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崖上花》之后，来自贵州的女作家姜东霞并没有停下她执笔天涯的文学人生，紧接着于2019年在《中国作家·文学版》上发表了她的又一篇中篇小说《四月花开》（即《中国作家·文学版》2019年第四期）。这位有着狱警经历的贵州作家，她的文学世界总会或隐或现地呈现出她个人的从警生涯，也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现如今姜东霞较为饱满的作家人生;同时，姜东霞以狱警生活及其日常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当代中国小说创作的视野与题材内容。
　　一、现实与虚幻
　　谈到女作家姜东霞的文学人生，并非如大多数作家一般，她的创作并不是个持续不断、亦步亦趋的历程。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她，上世纪80年代末步入文坛从事创作，以长篇小说《无水之泳》（后改名《女囚门》，于2004年10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单行本）一举成名之后，几乎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若不是2017年在《十月》杂志上的又一次闪亮登场——长篇小说《崖上花》被全文刊载，女作家姜东霞这种以“厚积薄发”为内在特质的文学人生很难引起时下大众读者的重视与关注，毕竟现如今已是流量大行其道、“网红”可能瞬间成为“昨日黄花”的时代，一个作家若想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惟有马不停蹄地持续创作，或许才有可能被“刷屏”、才有可能找到那份难得的个人“在场感”。而从这个层面来看，长篇小说《崖上花》在《十月》杂志上的刊发，不仅让这位近乎“退隐文坛”的“60后”作家又一次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其带给文坛的震撼非同一般，诚如作家肖江虹所言及的，“她把我们都骗了”[1];而就作家自身来说，其意义类似于文学人生的“二次出发”，其所能激发出的创作热情与灵感也是前所未有的，再一次向世人呈现出姜东霞创作的一种状态，同样中篇小说《四月花开》的应声而出便成自然，从而成为姜东霞的又一篇中篇力作。
　　自小成长于农场的姜东霞，“野蛮生长”的孩提时代沉淀了作家许许多多挥之不去的生命印记，比如纵情自我、独立思考、内秀且不免隐忍的性格等等，这些看起来并不鲜明的人生印记却无比深刻地影响着作家今后的人生以及未来的文学创作。作为现代女性的姜东霞，她那饱含深情的文字充满了女性特有的柔婉与细腻，而这些在其小说的字里行间体现得愈加淋漓尽致。当然，曾经有过数载监狱管理经历的姜东霞，在个人创作题材的选择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己从警经历的再现——当年不仅在她首部长篇小说《无水之泳》（曾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女子监狱的长篇小说）中有深刻的体现，更有近期刊发的中篇小说《四月花开》中同样也有体现，特别是《四月花开》中的女主人公的从业经历及人生轨迹在某种意义上，跟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颇为相似——都有从事狱警的经历，以及后来都转行从事文艺工作。由此可见，作家姜东霞的文学创作并没有离开个人的生活积累与人生沉淀，这从很大程度上彰显出她个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特征。若从这角度来看，中篇小说《四月花开》颇有几分“自叙传”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小说本身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及作家的写作姿态。
　　从内容上看，中篇小说《四月花开》主要围绕着一位曾经有着狱警经历、而后转行从事文艺工作的女主人公和她身为狱警的前夫杨木之间的情感生活及其日常展开的。年轻时他们因为真情相爱而走进婚姻，共同组建了家庭;可人到中年，却因无法忍受平凡人生婚姻日常的琐碎、无序、争吵，以及相互看不上、彼此不屑等等又离了婚。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情感轨迹，以及那般经不起现实冲击的脆弱的婚姻正应了“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俗话，他们最终不得不劳燕分飞，这其中既是他们性格使然，又是“骨感的”现实使然。然而，离婚后的他们却因种种原因又不得不住在一起，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虽然女主人公试图错开与前夫可能碰面的时间点，但少不了的尴尬也是常见的。而这里面，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因女主人公用新换的手机号意外拨通前夫杨木的手机，后来杨木回电话把前妻视作曾经的另一位友人后，两人再一次建立了一种情感联系——每每夜深人静时分，尽管彼此又近在咫尺，却各自以不同于白天的身份借助电话来相互倾诉彼此的心声，产生了近似于爱情的某种情愫——一种基于虚幻或想象中的“理想的倾诉对象”。男女主人公这种不伦不类的“暧昧关系”一直延续到小说的结尾：前夫杨木告别女主人公，前去从事极为保密且危机四伏的“卧底”工作——即便到了此刻，他们仍然没有挑明彼此间不明不白的“这种关系”。
　　二、“越轨”与撕裂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对骨子里流着山东人的血的作家姜东霞而言，自小受到母亲的影响比较大，她性格中有母亲的“影子”，甚至她的作品也難以例外，“作品中价值观的基础，是母亲建立的。姜东霞的母亲是山东人，从小对孩子们就开始了儒家思想的庸常教育，比如规矩、秩序、遵守的礼节之类。”[2]基于这样的情感和价值观引导，作家姜东霞的文学创作理应是一副中规中矩的模样，她的散文、小说的创作思维也可能相对比较保守，很难会有超越“常规”的文学思维和表达行为。而事实上，作家姜东霞却不尽然，特别在《四月花开》这部中篇小说的整体构思中显得尤为明显。显而易见的是，作家姜东霞在这部中篇的构思中可以说是“脑洞”大开——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打磨上，不仅让男女主人公过起了有别于常人、有违常理的“婚姻生活”，更有小说中三位不同女性以及她们不同的婚恋观和迥异的情感轨迹，其中融入了“三角恋”“婚外情”“贪官情妇”“物质女”等诸多较为“时尚”的元素，这些社会元素的介入很大程度上让小说叙事有了当下性、社会性和批判性。
　　如前所述，中篇小说《四月花开》的女主人公与其身为狱警的丈夫，虽然彼此之间有情与爱的存在，但结婚后庸常生活中相互之间彼此“看不上”，加上后来“第三者”苏大卫的插足及影响，他们最终不得不以离婚结束现实生活中的婚姻。一向不甘贫穷、不甘落寞、性格要强的女主人公，一直嫌弃丈夫杨木的家人和杨木的木讷、不善交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从而导致一个颇具“小资情调”的女主人公越来越觉得自己与现实中的丈夫杨木无法正常生活下去。然而，离婚后的他们，偶然的一次借助新的手机号码的一次通话，建立起了一种略带“暧昧”、非常规方式的相互倾诉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又双双坠入这种似有似无、虚无缥缈的“情感”而难以自拔，“只有在晚上她才能进入角色，深入到忘我的地步。她甚至希望打电话的人真的不是自己，而是另外一个女人，或者杨木也不是杨木，这样她就又会有恋爱的冲动了。”[3]女主人公无法直面现实中自己的婚姻与家庭，以及与她朝夕相处的丈夫杨木，反而借助这种类似于角色扮演的“恶搞”或猎奇心理来找回曾经的爱的感觉，她的这种超出常规、超出常人的理解范畴的“越轨”行为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心理慰藉，甚至还免不了少许的兴奋或冲动，但这始终无法承载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生与庸常一切。 　　纵览整部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姜东霞比较关注和重视时下社会女性的婚姻观、家庭观和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三观”之下的一些“越轨”的婚恋与撕裂的灵魂。在中篇小说《四月花开》中，作家姜东霞除了塑造了女主人公这一深陷婚姻情感漩涡、人生几乎一败涂地的女性形象之外，还用比较多的笔墨塑造了女主人公的“闺蜜”菲菲和小艳——这两位比较物质的女性形象以及她们各自的婚外情遭遇。在女主人公的眼中，“她们相互看不起对方，认为对方是下贱的，自己比对方高贵，可是她们眉开眼笑的样子，眼睛里能荡出花来的样子，在一起相互佩服，离开了相互贬损，让她感觉到一种无聊无奈。她们是多么的相像啊，像得如出一辙，各有千秋。”[4]可以说，有过一段婚姻的菲菲，平常跟着一位叫“四哥”的官僚厮混在一起，表面上看，菲菲比女主人公略显“睿智”和“大气”，而事实上以“物质至上”为原则、爱慕虚荣的菲菲不过是个“纸老虎”，一次次遭遇现实婚恋的“停摆”——曾经煎熬于前夫的“穷酸”与懦弱，现实中饱受“四哥”的世故与抛弃，虽说在物质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的“满足”，却在现实中一步步跌入欲望的深渊。同样，彼此相互诋毁却又“逢场作戏”的小艳，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一副妓女的人格却要装扮出千娇百媚的“花样人生”。
　　结语
　　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默默前行与人生沉淀，生命的厚度有了新的值得，也有了生命的质感，“这十年我在干吗，我像乌龟一样，不停地爬，不停地摸索和寻找。”[5]作家姜东霞如是说。很多時候，创作不仅是一种训练，更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寻找、不断摸索的过程，而作家姜东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深处转型时期的当代国人——其中很多人越来越无法忍受现实中婚姻家庭的琐碎、无序、杂乱以及种种的不堪，并试图借助一种“虚幻的想象”来实现庸常生活中无法圆满的“理想人生”——或出于情感上的一种寄托，或出于物质上的一种虚荣，然而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容光焕发”的生活却无法掩盖他们内心深处撕裂的灵魂。
　　参考文献
　　[1]、[2]、[5] 李韵：《贵州女作家姜东霞14年后携长篇归来》，《贵州晚报》2018-01-03，第A15版。
　　[3]、[4] 姜东霞：《四月花开》，《中国作家·文学版》2019年第四期，第42页、第47页。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4批面上资助项目“区域文化视野下新疆兵团文学研究”（2018M643773）;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新疆兵团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与传播研究”（19YJA850016）;石河子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地域文化视野下新疆当代文学专题研究”（RCSX201743）。
　　【作者简介】张凡，1982年生，安徽舒城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