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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纲领，它突出了整体改革、全面发展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
[关键词]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21-0008-04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是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决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突出了整体改革、全面发展的思想，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从改革旧体制转向着力于完善新体制。这一方面标明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经济体系，并且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显示了经济市场化的优势。同时也凸显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仍然突出，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与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二是市场主体不完善，相当部分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三是市场体系不完整，还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因此，进一步改革重点是要解决如何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表明改革从局部展开，分步推进，转向整体构建新体制。我国的改革始终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具体进程上，是从局部向整体、从外围向深层渐次展开的。改革的不同阶段，其着眼点是有所不同的。就体制而言，我们最初是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着眼于“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按经济规律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改革我们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探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十三大)。直到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从而确立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正确目标。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这些都是基于要发育市场，创新体制而提出的，目的在于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十六大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把改革的着眼点放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完善。基于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主题，这既是落实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我们已经从努力探索新体制阶段转向新体制的全面构建阶段。虽然我们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没现成理论可以遵循，也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在改革的实践中我们更多的是对新体制的努力探索，而对于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没有条件来考虑，也没有时间来顾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改革任务的阶段性完成，客观上提出完善体制的问题。基于此，《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首先，从市场、企业和政府三个方面对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作了界定，这就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其中涵义，第一，市场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市场主导经济的力度要明显加强。所谓“更大程度”，就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凡是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应让给市场。第二，企业改革改制最终要落实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上，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第三，政府职能应定位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要以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主体权益等方面为重点。
其次，《决定》从制度、体制、机制和体系等方面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这就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问题。
(二)突出全面发展，从不平衡发展转向统筹协调和全面发展。一方面，从过去的倾斜式发展模式，转向统筹协调发展。所谓倾斜式发展表现为：城市优先于农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发展与治理不相兼顾、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相统一。特别是由于采取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个人的优先发展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应当说，这种倾斜式发展基本上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阶段性需求，也就是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旧体制的改革只能通过重点突破，才能寻求整体推进；同样，开放也只能分步推进，逐步扩展。显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是相一致的。现在，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定位发展，就要求从倾斜式发展转向统筹协调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只有实现统筹协调的发展，才能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另一方面，《决定》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从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的目标设计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为中心，目的是要让“国有企业充满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此，改革重中之重的任务是搞活和搞好国有企业。包括对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样是以经济目标最大化为取向的。这是阶段性改革的需要，是符合改革的逻辑进程的。但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决定》提出统筹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主旨所在。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从单一体制基础转向构造多元体制基础。在传统认识中，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近乎于自然的逻辑论证。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也曾做过探讨，但至多是认识到或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现实，并把它看作走向公有制转化的过渡形式，是公有制的补充，是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坚持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惟一基础，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根本性突破，使我们走出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的误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重新认识公有制及其他所有制经济，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创造了条件。《决定》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高度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之首，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这实际上已经把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体制基础中，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只有一种公有制经济，而必然存在包括公有制、私有制和其它所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或者说不是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也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公有制，而一定是由多种所有制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
（四）以股份制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公有制经济转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明确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强调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不仅肯定了股份制这一现代资本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且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将从典型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经济形态将过渡到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经济形态。
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重要的在于通过股份制可以把多种所有制经济有效地组织起来，融合各类资本形成股份资本，把公有制经济转化为混合经济。事实上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困惑于如何使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有效结合。虽然我们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如何真正落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缺少有效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既可以保证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此外，通过股份制改革，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进程。
(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体改的“中心环节”转向市场的微观主体再造。改革2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展开的，在十六大以前党的文件中，曾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因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载体，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集中显现于国有企业。因此，以国有企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起始点和中心环节，既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事实逻辑。事实上，我国的改革是循着企业—结构—体制这样的思路逐次深入的。从经济体制的载体国有企业改革切入，深化到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发展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企业改革发展到资产改革，表明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同时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不足以反映现阶段改革的本质。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再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应当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
三中全会的《决定》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进一步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体制完善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着眼于把国有企业塑造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为此，要推进规范化公司制改革，建立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并要实现制度创新，必须把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放在首位。我国企业改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的问题。虽然许多公司按要求都成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但离规范的要求还比较远，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股东大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到位，不能很好地代表出资人的利益，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此外，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的普遍存在，使许多改制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没有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据统计，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2400户企业中，改为国有独资的占34.7%，比例偏高。即使改为多元股东持股的，也由于国有股比重过大导致股权不平等而失去有效制衡。因此，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就必须在治理结构安排上更加符合现代公司制度要求，把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
《决定》还对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作了界定，提出“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情况实行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这里面包含三层意思：一是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在股份制企业中，真正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只是其中的部分，按现代企业运作规律，多数应是参股企业。三是在控股企业中，绝对控股的也应是少数，多数应是相对控股企业。这同时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将是极少数，而更多的则是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股份制企业。由此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由控制企业转变为控制资本，由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由主导企业经营转变为主导经济方向。
此外，《决定》还提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这意味着在国有资产经营运作层面，将主要以授权经营为重点进行改革探索。重点是“扩大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决策权”，目标是“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六）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改革探索转向制度建设。《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问题，这是在总结国有经济改革的基础上，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做出的理性选择。产权制度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作为重点。只有建立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才能推进国有经济的深层次改革，才能真正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构造完整的体制基础，也才能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从产权的归属、权责、保护和流转四个方面界定了现代产权制度，强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产权制度的实质。产权作为所有权的转化形式，它是一组权利的集合，产权正确行使的条件首先在于权属和权责是明确的，也就是要落实产权主体，明确具体的权责。其次，产权是法定的权力，必须依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没有保护的产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再次，产权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交易权，产权只有在交易和流转过程中才能够有效实现。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我国公有财产权始终存在着产权归属不清(名义所有清楚，事实所有不清)，产权主体虚置的问题，这样事实上既不能有效地维护公有财产权，也不能通过交易和流转保值增值。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就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其一，把所有权与所有权的管理分开，事实上是把所有权与产权分开，公有财产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而所有权的管理或产权则可以相对独立地运作和支配。其二，落实财产权的主体即所有者代表，保证所有者真实到位。其三，明确主体责任，既依法行使财产支配权，又要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是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产权制度约束，私有财产权一直不被重视，甚至长期备受歧视，私有财产权曾长期被作为异类而排斥于经济体制之外，根本谈不上受到保护。因此，人为限制私有财产权、甚至公开侵犯私有财产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地抑制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尽管改革开放创造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是由于产权制度没落实，私有财产权仍缺少应有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从根本上消除产权歧视。其中保护私有财产权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私有财产权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产权形式，更重要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这又有赖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三是有利于各类资本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和重组说到底是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只有产权界定清晰、权责落实明确、产权主体到位，才能推动产权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权责和主体不落实，以产权为纽带的资本流动和重组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出现资本流动和重组，由于缺少产权根据，客观上会导致资本的无序流动或资产流失。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将为资本流动和重组提供产权根据和法律依据，从而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是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只有产权真正到位，才能调动其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才能真正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因产权激励既是最有效的激励，同时也是最深层次的约束。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积极性是最本原的、最理性的、最具活力的力量。同时，以产权为依托可以促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因为市场信用是基于产权而形成的相互认可，信用本身即是对产权的尊重。而市场秩序首先是市场主体秩序，如果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是拥有产权并诚实守信的主体，那么市场才可能是有秩序的市场。
（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公共服务为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改革是关键，因为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对称，特别是政府改革的滞后性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现行体制结构仍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其问题主要在于：一是体系不完整与机构的过度膨胀并存，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并切实有效的发挥监管作用的机构没有建立起来，或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那些与发展市场经济相悖的部门仍难取消，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强的副作用。二是机构的设立缺少市场根据，机构改革对一些机构进行了调整，但是机构的撤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行政意志，而不是市场意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点，就是“管”经济。三是行政职能没有完全理顺，缺乏统一协调，职能交叉，相互推诿的现象仍比较明显。四是机构运行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效率，因为有一些机构本来就形同虚设，而有一些机构的设立就不是以效率为前提的。
因此，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核心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管理经济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要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弱化直接管理职能。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当前，重要的是要加快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规范审批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决定》对审批制度也作出界定，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要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投资决策权。这是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步骤，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之举。
[关键词]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全面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3）21-0008-04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是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决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突出了整体改革、全面发展的思想，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从改革旧体制转向着力于完善新体制。这一方面标明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任务，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经济体系，并且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显示了经济市场化的优势。同时也凸显了体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仍然突出，有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与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二是市场主体不完善，相当部分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三是市场体系不完整，还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因此，进一步改革重点是要解决如何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方面，表明改革从局部展开，分步推进，转向整体构建新体制。我国的改革始终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具体进程上，是从局部向整体、从外围向深层渐次展开的。改革的不同阶段，其着眼点是有所不同的。就体制而言，我们最初是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着眼于“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按经济规律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改革我们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探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十三大)。直到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制定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从而确立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正确目标。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这些都是基于要发育市场，创新体制而提出的，目的在于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十六大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任务。把改革的着眼点放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完善。基于此，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主题，这既是落实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我们已经从努力探索新体制阶段转向新体制的全面构建阶段。虽然我们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没现成理论可以遵循，也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在改革的实践中我们更多的是对新体制的努力探索，而对于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没有条件来考虑，也没有时间来顾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改革任务的阶段性完成，客观上提出完善体制的问题。基于此，《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首先，从市场、企业和政府三个方面对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作了界定，这就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其中涵义，第一，市场在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市场主导经济的力度要明显加强。所谓“更大程度”，就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凡是有利于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应让给市场。第二，企业改革改制最终要落实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上，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第三，政府职能应定位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要以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主体权益等方面为重点。
其次，《决定》从制度、体制、机制和体系等方面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这就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问题。
(二)突出全面发展，从不平衡发展转向统筹协调和全面发展。一方面，从过去的倾斜式发展模式，转向统筹协调发展。所谓倾斜式发展表现为：城市优先于农村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发展与治理不相兼顾、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相统一。特别是由于采取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个人的优先发展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应当说，这种倾斜式发展基本上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阶段性需求，也就是说，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旧体制的改革只能通过重点突破，才能寻求整体推进；同样，开放也只能分步推进，逐步扩展。显然，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是相一致的。现在，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定位发展，就要求从倾斜式发展转向统筹协调发展，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只有实现统筹协调的发展，才能符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另一方面，《决定》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从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的目标设计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为中心，目的是要让“国有企业充满活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此，改革重中之重的任务是搞活和搞好国有企业。包括对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样是以经济目标最大化为取向的。这是阶段性改革的需要，是符合改革的逻辑进程的。但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决定》提出统筹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主旨所在。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从单一体制基础转向构造多元体制基础。在传统认识中，社会主义等于公有制近乎于自然的逻辑论证。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也曾做过探讨，但至多是认识到或承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现实，并把它看作走向公有制转化的过渡形式，是公有制的补充，是社会主义的改造对象。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是坚持以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惟一基础，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有制加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根本性突破，使我们走出社会主义是单一公有制的误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重新认识公有制及其他所有制经济，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创造了条件。《决定》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高度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之首，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这实际上已经把包括公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体制基础中，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因为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由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只有一种公有制经济，而必然存在包括公有制、私有制和其它所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或者说不是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也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公有制，而一定是由多种所有制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
（四）以股份制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从公有制经济转向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明确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强调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不仅肯定了股份制这一现代资本组织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且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将从典型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我国经济形态将过渡到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混合经济形态。
明确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重要的在于通过股份制可以把多种所有制经济有效地组织起来，融合各类资本形成股份资本，把公有制经济转化为混合经济。事实上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困惑于如何使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有效结合。虽然我们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如何真正落实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缺少有效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既可以保证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也可以很好地解决“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问题。此外，通过股份制改革，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进程。
(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体改的“中心环节”转向市场的微观主体再造。改革20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展开的，在十六大以前党的文件中，曾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因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载体，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集中显现于国有企业。因此，以国有企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起始点和中心环节，既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事实逻辑。事实上，我国的改革是循着企业—结构—体制这样的思路逐次深入的。从经济体制的载体国有企业改革切入，深化到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发展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企业改革发展到资产改革，表明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同时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不足以反映现阶段改革的本质。改革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再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应当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
三中全会的《决定》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进一步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在体制完善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着眼于把国有企业塑造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为此，要推进规范化公司制改革，建立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并要实现制度创新，必须把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放在首位。我国企业改制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的问题。虽然许多公司按要求都成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但离规范的要求还比较远，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股东大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董事会不到位，不能很好地代表出资人的利益，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此外，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的普遍存在，使许多改制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没有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据统计，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2400户企业中，改为国有独资的占34.7%，比例偏高。即使改为多元股东持股的，也由于国有股比重过大导致股权不平等而失去有效制衡。因此，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就必须在治理结构安排上更加符合现代公司制度要求，把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
《决定》还对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作了界定，提出“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情况实行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这里面包含三层意思：一是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在股份制企业中，真正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只是其中的部分，按现代企业运作规律，多数应是参股企业。三是在控股企业中，绝对控股的也应是少数，多数应是相对控股企业。这同时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将是极少数，而更多的则是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股份制企业。由此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由控制企业转变为控制资本，由数量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由主导企业经营转变为主导经济方向。
此外，《决定》还提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有效形式，完善授权经营制度。这意味着在国有资产经营运作层面，将主要以授权经营为重点进行改革探索。重点是“扩大大型企业集团投资决策权”，目标是“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六）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从改革探索转向制度建设。《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问题，这是在总结国有经济改革的基础上，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做出的理性选择。产权制度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作为重点。只有建立规范的现代产权制度，才能推进国有经济的深层次改革，才能真正塑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构造完整的体制基础，也才能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从产权的归属、权责、保护和流转四个方面界定了现代产权制度，强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产权制度的实质。产权作为所有权的转化形式，它是一组权利的集合，产权正确行使的条件首先在于权属和权责是明确的，也就是要落实产权主体，明确具体的权责。其次，产权是法定的权力，必须依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没有保护的产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再次，产权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交易权，产权只有在交易和流转过程中才能够有效实现。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其积极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我国公有财产权始终存在着产权归属不清(名义所有清楚，事实所有不清)，产权主体虚置的问题，这样事实上既不能有效地维护公有财产权，也不能通过交易和流转保值增值。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就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其一，把所有权与所有权的管理分开，事实上是把所有权与产权分开，公有财产的最终所有权属于国家，而所有权的管理或产权则可以相对独立地运作和支配。其二，落实财产权的主体即所有者代表，保证所有者真实到位。其三，明确主体责任，既依法行使财产支配权，又要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二是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产权制度约束，私有财产权一直不被重视，甚至长期备受歧视，私有财产权曾长期被作为异类而排斥于经济体制之外，根本谈不上受到保护。因此，人为限制私有财产权、甚至公开侵犯私有财产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地抑制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尽管改革开放创造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但是由于产权制度没落实，私有财产权仍缺少应有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从根本上消除产权歧视。其中保护私有财产权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私有财产权不仅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产权形式，更重要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这又有赖于对私有产权的保护。
三是有利于各类资本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资本流动和重组说到底是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只有产权界定清晰、权责落实明确、产权主体到位，才能推动产权合理流动和优化重组。因为产权界定不清，权责和主体不落实，以产权为纽带的资本流动和重组就不可能发生，即使出现资本流动和重组，由于缺少产权根据，客观上会导致资本的无序流动或资产流失。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将为资本流动和重组提供产权根据和法律依据，从而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是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只有产权真正到位，才能调动其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才能真正做到“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因产权激励既是最有效的激励，同时也是最深层次的约束。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积极性是最本原的、最理性的、最具活力的力量。同时，以产权为依托可以促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因为市场信用是基于产权而形成的相互认可，信用本身即是对产权的尊重。而市场秩序首先是市场主体秩序，如果市场中大量存在的是拥有产权并诚实守信的主体，那么市场才可能是有秩序的市场。
（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公共服务为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改革是关键，因为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对称，特别是政府改革的滞后性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现行体制结构仍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要求，其问题主要在于：一是体系不完整与机构的过度膨胀并存，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并切实有效的发挥监管作用的机构没有建立起来，或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那些与发展市场经济相悖的部门仍难取消，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强的副作用。二是机构的设立缺少市场根据，机构改革对一些机构进行了调整，但是机构的撤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行政意志，而不是市场意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点，就是“管”经济。三是行政职能没有完全理顺，缺乏统一协调，职能交叉，相互推诿的现象仍比较明显。四是机构运行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效率，因为有一些机构本来就形同虚设，而有一些机构的设立就不是以效率为前提的。
因此，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核心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管理经济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由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要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弱化直接管理职能。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当前，重要的是要加快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规范审批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决定》对审批制度也作出界定，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要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投资决策权。这是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步骤，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之举。