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编辑部关于创刊20周年笔谈的邀请函，我倍感欣慰。《开放导报》能秉承创刊时的定位，走过20年长路，连续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等，真可谓硕果累累，可喜可贺。
　　我年近古稀，退休多年，早已心静如水。孰料此时竟心潮起伏，历经艰辛的创刊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1989年2月，我作为深圳《引进》杂志社的记者，采访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成立大会，在蒋一韦先生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就筹办院刊提出了几个问题。我记得最引起蒋老注意的问题是，关于研究院的民间性、自主性，能否创办国内外发行的自主刊物。次年，蒋老派人问我，愿不愿意到研究院上班，接受创办《开放导报》的任务，此时我子宫全切手术后尚未痊愈，就踏上了历时两年的艰辛创刊之路。
　　按照当时申办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的程序，先要到深圳市新闻出版部门申报，然后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最后需要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开放导报报批的主要缘由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由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共同倡导，经国务院总理李鹏批准成立，为落实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针，亟需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有关开放理论及实务的高层次经济类期刊。包含以上主要内容的申请报告，得到了深圳市及广东省新闻出版部门的认同。广东省新闻出版局还批准研究院主办的《股市动态分析》为内部刊物，在省内发行。而导报审批最后的难题是国家新闻出版署。
　　我先后五次进京，第一次申报就被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是主办单位没有明确的上级主管部门，不符合有关申办公开发行刊物的新闻出版政策规定。我反复申诉，主办单位综合开发研究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没有先例。其宗旨是通过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咨询、学术交流、人才培训等活动，向各级政府机构、国内外企业和社会团体提供研究报告、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以促进中国的经济、技术发展、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中外经济技术合作，为振兴中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贡献力量，亟需一份国内外发行的经济类期刊作为载体。最后，期刊司具体办事的同志建议我直接找期刊司司长张伯海和负责审批期刊的副署长王强华。
　　为了找到两位领导，我在一天时间内，从位于北京城东南角的国家出版署，到位于西北角领导开会的酒店，往返多次。正值夏天，又热又干，当我无功而返，向当时出差住在酒店的林凌同志汇报时，我声音嘶哑，嘴唇干裂，林老让我先喝口水再讲话。听完我的汇报，林老沉思良久，说：“是不是应该向马老汇报请示?”我茅塞顿开，在北京办事，我这个无名小卒人微言经，要想办成这没有先例的大事，太难了。
　　马洪同志在家里客厅听了我的详细汇报，当我壮着胆子请马老出面，给国家出版署领导打个招呼时，只见马老上下打量我，说了一句：“身体还好吧?”可见我当时的状态很差，我眼含热泪，拉着马老来到他的书房，只记得马老用铅笔写了一些字，把字条给我。我如获至宝，又想方设法去见了国家出版署的两位领导。出于对马老的尊重，他们答应收下申报材料，因为是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从谈话中，我非常清楚，最大障碍还是杂志主办单位没有明确的上级主管部门。
　　值得庆幸的是，我抓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消除了这看来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研究院出现了一枚深圳分院的公章，这样开放导报的主办单位盖上了深圳分院的公章，上级主管部门盖上了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公章。
　　我第三次进京，直接把新的申报材料交给了张伯海司长。第四次进京，拿到了批文，我直接去马老家汇报，年事已高的马老，亲自送我下楼到门口，还要给我派车。第五次进京，是1992年9月5日，开放导报杂志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马洪、林凌等十几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对创办《开放导报》予以肯定，并对办刊方针、宗旨、栏目及编辑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
　　然后就是组班子，组稿，筹集资金，个中艰辛无需赘述，导报历届领导、新老同仁人人皆知，只是凡事第一次更难一些吧。值得加一笔的是，趁张爱萍将军来深圳过春节时，我去迎宾馆请他为《开放导报》题了刊名。
　　《开放导报》只有一期试刊号，就正式公开发行了，这也是同类期刊创办时所未有的。
　　借创刊20周年之际，披露创刊的这些情况，如能以此与现在开放导报的各位领导及同仁展望未来的辉煌，当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