利，计划成功入选。虽然因为后来合约方面没能与上海纪实频道达成一致，但上海之行为《跑酷少年》计划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CNEX基金会的加入为这个计划最终完成起到关键的作用 。
融资时间漫长，江涛因为自身计划调整已经无法与我们公司签约。身边的朋友中，龙淼渊一直对我们“跑酷”故事有兴趣，那一年，我们的《妈妈的村庄》和《跑酷少年》同时进入CNEX2010年度征案，我除了担当两部影片的制片人，的确无力分身导演，好在与小龙沟通很好，他也有意代我去乌鲁木齐拍摄。
原意是希望以小龙的导演与双语能力，应该能够更好地完成整个计划。
小龙带着制片和摄影师下去了，他们的拍摄很有成效。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晚拍摄完毕，他们将白天拍摄的素材压小打包传回，我们根据素材讨论拍摄内容和状况，考虑下一步的拍摄内容和安排。
就这样，10来天过去，公司垫付的资金很快用完。拍摄对象的配合度很低，摄制组无力等下去；此时小龙自己的项目要启动了，摄制组只好暂时回来，等待下一轮资金的到来。这一次的拍摄素材内容不错，我们根据这批素材，制作了第二版片花，参加了在台北的CCDF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和法国的Sunnyside纪录片节，但希望的后续资金还是姗姗未到。
北京的跑酷大赛临近，我们觉得实在不好再等，就用现有条件先去拍。这次计划由最开始参与的朋友王羿人带着摄影师与录音师先过去，工作方式还是按参加跑酷大赛这条线索，分头跟进，晚上或平日休整时大家一起在网上看素材讨论内容，决定下一步的拍摄行动与安排。
与拍摄对象的沟通和交流一直不太顺畅，又到了几乎要暂停拍摄的阶段，透过与艾达他们的交流，我觉得问题还是出自时间和沟通身上，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经费来弥补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距离，我们想了一些办法，请当地的维吾尔族朋友帮我们疏通与维吾尔族孩子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关系，强化我们之间的信任，经过一次次努力，这次我们坚持住了，一直到与孩子们一同乘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他们心目中很酷的北京跑酷大赛。
故事的推进
故事需要往下推进，但拍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其实更多是停滞。在一次次的展开线索、一次次失败以后，萨达姆和希来力到底能不能到北京参赛，这一条有悬念，有分量的线索开始逐步呈现，其中萨达姆回家找钱便成了此次能否去成北京的关键，好在我们待下来了，好在我们等到了一次关键事件，纪录片里运气开始光顾我们了。
萨达姆拿到了钱，和希来力来到了北京。比赛是我们影片的叙事线，但维吾尔族少年的成长故事更是我的重心所在，其重点还是应该在艾达身上，尽管他很难搞，至今觉得他的素材太少，但在与他的沟通中，我一直觉得他是这个影片的中心人物。在剪辑台上，这一份想法也愈来愈坚定，因为比赛以外，艾达的内容与情绪承载了我们故事的另外一面，也深化我们的故事内容。
电影是一次因缘
《跑酷少年》一路走来，从为超、曲江涛、小龙到接棒的伟荣、羿人、吴方……，从上海纪实频道到CNEX基金会、甚至法国的24IMAGE公司，大家因为“跑酷”一起走过一段路程，也因此成为朋友，没有他们影片至今也许还是一项计划，有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才有了《跑酷少年》今天的完成和面向观众的一刻，在此向大家一并致谢。
缘起
2008年，我和朋友梁为超一起进行公司化合作，当时为超作为制片人在为我的纪录片计划《我的伊斯兰》融资。社会与宗教类题材是我比较关注的领域，当时，这个计划已经在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电影节上参加过提案，虽然很受欢迎，但资金一直不能到位，项目也迟迟不能启动。有一天，为超让我看网上的一段视频，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ESP团队的几个孩子。
视频后面有大量负面的跟帖与评论，甚至是一些对这些孩子有伤害性的言论。我想《跑酷少年》的计划应该缘起于那个时候，在我的《我的伊斯兰》纪录片计划中，我试图传达一种与穆斯林街坊、与朋友和谐相处的个人经验，而且我一直认为民族与宗教间的纷争和偏执大多源自相互间的漠视与交流的缺失。这段视频引发的恶意也恰是源自于这些漠视与无知，因而我决定想办法找到这些孩子，我希望走近他们，去了解乌鲁木齐当下的故事与现实，了解这些孩子们的成长与青春故事。
我找到以前的副导演王羿人，托他在新疆电视台找到制片孙健帮我们做了第一次拍摄，我们用孙健拍回的素材做了第一个片花，准备我们的融资计划。
融资路程艰难，《我的伊斯兰》的提案曾在2008年的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拿到了最佳提案的第一名，备受关注。因此2009年我们带着《跑酷少年》的提案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同样再次受到关注。然而资金的落实还是迟迟不见踪影。
合作者的更替
无奈之中，只有公司先垫付一部分现金，为了准备上海的MIDA导演计划，我们找到曲江涛（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的摄影师），因为他有自小在新疆生活的背景，我们希望他来做《跑酷少年》的合作导演。果然上海MIDA的提案一路顺利，计划成功入选。虽然因为后来合约方面没能与上海纪实频道达成一致，但上海之行为《跑酷少年》计划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CNEX基金会的加入为这个计划最终完成起到关键的作用 。
融资时间漫长，江涛因为自身计划调整已经无法与我们公司签约。身边的朋友中，龙淼渊一直对我们“跑酷”故事有兴趣，那一年，我们的《妈妈的村庄》和《跑酷少年》同时进入CNEX2010年度征案，我除了担当两部影片的制片人，的确无力分身导演，好在与小龙沟通很好，他也有意代我去乌鲁木齐拍摄。
原意是希望以小龙的导演与双语能力，应该能够更好地完成整个计划。
小龙带着制片和摄影师下去了，他们的拍摄很有成效。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晚拍摄完毕，他们将白天拍摄的素材压小打包传回，我们根据素材讨论拍摄内容和状况，考虑下一步的拍摄内容和安排。
就这样，10来天过去，公司垫付的资金很快用完。拍摄对象的配合度很低，摄制组无力等下去；此时小龙自己的项目要启动了，摄制组只好暂时回来，等待下一轮资金的到来。这一次的拍摄素材内容不错，我们根据这批素材，制作了第二版片花，参加了在台北的CCDF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和法国的Sunnyside纪录片节，但希望的后续资金还是姗姗未到。
北京的跑酷大赛临近，我们觉得实在不好再等，就用现有条件先去拍。这次计划由最开始参与的朋友王羿人带着摄影师与录音师先过去，工作方式还是按参加跑酷大赛这条线索，分头跟进，晚上或平日休整时大家一起在网上看素材讨论内容，决定下一步的拍摄行动与安排。
与拍摄对象的沟通和交流一直不太顺畅，又到了几乎要暂停拍摄的阶段，透过与艾达他们的交流，我觉得问题还是出自时间和沟通身上，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经费来弥补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距离，我们想了一些办法，请当地的维吾尔族朋友帮我们疏通与维吾尔族孩子们以及他们父母的关系，强化我们之间的信任，经过一次次努力，这次我们坚持住了，一直到与孩子们一同乘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他们心目中很酷的北京跑酷大赛。
故事的推进
故事需要往下推进，但拍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其实更多是停滞。在一次次的展开线索、一次次失败以后，萨达姆和希来力到底能不能到北京参赛，这一条有悬念，有分量的线索开始逐步呈现，其中萨达姆回家找钱便成了此次能否去成北京的关键，好在我们待下来了，好在我们等到了一次关键事件，纪录片里运气开始光顾我们了。
萨达姆拿到了钱，和希来力来到了北京。比赛是我们影片的叙事线，但维吾尔族少年的成长故事更是我的重心所在，其重点还是应该在艾达身上，尽管他很难搞，至今觉得他的素材太少，但在与他的沟通中，我一直觉得他是这个影片的中心人物。在剪辑台上，这一份想法也愈来愈坚定，因为比赛以外，艾达的内容与情绪承载了我们故事的另外一面，也深化我们的故事内容。
电影是一次因缘
《跑酷少年》一路走来，从为超、曲江涛、小龙到接棒的伟荣、羿人、吴方……，从上海纪实频道到CNEX基金会、甚至法国的24IMAGE公司，大家因为“跑酷”一起走过一段路程，也因此成为朋友，没有他们影片至今也许还是一项计划，有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才有了《跑酷少年》今天的完成和面向观众的一刻，在此向大家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